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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延安(一):新中国的胚胎
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者团所有成员部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者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以增长他们在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谢的潜台词是：共产党在所有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让他来引导他们走出迷津。
但是，同谢所预期的相反，当天晚上王震就把谢的这个拙劣的阴谋告诉了我们。他直截了当地对谢说，他打国内的法西斯、打日本法西斯，已经宁丁了十五年，他绝不会听信像谢这样的人所宣扬的法西斯思想。
第二件事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一位农民出身的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部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油井和炼油厂。
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家俱乐部是这一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工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生怕我学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了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工人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一担(一百斤)小米，那么这个月就发给你‘边币’两万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影响。”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十二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和优质的蜡烛。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他们说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虽然目前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未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给了我们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间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的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处，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充满活力的结合。
责编：朱 静
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者团所有成员部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者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以增长他们在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谢的潜台词是：共产党在所有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让他来引导他们走出迷津。
但是，同谢所预期的相反，当天晚上王震就把谢的这个拙劣的阴谋告诉了我们。他直截了当地对谢说，他打国内的法西斯、打日本法西斯，已经宁丁了十五年，他绝不会听信像谢这样的人所宣扬的法西斯思想。
第二件事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一位农民出身的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部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油井和炼油厂。
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家俱乐部是这一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工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生怕我学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了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工人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一担(一百斤)小米，那么这个月就发给你‘边币’两万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影响。”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十二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和优质的蜡烛。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他们说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虽然目前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未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给了我们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间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的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处，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充满活力的结合。
责编：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