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的创新探索及其成果和经验，包括他们提出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同与会专家所说，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学习型社会特别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确实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广州模式”呼之欲出。当然，作为“模式”可能还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提升，所涉及的不少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逐步解决。但所谓“模式”本来就不可能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模式”的形成本来就应该是个不断进行创新探索的过程。比如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提出的服务于广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现在还是第一步，即组合要素、建立体系阶段，接下来还有整合资源、优化体系阶段和集成创新、全面建设阶段。而且在我看来，是否称之为“模式”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我们现在讨论“广州模式”的现实价值与样本意义，更多地还是要着眼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明确今后继续进行创新探索的方向和路径。这次学术圆桌涉及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与会者在学术演讲和专题讨论中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有很多实践课题，也有很多值得从学术层面深入探讨的课题，相信能够引起远程教育实践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兴趣。
　　我有五点感受：
　　一是协同创新。我向来赞成这样的观点：学习型社会是个新的社会发展理念、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学习型社会建设不只是教育改革课题，更不只是技术应用课题，可能首先是个社会发展课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数字化学习，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探索和创新空间。而要想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数字化学习的作用，如果不能建立时下正在大力倡导的协同创新机制是不可能的。若再进一步说到终身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恐怕更是如此。对于协同创新，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似乎有些不同理解和阐释，实践中有时也很难避免成为“口号”或者“标签”。有论者指出，“协同创新”指的是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可以说，广州市在推进学习型社会中对数字化学习的创新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同创新”的鲜活案例。所谓“广州模式”，首先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对于“协同创新”机制的探索，尽管其经验和成果还只能说是阶段性和形成性的，但却为今后的持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多元化运行机制的探索，“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发力，以及多机构参与、深层次合作、大规模应用等方面的尝试，现在应该能够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我还特别注意到普通高校的参与——虽然目前还是相当有限的参与。如果说普通高校对于所在地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应承担一份责任，数字化学习港有没有可能成为普通高校服务于所在地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平台？广州市的创新探索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启示，当然也会涉及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
　　二是深度融合。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重点是在实践中探索数字化技术为各类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以及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还有逐步实现这些新的可能性的现实载体和推进路径。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也就是对信息技术与教育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深度融合进行创新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提法，可能是从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移植过来的。遗憾的是，虽然都在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但什么是深度融合，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当前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什么，怎么才算是实现了深度融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不能说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关注。我曾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将直接决定未来远程教育包括开放大学“价值链”和“生态圈”的形成。但我个人其实并不很赞成深度融合的说法，总觉得还是说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似乎更加平实和靠谱一些。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建设学习型社会，数字化学习方式逐渐成为首选，学习形式的信息化成为必然，包括学习系统、学习资源、资源交流等方面的高效整合。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在这些方面基于应用所作的努力，包括对于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尤其是区域数字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探索，以及这些创新探索所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可能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所谓深度融合的理解。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报告中有19处提到信息、信息化、信息网络、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在终身学习领域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恐怕还有必要从这个层面去考虑和解决问题。就是说，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要特别强调社会成员利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意识、习惯和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数字化学习肯定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三是突破瓶颈。在探索数字化学习、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协同创新也罢，深度融合也罢，显然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梳理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对于数字化学习的探索，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个通过实施相关项目，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过程。这些具体项目所能实现和取得的自然只是有限目标和阶段成果，非常重要的是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并且不断地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进而付诸解决问题的实际努力。几年前，我曾主持实施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与示范”教改项目，验收时我提出有4个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面向终身学习的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资源整合、优化与共享面临困难；政府投入和引入市场机制缺乏明晰的政策法规支持和制度保障；对“数字化学习港”多元化发展趋势还缺乏指导与协调；依托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数字化学习港”建设目标缺乏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支持。广州市的创新探索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如果我们承认远程教育领域似乎越来越显得浮躁和充满喧嚣，那不能不说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创新探索实在难能可贵，在急功近利的现实环境中很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其中的艰辛或许只有亲历者清楚。