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不要。不。我不能接受这样。噢，天啊。天。不……错了。这是错的。”这是五名被告人中的其中一名在刑事审判时所说的话。据报道，这五名少年被告人已经供认残忍地袭击并强奸了一名在纽约中央公园慢跑的女子。中央公园慢跑者案成为了全国媒体狂热报道的焦点，这代表着人们对无力控制犯罪浪潮的严重担忧。媒体将当晚公园里的五名黑人少年称作“狼群”、“野人”。1990年，五名被告都被判有罪。
受害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醒来时，关于此次袭击她什么都记不得了。案发时也没有目击证人。然而，警方和检察官讯问了五名少年中的四名，他们都在录像带中进行了供认。那些录像带在庭审时被播放，成为了控方的核心证据。而且，检察官强调，这些少年所知道的信息，只有真凶才会知道。例如，检察官告诉陪审团说：
你们在录像带中听到了安特伦·麦克雷被问到受害人当时穿着什么衣服，他描述说她当时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你们看到了照片中的衬衫是什么样子。除非在这件衬衫被鲜血和泥土浸透前，他就看到了它，否则他是不可能知道衬衫是白色的。我提请各位注意，安特伦·麦克雷对犯罪细节的描述，足以让你们清楚……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认定他当时就在现场，并帮助其他人强奸了受害人，帮助他们殴打了受害人，最后将其遗弃至死。
这几名少年都说他们是无辜的，是警察强迫他们认罪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要是警方不告诉他们关于犯罪的信息，他们能够主动提供出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供述互相矛盾；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曾强奸过受害人，而是指出真凶另有其人。在这起案件中，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几乎没有其他证据；仅有的其他法医证据包括头发和泥土的比对，但这些证据的关联性都不怎么可靠。犯罪现场的证据与多人袭击受害者的情况也不相符。另外，DNA检测在1990年才首次被用于刑事案件。五名年轻人的DNA与从受害人身上提取的未知男性的DNA均不相符。然而，尽管DNA检测结果排除了他们的嫌疑，但最后他们依然都被定罪。
与此同时，就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发生的前几天，在离中央公园很近的地方也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袭击案件，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雷耶斯的男子因此被定罪。警方在当时知悉雷耶斯的案件，但从没有将其与中央公园慢跑者案联系起来。然而，2002年，雷耶斯站出来向警方自首，供认了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和那些已被定罪的黑人少年不同，雷耶斯能够精确地描述出让人不寒而栗的犯罪过程。事实上，他的供述解释了案件中未解决的证据疑点。并且，雷耶斯的DNA与犯罪现场证据上的多处DNA完全相符。
基于这些DNA检测结果，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的五名被告人于2002年被宣告无罪，法官撤销了他们的有罪判决，检察官也不再提起新的指控。“宣告无罪”一词是指一个基于新的无罪证据而推翻原判决的官方决定。宣告无罪在过去并非常有之事，但现在却在美国变得日渐普遍。而且这些宣告无罪案件备受瞩目。2012年，肯·伯恩斯、萨拉·伯恩斯和戴维·麦克马洪制作了一部关于这起案件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2014年，纽约市付给了五人4000万美元，以作为对他们被拘监狱多年的赔偿金，约合每年100万美元。这是至今以来的误判案件中，纽约市所赔付的最高数额。
《误判》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第一批通过DNA检测被免罪的250名无辜者的故事。这些类似中央公园五人案的案件符合错误定罪的宏观模式。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20名无辜者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被无罪释放。其中63人曾虚假供述，20人被判处死刑。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通过DNA证据精确地使如此多的无辜者得以昭雪。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较早地使用了DNA检测技术，而且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平反冤案的“无辜者计划”项目也是在美国建立的。这些案件中的数据和故事表明，误判的确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误判。
尽管我描述的这40起虚假供述案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它们可能也在世界各地屡屡上演着。虽然一些讯问的程序有所不同，但所有的讯问都有一些共同点：警方会将犯罪嫌疑人隔离起来并对其施加压力，以获取口供。纵然犯罪嫌疑人是清白的，可一旦做出有罪供述，即使是虚假的，法官和陪审团也很难不考虑该供述。了解单个供述，或者甚至是像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那样的系列供述是如何被“污染”的，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法官提供重要的经验。
刑事调查中其他类型的错误都是由落后的技术手段、糟糕的案卷管理以及草率地做出判决所致。目击证人可能会成为具有诱导性的辨认程序的牺牲品，这些程序长期以来都在世界各地使用。基于几十年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列出了一个科学的框架，以改善目击证人辨认程序，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警察部门并没有采用这些程序。
对于这些真相大白的误判来说，最令人困扰的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定罪。我在本书中描述的案件通常纯属因运气而被平反。法官、陪审员和律师都确信被告人是有罪的，但他们都错了。仅仅是因为生物性证据被保存下来以及律师能够获得DNA检测，才使如此多的人最终通过DNA检测重获自由。但是，大多数刑事案件没有可供检测的DNA证据。在其他国家，通过DNA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免罪的案件数量更是稀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个刑事司法系统都是不容易出错的。相反，它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更加仔细地审查他们的判决。我们永远不可能将他们在牢狱中度过的年华还给他们，而这些失去的年华却源于他们从没犯下的罪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刑事诉讼程序到底哪里出错了。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受害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醒来时，关于此次袭击她什么都记不得了。案发时也没有目击证人。然而，警方和检察官讯问了五名少年中的四名，他们都在录像带中进行了供认。那些录像带在庭审时被播放，成为了控方的核心证据。而且，检察官强调，这些少年所知道的信息，只有真凶才会知道。例如，检察官告诉陪审团说：
