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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國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引起世界历史的变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也十分明显。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全面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而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从学理上弄清楚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如何走出去等问题。众所周知，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思想大国。学术的积累和学术的繁荣是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拿什么走出去、能否走出去，关键在于实现学术独立和建立学术优势，在于占领思想的制高点。其次，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民众史观，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的同时，把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道路；学术独立；唯物史观；民众史观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30-03
39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中国未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他的话阐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和使命。众所周知，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思想大国。学术的积累和学术的繁荣，是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性环节，重视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高扬人文学科创新的旗帜，对于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强国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所谓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道路和中国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引起世界历史的变迁，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话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生的奇迹有着浓厚的兴趣，想真实了解中国成功的秘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等书籍先后出版发行。外国人变着法儿地编中国故事。逼着中国人要自己讲好自己的故事。另外，西方极少数人对中国道路还存在许多误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当然，少数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抱有正面肯定的看法。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中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国外政要和学者对中国道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描述了若干现象特征，但却很难把握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全面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论争多数是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作为立论的根据。撒切尔曾预言中国改革不会成功，因为中国倡导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阐明中国道路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较高层面上向世界说明中国。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如今关注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想要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历史和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类为一个民族国家，她既是民族国家，也是文明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习近平在谈到中国道路时指出，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在谈到国家治理时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据学者们研究，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关系理性，关系理性的要点是将互相伤害最小化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必要条件，发展出一种共在存在论，这使得中国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而且能为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宝贵的概念框架。
二、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
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迫使西方学者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的经验和中国话语，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逆转时期。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早就上升了，政治影响力也已经上升了，现在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上升。2009年我们到英国访问，英国学者明确地提出中国学研究要转向以汉语语言为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此前的中国学研究仅凭借英语语言介绍的二手资料，其研究结论往往是错误的。中文与英文在语言构成上极为不同，语言和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文字区别的背后是文化模式的区别。中国经验套用西方话语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中国经验只有依凭中国的话语来概括和表述，才能得到真切的表达。所以，用中国话语讲深讲透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前提。
中国文化走出去，难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在文化领域，西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二百年的历史。西方的思维主要是殖民化的思维，传教士在向外输出他们的基督教和价值观时，很懂得进行学术包装，有些理论的确也是对西方发展进程的逻辑总结，显得很学术、很客观，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对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裁剪本国的历史和现实，至于这些话语是否适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则很少有人考虑。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的文化困境。所以，只有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陈寅恪认为，能否做到学术独立，建立自己的学术优势，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生死的大事情。上世纪初，中国学子群趋日本学习中国历史的现象，被陈先生视为国耻。他立志要用学术研究洗刷这种耻辱。他为了研究佛教经典的原旨，前后在国外18载潜修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开辟了从文化角度解析魏晋隋唐历史的先河，其研究成果赢得了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拿什么走出去，能否走出去，关键在于学术独立和学术优势，在于占领思想的制高点。 民族的兴衰与文化的興衰、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兴衰紧密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危亡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文化衰落的集中表现是学术文化的衰落，有关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优势流失到国外。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失去正统地位、丧失独立性，是令许多志士仁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他们针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险恶处境一齐发出了“国灭，而史不可灭”、“国亡，而文化不能亡”的呐喊。1937年10月，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的路途上，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人议论“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不会亡。在抗战期间，大家竭尽全力为民族复兴著书立说。冯友兰写出了“贞元六书”，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识论》，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知识论》，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他们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尚未完全实现，这是全体国人和人文学者必须坦诚面对的时代课题。
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
中国道路始于改革开放，中国道路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由区域性国家变为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发展正在日益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重要性比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还要伟大和艰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竭力维护以它为中心的，其他国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日益获得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这两条发展道路竞争的背后，是两种历史观、两种文化观的碰撞。俄罗斯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中美“文化冰山”正在接近，二者“亲密接触”时的结果仍有很大的悬念，但是美国价值观最终将输掉这场持久战。一是中国的文化非常古老，从容不迫且多层主体；另一个是美国的文化，它青春年少，坚毅强硬，甚至有些放肆无礼。
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全球化”，即双边关系中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暴露出中美双方的分歧。基辛格最近指出，正在经历动荡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共同的理念，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的互动理念。他们都断定自己国家的价值观独一无二，是其他民族理所当然会向往的。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挑战。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主张有共同利益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主张国与国之间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两种思路，都是力图把价值观共识建立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能否调和以及调和到何种程度，涉及到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基辛格虽然看到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并积极主张调和这两种价值观，但由于他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并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其实，美国的“例外论”以优越种族、世界霸主、世界贵族的立场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必然无视甚至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诉求。从历史观上看，这种自我中心的一元独断的价值观根源于他们的殖民史观，即人类历史是由少数人而不是由大多数人决定的。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米尔斯海默的主要观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可以求助。一个国家要顾及自己的生存，最好的办法是要变得特别强大，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中国迅速崛起，它会效法美国主宰亚洲。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等到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他的“历史无仲裁者论”就是否认有历史规律、否认历史有主导力量，并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威廉二世的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提供理论根据。可见解决中西价值冲突，只有从历史观人手，才能把握历史的最终结局。习近平在国际上多次申明，只有多数人的发展才是好发展，只有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真发展。只有始终坚持民众史观，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指出：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和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的是帮助普通群众，强调以人为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和民众史观，才能把和平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 胡静）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道路；学术独立；唯物史观；民众史观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30-03
