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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日本人，越是认为自己和对方相似，越是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
写于40年前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定价28元)一书，如同一面双面镜，从照在“邻人”日本身上，也折射出作为“国人”的中国，焕发出跨文化的新魅力。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相似但不同之处，如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误解。正如该书作者陈舜臣所指出的：“不了解对方要比觉得自己了解对方，而实际上导致误解强得多。”
我们这对邻居
“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辅车相依”——“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19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元寇”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里，“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也起不了什么用。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更应该说是天灾。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工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带)，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5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16世纪20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但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次亲密接触
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被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相互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元寇”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城与旗
节日升国旗，这一规矩在战前等同于强制执行。每家都竖着国旗，如果哪一家没有国旗，就特别刺眼。就连神户的外国人住宅，红日旗和自国的国旗也在门口一左一右或是交叉插着。
昭和初年，在家附近的华侨商馆的仓库，见一个打杂的老头和年轻的店员发生口角。两人都是中国人，口角的原因，是节日挂出的中国国旗。
那时正值北伐成功后不久，国旗也变成了青天自日旗。但是，打杂的老头小心收藏着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年轻店员是革命党的粉丝，一看就生气了，说北洋军阀已经灭亡了，五色旗可以扔了。老头也生气了，说：“现在的小年轻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时候也许又能用了。”这并不好笑。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曾经一度使用古色苍然的五色旗。
战后，日本节日挂国旗的人家少了，除了因为红日旗与不愉快的战争记忆联系在一起外，还因为在日本人的气质中，对挂旗持有消极态度吧。日本人不喜欢旗。源平合战的白旗、红旗，是为了区别敌我双方而不得不使用，仅仅在竿子上挂了块连图案都没有的布而已，一点也不讨人喜欢。Hatal这个词也是。织纤维的工具叫做Hata，织出的布也叫做Hata。挂在竿子上的旗，好像是嫌麻烦，也取了同样的名字。取名字的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仔细斟酌，对自己不喜欢的就马马虎虎。 游牧民族为了通知先头在哪里、往哪边走，不得不常用旗。所以，在被城墙围住的城市，也就是城郭城市里，也大量使用旗子。城墙上翩然飘扬的旗，对伺机想前来掠夺的蛮族有威吓的作用——这里有准备，大将军守着呢。
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最终未采用的，有科举、宦官等。此外，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郭城市的形式，也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城，是领主和他手下的武士踞守的地方。但是，汉语中的“街”就是城。北京、上海这些主要城市的城墙都没有了，但在汉语中，从郊外去街上，就意味着“进城”。中国的城，如果是首都，就包含政府的皇城、皇帝居住的宫殿。这时，广义的城应称为“罗城”。“罗生门”就是罗城的门的意思。相对于罗城，皇城地区就是“子城”，皇帝、太守所在的城——相当于日本的本丸，叫做“牙城”。
在营造奈良的平安京时，中央修了南北向的大路，城市修造得像左右对称的棋盘，这完全模仿了当时唐朝都城长安。这也许是遣唐使的策划。奈良的规模只有长安的五分之一，连中央大道朱雀路，也是原样学长安。奈良和京都没有模仿的就是用城墙把城市围起来。在罗生门附近，造了些土墙一样的东西，但还称不上城墙。长安的城墙高五米多，东西逶迤十公里，南北长九公里半，围着大城市。
因为被海包围，日本不用像中国一样担心异族的侵略。因此，也没有建造城郭城市的必要。如果要把平城京和平安京用五米多高的城墙围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工程了，日本人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如果要是有了城墙，上面整整齐齐地插着带穗的鲜艳旗子，日本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喜欢旗子吧。
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
比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但危险的陷阱就隐藏在周边。特别是在比较集团时，陷阱密布，不可疏忽大意。集团也和个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时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处理时所费精力自然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如果夸大一个例外，把它当作集团的性格，就会落入陷阱。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这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对方。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中国人的脑海。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日中两国这对邻居，与其寻求相似点，不如尽量寻找相互的差别，并将差别扩大化，认识到：对对方真是一无所知，这样才比较好。
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认为对方大致会明白。这个“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时简直是谬以千里。
譬如语言语感的差别，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例如，“马鹿”和“阿呆”，虽然都是骂人的话，但理解的方式在关东和关西各不相同。在关东话中，“马鹿野郎”简直像说话时的伴奏，随便使用，被骂的一方也习惯了，并不觉得受到辱骂。反倒是被骂作“阿呆”，则会觉得被当作白痴，感到伤心。相反，在关西话中，“阿呆”出现在极平常的对话中，也不会造成大风波。因为原本的辱骂色彩变淡了，于是要恢复原意，就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多”字，如“多阿呆!”如果不加就没有力度。被叫做“阿呆”没有什么感觉，而被骂作“马鹿野郎”，简直像被骂作畜生一样，有人会勃然大怒。不过，现在两地都了解各自的习惯，“马鹿”和“阿呆”的语感都差不多相同了。这可以说是相互理解的成果。关东人被叫做“阿呆”，就会想起电视上的关西场景。“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么一想就没事了。关西人被骂作“马鹿野郎”，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了。能有这样的结果，功劳都应该归于电视、收音机、漫画、小说等媒介。另外，出于调动工作等原因，人们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休闲热让旅行者越来越多，这对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帮助。
所以，了解对方，请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当然，这是对两国国民的共同希望。日中两国的交流很有必要，因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中国一无所知，对日本也一无所知。日中两国应该回到这个起跑线，重新出发吧。