你们在录像带中听到了安特伦·麦克雷被问到受害人当时穿着什么衣服，他描述说她当时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你们看到了照片中的衬衫是什么样子。除非在这件衬衫被鲜血和泥土浸透前，他就看到了它，否则他是不可能知道衬衫是白色的。我提请各位注意，安特伦·麦克雷对犯罪细节的描述，足以让你们清楚……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认定他当时就在现场，并帮助其他人强奸了受害人，帮助他们殴打了受害人，最后将其遗弃至死。
这几名少年都说他们是无辜的，是警察强迫他们认罪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要是警方不告诉他们关于犯罪的信息，他们能够主动提供出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供述互相矛盾；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曾强奸过受害人，而是指出真凶另有其人。在这起案件中，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几乎没有其他证据；仅有的其他法医证据包括头发和泥土的比对，但这些证据的关联性都不怎么可靠。犯罪现场的证据与多人袭击受害者的情况也不相符。另外，DNA检测在1990年才首次被用于刑事案件。五名年轻人的DNA与从受害人身上提取的未知男性的DNA均不相符。然而，尽管DNA检测结果排除了他们的嫌疑，但最后他们依然都被定罪。
与此同时，就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发生的前几天，在离中央公园很近的地方也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袭击案件，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雷耶斯的男子因此被定罪。警方在当时知悉雷耶斯的案件，但从没有将其与中央公园慢跑者案联系起来。然而，2002年，雷耶斯站出来向警方自首，供认了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和那些已被定罪的黑人少年不同，雷耶斯能够精确地描述出让人不寒而栗的犯罪过程。事实上，他的供述解释了案件中未解决的证据疑点。并且，雷耶斯的DNA与犯罪现场证据上的多处DNA完全相符。
基于这些DNA检测结果，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的五名被告人于2002年被宣告无罪，法官撤销了他们的有罪判决，检察官也不再提起新的指控。“宣告无罪”一词是指一个基于新的无罪证据而推翻原判决的官方决定。宣告无罪在过去并非常有之事，但现在却在美国变得日渐普遍。而且这些宣告无罪案件备受瞩目。2012年，肯·伯恩斯、萨拉·伯恩斯和戴维·麦克马洪制作了一部关于这起案件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2014年，纽约市付给了五人4000万美元，以作为对他们被拘监狱多年的赔偿金，约合每年100万美元。这是至今以来的误判案件中，纽约市所赔付的最高数额。
《误判》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第一批通过DNA检测被免罪的250名无辜者的故事。这些类似中央公园五人案的案件符合错误定罪的宏观模式。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20名无辜者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被无罪释放。其中63人曾虚假供述，20人被判处死刑。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通过DNA证据精确地使如此多的无辜者得以昭雪。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较早地使用了DNA检测技术，而且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平反冤案的“无辜者计划”项目也是在美国建立的。这些案件中的数据和故事表明，误判的确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误判。
尽管我描述的这40起虚假供述案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它们可能也在世界各地屡屡上演着。虽然一些讯问的程序有所不同，但所有的讯问都有一些共同点：警方会将犯罪嫌疑人隔离起来并对其施加压力，以获取口供。纵然犯罪嫌疑人是清白的，可一旦做出有罪供述，即使是虚假的，法官和陪审团也很难不考虑该供述。了解单个供述，或者甚至是像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那样的系列供述是如何被“污染”的，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法官提供重要的经验。
刑事调查中其他类型的错误都是由落后的技术手段、糟糕的案卷管理以及草率地做出判决所致。目击证人可能会成为具有诱导性的辨认程序的牺牲品，这些程序长期以来都在世界各地使用。基于几十年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列出了一个科学的框架，以改善目击证人辨认程序，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警察部门并没有采用这些程序。
对于这些真相大白的误判来说，最令人困扰的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定罪。我在本书中描述的案件通常纯属因运气而被平反。法官、陪审员和律师都确信被告人是有罪的，但他们都错了。仅仅是因为生物性证据被保存下来以及律师能够获得DNA检测，才使如此多的人最终通过DNA检测重获自由。但是，大多数刑事案件没有可供检测的DNA证据。在其他国家，通过DNA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免罪的案件数量更是稀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个刑事司法系统都是不容易出错的。相反，它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更加仔细地审查他们的判决。我们永远不可能将他们在牢狱中度过的年华还给他们，而这些失去的年华却源于他们从没犯下的罪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刑事诉讼程序到底哪里出错了。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