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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清日之间打了将近9个月的海陆大战，史称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倾注心血的北洋舰队，在总吨位、火炮数量与日方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因户部不同意购买速射炮而导致的火力上的悬殊落差，最终在9月17日一场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中大败亏轮，影响整个战场至颓靡不可收拾。
时下，围绕甲午海战的各种战役、战略或体制分析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呈现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主旨。
1860年代，在东海两岸，大清国的“同光（同治、光绪）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先后启动。
就大清国而言，从道光年的鸦片战争到咸丰年的英法联军入侵，200多年满族王朝的华丽墙皮一次次被无情剥落，露出帝国早已斑驳朽蚀的墙体。八里桥一役中满蒙铁骑在联军枪林弹雨中虽前仆后继，却有如蜻蜓撼柱，终不免全军溃败的惨景，及随后的火烧圆明园之耻，令朝廷再无法以天朝上国自我麻醉；更何况剪除心腹大患太平天国也急需洋枪洋炮，因此洋务运动成为“复兴梦”所寄。
1861年，以恭亲栎上呈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宣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经过30年的建设，清朝小有所成，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工矿企业，军事近代化的首要目标也实现得不错，尤其是拥有了一支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一扫道、咸年积颓之气，呈现出中兴之势。
明治维新比之洋务运动，晚了7年。因有大清国闭关自守的教训在前，日本西南四强藩早早展开以强化军力为目标的改革，最终以内战方式推翻幕府，将大权旁落数百年的天皇推到前台，建立了统一的新国家。
明治天皇继位后，很快推出纲领性的《五条御誓书》，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口号，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分别针对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同期的大清国，成果也异常显著。以最具指标意义的工业生产为例，日本的年增长率在1866～1873年为平均32.2%，在1874～1890年为12.2%，堪称飞速。
就变革的起点而言，大清国并不输于日本。美国“黑船叩关”时，日本人视魏源为师；搞维新，伊藤博文奉李鸿章为偶像。事实上，经过牡丹社事件（日本因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船难者而出兵台湾南部）上的初步较量，一直到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日本都不敢说有可能战胜清国。但也就是发生在长崎的这场闹剧，既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又让日本看到了清朝的腐朽。当时，因喝花酒产生纠纷，奉命“友好访问”的北洋舰队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冲突，最后清军倚仗坚船利炮迫使日本服软。翌年，天皇带头捐内帑，甚至节食，带动起献金支援海军建设的全民运动。日本海军的硬件在六七年后便反超清国海军。
洋务运动起步早，但因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其成果也不成系统，不过是泥足巨人身上零星的点缀，并不能以点带面，而明治维新却堪称国家体系近代化的范本。以两国战争机器为例，清日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枪炮、战术领域，在情报搜集、后勤支援、卫生医疗、媒体公关等方面也很明显。当日本国内拥有数千公里的近代化铁路时，大清国却在铁轨上奔驰着独创的“铁路马车”；开战前日本即破译了清国驻日公使馆收发的全部密电，清国却一直蒙在鼓里，李鸿章坚信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说辞，不相信日本决心开战，致使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海域被日方击沉，甚至在他次年赴日求和时，仍在沿用已泄露的密码本。
