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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末句根据帛书修订）
意思是：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就一惊一乍的，把荣辱这样的大患看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什么叫做“宠辱若惊”？得宠本是卑下的事，得到宠爱就惊喜，失去宠爱就惊慌。这就叫做“宠辱若惊”。什么叫做“贵大患若身”？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如果我没有身体，我还会有什么祸患呢？所以，把修养自身看的比治理天下还重要的，天下就可以托付他了；爱惜自身胜于爱天下的，天下就可以依靠他了。
这一章可以算是《道德经》中最众说纷纭的一章了，特别是最后那句“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据不完全统计，版本有十四个之多。
这一章是接着上面的内容说的，核心就是谈我们的“身”与虚名的关系，这个“身”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一词。
宠辱的真相
前面一章，老子告诫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感官欲望而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要“为腹不为目”。随后，老子在这里谈起了“宠辱”。
美国心理学马斯洛谈到过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学说，说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前面的老子所说的“五色”“ 五音”“五味”之类只是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宠辱就是属于接近顶峰的尊重需求了。所以明代文人陈眉公从本章的“宠辱若惊”化出一句著名的格言——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似乎是说境界高的人可以超越荣辱，任性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宠辱真的可以超越吗？又如何超越呢？
道家认为，无法超越宠辱，那是我们没有认清宠辱的真相，没有找到真正自我。
老子郑重地说：“宠为下。”得宠本来就是卑下的事。
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得到了用铜矿铸钱的赏赐，富可敌国，可以说被宠上天了，结果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矿，没收家产。宠臣邓通穷苦潦倒，最后被饿死了。杨贵妃当年在唐玄宗李隆基那里非常得宠，“三千宠爱在一身”。结果当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在逃亡四川的路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让他的爱妃“宛转蛾眉马前死”了。归根结底，是恩宠让他们死于非命。
因为受宠而得杀身之祸的或许只是少数，但平常的受宠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在注解本章时说：得宠就是下贱的事。比如那些通过谄媚得到宠爱的人，虽然一杯酒、一块肉皇帝都会赐给他共同享用，用来表示对他的宠幸，但是当接受赏赐的时候，那宠臣一定得点头哈腰、叩头谢恩才能吃，不受宠的，傲然自立，不是很自在吗？所以受宠对于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实际是一种大辱。（宠乃下贱之事耳。譬如僻幸之人，君爱之以为宠也。虽卮酒脔肉必赐之。非此，不见其为宠。及其赐也，必叩头而啖之。将以为宠。彼无宠者，则傲然而立。以此较之，虽宠实乃辱之甚也。）
受宠就是一种侮辱，有时还会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老子认为，受宠就是大祸患，没必要把宠辱这种大祸患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认清了宠辱的真相，就能够超越宠辱了吗？
看来不能，我们还有去认识“身”的真相，也就生命的意义。
人只属于自己
老子认为，宇宙之中有四种存在是最为伟大的，那就是道、天、地，还有人。（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是能够和道、天、地相提并论的存在。
人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人的价值由自己决定，更不应该成为他人的工具，把外界的宠辱毁誉看得过分重要。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就一惊一乍的，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外界，自己的价值要靠外面的人来评判了。
《庄子》中提到了一个叫宋荣子的人，哪怕全世界都来赞美他，他也不受到鼓舞；哪怕全世界都来指责他，他也不感到沮丧。在他那里，能够认定自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出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我是我，物是物，内外有别。光荣耻辱看得很淡漠，所以他的心态稳定，不受外界影响。（《庄子·逍遥游》：（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这不是中国古人的孤鸣，德国的著名哲学家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目的。”
在他看来，人不应该像物一样被当作工具或手段，而应该被视为目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的目的。物只有相对的价值，因而永远只能作为手段；而人作为自由的、理性的行动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先生此言不虚呀！
真身与凡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宋代的司马光这样解释“身”和“患”：因为我们毕竟有身体，难免各种牵挂，既然我们摆脱不了身体，就应当珍视身体、爱惜身体，顺应自然的道理来应对事物，尤其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让身体成为祸患。（“有身斯有患也。然则，既有此身，则当贵之爱之，循自然之理以应事物，不纵情欲，俾之无患可也。”）
也就是要顺应规律来养身免患。
《庄子》则用寓言阐述其中的深意——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统治天下是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了，却不能因此而妨碍自己的生命，更何况是其他的一般事物呢？只有忘却天下而达到无为境界的人，方才可以把统治天下的重任托付给他。
生命至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这能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孟子说的“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诗经》中讲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古人为什么那么看重身体呢？
世外高人黄元吉先生曾讲过，不仅是自己的性命要依靠身体而存在，扩展开说，“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要靠身体做主宰。道不能凭空而独立，必须靠人来以承载。所以说：“身存则道存，身亡则道亡。”
因此，必须“贵身”。因为人的身体是修真养性的凭藉。如果只把衣服饮食、富贵荣华作为养身的关键，那就错了，因为这名闻利养只是在养我们的“凡身”，人的“真身”往往因此而受到损耗，最终是“爱其身而竟丧其身”，什么是“真身”呢？我们的“先天元气”才是我们的生身之本。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儒家与道家在这里相通了。《大学》中不是也讲过，天地万物都有本有末，凡事都有开始和终了，能够明白本末、终始的那个更关键，就能接近懂得根本规律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说：“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要把修身作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被弄乱了，其他事情要做好是不可能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的根——修身。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末句根据帛书修订）
