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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是全国著名学者。他的知名不仅仅因为他在探索新闻教育改革、研究新闻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而且还在于他为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高贵品质和硬骨头精神。
王中（1914——1994），山东高密人，1935年9月——1937年7月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身抗日救亡，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移到山东，在抗日根据地历任《大众月刊》、《农民报》、《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济南《新民主报》等编委、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抵达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秘书股长，接管上海的旧新闻出版机构，参加创办华东新闻学院，任教务长。1950年调至复旦大学，任学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校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新闻系主任、教授等。从此，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工作。
一、积极改革新闻教育，大胆探索新闻学理论
王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始于1948年。是年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新解放区需要大批新闻干部的要求，于11月在山东济南创办了济南新闻学校，校长恽逸群，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主任王中兼任该校教师，讲授新闻学理论课。“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即将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考虑到，江南解放后需要大批新闻干部，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新闻学校，由恽逸群、王中、宋军等筹备。上海解放后，1749年7月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正式成立，恽逸群任院长，王中任教务主任，宋军任辅导兼秘书主任。教师、职工还有许铭、余家宏、李人楫、周竹轩、杜月村、谢叔良等。因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工作十分繁忙，学院的教务工作全由王中具体主持。
王中在主持华东新闻学院的教务工作时，就十分注意打破旧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束缚，创办新的教育模式。他强调打破旧的闭门教学单纯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既有必要的课堂教学，也安排师生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求学生既要在校内吸收新闻专业知识，也组织学生到新闻单位参加实际新闻工作，对学生既要给他们传授知识技术，又要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注意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
王中到复旦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后不久，发现在新闻教育中有许多陈旧的东西需要革除。一是建国后不久，国家提出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上海其他新闻教育机构，如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暨南大学新闻系、上海育才学校新闻组等，相继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样复旦大学新闻系人数多了，规模大了，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必须进行改革。二是从1952年起全国教育系统开始学习苏联，这固然有收获，但照抄照搬、教条式的学习带来许多问题。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按照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办学模式，把培养目标“培养人民记者”，改为培养“文字工作者”，便大量精简新闻专业课，增加文史知识课，将原有的《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新闻专题》等课程合并成为一门《新闻工作原理与实践》。从1955年起，学制也仿照苏联，本科生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聘请苏联新闻专业教师来系任教，翻译使用苏联教材等。这些做法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效果甚差，师生意见很多。
1956年，王中教授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之际，大力探索新闻教育改革的活动。派出教师去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新闻单位对新闻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并搜集报刊资料，每月在系里举行小型学术讨论会，交流情况，统一认识；19560年3月起创办《新闻学译丛》季刊，介绍苏联、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以扩大师生的视野；6月，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丰富新闻系的图书资料；还经常召开老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新闻教育改革的意见。经过充分准备后，便开始新闻系的改革：修订教学计划，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培养目标；重新安排教学课程，恢复毕业生写作论文与答辩制度；确定青年教师进修制度。这样新闻系很快形成了教学与科研生动活泼的局面。
为冲破苏联新闻理论体系的束缚，王中教授在积极推进新闻教育改革的同时，大胆探索新闻学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王中认为，新闻学应研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他的主要观点有：
㈠新闻事业的产生是社会的需要，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㈡关于报纸是否有“两重性”的问题。他明确回答：“报纸是有两重性，一种是政党拿来做宣传工具，还有一种是老百姓花5分钱买的一种商品”，即“一重是工具性，一重是商品性”。
㈢关于“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的论述。这是王中论述最多的一个问题，后来人们称之为“读者需要论”。他说：“我只要买到一份报纸，他们就供给我所要知道的知识，所需要知道的新闻就行了。”希望报纸工作者应坚持“办报卖”和“买报看”两方面要结合起来，报纸应把读者当作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可有可无。
㈣关于报纸职能的论述。王中归纳为五个方面：⑴提供新闻，阐明新闻。⑵组织舆论，扶植民主。⑶指导工作，指导生活。⑷培养道德，移风易俗。⑸增进知识，提高文化。对各条都作了详细阐述。
