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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去东京吴忠铭先生的光和书房，流连邺架，常为叹服。其中最令我艳羡者，当然是王国维毛笔签赠近重真澄的木活字本《壬癸集》。
顾名思义，《壬癸集》为壬子（1912）、癸丑（1913）两年的作品，其时王国维避辛亥清亡之祸，随罗振玉客居日本京都。在日本五年侨居是王国维一生最为丰产的一个时期，他不仅学力大进，与罗振玉一起开创了以甲骨、简牍考古研究为代表的“罗王学术”，还有充裕的闲情与匠心写作诗词。《壬癸集》虽只收录了20首诗，却拥有《颐和园词》这样的长篇歌行，薄薄一册，难掩其价值的厚重。
写作汉诗是日本学界的一大传统，凡与学问沾点边的，都喜寄咏遣兴。便是伊藤博文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不能免俗，观其《春亩公诗文录》，诗力颇为了得。日本人尤好刊印自家诗词，其汉诗别集，按占总人口的比例，绝不比中国人少。且日本的别集常为薄册，大抵一时一地一专题之作，都可成书，不似中国文人，别集常是一个较长时期甚至一生的总结。我有一册铃木虎雄等人编印的《郑孝胥苏龛先生东游诗篇》，区区16页，收郑氏24首诗，正与《壬癸集》同例。
王国维出身贫寒，早年在《时务报》打工时，因一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得罗振玉识器，此后便长期追随罗氏。他既处于依附状态，财力便很有限，著作便不能如罗氏那般大手笔地刊刻印行。罗振玉在京都、天津、大连都刻印自己的著作，王国维著作的刻本却很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这部《壬癸集》，为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集字印行，开本阔大，皮纸。近年来，藏界日益推重活字本，这薄薄一册也便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品了。
何况此书还有王国维的亲笔签赠。近重真澄，字物庵，化学家，也是研究中国炼丹术、冶金术的专家，兼治佛学，著有《中国炼金术》《禅学论》等。他也是汉诗高手，有《鸭涯草堂诗集》《太秦山房诗集》《安井隐居集》等别集，前两者还是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晚年诗集《安井隐居集》中收有王国维诗一首，为国内诸版所无。诗云：“终年格物物庵中，禅榻诗坛别有功。借问神州谁得似，金牛山下梦溪翁。”王国维将其比为宋朝的沈括（梦溪），可见推重。近重真澄出生于1870年，曾任京都大学理学部长。日本人作汉诗者常雅集，保留了中国中古时代“曲水流觞”的传统，想来王国维在京都时常参与，与近重真澄是时相过从的。光和书房另有郑孝胥签赠近重真澄的《海藏楼诗》，足见其交游之广。
所收二十首诗中，最为显赫的当然是《颐和园词》。全诗144句，写慈禧事，清末兴亡，以一篇尽之。诗成后，王国维致函京都汉学第一人铃木虎雄：“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自比有《圆圆曲》传世的吴梅村。铃木虎雄复函道：“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漱王、骆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况且事该情尽，义微词隐。国家艰难，宗社兴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加焉。……隐而显，微而著，怀往感今，俯仰低徊，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见也。”清民之交堪称中国“最后的诗国”，而所谓“梅村体”即长篇叙事歌行，除《颐和园词》外，佳制尚有王闿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彩云曲》、杨云史《天山曲》，堪称中国“最后的诗史”。不过，当代亦有燕垒生《云鹤曲》和王震宇的《潇湘曲》，都写蓝苹生平。《云鹤曲》结尾处写“平生不屑为倡优，投缳却继阮玲玉”，《潇湘曲》结尾“君不见家国兴衰原有主，蛾眉只是随人舞。绝代霓裳亦等闲，无端累尽苍生苦”，诗力都不让古人。只是当代人能作长篇歌行者已稀如星凤，此二曲只似空谷余音而已。
《壬癸集》另收《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充分展示了日本人曲水雅集之美。1913年4月9日，京都学人举办了一场“兰亭诗会”，纪念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会。由内藤湖南起草《兰亭会缘起及章程》，发起者共28人，罗振玉、王国维均应邀到场。王国维此诗写道：“东邦风物留都美，延阁沉沉连云起。翻砌非无勺药花，绕门恰有流觞水。此会非将禊事修，却缘禊序催清游。信知风俗与时易，惟有翰墨足千秋。”又云：“此邦士夫多好事，古今名拓争罗致。我来所见皆瑰奇，二十八行三百字。”足见日本人保持文化传统的热忱。而兰亭会对日本汉学界影响深远，我的忘年交安田女子大学的蔌信雄教授，其最重要的论文，即《兰亭序之流传》。
