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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要巩固今年已经取得的两个成果，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在总量政策取向上，继续保持倾向于中性、稳健的姿态。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独立专著主要有：《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新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微调论》、《新政府干预论》、《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和《中国经济学史纲》等。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经济增长可以争取几个“9％”
记者：陈教授，首先请您对今年经济作一个简单评价。
陈东琪：总的看，中国经济本轮回升不错，今年是继续去年后的第二个黄金年，去年9.3%，今年大约9.2%左右，实现第二个“9”，和近25年年均9.4%的增长速度接近，既快又稳。当然，年内各季度、月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这些季度、月度的小波动避免了年度大波动。1999－2001年经济增长是“七上八下”，这两年突破了这个“七上八下”格局，经济回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经济界有“硬着陆”、“软着陆”的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如果是从10%以上，比如前几次经济过热时的15%左右，跌落到5%左右甚至更低，跌掉一半或更多，那你可以认为是“着陆”了。现在不是这样，去年和今年都是9%多一点，怎么能说是“软着陆”呢？当然更不谈上“硬着陆”。
记者：明年会不会比今年低一些？
陈东琪：低一点有可能，比如8.5%左右。经济运行是多样的，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完全走直线轨道。但是，即使降到8.5%、8%，也还不能说是“软着陆”，9%左右是一个正常速度。
记者：据说，经济界提出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陈东琪：看法不一。我看近25年平均增长9.4%可以看成是潜在增长率。即使考虑到长期增长下降趋势，估计也在9%左右。今后几年，如果每年不走太高，在9%左右，就有可能争取连续几个“9”，这样本轮经济周期的时间就延长了。
能过好“两难”关吗？
记者：您今年在8月提出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矛盾：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就要继续收缩货币信贷；而继续收缩货币信贷，又会使经济增长下滑。当前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国能过好“两难”关吗？
陈东琪：首先是要认真分析和判断物价形势的最新变化和特征。短期看，物价总水平上涨还有较大压力，今年全年要调控到年初定的3%左右，比较困难。其原因，一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影响，这里的重点是欺骗???总需求拉动；二是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的传递，中国目前外贸依赖度在60%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会在一定时滞后反映到中国来，尤其是，加速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加快汽车消费所需要的石油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国际工业原材料和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一定时滞后逐步向国内传递；三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影响；四是老百姓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CPI在5%以下时，这种预期还不明显，当CPI超过5%时，通货膨胀的预期就放大了。
记者：您估计全年CPI多少？
陈东琪：可能略为超过4%。从月度趋势看，今年7、8月5.3%可能是全年月度的高点，9、10月还会在5%以上，但从11月开始可能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丰收后的秋粮上市，会逐渐促使粮价下降，由于粮价在CPI中的权重大，粮价降，CPI会降；其二，我估计，国际石油价格会在中国10月29日加息后得到明显抑制，乐观一点看，还有可能回到50美元一桶以下的水平，这会减少国际石油通货膨胀对中国的传递；其三，在10月29日加息后，投资和消费预期改变了，需求总章会减速，这会抑制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其四，房地产减速会减少生产资料需求，价格会下降，这会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
记者：这样看来，您前一段讲的“两难”中的物价压力会变小。对吗？
陈东琪：是的。但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多了。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只是考虑控制物价上涨，而且仅仅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控制物价，在控制物价过程中忽视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过早地中断这一轮经济的景气趋势。从今年2月以来，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50%和20%左右降到27%和16%左右，虽然绝对水平还在比较高的位置，但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货币供应量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和信贷，最近两个月在13%-14%的位置上徘徊，不仅低于年初计划的17%，而且要比我们提出的“货币走廊（12－20%）”的中值15%都低，如果低于连续几个月低于这个“货币走廊”的下限12%，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滞后形成通货紧缩压力，并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年经济必然下降？
陈东琪：有这个趋势，但不等于“必然”，因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所作为。将这方面的因素考虑近来，明年实现8.5%或略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CPI控制在3%左右，是有希望的。当然，现在来看，下一步过好“两难”关口的关键，是在控制物价下降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不出现急剧下降，就是要防止“滞胀”中的“滞”，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取向选择和措施操作如何。
明年的政策取向