㈤此外,中还主张按经济区域办报。
王中是建国后第一个敢于公开全面系统阐明自己新闻学观点的学者。他的观点当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历史证明他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为以后新闻学界所普遍赞同。同时他那种为事业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令人敬佩。
二、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却一直不承认“错误”
正当王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学科积极探索的时候，1957年中国的政治风云突变。党和政府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整风、大鸣大放，急转直下地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这场狂风暴雨中首当其冲的是新闻界。在当时，王中的理论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异说，他自然在劫难逃。随着运动的发展，王中的新闻理论被升格为反党理论，横遭批判。除在本单位接受批判外，他还奉命赴北京参加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接受专题批判。回沪后上海新闻界又多次组织批判。
王中在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检查，有时据理力争，有时沉默不语，以示抗议。1957年8月1日，新华社电讯称：“根据新闻工作座谈会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一日连续举行的七次大会和小会的揭露证实，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他的有纲领有计划的篡改新闻事业政治方向的活动，已经给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带来极大危害。”批判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著作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新闻观点”。王中对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据理一一给予驳斥，使批判无法进行下去。8月12日新华社电讯又称：“党内右派分子，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今天举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对他的反党言论继续抵赖，他的恶劣态度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斥责”，会议“决定让他回到上海做交待”。对于王中教授这种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现任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蔡铭泽在《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一文也提到上述情况，他说：“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
王中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更成为上海新闻界批判的重点对象。1957年7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上海新闻界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阵地的斗争，已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资产阶级右派理论家王中的反动新闻学观点。”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王中的文章。仅《解放日报》就陆续发表了《办报要有立场》（社论）、《王中严重危害新闻事业》、《驳王中的反动新闻理论》、《驳王中关于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问题》、《驳王中关于报纸的两重性》、《驳王中否认列宁主义办报原则》、《驳王中“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王中主张取消党报》等批判文章。与此同时，上海新闻界多次召开全市大型批判会。
面对急风暴风的冲击，王中毫无畏惧，为捍卫真理勇敢战斗。对于各报发表批判他的文章，不可能一一著文加以反驳，他抓住当时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解放日报》社论《办报要有立场》加以反驳。他撰写了《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评〈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社论》。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该社论也对我本人的新闻学提出了不同意见，作出了我‘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否认报纸有阶级性’的论断。”王中尖锐指出：“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写好，论证问题的方法很不科学”，“文章只有几个结论，理由没有讲明白，没有说服力”。接着他从“论文写法”、“题目”、“谁偷走了阶级性？”、“新闻事业的起源问题”、“报纸是政治本身吗？”、“新形势、旧习惯”、“阶级消灭以后”、“商品”、“按语”、“结束语”等十个方面，包括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各个方面给予批驳。由于当时的条件，文章自然无法公开发表，但它清楚表明王中不屈服于党的机关报压力的斗争精神。
在上海新闻界召开的批判会上，王中更把它视为阐明自己观点，反驳不实之词的有利机会。在1957年10月16日专门批判他的第13次上海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那么感兴趣？他理直气壮地回答："1、感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书写法有系统、有节奏、能连贯，比我们、比苏联讲义好”；“2、资产阶级新闻学中都有一部分什么叫新闻学，如何研究新闻学，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他们讲法比较清楚”；“3、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好处是来龙去脉能够讲清楚，这个方法比较好，我们的新闻学中，常常是凭空掉下来的。”
在所谓的座谈会上，重点是批判他的新闻观点，但王中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的，而且借此加以补充发挥。比如在回答有人对他提出的报纸的两重性问题时，他不仅再次阐明一般报纸具有传播新闻和商品性外，还进一步阐明党报的两重性，除以往讲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外，还讲：“党的机关报”，不能“光管政治、光宣传政策”，“成为下达指示的工具”，“还有满足群众的需要方面”，“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群众各个方面的生活需要都应关心的”。在第14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再次批判他的“报纸产生是社会需要”论，他反驳说，“有人说报纸是阶级斗争产物，是有许多漏洞的”，“如果说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那么汉朝以前也有阶级斗争，为什么没有报纸？原因不在于有无阶级斗争。”这一反问十分尖锐而有力，对方无法回答。