意思是：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就一惊一乍的，把荣辱这样的大患看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什么叫做“宠辱若惊”？得宠本是卑下的事，得到宠爱就惊喜，失去宠爱就惊慌。这就叫做“宠辱若惊”。什么叫做“贵大患若身”？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如果我没有身体，我还会有什么祸患呢？所以，把修养自身看的比治理天下还重要的，天下就可以托付他了；爱惜自身胜于爱天下的，天下就可以依靠他了。
这一章可以算是《道德经》中最众说纷纭的一章了，特别是最后那句“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据不完全统计，版本有十四个之多。
这一章是接着上面的内容说的，核心就是谈我们的“身”与虚名的关系，这个“身”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一词。
宠辱的真相
前面一章，老子告诫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感官欲望而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要“为腹不为目”。随后，老子在这里谈起了“宠辱”。
美国心理学马斯洛谈到过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学说，说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前面的老子所说的“五色”“ 五音”“五味”之类只是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宠辱就是属于接近顶峰的尊重需求了。所以明代文人陈眉公从本章的“宠辱若惊”化出一句著名的格言——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似乎是说境界高的人可以超越荣辱，任性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宠辱真的可以超越吗？又如何超越呢？
道家认为，无法超越宠辱，那是我们没有认清宠辱的真相，没有找到真正自我。
老子郑重地说：“宠为下。”得宠本来就是卑下的事。
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得到了用铜矿铸钱的赏赐，富可敌国，可以说被宠上天了，结果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矿，没收家产。宠臣邓通穷苦潦倒，最后被饿死了。杨贵妃当年在唐玄宗李隆基那里非常得宠，“三千宠爱在一身”。结果当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在逃亡四川的路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让他的爱妃“宛转蛾眉马前死”了。归根结底，是恩宠让他们死于非命。
因为受宠而得杀身之祸的或许只是少数，但平常的受宠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在注解本章时说：得宠就是下贱的事。比如那些通过谄媚得到宠爱的人，虽然一杯酒、一块肉皇帝都会赐给他共同享用，用来表示对他的宠幸，但是当接受赏赐的时候，那宠臣一定得点头哈腰、叩头谢恩才能吃，不受宠的，傲然自立，不是很自在吗？所以受宠对于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实际是一种大辱。（宠乃下贱之事耳。譬如僻幸之人，君爱之以为宠也。虽卮酒脔肉必赐之。非此，不见其为宠。及其赐也，必叩头而啖之。将以为宠。彼无宠者，则傲然而立。以此较之，虽宠实乃辱之甚也。）
受宠就是一种侮辱，有时还会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老子认为，受宠就是大祸患，没必要把宠辱这种大祸患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认清了宠辱的真相，就能够超越宠辱了吗？
看来不能，我们还有去认识“身”的真相，也就生命的意义。
人只属于自己
老子认为，宇宙之中有四种存在是最为伟大的，那就是道、天、地，还有人。（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是能够和道、天、地相提并论的存在。
人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人的价值由自己决定，更不应该成为他人的工具，把外界的宠辱毁誉看得过分重要。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就一惊一乍的，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外界，自己的价值要靠外面的人来评判了。
《庄子》中提到了一个叫宋荣子的人，哪怕全世界都来赞美他，他也不受到鼓舞；哪怕全世界都来指责他，他也不感到沮丧。在他那里，能够认定自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出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我是我，物是物，内外有别。光荣耻辱看得很淡漠，所以他的心态稳定，不受外界影响。（《庄子·逍遥游》：（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这不是中国古人的孤鸣，德国的著名哲学家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目的。”
在他看来，人不应该像物一样被当作工具或手段，而应该被视为目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的目的。物只有相对的价值，因而永远只能作为手段；而人作为自由的、理性的行动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先生此言不虚呀！
真身与凡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宋代的司马光这样解释“身”和“患”：因为我们毕竟有身体，难免各种牵挂，既然我们摆脱不了身体，就应当珍视身体、爱惜身体，顺应自然的道理来应对事物，尤其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让身体成为祸患。（“有身斯有患也。然则，既有此身，则当贵之爱之，循自然之理以应事物，不纵情欲，俾之无患可也。”）
也就是要顺应规律来养身免患。
《庄子》则用寓言阐述其中的深意——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统治天下是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了，却不能因此而妨碍自己的生命，更何况是其他的一般事物呢？只有忘却天下而达到无为境界的人，方才可以把统治天下的重任托付给他。
生命至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这能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孟子说的“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诗经》中讲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古人为什么那么看重身体呢？
世外高人黄元吉先生曾讲过，不仅是自己的性命要依靠身体而存在，扩展开说，“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要靠身体做主宰。道不能凭空而独立，必须靠人来以承载。所以说：“身存则道存，身亡则道亡。”
因此，必须“贵身”。因为人的身体是修真养性的凭藉。如果只把衣服饮食、富贵荣华作为养身的关键，那就错了，因为这名闻利养只是在养我们的“凡身”，人的“真身”往往因此而受到损耗，最终是“爱其身而竟丧其身”，什么是“真身”呢？我们的“先天元气”才是我们的生身之本。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儒家与道家在这里相通了。《大学》中不是也讲过，天地万物都有本有末，凡事都有开始和终了，能够明白本末、终始的那个更关键，就能接近懂得根本规律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说：“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要把修身作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被弄乱了，其他事情要做好是不可能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的根——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