从政权基础看，日本通过废藩置县、版籍奉还和官制改革，实现从分封体制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加上又是准单一民族国家，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强化。而清国虽是大一统帝国，但晚清民族矛盾突出，即便是做了2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不被满族统治者充分信任，其所能支配的财力、武力都很有限。日本通过战时大本营体制将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清国却似乎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在战斗。
甲午战争因何而起？不妨看看清日两国当时的宣战书。清廷的宣战诏书称自己出于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在朝鲜发生内乱时出兵援助，而日本无故派兵进入汉城，且迫令朝鲜改革国政；劝令日本退兵，非但不肯，还继续增兵，为维持均势，清朝也只能增兵，运兵途中遭到日本海军不宣而战。
日本的宣战诏书则认为，是日本首先说服朝鲜成为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独立国家，而清朝总是以宗主国身份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出兵以防不测，并要求清政府协同，遭拒绝。日本只得劝说朝鲜进行内政改革，以夯实国基，清国却全力阻挠。日方推测清廷阻挠的目的在于让朝鲜永远做附庸，这就意味着日朝之间签署的各种条约就有作废之虞，所以才被迫开战。
宣战书都是把自己置于道义制高点上，日方的狡言强辩尤其如此。但可以明确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
朝鲜，自崇儒的李氏王朝建立起，历明清两代，一直是中国的藩属；而与日本，因高丽时代作为蒙元仆从军两次入侵过日本，加之16世纪末又因壬辰倭乱与日本结下世仇，虽经德川幕府百般努力，两国间也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官方关系。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到19世纪中叶的当口，清朝对朝鲜的心态或许没有多少改变，但日本显然越来越按捺不住了。
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有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明治维新将武士阶层作为建立近代国家的绊脚石转化掉，但无法为其提供充分的就业保障，武人不满情绪持续郁积，为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日本国内兴起了“征韩论”，认为与其让内战摧残国家，不如到朝鲜给士族们制造用武之地。这与当年丰臣秀吉为巩固统治而发动壬辰倭乱的考量如出一辙。
其次，日本面临险恶的国际处境：美国侵占小笠原群岛，英国垂涎琉球，最可怕的还是俄罗斯的步步东进。早在国门开放前，日本就与俄罗斯在北方岛屿问题上摩擦不断。从俄罗斯趁火打劫鲸吞黑龙江领土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南下侵占清国东北全境乃至朝鲜半岛只是时间问题，之后就会威胁到日本。为自身安全计，日本认为很有必要将侵略难度系数最小的朝鲜纳入囊中。 第三，从工业经济发展史来看，通过损农补工实现原始积累是必由之路。日本作为一个物产贫瘠的农业国，靠出口廉价的生丝来购回工业设备，贸易逆差很大。被损害的日本农业如何弥补损失？日本的目光投向了朝鲜。
1875年，日舰“云扬号”侵入朝鲜首都汉城西侧的江华岛水域，挑起事端，并攻占炮台；翌年，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约》取得通商口岸、水文测绘权和治外法权。朝鲜国门开放后，粮食和黄金源源不断输入日本。日本国内米价得以平抑，反倒是朝鲜，不堪粮食市场被扰乱，于1889年颁布《防谷令》，禁止日本囤积套运粮食。而日本对朝鲜的出口主要是棉布、棉纱，在1885年后面临着清国同类商品的竞争，有被挤出朝鲜的危险。粮食基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日本都不容有失，所以宁愿干涉朝鲜内政、举全国之力对清国开战。
至少在“云扬号”出现在江华岛之前，当中日在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焦虑、奔忙的时候，朝鲜王室虽不平静，仍显慵懒。
17世纪，东北亚诸国先后进入对洋夷“闭关锁国”的时代，只是中日两国都在沉重的铁幕中间留下了细细一条缝隙，带着好奇而戒备的心理窥视着国门外的各色洋夷和奇怪的船舶。唯独朝鲜，将幕布蒙得死死的，偶有不长眼的传教士闯入，会被毫不留情地肉体毁灭。进入19世纪，朝鲜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呈现龟裂状态，人心涣散思变，而“洋扰”也日益频繁。但朝鲜仍陶醉在曾让不熟悉地形的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炮舰都吃了败仗的盲目优越感中，以至于“云扬号”事发时，当局竟搞不清楚是谁干的，直到翌年黑田清隆来才确知是日本所为。