在第13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对当前报纸工作你究竟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把自己的意见归纳为六点：⑴提倡要根据报纸的特点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办得和内部文件差不多；⑵提倡通过新闻和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⑶提倡宣传要面对读者，反对只是面对少数干部；⑷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⑸提倡报纸应有一些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内容，反对机械式、绝对化，一切非政治性不可的倾向；⑹提倡报纸上不光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关心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需要。
第14次会上有人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在回答准备继续研究已提出的一些重要新闻理论外，又说：“再一个问题，我想加一个新闻自由与出版法。为什么？因为外国新闻记者常来中国，谈到新闻自由问题，到底新闻自由是怎么回事，想搞搞清楚”；“另外是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出版结社自由，光有自由，没有具体的办法来限制不行，那末，自由起来没办法，这里要办报，那里要办报不行”；“第三个想法，我看到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关于法律中提到诽谤，包括破坏人的名誉等有一种办法来保障。保障报纸不能侵犯名誉。我想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研究”。“新闻自由”在当时是属于禁区，王中敢于在批判他的会上提出，再一次证明他探索真理的勇气。
在批判会上，批判者无法驳倒王中的观点，有人以势压人，提出要给王中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毫无畏惧地说，“戴上就戴上吧！”“帽子的口径大小、分寸，是不是那么恰当？依照我自己来想，因为我自己没有错，都是正确的”，“有些话，别人也讲过，为什么不戴给别人，戴在我身上？”反诘十分有力，一位为捍卫真理，不怕牺牲，大无畏战士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劫后余生再写新篇
王中教授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二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王中被错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原是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校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的他，一下子变成了平头百姓。原来3级教授被降为相当机关干部15级。原来他在校内有许多老熟人、老朋友、老同事，虽对他表示同情，但不敢多接触。原来热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游泳池当管理员，后又被派到新闻系资料室从事报刊装订工作。
但是，在这样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打击面前，他的精神却没有垮，他的内心并没有屈服。他做事的严谨认真的风格依然保存，在各种劳动中都认真负责，努力做到最好，认为这是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同时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利用在新闻系资料室工作的机会，翻阅了大量报刊史资料，他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要能深入，要有突破，必须有扎实的新闻史知识，新闻学的论、史是互相促进的。1960年他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新闻史教研室工作，就集中研究“竖三民”报（即1909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呼日报》和《民立报》）。他不分寒暑伏案阅读写作，经一年多的努力，撰写了五万多字的评述“竖三民”报的论文，并在全系作了研究“竖三民”办报思想的学术报告。他提出了研究报刊办报思想要注意“三结合”，即报刊公开宣布的宗旨和言论、事后回顾的言论和实际表现，把三者综合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其办报思想。宁树藩教授称王中的这一观点“是他对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王中遭到的第二次大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挨批判、关牛棚、强制劳动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年过花甲的王中老人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摧残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平反冤假错案政策，洗刷了泼在王中身上的污垢，恢复了他的职称、职务和待遇。他又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不久又主持创办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1981年他主持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从此他又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他积极倡导思想解放，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文革”结束后，在中国新闻界曾一度把党报理论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视为禁区。上世纪80年代王中在甘肃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上回答提问时，指出：“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怎么能没有人民性呢？怎么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隔离开来呢？”“不要人民性的党性是国民党的党性。”
他关心学术界热门问题，与时俱进进行深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对外交流的加强，中国新闻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传播学、信息论、控制论、新闻与宣传、本质真实论等等。王中并不保守，努力跟上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投身于新闻课题的研究。如当时对“新闻与宣传”关系，是新闻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1982年他就发表了《论宣传》、《宣传艺术的魅力》等文章，论述了宣传的性质、宣传的方法、宣传与政党的关系等，特别阐明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指出宣传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产生一种信仰，跟着我走，而不是裹胁入伙；新闻发布则是提供事实，是为了满足读者（或听众）某一方面的需要。“新闻”与“宣传”不能等同，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新闻有时也起到宣传作用，如用“新闻”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某种主义、理论、主张、政策等，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政党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普遍现象。
