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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始终是主旋律。人们需要系统地总结，寻求新的脉络更清晰地展现经济增长路径变迁的路线图。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无疑会为人们提供新的观察窗口。
按照这一角度，可以大致从30年经济史中梳理出三种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并就其运行的背景和结果进行剖析。
从还账经济起步
改革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财政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还账经济。财政部和央行混为一家，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是以财政赤字为代价的。
对1949年直至1976年的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后续的拨乱反正、昭雪翻案，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明和书面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上的赎回行为。新一轮权力交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必须以民众在经济或收入上的某种满足来佐证。因此，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城市工人涨工资了，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老干部昭雪补偿损失，这几乎涵盖社会各层面的还账，在计划体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财政透支、发行货币的形式来摆平的。在将人们的视线从大跃进的饥荒记忆和“文革”的是是非非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的过程中，经济原动力的培养和政治偏好的转移也要仰仗“与民让利”。
承包制客观上削弱了财政收入，由此而来便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巨大落差——短期释放的货币在小黑白换成大彩电的过程中既蕴藏着巨大的欲望冲动，又潜伏着一触即像火山喷发的购买力；在计划经济对经济效率和要素流动的拘禁仍未解除的情势下，国有企业可提供的除了20年不变的解放卡车，便是千人一色的“的确良”，而且数量有限。雄心勃勃的改革刚试水，价格放开初有风声，价格上涨预期引发的1988年的抢购风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便彻底摧毁了财政经济。央行和财政部分家后，财政再也无力支持庞大的赤字经济，改革又受意识形态的困扰，宏观经济不得不进入调整整顿之中。
短暂的银行经济
第二阶段(1992-1994年)为银行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之争，被市场经济所统一和虚化。
随即掀起的投资热潮，将央行变成了一个昼夜加班，24小时不停运转的印钞机。大量的人民币通过国有银行系统输送到改变土地出让制度所催生出的房地产业，全国各地同时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
随着游戏的升级，在一棒接一棒的传递中，筹码的加大，让央行再无力为游戏输血，由此导致的两位数的通胀，也只好以硬着陆的方式降温化解。银行收回的除了尚未平整的土地，便是半拉子的烂尾楼。
经过这一折腾，国有商业银行严重失血，濒临破产。在没有硬预算约束的游戏中，人们借债却不需要还钱，也就无需考虑投资收益，人们只要将钱从银行弄出来就完事大吉。货币的倍数效应不过是一个掏空机制。与国有资产流失对应的是，一部分人由此富起来了。
虽然这一时期，时间短暂，但对后来的改革和开放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美元经济的繁荣
第三阶段(1994年～)为美元经济。1994年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即双轨制过渡到单一汇率机制。这项改革的战略性意义在于面对内需型经济增长连连受挫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将经济发展的侧重点转向外需型的增长模式，把中国经济的车厢挂在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上，尝试性推行出口促进战略。
随着中西方关系的缓和，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要求被重新列到中美谈判的议题中来。迫于美方的压力和中方急切加入的心情，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让步，其中关键性的步骤便是放弃了对外贸部门的垄断控制，允许民营企业享有进出口权。
但这一过程之复杂和艰难出乎一般的预料。直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不期而来的9·11事件，才使出口行业真正显露出经济发动机的本色。有了出口这一活水源头，整个货币链条被重新整合，各方利益，特别是持续恶化的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有了一个最好的契合区。如果这过程的发生推前到1996年，那么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甩包袱式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改革等举措，可能推进的方式就会相对温和，当然，这种假设对于历史已经没有意义。
出口企业需要劳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调动，尖锐的土地矛盾被缓和，出口换回的外汇的用处就更大了。首先，人民币的发行再也不是头脑发热的长官意志或某种政治意图的体现，而是实现了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只有赚回美元才能吐出人民币，从而抑制了央行的道德风险。而只要汇率由政府控制，就使得整个出口包括进口掌握在政府手中，民营资本再活跃，也是可控的，只要将人民币适当贬值，出口企业有利可图，就会没白没黑、头拱地也要干。
投入市场的人民币被引向房地产，房价提升带动地价上涨，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不仅养活了政府自己，而且还可在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广场文化中大显身手。银行通过向开发商贷款，向购房者按揭，也赚得盆满钵满，前几年面临破产的愁云也一扫而空。房地产的兴旺又带动了国有企业长期盘踞的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的增长，宏观经济全盘搞活。