京都罗振玉故宅至今尚存，位于京都大学旁的吉田山上。吉田山只是一座数十米的小冈，罗的宅邸很大，院子几乎占满山顶。主体建筑的风格与普通的和氏房有所不同，楼宇四周插了很多彩旗，不知何意。我散步上去看过几次，大门口蹲了两只貔貅，一看便知是中华典章，为日本民居所无。山脚下“朋友书店”的石坪满先生告诉我，此宅现在的主人是中国台湾人，常举行一些宗教活动;至于此宅的房价，大约4亿日元，尚不及深圳百花片区一套面积大一点儿的学区房。我曾写有一首七律《京都访罗振玉旧宅》：“端然石兽制从周，仰止高门拟旧游。右衽东瀛容一辫，大秦西岸望千秋。青铜学问从兹始，黄帝神灵扫地休。万岁摩崖文字改，当时何故出斯楼。”
王国维没有罗振玉的财力，在京都搬了四次家。据旅日学者钱鸥女士的考证，王家先后住在田中村流田町、田中村百万遍西门、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以及将家眷送回中国后，他独居东山的永观堂。其中，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即吉田山的另一侧。二人切磋学术，自当比邻而居，这个住所也是王国维在京都居住最久的一处。但这个旧居未能保留下来，实为憾事。不过，王国维给日本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他去世后五年，东京文求堂以中文出版了《王观堂文选》。
王国维于1927年6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时人多认为是他与罗振玉交恶所致。此为一说！但罗振玉为他经营丧事，表请溥仪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更组织观堂遗书刊行会，编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四十三种，非真朋友，何以为之？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不须赘言，而更为崇高的，乃是他以身殉道的悲剧结局。1927年6月他自沉后，清华大学国学院《国学月报》出版《王静安先生专号》，刊登了很多师友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其中包括著名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提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后成为清华校训的灵魂。而王国维在遗书中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虽聚讼纷纭，却无可置辩地揭露了中国时局人心之乱，于学术家而言，实在生不如死。
顾名思义，《壬癸集》为壬子（1912）、癸丑（1913）两年的作品，其时王国维避辛亥清亡之祸，随罗振玉客居日本京都。在日本五年侨居是王国维一生最为丰产的一个时期，他不仅学力大进，与罗振玉一起开创了以甲骨、简牍考古研究为代表的“罗王学术”，还有充裕的闲情与匠心写作诗词。《壬癸集》虽只收录了20首诗，却拥有《颐和园词》这样的长篇歌行，薄薄一册，难掩其价值的厚重。
写作汉诗是日本学界的一大传统，凡与学问沾点边的，都喜寄咏遣兴。便是伊藤博文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不能免俗，观其《春亩公诗文录》，诗力颇为了得。日本人尤好刊印自家诗词，其汉诗别集，按占总人口的比例，绝不比中国人少。且日本的别集常为薄册，大抵一时一地一专题之作，都可成书，不似中国文人，别集常是一个较长时期甚至一生的总结。我有一册铃木虎雄等人编印的《郑孝胥苏龛先生东游诗篇》，区区16页，收郑氏24首诗，正与《壬癸集》同例。
王国维出身贫寒，早年在《时务报》打工时，因一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得罗振玉识器，此后便长期追随罗氏。他既处于依附状态，财力便很有限，著作便不能如罗氏那般大手笔地刊刻印行。罗振玉在京都、天津、大连都刻印自己的著作，王国维著作的刻本却很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这部《壬癸集》，为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集字印行，开本阔大，皮纸。近年来，藏界日益推重活字本，这薄薄一册也便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品了。
何况此书还有王国维的亲笔签赠。近重真澄，字物庵，化学家，也是研究中国炼丹术、冶金术的专家，兼治佛学，著有《中国炼金术》《禅学论》等。他也是汉诗高手，有《鸭涯草堂诗集》《太秦山房诗集》《安井隐居集》等别集，前两者还是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晚年诗集《安井隐居集》中收有王国维诗一首，为国内诸版所无。诗云：“终年格物物庵中，禅榻诗坛别有功。借问神州谁得似，金牛山下梦溪翁。”王国维将其比为宋朝的沈括（梦溪），可见推重。近重真澄出生于1870年，曾任京都大学理学部长。日本人作汉诗者常雅集，保留了中国中古时代“曲水流觞”的传统，想来王国维在京都时常参与，与近重真澄是时相过从的。光和书房另有郑孝胥签赠近重真澄的《海藏楼诗》，足见其交游之广。