写于40年前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定价28元)一书，如同一面双面镜，从照在“邻人”日本身上，也折射出作为“国人”的中国，焕发出跨文化的新魅力。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相似但不同之处，如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误解。正如该书作者陈舜臣所指出的：“不了解对方要比觉得自己了解对方，而实际上导致误解强得多。”
我们这对邻居
“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辅车相依”——“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19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元寇”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里，“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也起不了什么用。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更应该说是天灾。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工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带)，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5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16世纪20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但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次亲密接触
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被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相互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元寇”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城与旗
节日升国旗，这一规矩在战前等同于强制执行。每家都竖着国旗，如果哪一家没有国旗，就特别刺眼。就连神户的外国人住宅，红日旗和自国的国旗也在门口一左一右或是交叉插着。
昭和初年，在家附近的华侨商馆的仓库，见一个打杂的老头和年轻的店员发生口角。两人都是中国人，口角的原因，是节日挂出的中国国旗。
那时正值北伐成功后不久，国旗也变成了青天自日旗。但是，打杂的老头小心收藏着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年轻店员是革命党的粉丝，一看就生气了，说北洋军阀已经灭亡了，五色旗可以扔了。老头也生气了，说：“现在的小年轻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时候也许又能用了。”这并不好笑。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曾经一度使用古色苍然的五色旗。
战后，日本节日挂国旗的人家少了，除了因为红日旗与不愉快的战争记忆联系在一起外，还因为在日本人的气质中，对挂旗持有消极态度吧。日本人不喜欢旗。源平合战的白旗、红旗，是为了区别敌我双方而不得不使用，仅仅在竿子上挂了块连图案都没有的布而已，一点也不讨人喜欢。Hatal这个词也是。织纤维的工具叫做Hata，织出的布也叫做Hata。挂在竿子上的旗，好像是嫌麻烦，也取了同样的名字。取名字的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仔细斟酌，对自己不喜欢的就马马虎虎。 游牧民族为了通知先头在哪里、往哪边走，不得不常用旗。所以，在被城墙围住的城市，也就是城郭城市里，也大量使用旗子。城墙上翩然飘扬的旗，对伺机想前来掠夺的蛮族有威吓的作用——这里有准备，大将军守着呢。
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最终未采用的，有科举、宦官等。此外，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郭城市的形式，也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城，是领主和他手下的武士踞守的地方。但是，汉语中的“街”就是城。北京、上海这些主要城市的城墙都没有了，但在汉语中，从郊外去街上，就意味着“进城”。中国的城，如果是首都，就包含政府的皇城、皇帝居住的宫殿。这时，广义的城应称为“罗城”。“罗生门”就是罗城的门的意思。相对于罗城，皇城地区就是“子城”，皇帝、太守所在的城——相当于日本的本丸，叫做“牙城”。
在营造奈良的平安京时，中央修了南北向的大路，城市修造得像左右对称的棋盘，这完全模仿了当时唐朝都城长安。这也许是遣唐使的策划。奈良的规模只有长安的五分之一，连中央大道朱雀路，也是原样学长安。奈良和京都没有模仿的就是用城墙把城市围起来。在罗生门附近，造了些土墙一样的东西，但还称不上城墙。长安的城墙高五米多，东西逶迤十公里，南北长九公里半，围着大城市。
因为被海包围，日本不用像中国一样担心异族的侵略。因此，也没有建造城郭城市的必要。如果要把平城京和平安京用五米多高的城墙围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工程了，日本人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如果要是有了城墙，上面整整齐齐地插着带穗的鲜艳旗子，日本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喜欢旗子吧。
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
比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但危险的陷阱就隐藏在周边。特别是在比较集团时，陷阱密布，不可疏忽大意。集团也和个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时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处理时所费精力自然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如果夸大一个例外，把它当作集团的性格，就会落入陷阱。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这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对方。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中国人的脑海。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日中两国这对邻居，与其寻求相似点，不如尽量寻找相互的差别，并将差别扩大化，认识到：对对方真是一无所知，这样才比较好。
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认为对方大致会明白。这个“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时简直是谬以千里。
譬如语言语感的差别，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例如，“马鹿”和“阿呆”，虽然都是骂人的话，但理解的方式在关东和关西各不相同。在关东话中，“马鹿野郎”简直像说话时的伴奏，随便使用，被骂的一方也习惯了，并不觉得受到辱骂。反倒是被骂作“阿呆”，则会觉得被当作白痴，感到伤心。相反，在关西话中，“阿呆”出现在极平常的对话中，也不会造成大风波。因为原本的辱骂色彩变淡了，于是要恢复原意，就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多”字，如“多阿呆!”如果不加就没有力度。被叫做“阿呆”没有什么感觉，而被骂作“马鹿野郎”，简直像被骂作畜生一样，有人会勃然大怒。不过，现在两地都了解各自的习惯，“马鹿”和“阿呆”的语感都差不多相同了。这可以说是相互理解的成果。关东人被叫做“阿呆”，就会想起电视上的关西场景。“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么一想就没事了。关西人被骂作“马鹿野郎”，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了。能有这样的结果，功劳都应该归于电视、收音机、漫画、小说等媒介。另外，出于调动工作等原因，人们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休闲热让旅行者越来越多，这对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帮助。
所以，了解对方，请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当然，这是对两国国民的共同希望。日中两国的交流很有必要，因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中国一无所知，对日本也一无所知。日中两国应该回到这个起跑线，重新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