1863年，新君高宗大王继位，因为年幼，由其生父李罡应摄政，称“大院君”。大院君主政10年，成功踢走外戚，重塑王室权威，任内击退法、美入侵更让其声望达到顶峰。然而，其改革更多是强化祖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礼崩乐坏的失序。当高宗年岁渐长，恋权的大院君成了国王亲政的绊脚石。
1873年，高宗亲政，王后闵慈英干政。这对夫妻档年纪轻，易于接受新事物，他们认识到列强环伺、宗主国大清垂垂老矣的严峻现实，知道大院君能挡住列强一时，挡不住一世，继而在外交上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姿态。闵妃集团主张“开化自强”，以洋务运动为师，设统领机务衙门，总管外交。在统治阶层“两班贵族”内部，也出现了类似清国的开化、守旧两派对立的局面。
朝鲜开化派多为非主流的青年两班贵族，血气方刚，行事较激进。他们或公派或自费东渡考察过日本，受明治维新鼓舞，认为应当联合日本，促进自强，继而踢开清国。朝鲜历史上遭受过来自满清的两次灾难性入侵，对这个宗主国呈现较复杂的情感，即政治上依靠、经贸上依赖、文化上鄙夷。两次鸦片战争又极大打击了清国的权威，为开化派的联日排清主张提供了思想土壤。
开化派虽受闵妃集团支持，但可作为之处并不多，仅练兵一项得到落实。1881年，朝鲜组建“别技军”，聘日本军官训练，由闵妃侄子闵泳翊掌管。由于闵妃集团掌权后迅速腐化，以克扣盘剥旧式军队提高新军待遇，惹得民怨沸腾。1882年旧式军队因粮饷问题发起兵变，并将蛰居的大院君推出。闵妃集团要员多死于兵乱，闵妃本人外逃到地方，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打乱了朝鲜政局，也给清日两国提供了控制朝鲜的契机。清国作为宗主国，有义务过问；日本有军人、外交人员死于兵变，同样有责任干预。闵妃为重新掌权，向北京求援，而日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向东京求救。朝鲜半岛继壬辰倭乱后，再度出现中日两军同时驻扎的景况。
清军率先开进汉城，将煽动兵变的大院君逮捕回清国软禁，以杜绝日方口实，并在可控状态下推动朝鲜改革。为此，清国与朝鲜缔约，获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和租界权。日本则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为保护外交人员和侨民在朝鲜驻军。
清国的再造之恩，让闵妃迅速从开化自强重返事大主义的常态，这导致激进的开化派人越来越倾向于铤而走险。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开化派以为清国必败，于是发动“甲申兵变”，短暂取得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自主，要求清国“放大院君归国，废止朝贡”。由于开化派急于事功，下手狠辣，闵妃、高宗转向反对，袁世凯率驻朝清军趁乱镇压了开化派，朝鲜的近代化之路被打断。
日本甲申受挫，却奇迹般在外交上扳回一局：通过谈判，与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约定同时撤兵，如朝鲜再生变乱需要派兵，必须照会对方。这等于将清日在朝鲜置于对等地位，清国事实上丧失了宗主国地位。
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王室向北京告急。清廷出兵，按《天津条约》告知日本。日本也跟着大举出兵。乱事平定后，清廷主张同时撤兵，却被日本拒绝。不仅如此，日军在丰岛海战前两天攻占朝鲜王宫，囚禁高宗，裹挟大院君摄政，令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引狼入朝”的李鸿章不得不吞咽下苦果，仓促应战；清军阵亡3万多人，仍不免在《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
甲午战争的爆发，背后是一个世界性殖民时代的到来。
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列强军事投送能力不足，对远东的侵略采取炮舰外交，通过恐吓对方开放口岸，再徐徐渗透。这之后，列强的主要精力仍放在近东，希图瓜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列强之间，也陷入竞争和对峙，维持着恐怖的“武装和平”。由此，同光中兴和明治维新均迎来战略机遇期。
然而，随着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西方列强对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胃口变大，新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则让世界变小，1878年《柏林条约》的签订也给欧陆争霸暂时画上了休止符，列强加速东进。法国从越南西贡一路向北，终于威胁到了中国西南，导致战争爆发；中国整体大败，局部小胜，洋务运动的效果第一次受到质疑，导致奕下台。之后，腾出手脚的列强纷至沓来。清廷沮丧地发现，原来值得炫耀的众多藩属已成包袱，欲保乏力；甩包袱势必形成多米诺效应，引发体系崩盘。当日本欲图染指朝鲜，清国庙堂不乏放手一战、既保朝鲜又振国威的如意算盘；结果甲午战败，朝鲜易手，清国彻底成为光杆。