他提倡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文革”后一段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搞科学研究不实事求是，靠摸政治风向，迎合领导意图，搞政治标签等。王中对此十分痛恨。他先后发表了《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等论文，严正批评了上述科学研究的不正之风，反复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靠政治投机，指出“政治”与“科学”不同，“政治讲利害，科学讲是非”，不能混同。他提出正确的科研态度是：“不要低估封建蒙昧主义、‘左’的教条主义”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不要把科学当作宣传”；“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要有胆有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探索，不怕失败”。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学会正确思维”；“学会科学的抽象”；“概念要明确”；“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要明确”；“科研有3个环节：论据、论证、结论”；“学术论文的课题选择，应该在常识之上”；“科学研究从提问题开始，然后分层次加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依靠‘批判’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科学研究要十分重视掌握学术情报”；“毕业论文与公开文章不同”；“使用概念”要慎重，“弄清它的本来含义”等。⑤王中提的主张不仅观点正确，而且有很强的操作性。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王中文集》第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②《上海第13次新闻工作座谈会记录》1957年10月16日。
③《上海第14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纪录》1957年12月2日。
④《王中教授谈报纸性及其他》，甘肃《新闻理论与实践》1980年5月。
⑤《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王中（1914——1994），山东高密人，1935年9月——1937年7月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身抗日救亡，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移到山东，在抗日根据地历任《大众月刊》、《农民报》、《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济南《新民主报》等编委、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抵达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秘书股长，接管上海的旧新闻出版机构，参加创办华东新闻学院，任教务长。1950年调至复旦大学，任学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校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新闻系主任、教授等。从此，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工作。
一、积极改革新闻教育，大胆探索新闻学理论
王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始于1948年。是年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新解放区需要大批新闻干部的要求，于11月在山东济南创办了济南新闻学校，校长恽逸群，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主任王中兼任该校教师，讲授新闻学理论课。“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即将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考虑到，江南解放后需要大批新闻干部，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新闻学校，由恽逸群、王中、宋军等筹备。上海解放后，1749年7月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正式成立，恽逸群任院长，王中任教务主任，宋军任辅导兼秘书主任。教师、职工还有许铭、余家宏、李人楫、周竹轩、杜月村、谢叔良等。因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工作十分繁忙，学院的教务工作全由王中具体主持。
王中在主持华东新闻学院的教务工作时，就十分注意打破旧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束缚，创办新的教育模式。他强调打破旧的闭门教学单纯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既有必要的课堂教学，也安排师生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求学生既要在校内吸收新闻专业知识，也组织学生到新闻单位参加实际新闻工作，对学生既要给他们传授知识技术，又要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注意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
王中到复旦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后不久，发现在新闻教育中有许多陈旧的东西需要革除。一是建国后不久，国家提出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上海其他新闻教育机构，如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暨南大学新闻系、上海育才学校新闻组等，相继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样复旦大学新闻系人数多了，规模大了，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必须进行改革。二是从1952年起全国教育系统开始学习苏联，这固然有收获，但照抄照搬、教条式的学习带来许多问题。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按照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办学模式，把培养目标“培养人民记者”，改为培养“文字工作者”，便大量精简新闻专业课，增加文史知识课，将原有的《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新闻专题》等课程合并成为一门《新闻工作原理与实践》。从1955年起，学制也仿照苏联，本科生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聘请苏联新闻专业教师来系任教，翻译使用苏联教材等。这些做法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效果甚差，师生意见很多。