房地产对货币有极强的吸附性却无产出功能，贫富悬殊导致房价高企却传导不到生活必需品，经济高涨却无通胀之虞。巨额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还可获得收益。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汇率联系机制在中国却硕果累累，甚至庞大的外汇储备也已成为外交战略的筹码。
新的选择
纵观30年的货币发行机制，1978年到1994年完全是败笔，它既未延续计划经济人民币与流通实物挂钩的做法，也没有回归解放前的银本位，而是听命于政治目标的指令，在拨乱反正时期表现为偿还旧债的迫不得已，在短暂的银行经济中则是意识形态较量的牺牲品。
直到2007年上半年还保持成功的美元经济，主要内因是货币发行摆脱了人为的控制，在汇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数量是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和供给关系的映射，数量众多勤劳工作的农民工决定了高能货币的投放，而克林顿时代打下的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和格林斯潘在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低利率的宽松的美元政策，无疑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2001年以后美元有序地持续贬值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全球市场。
客观地讲，美元挂钩机制是选错了对象，但赌对了时机，不过它的成功仅仅是阶段意义上的成功，美元绝不是人民币可信赖的终极选择。这种机制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否稳定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经济的表现。
去年以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反向走势，就已经说明钉住美元的人民币发行机制面临被撕裂的危险。2008年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在全球引发的海啸已重创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元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迅速缩水，出口也受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高企的拖累。这也预示着美元经济的美好时光已一去难返，人民币与美元的切割只是时间问题。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往往满足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对制度的变迁“雷声大雨点小”，对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般性规则，如私有产权、政府与财产及资源的分离，却敬而远之，不敢走近。在前半段困惑于姓社姓资的无休争论，在后半段掣肘于既得利益的熟人网络，改革始终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看似花样繁多，实则表相百变而无根本之用。
这种状态也反映在货币制度上，央行及货币的独立性悬而未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遥不可期。人民币的下一个锚地在哪，事关中国经济的前途，至今也未见广泛的探讨，谋略规划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下，货币制度如果跟着感觉走，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自不待言。
(责编 刘阳)
按照这一角度，可以大致从30年经济史中梳理出三种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并就其运行的背景和结果进行剖析。
从还账经济起步
改革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财政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还账经济。财政部和央行混为一家，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是以财政赤字为代价的。
对1949年直至1976年的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后续的拨乱反正、昭雪翻案，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明和书面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上的赎回行为。新一轮权力交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必须以民众在经济或收入上的某种满足来佐证。因此，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城市工人涨工资了，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老干部昭雪补偿损失，这几乎涵盖社会各层面的还账，在计划体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财政透支、发行货币的形式来摆平的。在将人们的视线从大跃进的饥荒记忆和“文革”的是是非非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的过程中，经济原动力的培养和政治偏好的转移也要仰仗“与民让利”。
承包制客观上削弱了财政收入，由此而来便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巨大落差——短期释放的货币在小黑白换成大彩电的过程中既蕴藏着巨大的欲望冲动，又潜伏着一触即像火山喷发的购买力；在计划经济对经济效率和要素流动的拘禁仍未解除的情势下，国有企业可提供的除了20年不变的解放卡车，便是千人一色的“的确良”，而且数量有限。雄心勃勃的改革刚试水，价格放开初有风声，价格上涨预期引发的1988年的抢购风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便彻底摧毁了财政经济。央行和财政部分家后，财政再也无力支持庞大的赤字经济，改革又受意识形态的困扰，宏观经济不得不进入调整整顿之中。
短暂的银行经济
第二阶段(1992-1994年)为银行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之争，被市场经济所统一和虚化。
随即掀起的投资热潮，将央行变成了一个昼夜加班，24小时不停运转的印钞机。大量的人民币通过国有银行系统输送到改变土地出让制度所催生出的房地产业，全国各地同时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
随着游戏的升级，在一棒接一棒的传递中，筹码的加大，让央行再无力为游戏输血，由此导致的两位数的通胀，也只好以硬着陆的方式降温化解。银行收回的除了尚未平整的土地，便是半拉子的烂尾楼。
经过这一折腾，国有商业银行严重失血，濒临破产。在没有硬预算约束的游戏中，人们借债却不需要还钱，也就无需考虑投资收益，人们只要将钱从银行弄出来就完事大吉。货币的倍数效应不过是一个掏空机制。与国有资产流失对应的是，一部分人由此富起来了。