面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殖民时代，初步实现近代化的日本显然更适应。一方面背负着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包袱，一方面却善于将学会的殖民伎俩娴熟地运用在对亚洲邻国的外交中。1875年的“云扬号”事件就堪称教科书式的表现，日本在对清国的交涉中，或恐吓或搬弄国际法，表现不亚于欧洲老师。最重要的是，日本极其敏锐地把握了西方列强对清国的野心，以甘为西方列强马前卒的暂时隐忍提升自身的利用价值，争取到列强对日清战争的纵容和默许。
甲午战争昭示着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的完全崩溃，预示着新兴的强权殖民秩序在东北亚的确立。庞大中华帝国不堪东瀛小国一击、被迫割地赔款的前例，鼓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霸占朝鲜的狂潮。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因是“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卧薪9年来雪耻，近因则是俄国拒绝日方“满韩交换”提议，且拒绝履约从中国东三省第二期撤兵。这场战争以日本偷袭驻朝鲜仁川的俄国舰队为开端，以翌年对马海战俄方惨败、美国劝和而结束。之后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更在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
1894～1895年日本完胜清国，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国运。日本一鸣惊人后，与海上霸主英国结盟，又打败人口数倍于己的老大帝国俄罗斯，得以称雄西太平洋。清国则病急乱投医—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最后迎来了辛亥革命。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同时处于转型关键期，政治互信缺乏，各种摩擦不断，“必有一战”之说也时有耳闻。但新时代早已不再流行丛林法则，区域政治的走向不仅在中日的脚下，与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亦息息相关。处理中日关系，也须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语境下进行，而不能刻舟求剑地征诸历史经验。
悲剧早已上演过，但愿不会再有闹剧发生。
时下，围绕甲午海战的各种战役、战略或体制分析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呈现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主旨。
清日改革殊途
1860年代，在东海两岸，大清国的“同光（同治、光绪）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先后启动。
就大清国而言，从道光年的鸦片战争到咸丰年的英法联军入侵，200多年满族王朝的华丽墙皮一次次被无情剥落，露出帝国早已斑驳朽蚀的墙体。八里桥一役中满蒙铁骑在联军枪林弹雨中虽前仆后继，却有如蜻蜓撼柱，终不免全军溃败的惨景，及随后的火烧圆明园之耻，令朝廷再无法以天朝上国自我麻醉；更何况剪除心腹大患太平天国也急需洋枪洋炮，因此洋务运动成为“复兴梦”所寄。
1861年，以恭亲栎上呈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宣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经过30年的建设，清朝小有所成，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工矿企业，军事近代化的首要目标也实现得不错，尤其是拥有了一支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一扫道、咸年积颓之气，呈现出中兴之势。
明治维新比之洋务运动，晚了7年。因有大清国闭关自守的教训在前，日本西南四强藩早早展开以强化军力为目标的改革，最终以内战方式推翻幕府，将大权旁落数百年的天皇推到前台，建立了统一的新国家。
明治天皇继位后，很快推出纲领性的《五条御誓书》，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口号，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分别针对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同期的大清国，成果也异常显著。以最具指标意义的工业生产为例，日本的年增长率在1866～1873年为平均32.2%，在1874～1890年为12.2%，堪称飞速。
