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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我很赞同尤努斯这一部分的定义。但是，为什么社会企业不应该赚钱？
中国的情况是，做NGO很难，有的社会组织听说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就开始做社会企业，可是，他们却要求社会企业不盈利、不赚钱，继续去做非营利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
从马斯洛需求原理来看，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可能是由政府来解决的，有一部分是由慈善解决的。尤努斯提及的部分，和人的基本需求比较接近。而中间部分，有很大的空间，其实都是企业来解决的，靠近基本需求的这一部分，则是社会企业的空间。
在中国，总体来说，我们很穷，政府为了解决最基本的需求已经非常繁忙。可是，NGO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对投资社会企业有三个标准：
1.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有社会效益（Social Benefit）；
2.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3.主流市场还无暇顾及。
也就是说，提供的产品本身已经包括了社会影响。这与有的企业先做产品，后做CSR是不一样的。马云曾经公开说淘宝是一个社会企业，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淘宝做的服务具有社会效益，商业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但是他做的市场是主流市场会做的，主流投资人会投资的，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企业，不属于我们投资的范畴。
我始终觉得，社会企业的概念很适合中国市场。一方面，中国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谁来解决呢？在其他国家，有非常成熟的非营利行业。在中国，非营利行业很年轻，而政府看待NGO（非政府组织）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镜”。这时，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能够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
另一方面，社会企业是真正的本土化创新。现在都在寻找创新，寻找下一个大的机会。一般的创业者太喜欢去追着别的国家的潮流，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把别的国家的模式拿过来就复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也许，用户觉得，产品还不错。比如，团购网站。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服务或者更好的产品。但是，从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角度，我该怎么办？前两年，投资人面对几千家团购网站，该怎么选择？创业者自己也会问自己，我能不能活下来，成为最后的几家？
基于这两点，社会企业的投资就属于另辟蹊径，按照完全不同的概念去寻找投资机会：我们不管硅谷有什么样的新模式，不去复制任何成功模式，就从自己当地寻找问题，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用一个创新的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创业者，他们先想到一个产品或者解决方案，开发好产品，然后去寻找这个产品适用的客户，寻找产品的市场。但是你并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不需要这个东西。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不是从解决方案开始的，他们是从问题开始，他们了解这群人的需求，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去开发一个产品或者服务，来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社会企业的优势。
如果我们把社会上的组织和企业都放在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形里，这个图片的构成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满足中间需求的企业需要不断扩大，就必须要有红利，需要能赚钱，才能维持通常的财务水平，获得相应的市场规模。我认为，如果社会企业做得足够好，以后，中间部分的需求都是由企业来完成的，就没有社会企业和企业之分了。
一般的创业风投是第一条线发展，社会企业开始得相对比较晚，但是，也许后面会有类似的发展曲线。
差别在于，普通企业获得资金注入后，沿着曲线继续发展。社会企业，一旦有了资金注入，市场价值是和普通企业一样的。
中间价值的差别，有可能保持，也有可能由于社会企业更大的影响力，很快消弭，并且迅速超越。
而在初创阶段，社会企业的盈利水平不高，在通常的风投市场中价格不高，在我们的眼中，反而成为这些企业进入我们筛选标准中的优势。
担任创思的CEO，是我第一次做投资。从社会企业家到社会企业投资人，我觉得是享受80%的好的感觉，只需要承担创业者20%的痛苦。在创思的平台上，我可以间接地参与到一些项目中，这些项目符合我的愿景，有些可能也是原本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跟做齐放网是一样的，团队很小，要做一件事情，大家都要去做。在我眼中，创思也是新创企业，我们有了愿景，一直在尝试，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模式，推出怎样的产品，在市场中测试我们的想法，实现我们的愿景。我想，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孵化器跟我们一样。
因为，对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最早期的时候，市场很好，做项目很容易，赚钱也很容易，外资基金进入容易，IPO也容易，早期的投资人往往都是投行出身，对于财务敏感的。而现在，环境变化很快，对于创业者的要求很高，你必须非常灵活。投行出身的投资人擅长路演、做表格，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于客户、市场、产品、管理的理解。
我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但是我们自己就处在变化之中，也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能感受到，投行背景的投资人过分看重盈利，因此，在中国，融A轮是最难的。由于员工成本比较低，创业的门槛相对硅谷，中国还是很低的，融到天使或者种子基金，都很容易。相对A轮来说，大量的外资基金进入，加上近几年本地的基金兴起，B轮、C轮也不是非常困难。我认为，A轮太晚进入，是中国创业企业最大的难题。
我们的投资额度通常是5万到10万美元不等，也曾给一个项目注资50万美元。从去年夏天至今，一共投资了6个项目，总额80万美元。
从目的来说，我们的投资更加灵活，因为LP和我们都有一个单纯的价值观。从时间上来说，通常VC的基金都有时间限制，比如，一般情况下，一支基金的周期是7年，而我们还没有制定时间限制，因为社会效应是短期内无法看出来的。从回报来说，目前还没有规定具体的回报框架。
