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联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光。那个年代，弥布着一种激越的“向左转”的氛围，因而知识人包括青年对苏联的认肯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仅仅视为诗人的徐志摩，就是一个较为清醒的例外。
　　那时，有过这样一幅英国漫画，是讽刺苏联的。画幅上“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此画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给外人看的。但看过此画的鲁迅不这样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认为该画是“无耻的欺骗”。过后，鲁迅专门作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批评英语世界对苏联的攻击和造谣，不但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辩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眼光。
　　但如果把这幅画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态度会如何？事实已无可能，鲁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经魂归天府。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难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会认为这幅画是欺骗；如果欺骗，也是画所画的那个内容。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国，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是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归来后用游记记写见闻。徐志摩读后，特意为之评论。这便是徐文中韦尔斯亲身历俄的小故事。当他去参观一所小学校时，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大家一起回答：韦尔斯。进而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背诵韦氏著作，竟达十多种。韦尔斯很不高兴，他相信这些学生是“受治”。后来，他特意不知会苏俄接待方，独自来到一所条件比前面更好的学校，又把那些问题一一提出，结果该校学生一概曰否。接着，韦尔斯又来到该校的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书。韦尔斯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徐志摩也什么都明白了，他写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俄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留学美英时的徐志摩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也曾用肖伯纳的前半句话描述过自己：一个30岁以下的人不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问题(后半句为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信是理智有问题)。但，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他最想追随、同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徐志摩宁可不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也要横渡大西洋，到英国跟罗素去念书。徐志摩把罗素比为20世纪的伏尔泰，可见其“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罗素在英国时是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1920年，他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这一去不打紧，所谓乘兴去，失望回，不但没有接受其洗礼，反而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批评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徐志摩不但读过此书，同样，也为它写过评论。其中，罗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笔下得到了呈现，徐介绍罗素所以拒绝苏联，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达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一蹴而就，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后者言，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乃是一个乌托邦。但，为了实现它，需要采用惨烈的暴力，这为罗素所惧怕。罗素是个改良主义者，他无法不反对苏俄那种流血的激进。在他看来，人类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产生暴烈。
　　尽管徐志摩评论罗素和韦尔斯时对苏联尚未那么反感，其议论甚至有所持平；但这两位有人道主义底色的英国佬潜在地影响了他，说到底，他自己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有趣的是，1921年徐志摩发表这两篇事涉苏俄的评论时，年轻得才24岁。鲁迅是远在30岁后转信社会主义的，1932年他在受骗中写《我们不再受骗了》时，已年迈五十，是晚景了。这样一个年龄差和年龄比，让笔者不免为之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