记者：请您谈谈明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措施选择。
陈东琪：总的看，明年要巩固今年已经取得的两个成果，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在总量政策取向上，继续保持倾向于中性、稳健的姿态。去年“非典”以后，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更为倾向于中性、稳健，比如财政政策方面，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由前几年的1500亿元左右减少到1100亿元，今年实际执行估计不会超过1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因此，前几年财政政策的“积极”姿态，已经实际上变成了“中性”或“稳健”姿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实践证明是必要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呢？年度来看，继续保持稳健姿态，但月度、季度有随机选择，这也是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的地方。总的看，是在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道路，今年后几个月，明年甚至今后几年，都要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路，因为经济在9%左右、物价上涨在3－4%左右，表明经济的景气度在一个中间状态，财政货币政策向上和向下的力度都不能太大，不能太扩张，也不能太收缩，这就是“中性”、“稳健”的政策姿态。
记者：除了政策取向选择要正确外，在改善宏观调控方式上如何做？
陈东琪：中央政府强调要注意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如何进行三个手段的组合运用，什么时候主要用这一种，什么时候主要用那一种，要看情况。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行政手段多一些，比如今年4－5月份，用行政手段较多；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经济手段多一些，比如10月29日的加息；而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就只是看一看措施的效果。所以，宏观调控方式在不同时点上，也有选择的空间，我们不能固定化我们的观念。当然，从中长期宏观调控机制的转换角度看，时时刻刻要注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能源经济手段的地方、时候就要进可能用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
记者：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当行为呢？
陈东琪：最终解决的途径当然是加快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这是治本之策。当前来看，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反弹，货币信贷政策在年度“稳健”框架下，季度、月度操作可以偏紧一些。但是，又不能太紧，不能把货币信贷闸门关死了，要紧，也只能是采取微调方式。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陈东琪：在控制物价上涨时，要解决价格中存在的不是来自市场因素的上涨，特别是大公司“价格联盟”的垄断定价，以及政府在提价过程中的“条、块垄断”，解决价格形成秩序问题。我认为，要严格落实发改委的“两条控制线”，即当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4%时，该地即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现在CPI月度值已超过5%，比年初3％以下时的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了，应将暂停调整为“在未接到通知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而且可以消除物价变动中的行政性影响，对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同时，还要灵活掌握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的技巧，特别是国际市场。在经历了国际油价市场的动荡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原有的石油政策：在国际市场高企之时，相应地减少进口量，同时加快节油和替代能源技术市场的开发力度，以应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记者：央行10月29日出台了加息措施，您怎么看？
陈东琪：经济进入改革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为了保持周期上升期平稳发展，加息是一个趋势。但是，我原来考虑不是10月，而可以在今年最后3个月再看一看，如果物价继续上涨，明年加息可能条件更成熟一些，效果也会好一些。
记者：听说您去年以来一直提“渐进升值”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陈东琪：我赞同提“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基本稳定”不是一成不变，我主张多次小变。这也就是微调。假定人民币价值被低估50％，我们在调整时，不能一次性完成，可以考虑分几次比如十次完成，这样振荡就会比较小一些，而且微调时间长，投机资本赌博的空间就小，可以将外资留住。当然，调有一个条件和时机的问题。目前和最近一段时期条件愈益成熟。特别是在国内货物供应相对趋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以及出口扩张较快，外贸盈余增长很快的条件下，通过放大浮动区间，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方式促使人民币汇率小幅度上升，利比较多。
记者：有哪些利？
陈东琪：人民币小幅度、试探式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利”之一；“利”之二是目前就业形势较去年和前几年要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利”之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形势今年明显好于去年和前几年，消费快速增长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利”之四是部分释放多年来累积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利”之五是缓解近几年国外反倾销不断增加给我们在外贸上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利”之六是随着资本“走出去”，对本币币值低估做适当调整，可以使国内居民减少实际汇兑支出，这对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的国民是有利的。