39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中国未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他的话阐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和使命。众所周知，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思想大国。学术的积累和学术的繁荣，是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性环节，重视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高扬人文学科创新的旗帜，对于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强国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所谓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道路和中国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引起世界历史的变迁，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话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生的奇迹有着浓厚的兴趣，想真实了解中国成功的秘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等书籍先后出版发行。外国人变着法儿地编中国故事。逼着中国人要自己讲好自己的故事。另外，西方极少数人对中国道路还存在许多误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当然，少数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抱有正面肯定的看法。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中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国外政要和学者对中国道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描述了若干现象特征，但却很难把握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全面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论争多数是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作为立论的根据。撒切尔曾预言中国改革不会成功，因为中国倡导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阐明中国道路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较高层面上向世界说明中国。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如今关注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想要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历史和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类为一个民族国家，她既是民族国家，也是文明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习近平在谈到中国道路时指出，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在谈到国家治理时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据学者们研究，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关系理性，关系理性的要点是将互相伤害最小化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必要条件，发展出一种共在存在论，这使得中国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而且能为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宝贵的概念框架。
二、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
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迫使西方学者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的经验和中国话语，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逆转时期。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早就上升了，政治影响力也已经上升了，现在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上升。2009年我们到英国访问，英国学者明确地提出中国学研究要转向以汉语语言为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此前的中国学研究仅凭借英语语言介绍的二手资料，其研究结论往往是错误的。中文与英文在语言构成上极为不同，语言和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文字区别的背后是文化模式的区别。中国经验套用西方话语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中国经验只有依凭中国的话语来概括和表述，才能得到真切的表达。所以，用中国话语讲深讲透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前提。
中国文化走出去，难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在文化领域，西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二百年的历史。西方的思维主要是殖民化的思维，传教士在向外输出他们的基督教和价值观时，很懂得进行学术包装，有些理论的确也是对西方发展进程的逻辑总结，显得很学术、很客观，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对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裁剪本国的历史和现实，至于这些话语是否适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则很少有人考虑。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的文化困境。所以，只有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陈寅恪认为，能否做到学术独立，建立自己的学术优势，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生死的大事情。上世纪初，中国学子群趋日本学习中国历史的现象，被陈先生视为国耻。他立志要用学术研究洗刷这种耻辱。他为了研究佛教经典的原旨，前后在国外18载潜修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开辟了从文化角度解析魏晋隋唐历史的先河，其研究成果赢得了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拿什么走出去，能否走出去，关键在于学术独立和学术优势，在于占领思想的制高点。 民族的兴衰与文化的興衰、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兴衰紧密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危亡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文化衰落的集中表现是学术文化的衰落，有关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优势流失到国外。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失去正统地位、丧失独立性，是令许多志士仁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他们针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险恶处境一齐发出了“国灭，而史不可灭”、“国亡，而文化不能亡”的呐喊。1937年10月，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的路途上，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人议论“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不会亡。在抗战期间，大家竭尽全力为民族复兴著书立说。冯友兰写出了“贞元六书”，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识论》，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知识论》，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他们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尚未完全实现，这是全体国人和人文学者必须坦诚面对的时代课题。
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
中国道路始于改革开放，中国道路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由区域性国家变为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发展正在日益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重要性比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还要伟大和艰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竭力维护以它为中心的，其他国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日益获得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这两条发展道路竞争的背后，是两种历史观、两种文化观的碰撞。俄罗斯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中美“文化冰山”正在接近，二者“亲密接触”时的结果仍有很大的悬念，但是美国价值观最终将输掉这场持久战。一是中国的文化非常古老，从容不迫且多层主体；另一个是美国的文化，它青春年少，坚毅强硬，甚至有些放肆无礼。
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全球化”，即双边关系中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暴露出中美双方的分歧。基辛格最近指出，正在经历动荡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共同的理念，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的互动理念。他们都断定自己国家的价值观独一无二，是其他民族理所当然会向往的。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挑战。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主张有共同利益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主张国与国之间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两种思路，都是力图把价值观共识建立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能否调和以及调和到何种程度，涉及到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基辛格虽然看到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并积极主张调和这两种价值观，但由于他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并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其实，美国的“例外论”以优越种族、世界霸主、世界贵族的立场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必然无视甚至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诉求。从历史观上看，这种自我中心的一元独断的价值观根源于他们的殖民史观，即人类历史是由少数人而不是由大多数人决定的。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米尔斯海默的主要观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可以求助。一个国家要顾及自己的生存，最好的办法是要变得特别强大，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中国迅速崛起，它会效法美国主宰亚洲。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等到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他的“历史无仲裁者论”就是否认有历史规律、否认历史有主导力量，并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威廉二世的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提供理论根据。可见解决中西价值冲突，只有从历史观人手，才能把握历史的最终结局。习近平在国际上多次申明，只有多数人的发展才是好发展，只有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真发展。只有始终坚持民众史观，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指出：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和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的是帮助普通群众，强调以人为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和民众史观，才能把和平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