就变革的起点而言，大清国并不输于日本。美国“黑船叩关”时，日本人视魏源为师；搞维新，伊藤博文奉李鸿章为偶像。事实上，经过牡丹社事件（日本因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船难者而出兵台湾南部）上的初步较量，一直到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日本都不敢说有可能战胜清国。但也就是发生在长崎的这场闹剧，既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又让日本看到了清朝的腐朽。当时，因喝花酒产生纠纷，奉命“友好访问”的北洋舰队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冲突，最后清军倚仗坚船利炮迫使日本服软。翌年，天皇带头捐内帑，甚至节食，带动起献金支援海军建设的全民运动。日本海军的硬件在六七年后便反超清国海军。
洋务运动起步早，但因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其成果也不成系统，不过是泥足巨人身上零星的点缀，并不能以点带面，而明治维新却堪称国家体系近代化的范本。以两国战争机器为例，清日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枪炮、战术领域，在情报搜集、后勤支援、卫生医疗、媒体公关等方面也很明显。当日本国内拥有数千公里的近代化铁路时，大清国却在铁轨上奔驰着独创的“铁路马车”；开战前日本即破译了清国驻日公使馆收发的全部密电，清国却一直蒙在鼓里，李鸿章坚信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说辞，不相信日本决心开战，致使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海域被日方击沉，甚至在他次年赴日求和时，仍在沿用已泄露的密码本。
从政权基础看，日本通过废藩置县、版籍奉还和官制改革，实现从分封体制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加上又是准单一民族国家，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强化。而清国虽是大一统帝国，但晚清民族矛盾突出，即便是做了2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不被满族统治者充分信任，其所能支配的财力、武力都很有限。日本通过战时大本营体制将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清国却似乎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在战斗。
日本野心何来
甲午战争因何而起？不妨看看清日两国当时的宣战书。清廷的宣战诏书称自己出于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在朝鲜发生内乱时出兵援助，而日本无故派兵进入汉城，且迫令朝鲜改革国政；劝令日本退兵，非但不肯，还继续增兵，为维持均势，清朝也只能增兵，运兵途中遭到日本海军不宣而战。
日本的宣战诏书则认为，是日本首先说服朝鲜成为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独立国家，而清朝总是以宗主国身份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出兵以防不测，并要求清政府协同，遭拒绝。日本只得劝说朝鲜进行内政改革，以夯实国基，清国却全力阻挠。日方推测清廷阻挠的目的在于让朝鲜永远做附庸，这就意味着日朝之间签署的各种条约就有作废之虞，所以才被迫开战。
宣战书都是把自己置于道义制高点上，日方的狡言强辩尤其如此。但可以明确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
朝鲜，自崇儒的李氏王朝建立起，历明清两代，一直是中国的藩属；而与日本，因高丽时代作为蒙元仆从军两次入侵过日本，加之16世纪末又因壬辰倭乱与日本结下世仇，虽经德川幕府百般努力，两国间也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官方关系。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到19世纪中叶的当口，清朝对朝鲜的心态或许没有多少改变，但日本显然越来越按捺不住了。
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有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明治维新将武士阶层作为建立近代国家的绊脚石转化掉，但无法为其提供充分的就业保障，武人不满情绪持续郁积，为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日本国内兴起了“征韩论”，认为与其让内战摧残国家，不如到朝鲜给士族们制造用武之地。这与当年丰臣秀吉为巩固统治而发动壬辰倭乱的考量如出一辙。