这些“利”是相对的，有的是暂时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要抓住时机。另外，除了“利”之外，还有一些“弊”，比如可能增加贸易逆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兑付时可能面临“实际收益减少”等等。综合看，目前升值利多弊少，是一个可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独立专著主要有：《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新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微调论》、《新政府干预论》、《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和《中国经济学史纲》等。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经济增长可以争取几个“9％”
记者：陈教授，首先请您对今年经济作一个简单评价。
陈东琪：总的看，中国经济本轮回升不错，今年是继续去年后的第二个黄金年，去年9.3%，今年大约9.2%左右，实现第二个“9”，和近25年年均9.4%的增长速度接近，既快又稳。当然，年内各季度、月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这些季度、月度的小波动避免了年度大波动。1999－2001年经济增长是“七上八下”，这两年突破了这个“七上八下”格局，经济回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经济界有“硬着陆”、“软着陆”的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如果是从10%以上，比如前几次经济过热时的15%左右，跌落到5%左右甚至更低，跌掉一半或更多，那你可以认为是“着陆”了。现在不是这样，去年和今年都是9%多一点，怎么能说是“软着陆”呢？当然更不谈上“硬着陆”。
记者：明年会不会比今年低一些？
陈东琪：低一点有可能，比如8.5%左右。经济运行是多样的，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完全走直线轨道。但是，即使降到8.5%、8%，也还不能说是“软着陆”，9%左右是一个正常速度。
记者：据说，经济界提出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陈东琪：看法不一。我看近25年平均增长9.4%可以看成是潜在增长率。即使考虑到长期增长下降趋势，估计也在9%左右。今后几年，如果每年不走太高，在9%左右，就有可能争取连续几个“9”，这样本轮经济周期的时间就延长了。
能过好“两难”关吗？
记者：您今年在8月提出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矛盾：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就要继续收缩货币信贷；而继续收缩货币信贷，又会使经济增长下滑。当前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国能过好“两难”关吗？
陈东琪：首先是要认真分析和判断物价形势的最新变化和特征。短期看，物价总水平上涨还有较大压力，今年全年要调控到年初定的3%左右，比较困难。其原因，一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影响，这里的重点是欺骗???总需求拉动；二是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的传递，中国目前外贸依赖度在60%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会在一定时滞后反映到中国来，尤其是，加速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加快汽车消费所需要的石油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国际工业原材料和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一定时滞后逐步向国内传递；三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影响；四是老百姓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CPI在5%以下时，这种预期还不明显，当CPI超过5%时，通货膨胀的预期就放大了。
记者：您估计全年CPI多少？
陈东琪：可能略为超过4%。从月度趋势看，今年7、8月5.3%可能是全年月度的高点，9、10月还会在5%以上，但从11月开始可能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丰收后的秋粮上市，会逐渐促使粮价下降，由于粮价在CPI中的权重大，粮价降，CPI会降；其二，我估计，国际石油价格会在中国10月29日加息后得到明显抑制，乐观一点看，还有可能回到50美元一桶以下的水平，这会减少国际石油通货膨胀对中国的传递；其三，在10月29日加息后，投资和消费预期改变了，需求总章会减速，这会抑制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其四，房地产减速会减少生产资料需求，价格会下降，这会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
记者：这样看来，您前一段讲的“两难”中的物价压力会变小。对吗？
陈东琪：是的。但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多了。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只是考虑控制物价上涨，而且仅仅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控制物价，在控制物价过程中忽视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过早地中断这一轮经济的景气趋势。从今年2月以来，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50%和20%左右降到27%和16%左右，虽然绝对水平还在比较高的位置，但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货币供应量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和信贷，最近两个月在13%-14%的位置上徘徊，不仅低于年初计划的17%，而且要比我们提出的“货币走廊（12－20%）”的中值15%都低，如果低于连续几个月低于这个“货币走廊”的下限12%，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滞后形成通货紧缩压力，并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年经济必然下降？
陈东琪：有这个趋势，但不等于“必然”，因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所作为。将这方面的因素考虑近来，明年实现8.5%或略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CPI控制在3%左右，是有希望的。当然，现在来看，下一步过好“两难”关口的关键，是在控制物价下降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不出现急剧下降，就是要防止“滞胀”中的“滞”，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取向选择和措施操作如何。
明年的政策取向
记者：请您谈谈明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措施选择。
