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
一系列歧见的关键所在
近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模式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成为焦点。此情此景，与当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关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论调曾充斥西方媒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论调也逐渐消逝。现在，人们开始对成就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品头论足，只是不再使用“崩溃”、“威胁”等极端词汇，而更多地体现出“适应与滞后”、“成功与失败”、“赞扬与谩骂”等认同与否定的矛盾交织。
在这种矛盾交织中，不乏正面积极的看法：
“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这是中国总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治模式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是成功的。”
“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
“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优势优点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等等。
负面消极的意见也大量存在，如：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较为落后、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等大多数问题，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
“中国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等等。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当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尤其依据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一项事物成功与否时，得出的结论当然大相径庭。
标准的价值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标是标注，是衡量；准是准则，是规范。成与败、强与弱等是比较而言的，有一个基本的、一般的参照系，这个一般的参照系，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
标准的确立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正是因为标准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泰罗制强调生产与管理的标准与标准化，都大大提高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效率和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当量化和测度政治时，标准体现的是一种以政治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分析方法，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
2000多年来，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体制，从东方到西方，从政治学者到政治家，从未停止过洞察与分析，探索与实践。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探讨政治制度成败标准时，都以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为基础，以对时代、民族发展规律的敏锐把握、洞见为指引。这样的探讨，是严肃的，有价值的。尽管人们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必然带有深刻的主观印记，然而客观的存在谁也无法同避，最终的标准仍然要看行为的过程和制度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体制的标准问题论述丰富。以结果和宗旨为导向，较少拘泥于具体形式，在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同时，保持了中国特色和传统精神的价值判断。远的不说，仅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关于标准问题的讨论常常成为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先声。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年初，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腾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制度之争，在国家之间最高层次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振兴的民族，不但要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且要发展和创造出顺应时代规律的政治文明。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有了这个标准，才会有客观理性的正确判断，进而才能判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判断中国政治模式，该依据什么
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规律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模式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也有一个基本方向。中国政治模式同样必须符合政治文明的上述规律和准则。
符合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规律的同时，一定是立足于特定时代和本国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强调的那样：“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从国家层面看，政治制度须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匹配。好的政治模式，应当让国家更加强盛，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无论多么精巧的制度设计、多么理想的体制安排，如果其实施会导致国家赢弱、民族衰败，就不是值得效法、值得称道的。
实现社会和谐，丰富公共产品，增进人民福祉。从国内政治社会层面看，好的政治模式应当涵盖维持良好秩序、妥善解决争端、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应当具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公其产品种类、满足民众期待和诋求的能力。
稳定且高度认同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在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下，民众对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的合法性有着举国一致的共识，在此种共识基础上，方能宴现政通人和、定国安邦；方能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政策贯彻；方能有效集结民意民智，体现强大的战略决策和执政能力。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我们试图勾勒、描绘中国政治模式成功与否应当坚持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标准。只是这些归纳和梳理还停留在较直观、较浅显的层次。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引起关注，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这样的讨论，应当成为全民的议题，应当成为时代的课题。当代现实政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所以也要求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分析与之相适应；同样，当代现实政治的发展、创新速度也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因而要求政治分析方法更迅速地更新、进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复杂性和创新性这两个特征非常鲜明，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标准的判断与分析，也必然需要一套复杂的、不断更新的政治分析方法。
实践无止境，发展无止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中，判断政治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罗马政体之所以优于其它国家，是因为它集中了民众的智慧，经历了世代的积累与探索。我们相信，集全党和全体民众的智慧，通过科学的论证设计，在政治领域、在更加复杂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能够作出积极审慎、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
一系列歧见的关键所在
近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模式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成为焦点。此情此景，与当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关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论调曾充斥西方媒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论调也逐渐消逝。现在，人们开始对成就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品头论足，只是不再使用“崩溃”、“威胁”等极端词汇，而更多地体现出“适应与滞后”、“成功与失败”、“赞扬与谩骂”等认同与否定的矛盾交织。
在这种矛盾交织中，不乏正面积极的看法：
“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这是中国总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治模式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是成功的。”
“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
“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优势优点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等等。
负面消极的意见也大量存在，如：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较为落后、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等大多数问题，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
“中国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等等。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当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尤其依据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一项事物成功与否时，得出的结论当然大相径庭。
标准的价值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标是标注，是衡量；准是准则，是规范。成与败、强与弱等是比较而言的，有一个基本的、一般的参照系，这个一般的参照系，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
标准的确立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正是因为标准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泰罗制强调生产与管理的标准与标准化，都大大提高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效率和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当量化和测度政治时，标准体现的是一种以政治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分析方法，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
2000多年来，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体制，从东方到西方，从政治学者到政治家，从未停止过洞察与分析，探索与实践。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探讨政治制度成败标准时，都以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为基础，以对时代、民族发展规律的敏锐把握、洞见为指引。这样的探讨，是严肃的，有价值的。尽管人们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必然带有深刻的主观印记，然而客观的存在谁也无法同避，最终的标准仍然要看行为的过程和制度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体制的标准问题论述丰富。以结果和宗旨为导向，较少拘泥于具体形式，在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同时，保持了中国特色和传统精神的价值判断。远的不说，仅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关于标准问题的讨论常常成为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先声。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年初，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腾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制度之争，在国家之间最高层次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振兴的民族，不但要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且要发展和创造出顺应时代规律的政治文明。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有了这个标准，才会有客观理性的正确判断，进而才能判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判断中国政治模式，该依据什么
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规律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模式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也有一个基本方向。中国政治模式同样必须符合政治文明的上述规律和准则。
符合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规律的同时，一定是立足于特定时代和本国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强调的那样：“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从国家层面看，政治制度须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匹配。好的政治模式，应当让国家更加强盛，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无论多么精巧的制度设计、多么理想的体制安排，如果其实施会导致国家赢弱、民族衰败，就不是值得效法、值得称道的。
实现社会和谐，丰富公共产品，增进人民福祉。从国内政治社会层面看，好的政治模式应当涵盖维持良好秩序、妥善解决争端、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应当具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公其产品种类、满足民众期待和诋求的能力。
稳定且高度认同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在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下，民众对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的合法性有着举国一致的共识，在此种共识基础上，方能宴现政通人和、定国安邦；方能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政策贯彻；方能有效集结民意民智，体现强大的战略决策和执政能力。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我们试图勾勒、描绘中国政治模式成功与否应当坚持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标准。只是这些归纳和梳理还停留在较直观、较浅显的层次。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引起关注，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这样的讨论，应当成为全民的议题，应当成为时代的课题。当代现实政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所以也要求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分析与之相适应；同样，当代现实政治的发展、创新速度也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因而要求政治分析方法更迅速地更新、进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复杂性和创新性这两个特征非常鲜明，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标准的判断与分析，也必然需要一套复杂的、不断更新的政治分析方法。
实践无止境，发展无止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中，判断政治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罗马政体之所以优于其它国家，是因为它集中了民众的智慧，经历了世代的积累与探索。我们相信，集全党和全体民众的智慧，通过科学的论证设计，在政治领域、在更加复杂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能够作出积极审慎、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