1956年，王中教授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之际，大力探索新闻教育改革的活动。派出教师去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新闻单位对新闻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并搜集报刊资料，每月在系里举行小型学术讨论会，交流情况，统一认识；19560年3月起创办《新闻学译丛》季刊，介绍苏联、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以扩大师生的视野；6月，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丰富新闻系的图书资料；还经常召开老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新闻教育改革的意见。经过充分准备后，便开始新闻系的改革：修订教学计划，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培养目标；重新安排教学课程，恢复毕业生写作论文与答辩制度；确定青年教师进修制度。这样新闻系很快形成了教学与科研生动活泼的局面。
为冲破苏联新闻理论体系的束缚，王中教授在积极推进新闻教育改革的同时，大胆探索新闻学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王中认为，新闻学应研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他的主要观点有：
㈠新闻事业的产生是社会的需要，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㈡关于报纸是否有“两重性”的问题。他明确回答：“报纸是有两重性，一种是政党拿来做宣传工具，还有一种是老百姓花5分钱买的一种商品”，即“一重是工具性，一重是商品性”。
㈢关于“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的论述。这是王中论述最多的一个问题，后来人们称之为“读者需要论”。他说：“我只要买到一份报纸，他们就供给我所要知道的知识，所需要知道的新闻就行了。”希望报纸工作者应坚持“办报卖”和“买报看”两方面要结合起来，报纸应把读者当作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可有可无。
㈣关于报纸职能的论述。王中归纳为五个方面：⑴提供新闻，阐明新闻。⑵组织舆论，扶植民主。⑶指导工作，指导生活。⑷培养道德，移风易俗。⑸增进知识，提高文化。对各条都作了详细阐述。
㈤此外,中还主张按经济区域办报。
王中是建国后第一个敢于公开全面系统阐明自己新闻学观点的学者。他的观点当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历史证明他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为以后新闻学界所普遍赞同。同时他那种为事业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令人敬佩。
二、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却一直不承认“错误”
正当王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学科积极探索的时候，1957年中国的政治风云突变。党和政府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整风、大鸣大放，急转直下地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这场狂风暴雨中首当其冲的是新闻界。在当时，王中的理论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异说，他自然在劫难逃。随着运动的发展，王中的新闻理论被升格为反党理论，横遭批判。除在本单位接受批判外，他还奉命赴北京参加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接受专题批判。回沪后上海新闻界又多次组织批判。
王中在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检查，有时据理力争，有时沉默不语，以示抗议。1957年8月1日，新华社电讯称：“根据新闻工作座谈会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一日连续举行的七次大会和小会的揭露证实，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他的有纲领有计划的篡改新闻事业政治方向的活动，已经给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带来极大危害。”批判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著作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新闻观点”。王中对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据理一一给予驳斥，使批判无法进行下去。8月12日新华社电讯又称：“党内右派分子，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今天举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对他的反党言论继续抵赖，他的恶劣态度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斥责”，会议“决定让他回到上海做交待”。对于王中教授这种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现任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蔡铭泽在《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一文也提到上述情况，他说：“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
王中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更成为上海新闻界批判的重点对象。1957年7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上海新闻界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阵地的斗争，已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资产阶级右派理论家王中的反动新闻学观点。”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王中的文章。仅《解放日报》就陆续发表了《办报要有立场》（社论）、《王中严重危害新闻事业》、《驳王中的反动新闻理论》、《驳王中关于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问题》、《驳王中关于报纸的两重性》、《驳王中否认列宁主义办报原则》、《驳王中“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王中主张取消党报》等批判文章。与此同时，上海新闻界多次召开全市大型批判会。
面对急风暴风的冲击，王中毫无畏惧，为捍卫真理勇敢战斗。对于各报发表批判他的文章，不可能一一著文加以反驳，他抓住当时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解放日报》社论《办报要有立场》加以反驳。他撰写了《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评〈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社论》。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该社论也对我本人的新闻学提出了不同意见，作出了我‘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否认报纸有阶级性’的论断。”王中尖锐指出：“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写好，论证问题的方法很不科学”，“文章只有几个结论，理由没有讲明白，没有说服力”。接着他从“论文写法”、“题目”、“谁偷走了阶级性？”、“新闻事业的起源问题”、“报纸是政治本身吗？”、“新形势、旧习惯”、“阶级消灭以后”、“商品”、“按语”、“结束语”等十个方面，包括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各个方面给予批驳。由于当时的条件，文章自然无法公开发表，但它清楚表明王中不屈服于党的机关报压力的斗争精神。