今年，有很多人来找我们，也在考虑做一支基金。如果成型，当然就要对我们投资的社会企业有更加明确的回报要求了。
中国的情况是，做NGO很难，有的社会组织听说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就开始做社会企业，可是，他们却要求社会企业不盈利、不赚钱，继续去做非营利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
从马斯洛需求原理来看，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可能是由政府来解决的，有一部分是由慈善解决的。尤努斯提及的部分，和人的基本需求比较接近。而中间部分，有很大的空间，其实都是企业来解决的，靠近基本需求的这一部分，则是社会企业的空间。
在中国，总体来说，我们很穷，政府为了解决最基本的需求已经非常繁忙。可是，NGO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对投资社会企业有三个标准：
1.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有社会效益（Social Benefit）；
2.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3.主流市场还无暇顾及。
也就是说，提供的产品本身已经包括了社会影响。这与有的企业先做产品，后做CSR是不一样的。马云曾经公开说淘宝是一个社会企业，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淘宝做的服务具有社会效益，商业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但是他做的市场是主流市场会做的，主流投资人会投资的，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企业，不属于我们投资的范畴。
我始终觉得，社会企业的概念很适合中国市场。一方面，中国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谁来解决呢？在其他国家，有非常成熟的非营利行业。在中国，非营利行业很年轻，而政府看待NGO（非政府组织）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镜”。这时，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能够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
另一方面，社会企业是真正的本土化创新。现在都在寻找创新，寻找下一个大的机会。一般的创业者太喜欢去追着别的国家的潮流，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把别的国家的模式拿过来就复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也许，用户觉得，产品还不错。比如，团购网站。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服务或者更好的产品。但是，从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角度，我该怎么办？前两年，投资人面对几千家团购网站，该怎么选择？创业者自己也会问自己，我能不能活下来，成为最后的几家？
基于这两点，社会企业的投资就属于另辟蹊径，按照完全不同的概念去寻找投资机会：我们不管硅谷有什么样的新模式，不去复制任何成功模式，就从自己当地寻找问题，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用一个创新的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创业者，他们先想到一个产品或者解决方案，开发好产品，然后去寻找这个产品适用的客户，寻找产品的市场。但是你并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不需要这个东西。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不是从解决方案开始的，他们是从问题开始，他们了解这群人的需求，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去开发一个产品或者服务，来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社会企业的优势。
如果我们把社会上的组织和企业都放在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形里，这个图片的构成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满足中间需求的企业需要不断扩大，就必须要有红利，需要能赚钱，才能维持通常的财务水平，获得相应的市场规模。我认为，如果社会企业做得足够好，以后，中间部分的需求都是由企业来完成的，就没有社会企业和企业之分了。
一般的创业风投是第一条线发展，社会企业开始得相对比较晚，但是，也许后面会有类似的发展曲线。
差别在于，普通企业获得资金注入后，沿着曲线继续发展。社会企业，一旦有了资金注入，市场价值是和普通企业一样的。
中间价值的差别，有可能保持，也有可能由于社会企业更大的影响力，很快消弭，并且迅速超越。
而在初创阶段，社会企业的盈利水平不高，在通常的风投市场中价格不高，在我们的眼中，反而成为这些企业进入我们筛选标准中的优势。
担任创思的CEO，是我第一次做投资。从社会企业家到社会企业投资人，我觉得是享受80%的好的感觉，只需要承担创业者20%的痛苦。在创思的平台上，我可以间接地参与到一些项目中，这些项目符合我的愿景，有些可能也是原本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跟做齐放网是一样的，团队很小，要做一件事情，大家都要去做。在我眼中，创思也是新创企业，我们有了愿景，一直在尝试，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模式，推出怎样的产品，在市场中测试我们的想法，实现我们的愿景。我想，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孵化器跟我们一样。
因为，对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最早期的时候，市场很好，做项目很容易，赚钱也很容易，外资基金进入容易，IPO也容易，早期的投资人往往都是投行出身，对于财务敏感的。而现在，环境变化很快，对于创业者的要求很高，你必须非常灵活。投行出身的投资人擅长路演、做表格，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于客户、市场、产品、管理的理解。
我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但是我们自己就处在变化之中，也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能感受到，投行背景的投资人过分看重盈利，因此，在中国，融A轮是最难的。由于员工成本比较低，创业的门槛相对硅谷，中国还是很低的，融到天使或者种子基金，都很容易。相对A轮来说，大量的外资基金进入，加上近几年本地的基金兴起，B轮、C轮也不是非常困难。我认为，A轮太晚进入，是中国创业企业最大的难题。
我们的投资额度通常是5万到10万美元不等，也曾给一个项目注资50万美元。从去年夏天至今，一共投资了6个项目，总额80万美元。
从目的来说，我们的投资更加灵活，因为LP和我们都有一个单纯的价值观。从时间上来说，通常VC的基金都有时间限制，比如，一般情况下，一支基金的周期是7年，而我们还没有制定时间限制，因为社会效应是短期内无法看出来的。从回报来说，目前还没有规定具体的回报框架。
今年，有很多人来找我们，也在考虑做一支基金。如果成型，当然就要对我们投资的社会企业有更加明确的回报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