其次，日本面临险恶的国际处境：美国侵占小笠原群岛，英国垂涎琉球，最可怕的还是俄罗斯的步步东进。早在国门开放前，日本就与俄罗斯在北方岛屿问题上摩擦不断。从俄罗斯趁火打劫鲸吞黑龙江领土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南下侵占清国东北全境乃至朝鲜半岛只是时间问题，之后就会威胁到日本。为自身安全计，日本认为很有必要将侵略难度系数最小的朝鲜纳入囊中。 第三，从工业经济发展史来看，通过损农补工实现原始积累是必由之路。日本作为一个物产贫瘠的农业国，靠出口廉价的生丝来购回工业设备，贸易逆差很大。被损害的日本农业如何弥补损失？日本的目光投向了朝鲜。
1875年，日舰“云扬号”侵入朝鲜首都汉城西侧的江华岛水域，挑起事端，并攻占炮台；翌年，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约》取得通商口岸、水文测绘权和治外法权。朝鲜国门开放后，粮食和黄金源源不断输入日本。日本国内米价得以平抑，反倒是朝鲜，不堪粮食市场被扰乱，于1889年颁布《防谷令》，禁止日本囤积套运粮食。而日本对朝鲜的出口主要是棉布、棉纱，在1885年后面临着清国同类商品的竞争，有被挤出朝鲜的危险。粮食基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日本都不容有失，所以宁愿干涉朝鲜内政、举全国之力对清国开战。
刀尖上的朝鲜
至少在“云扬号”出现在江华岛之前，当中日在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焦虑、奔忙的时候，朝鲜王室虽不平静，仍显慵懒。
17世纪，东北亚诸国先后进入对洋夷“闭关锁国”的时代，只是中日两国都在沉重的铁幕中间留下了细细一条缝隙，带着好奇而戒备的心理窥视着国门外的各色洋夷和奇怪的船舶。唯独朝鲜，将幕布蒙得死死的，偶有不长眼的传教士闯入，会被毫不留情地肉体毁灭。进入19世纪，朝鲜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呈现龟裂状态，人心涣散思变，而“洋扰”也日益频繁。但朝鲜仍陶醉在曾让不熟悉地形的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炮舰都吃了败仗的盲目优越感中，以至于“云扬号”事发时，当局竟搞不清楚是谁干的，直到翌年黑田清隆来才确知是日本所为。
1863年，新君高宗大王继位，因为年幼，由其生父李罡应摄政，称“大院君”。大院君主政10年，成功踢走外戚，重塑王室权威，任内击退法、美入侵更让其声望达到顶峰。然而，其改革更多是强化祖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礼崩乐坏的失序。当高宗年岁渐长，恋权的大院君成了国王亲政的绊脚石。
1873年，高宗亲政，王后闵慈英干政。这对夫妻档年纪轻，易于接受新事物，他们认识到列强环伺、宗主国大清垂垂老矣的严峻现实，知道大院君能挡住列强一时，挡不住一世，继而在外交上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姿态。闵妃集团主张“开化自强”，以洋务运动为师，设统领机务衙门，总管外交。在统治阶层“两班贵族”内部，也出现了类似清国的开化、守旧两派对立的局面。
朝鲜开化派多为非主流的青年两班贵族，血气方刚，行事较激进。他们或公派或自费东渡考察过日本，受明治维新鼓舞，认为应当联合日本，促进自强，继而踢开清国。朝鲜历史上遭受过来自满清的两次灾难性入侵，对这个宗主国呈现较复杂的情感，即政治上依靠、经贸上依赖、文化上鄙夷。两次鸦片战争又极大打击了清国的权威，为开化派的联日排清主张提供了思想土壤。
开化派虽受闵妃集团支持，但可作为之处并不多，仅练兵一项得到落实。1881年，朝鲜组建“别技军”，聘日本军官训练，由闵妃侄子闵泳翊掌管。由于闵妃集团掌权后迅速腐化，以克扣盘剥旧式军队提高新军待遇，惹得民怨沸腾。1882年旧式军队因粮饷问题发起兵变，并将蛰居的大院君推出。闵妃集团要员多死于兵乱，闵妃本人外逃到地方，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打乱了朝鲜政局，也给清日两国提供了控制朝鲜的契机。清国作为宗主国，有义务过问；日本有军人、外交人员死于兵变，同样有责任干预。闵妃为重新掌权，向北京求援，而日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向东京求救。朝鲜半岛继壬辰倭乱后，再度出现中日两军同时驻扎的景况。
清军率先开进汉城，将煽动兵变的大院君逮捕回清国软禁，以杜绝日方口实，并在可控状态下推动朝鲜改革。为此，清国与朝鲜缔约，获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和租界权。日本则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为保护外交人员和侨民在朝鲜驻军。
清国的再造之恩，让闵妃迅速从开化自强重返事大主义的常态，这导致激进的开化派人越来越倾向于铤而走险。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开化派以为清国必败，于是发动“甲申兵变”，短暂取得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自主，要求清国“放大院君归国，废止朝贡”。由于开化派急于事功，下手狠辣，闵妃、高宗转向反对，袁世凯率驻朝清军趁乱镇压了开化派，朝鲜的近代化之路被打断。