在我看来，他们的创新探索可能有这样三个特点：不做表面文章；不是短期行为；总是“带着镣铐跳舞”。 　　几年前，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张尧学院士在谈到中国远程教育和国外的差距时说，首先是我们的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或者教育家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教育家呢？这里我想引述陶行知1919年的一段论述：“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在陶行知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哪两种要素呢？陶行知说，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次学术圆桌的主题“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就是从陶行知这番话生发而来的。推进数字化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呼唤“创造的教育家”和“开辟的教育家”批量涌现。至少，需要更多的人像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那样，在实践中持之以恒地去“创造”和“开辟”。我们讨论“广州模式”，恐怕应该特别关注他们的“创造”和“开辟”，以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中对于“创造”和“开辟”的坚持。
　　四是重视研究。这也是广州市创新探索的一个特色。广州市教育局围绕所承担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倚托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启动了数字化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攻关项目计划。“广州数字化学习网建设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等八个攻关项目以及一批子项目，均着眼于研究解决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以攻关项目研究推进实践工作进程。前些时，我曾谈到《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中所揭示的趋势，“以决策为目标的研究”已取代“以结论为目标的研究”，教育研究不再着重于得出结论（理论、一般概念等），而是注重面临的问题和决策者、教育者的需要，“对教育研究的需求程度能如实反映出决策者对变革的一般态度”。这次学术圆桌呈现的攻关项目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体现出的正是“以决策为目标的研究”的特点，有理由予以更多的期待。
　　五是战略转型。广播电视大学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中心任务，简言之就是“办好开放大学”——推进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实现将广播电视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的发展目标。战略转型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探索如何基于开放大学的宗旨、定位、功能及其对于质量和特色的追求，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独特功能作用，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开放大学作为国家教育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应该而且能够提供所需要的社会化服务，同时，开放大学的发展也将越来越依托社会化服务。对于这个课题的探索，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是先行者、引领者和示范者。广州市注重发挥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在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大力支持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开辟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广州模式”所呈现的主要是广播电视大学在社会化服务方面所进行的创新探索，显示了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可能发挥的独特功能作用。用个未必贴切的比喻，如果说广播电视大学的相关探索总体上说还是1.0版，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探索或许可以说是2.0版，而且有些方面的探索现在看恐怕还是“超前”的，比如从其体现的理念及架构设计看，甚至可以说体现出了3.0版的特点。多少有点遗憾的是，今天的研讨没有涉及社会化服务的创新探索对于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的基本建设，包括对于开放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有可能起到什么作用。似有必要把推进数字化学习、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置于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的整体发展战略当中，来进一步探讨其现实价值和样本意义。说到底，对于数字化学习和社会化服务的创新探索，应该能够提高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面向各类社会成员开展继续教育，为各类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综合办学能力。事实上，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在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对于数字化学习的创新探索，对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有些方面的作用包括其持续和潜在的影响，我们囿于现在的认识水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中心城市因其对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较大地域范围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综合职能及枢纽作用，在整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有研究成果指出，学习型城市的创建与形成，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引领性、辐射性、服务性、基础性等功能，从而有效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当然，城市的地位和功能等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正在出现许多深刻变化。比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相信我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将成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进程中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可能涉及许多较深层次的问题。具体到某个城市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包括对于数字化学习的创新探索，恐怕还要关注不同城市的不同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以至气质等等，肯定会在其学习型城市建设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直接影响有专家提及的所谓学习文化的形成。而独具特色的新的学习文化的形成，应该是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的基本标志。“广州模式”最重要的内涵，很可能就是所谓“学习文化”。
　　在历经30余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中，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是很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进程中，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也被认为有可能发挥独特作用。《中国远程教育》与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合作举办这次学术圆桌，是继2005年6月和2008年12月分别与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合作举办中国远程教育学术圆桌后，又一次聚焦数字化学习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以及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所进行的创新探索。那两次学术圆桌的主题分别是“中心城市电大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深圳模式解读”、“数字化学习与学习型城市——广播电视大学的使命、机遇和挑战”。这几次学术圆桌大致勾勒出了广播电视大学，尤其是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在实践中探索数字化学习与学习型城市建设课题的轨迹。《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将继续关注相关实践探索和课题研究。
　　（本文系严冰在“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广州市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探索”学术圆桌上的小结发言。）
　　责任编辑 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