虽然这一时期，时间短暂，但对后来的改革和开放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美元经济的繁荣
第三阶段(1994年～)为美元经济。1994年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即双轨制过渡到单一汇率机制。这项改革的战略性意义在于面对内需型经济增长连连受挫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将经济发展的侧重点转向外需型的增长模式，把中国经济的车厢挂在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上，尝试性推行出口促进战略。
随着中西方关系的缓和，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要求被重新列到中美谈判的议题中来。迫于美方的压力和中方急切加入的心情，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让步，其中关键性的步骤便是放弃了对外贸部门的垄断控制，允许民营企业享有进出口权。
但这一过程之复杂和艰难出乎一般的预料。直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不期而来的9·11事件，才使出口行业真正显露出经济发动机的本色。有了出口这一活水源头，整个货币链条被重新整合，各方利益，特别是持续恶化的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有了一个最好的契合区。如果这过程的发生推前到1996年，那么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甩包袱式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改革等举措，可能推进的方式就会相对温和，当然，这种假设对于历史已经没有意义。
出口企业需要劳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调动，尖锐的土地矛盾被缓和，出口换回的外汇的用处就更大了。首先，人民币的发行再也不是头脑发热的长官意志或某种政治意图的体现，而是实现了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只有赚回美元才能吐出人民币，从而抑制了央行的道德风险。而只要汇率由政府控制，就使得整个出口包括进口掌握在政府手中，民营资本再活跃，也是可控的，只要将人民币适当贬值，出口企业有利可图，就会没白没黑、头拱地也要干。
投入市场的人民币被引向房地产，房价提升带动地价上涨，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不仅养活了政府自己，而且还可在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广场文化中大显身手。银行通过向开发商贷款，向购房者按揭，也赚得盆满钵满，前几年面临破产的愁云也一扫而空。房地产的兴旺又带动了国有企业长期盘踞的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的增长，宏观经济全盘搞活。
房地产对货币有极强的吸附性却无产出功能，贫富悬殊导致房价高企却传导不到生活必需品，经济高涨却无通胀之虞。巨额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还可获得收益。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汇率联系机制在中国却硕果累累，甚至庞大的外汇储备也已成为外交战略的筹码。
新的选择
纵观30年的货币发行机制，1978年到1994年完全是败笔，它既未延续计划经济人民币与流通实物挂钩的做法，也没有回归解放前的银本位，而是听命于政治目标的指令，在拨乱反正时期表现为偿还旧债的迫不得已，在短暂的银行经济中则是意识形态较量的牺牲品。
直到2007年上半年还保持成功的美元经济，主要内因是货币发行摆脱了人为的控制，在汇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数量是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和供给关系的映射，数量众多勤劳工作的农民工决定了高能货币的投放，而克林顿时代打下的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和格林斯潘在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低利率的宽松的美元政策，无疑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2001年以后美元有序地持续贬值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全球市场。
客观地讲，美元挂钩机制是选错了对象，但赌对了时机，不过它的成功仅仅是阶段意义上的成功，美元绝不是人民币可信赖的终极选择。这种机制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否稳定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经济的表现。
去年以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反向走势，就已经说明钉住美元的人民币发行机制面临被撕裂的危险。2008年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在全球引发的海啸已重创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元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迅速缩水，出口也受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高企的拖累。这也预示着美元经济的美好时光已一去难返，人民币与美元的切割只是时间问题。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往往满足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对制度的变迁“雷声大雨点小”，对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般性规则，如私有产权、政府与财产及资源的分离，却敬而远之，不敢走近。在前半段困惑于姓社姓资的无休争论，在后半段掣肘于既得利益的熟人网络，改革始终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看似花样繁多，实则表相百变而无根本之用。
这种状态也反映在货币制度上，央行及货币的独立性悬而未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遥不可期。人民币的下一个锚地在哪，事关中国经济的前途，至今也未见广泛的探讨，谋略规划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下，货币制度如果跟着感觉走，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自不待言。
(责编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