日本甲申受挫，却奇迹般在外交上扳回一局：通过谈判，与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约定同时撤兵，如朝鲜再生变乱需要派兵，必须照会对方。这等于将清日在朝鲜置于对等地位，清国事实上丧失了宗主国地位。
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王室向北京告急。清廷出兵，按《天津条约》告知日本。日本也跟着大举出兵。乱事平定后，清廷主张同时撤兵，却被日本拒绝。不仅如此，日军在丰岛海战前两天攻占朝鲜王宫，囚禁高宗，裹挟大院君摄政，令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引狼入朝”的李鸿章不得不吞咽下苦果，仓促应战；清军阵亡3万多人，仍不免在《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
殖民时代的更替
甲午战争的爆发，背后是一个世界性殖民时代的到来。
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列强军事投送能力不足，对远东的侵略采取炮舰外交，通过恐吓对方开放口岸，再徐徐渗透。这之后，列强的主要精力仍放在近东，希图瓜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列强之间，也陷入竞争和对峙，维持着恐怖的“武装和平”。由此，同光中兴和明治维新均迎来战略机遇期。
然而，随着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西方列强对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胃口变大，新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则让世界变小，1878年《柏林条约》的签订也给欧陆争霸暂时画上了休止符，列强加速东进。法国从越南西贡一路向北，终于威胁到了中国西南，导致战争爆发；中国整体大败，局部小胜，洋务运动的效果第一次受到质疑，导致奕下台。之后，腾出手脚的列强纷至沓来。清廷沮丧地发现，原来值得炫耀的众多藩属已成包袱，欲保乏力；甩包袱势必形成多米诺效应，引发体系崩盘。当日本欲图染指朝鲜，清国庙堂不乏放手一战、既保朝鲜又振国威的如意算盘；结果甲午战败，朝鲜易手，清国彻底成为光杆。
面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殖民时代，初步实现近代化的日本显然更适应。一方面背负着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包袱，一方面却善于将学会的殖民伎俩娴熟地运用在对亚洲邻国的外交中。1875年的“云扬号”事件就堪称教科书式的表现，日本在对清国的交涉中，或恐吓或搬弄国际法，表现不亚于欧洲老师。最重要的是，日本极其敏锐地把握了西方列强对清国的野心，以甘为西方列强马前卒的暂时隐忍提升自身的利用价值，争取到列强对日清战争的纵容和默许。
甲午战争昭示着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的完全崩溃，预示着新兴的强权殖民秩序在东北亚的确立。庞大中华帝国不堪东瀛小国一击、被迫割地赔款的前例，鼓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霸占朝鲜的狂潮。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因是“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卧薪9年来雪耻，近因则是俄国拒绝日方“满韩交换”提议，且拒绝履约从中国东三省第二期撤兵。这场战争以日本偷袭驻朝鲜仁川的俄国舰队为开端，以翌年对马海战俄方惨败、美国劝和而结束。之后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更在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
1894～1895年日本完胜清国，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国运。日本一鸣惊人后，与海上霸主英国结盟，又打败人口数倍于己的老大帝国俄罗斯，得以称雄西太平洋。清国则病急乱投医—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最后迎来了辛亥革命。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同时处于转型关键期，政治互信缺乏，各种摩擦不断，“必有一战”之说也时有耳闻。但新时代早已不再流行丛林法则，区域政治的走向不仅在中日的脚下，与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亦息息相关。处理中日关系，也须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语境下进行，而不能刻舟求剑地征诸历史经验。
悲剧早已上演过，但愿不会再有闹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