所收二十首诗中，最为显赫的当然是《颐和园词》。全诗144句，写慈禧事，清末兴亡，以一篇尽之。诗成后，王国维致函京都汉学第一人铃木虎雄：“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自比有《圆圆曲》传世的吴梅村。铃木虎雄复函道：“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漱王、骆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况且事该情尽，义微词隐。国家艰难，宗社兴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加焉。……隐而显，微而著，怀往感今，俯仰低徊，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见也。”清民之交堪称中国“最后的诗国”，而所谓“梅村体”即长篇叙事歌行，除《颐和园词》外，佳制尚有王闿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彩云曲》、杨云史《天山曲》，堪称中国“最后的诗史”。不过，当代亦有燕垒生《云鹤曲》和王震宇的《潇湘曲》，都写蓝苹生平。《云鹤曲》结尾处写“平生不屑为倡优，投缳却继阮玲玉”，《潇湘曲》结尾“君不见家国兴衰原有主，蛾眉只是随人舞。绝代霓裳亦等闲，无端累尽苍生苦”，诗力都不让古人。只是当代人能作长篇歌行者已稀如星凤，此二曲只似空谷余音而已。
《壬癸集》另收《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充分展示了日本人曲水雅集之美。1913年4月9日，京都学人举办了一场“兰亭诗会”，纪念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会。由内藤湖南起草《兰亭会缘起及章程》，发起者共28人，罗振玉、王国维均应邀到场。王国维此诗写道：“东邦风物留都美，延阁沉沉连云起。翻砌非无勺药花，绕门恰有流觞水。此会非将禊事修，却缘禊序催清游。信知风俗与时易，惟有翰墨足千秋。”又云：“此邦士夫多好事，古今名拓争罗致。我来所见皆瑰奇，二十八行三百字。”足见日本人保持文化传统的热忱。而兰亭会对日本汉学界影响深远，我的忘年交安田女子大学的蔌信雄教授，其最重要的论文，即《兰亭序之流传》。
京都罗振玉故宅至今尚存，位于京都大学旁的吉田山上。吉田山只是一座数十米的小冈，罗的宅邸很大，院子几乎占满山顶。主体建筑的风格与普通的和氏房有所不同，楼宇四周插了很多彩旗，不知何意。我散步上去看过几次，大门口蹲了两只貔貅，一看便知是中华典章，为日本民居所无。山脚下“朋友书店”的石坪满先生告诉我，此宅现在的主人是中国台湾人，常举行一些宗教活动;至于此宅的房价，大约4亿日元，尚不及深圳百花片区一套面积大一点儿的学区房。我曾写有一首七律《京都访罗振玉旧宅》：“端然石兽制从周，仰止高门拟旧游。右衽东瀛容一辫，大秦西岸望千秋。青铜学问从兹始，黄帝神灵扫地休。万岁摩崖文字改，当时何故出斯楼。”
王国维没有罗振玉的财力，在京都搬了四次家。据旅日学者钱鸥女士的考证，王家先后住在田中村流田町、田中村百万遍西门、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以及将家眷送回中国后，他独居东山的永观堂。其中，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即吉田山的另一侧。二人切磋学术，自当比邻而居，这个住所也是王国维在京都居住最久的一处。但这个旧居未能保留下来，实为憾事。不过，王国维给日本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他去世后五年，东京文求堂以中文出版了《王观堂文选》。
王国维于1927年6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时人多认为是他与罗振玉交恶所致。此为一说！但罗振玉为他经营丧事，表请溥仪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更组织观堂遗书刊行会，编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四十三种，非真朋友，何以为之？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不须赘言，而更为崇高的，乃是他以身殉道的悲剧结局。1927年6月他自沉后，清华大学国学院《国学月报》出版《王静安先生专号》，刊登了很多师友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其中包括著名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提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后成为清华校训的灵魂。而王国维在遗书中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虽聚讼纷纭，却无可置辩地揭露了中国时局人心之乱，于学术家而言，实在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