陈东琪：总的看，明年要巩固今年已经取得的两个成果，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在总量政策取向上，继续保持倾向于中性、稳健的姿态。去年“非典”以后，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更为倾向于中性、稳健，比如财政政策方面，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由前几年的1500亿元左右减少到1100亿元，今年实际执行估计不会超过1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因此，前几年财政政策的“积极”姿态，已经实际上变成了“中性”或“稳健”姿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实践证明是必要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呢？年度来看，继续保持稳健姿态，但月度、季度有随机选择，这也是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的地方。总的看，是在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道路，今年后几个月，明年甚至今后几年，都要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路，因为经济在9%左右、物价上涨在3－4%左右，表明经济的景气度在一个中间状态，财政货币政策向上和向下的力度都不能太大，不能太扩张，也不能太收缩，这就是“中性”、“稳健”的政策姿态。
记者：除了政策取向选择要正确外，在改善宏观调控方式上如何做？
陈东琪：中央政府强调要注意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如何进行三个手段的组合运用，什么时候主要用这一种，什么时候主要用那一种，要看情况。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行政手段多一些，比如今年4－5月份，用行政手段较多；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经济手段多一些，比如10月29日的加息；而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就只是看一看措施的效果。所以，宏观调控方式在不同时点上，也有选择的空间，我们不能固定化我们的观念。当然，从中长期宏观调控机制的转换角度看，时时刻刻要注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能源经济手段的地方、时候就要进可能用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
记者：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当行为呢？
陈东琪：最终解决的途径当然是加快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这是治本之策。当前来看，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反弹，货币信贷政策在年度“稳健”框架下，季度、月度操作可以偏紧一些。但是，又不能太紧，不能把货币信贷闸门关死了，要紧，也只能是采取微调方式。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陈东琪：在控制物价上涨时，要解决价格中存在的不是来自市场因素的上涨，特别是大公司“价格联盟”的垄断定价，以及政府在提价过程中的“条、块垄断”，解决价格形成秩序问题。我认为，要严格落实发改委的“两条控制线”，即当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4%时，该地即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现在CPI月度值已超过5%，比年初3％以下时的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了，应将暂停调整为“在未接到通知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而且可以消除物价变动中的行政性影响，对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同时，还要灵活掌握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的技巧，特别是国际市场。在经历了国际油价市场的动荡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原有的石油政策：在国际市场高企之时，相应地减少进口量，同时加快节油和替代能源技术市场的开发力度，以应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记者：央行10月29日出台了加息措施，您怎么看？
陈东琪：经济进入改革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为了保持周期上升期平稳发展，加息是一个趋势。但是，我原来考虑不是10月，而可以在今年最后3个月再看一看，如果物价继续上涨，明年加息可能条件更成熟一些，效果也会好一些。
记者：听说您去年以来一直提“渐进升值”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陈东琪：我赞同提“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基本稳定”不是一成不变，我主张多次小变。这也就是微调。假定人民币价值被低估50％，我们在调整时，不能一次性完成，可以考虑分几次比如十次完成，这样振荡就会比较小一些，而且微调时间长，投机资本赌博的空间就小，可以将外资留住。当然，调有一个条件和时机的问题。目前和最近一段时期条件愈益成熟。特别是在国内货物供应相对趋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以及出口扩张较快，外贸盈余增长很快的条件下，通过放大浮动区间，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方式促使人民币汇率小幅度上升，利比较多。
记者：有哪些利？
陈东琪：人民币小幅度、试探式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利”之一；“利”之二是目前就业形势较去年和前几年要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利”之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形势今年明显好于去年和前几年，消费快速增长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利”之四是部分释放多年来累积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利”之五是缓解近几年国外反倾销不断增加给我们在外贸上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利”之六是随着资本“走出去”，对本币币值低估做适当调整，可以使国内居民减少实际汇兑支出，这对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的国民是有利的。
这些“利”是相对的，有的是暂时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要抓住时机。另外，除了“利”之外，还有一些“弊”，比如可能增加贸易逆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兑付时可能面临“实际收益减少”等等。综合看，目前升值利多弊少，是一个可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