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已成常态，双方主流精英层对此也算勉强认可，毕竟“政冷经热”好过“政冷经冷”。然而，自去岁钓鱼岛波澜横生，中日经贸遭受冲击后，中日双边关系似乎正朝着“政冷经冷”的趋势演变，不少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忡忡。
　　有论者更指出，即使没有钓鱼岛事件，中日经贸关系亦将逐渐趋冷：随着中国人力及环境成本的上升，原来投资于中国制造业领域的日资将转投他国，而当中国不断向价值链高端爬升时，与日本正面碰撞的可能性也大增。
　　持此论者还引用历史事实加以佐证，当年同处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日本对于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关税独立、货币改革屡屡作梗，而处于重化工阶段的英美等国对主攻轻工业的中国则更加包容，对其经济自立多有襄助。
　　循上述理路推演，则中日经贸不仅必然趋冷，还将迎来更多摩擦与冲突。然而，此一理路忽视了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即经济竞争更多体现为那些跨国配置资源和组织业务链条的公司间的竞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的竞争。
　　与之前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相比，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价值创造的逻辑已经改变了。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随着生产的分解和模块化以及服务的产品化，公司可以更容易地分解自己的业务活动，然后进行外包。优势的重点随着环境在不断地变化，像开发或生产这样的内部职能，都变成了能够在市场上购买或出售的服务。
　　这意味着公司的竞争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链条的简单攀爬，而是组建价值网络或生产模式的结构与服务捆绑的能力。纵向结构的瓦解与生产模块化和零散化及服务的数字化转型，逼迫公司必须在开发、生产与销售的网络中找到价值创造的最佳结合点，如此才能找到市场中的胜出点。
　　由此，公司便成为一个跨国组合体。由于价值网络中各个价值产生地点的分散，过于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国别类分的经济战略，可能不会达到维护“国内”经济的目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支持本国或本地區的公司往往就意味着给其他地方和国家创造就业与发展，而反之亦然：打压来自别的经济体的公司往往会给自己造成预料不到的伤害。
　　如果我们更多从价值网络中的公司而非国家的角度来看中日经贸前景，则会令人生别有洞天之感。
　　日本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人力成本低就把制造部门全部迁往东南亚，它们还会考虑全要素成产率以及相关成龙配套能力等因素，而即使把制造环节搬往东南亚，也还可以把研发和销售环节留在中国。
　　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地区差异千变万化，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后发地区的比较优势必然会令其继续保有加工制造环节，一些先发地区的公司可能更多去高利润领域展开竞争，它们反过来也可以利用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加工及营销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去挤占传统意义垂直链条上的高端梯阶，而更多意味着整个价值网络的做大和延伸，对那些占据优势环节的日本公司而言也意味着更多的机遇。
　　当公司必须在分散的价值网络中找到自己的胜出点，即价值创造的最佳位置时，它的成功依赖于这个价值网络的所有其他环节和要素。同样，一个经济体必须找到自己的胜出点，而这个点依赖于它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因此，经济体间的对话能够为其提供提示和线索，进而找到自己独特性的不同角度以及未来的选择，而不再是用参照数字的博弈来使经济体之间彼此对抗。
　　公司会为了自己的优势而重组和重新选择自己的业务活动，利用它们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的能力和资源。面对此一越来越明显的态势，国家和地区必须提升自己将非流动资产（如基础设施等）与宝贵的流动资源（如资本和高级人才）组合起来的能力，从而做大整个价值网络，实现公司、在地国和投资国之间的多赢。
　　从这个层面上讲，中日两国政府如何携手参与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如何以公共投资创造更多私人投资的机会，如何共同拓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领域和通用准则，概言之，如何为区域内外的公司构建更多的价值网络，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前景。
　　中日两国朝野有识之士应面向未来，以公司为主体，以区域合作为平台，共同下好亚太一体化这盘大棋。通过新一轮的经贸深度合作化解彼此间的戾气，以民间的互通互联反制政治圈中的极端势力，从而为中日关系奠定长治久安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