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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多年后，他的女儿黄慧南回忆了父亲接受改造的漫长过程。
被俘虏那年，父亲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回忆说，黄维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
对如此“顽固不化”的父亲，政府没有放弃，而是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关进去时，父亲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出现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政府不仅让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过来为他会诊，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那时的父亲仍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机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科院。中科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父亲并不死心。
从1968年4月起，父亲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所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他研制“永动机”。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科研小组最终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門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当时，这些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央最终将他留在了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也正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所长陪同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才又返回抚顺。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
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台湾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父亲最终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了。
后来，父亲又陆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被俘虏那年，父亲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回忆说，黄维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
对如此“顽固不化”的父亲，政府没有放弃，而是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关进去时，父亲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出现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政府不仅让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过来为他会诊，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那时的父亲仍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机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科院。中科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父亲并不死心。
从1968年4月起，父亲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所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他研制“永动机”。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科研小组最终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門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当时，这些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央最终将他留在了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也正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所长陪同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才又返回抚顺。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
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台湾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父亲最终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了。
后来，父亲又陆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