在上海新闻界召开的批判会上，王中更把它视为阐明自己观点，反驳不实之词的有利机会。在1957年10月16日专门批判他的第13次上海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那么感兴趣？他理直气壮地回答："1、感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书写法有系统、有节奏、能连贯，比我们、比苏联讲义好”；“2、资产阶级新闻学中都有一部分什么叫新闻学，如何研究新闻学，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他们讲法比较清楚”；“3、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好处是来龙去脉能够讲清楚，这个方法比较好，我们的新闻学中，常常是凭空掉下来的。”
在所谓的座谈会上，重点是批判他的新闻观点，但王中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的，而且借此加以补充发挥。比如在回答有人对他提出的报纸的两重性问题时，他不仅再次阐明一般报纸具有传播新闻和商品性外，还进一步阐明党报的两重性，除以往讲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外，还讲：“党的机关报”，不能“光管政治、光宣传政策”，“成为下达指示的工具”，“还有满足群众的需要方面”，“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群众各个方面的生活需要都应关心的”。在第14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再次批判他的“报纸产生是社会需要”论，他反驳说，“有人说报纸是阶级斗争产物，是有许多漏洞的”，“如果说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那么汉朝以前也有阶级斗争，为什么没有报纸？原因不在于有无阶级斗争。”这一反问十分尖锐而有力，对方无法回答。
在第13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对当前报纸工作你究竟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把自己的意见归纳为六点：⑴提倡要根据报纸的特点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办得和内部文件差不多；⑵提倡通过新闻和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⑶提倡宣传要面对读者，反对只是面对少数干部；⑷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⑸提倡报纸应有一些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内容，反对机械式、绝对化，一切非政治性不可的倾向；⑹提倡报纸上不光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关心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需要。
第14次会上有人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在回答准备继续研究已提出的一些重要新闻理论外，又说：“再一个问题，我想加一个新闻自由与出版法。为什么？因为外国新闻记者常来中国，谈到新闻自由问题，到底新闻自由是怎么回事，想搞搞清楚”；“另外是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出版结社自由，光有自由，没有具体的办法来限制不行，那末，自由起来没办法，这里要办报，那里要办报不行”；“第三个想法，我看到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关于法律中提到诽谤，包括破坏人的名誉等有一种办法来保障。保障报纸不能侵犯名誉。我想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研究”。“新闻自由”在当时是属于禁区，王中敢于在批判他的会上提出，再一次证明他探索真理的勇气。
在批判会上，批判者无法驳倒王中的观点，有人以势压人，提出要给王中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毫无畏惧地说，“戴上就戴上吧！”“帽子的口径大小、分寸，是不是那么恰当？依照我自己来想，因为我自己没有错，都是正确的”，“有些话，别人也讲过，为什么不戴给别人，戴在我身上？”反诘十分有力，一位为捍卫真理，不怕牺牲，大无畏战士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劫后余生再写新篇
王中教授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二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王中被错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原是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校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的他，一下子变成了平头百姓。原来3级教授被降为相当机关干部15级。原来他在校内有许多老熟人、老朋友、老同事，虽对他表示同情，但不敢多接触。原来热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游泳池当管理员，后又被派到新闻系资料室从事报刊装订工作。
但是，在这样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打击面前，他的精神却没有垮，他的内心并没有屈服。他做事的严谨认真的风格依然保存，在各种劳动中都认真负责，努力做到最好，认为这是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同时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利用在新闻系资料室工作的机会，翻阅了大量报刊史资料，他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要能深入，要有突破，必须有扎实的新闻史知识，新闻学的论、史是互相促进的。1960年他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新闻史教研室工作，就集中研究“竖三民”报（即1909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呼日报》和《民立报》）。他不分寒暑伏案阅读写作，经一年多的努力，撰写了五万多字的评述“竖三民”报的论文，并在全系作了研究“竖三民”办报思想的学术报告。他提出了研究报刊办报思想要注意“三结合”，即报刊公开宣布的宗旨和言论、事后回顾的言论和实际表现，把三者综合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其办报思想。宁树藩教授称王中的这一观点“是他对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王中遭到的第二次大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挨批判、关牛棚、强制劳动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年过花甲的王中老人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摧残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平反冤假错案政策，洗刷了泼在王中身上的污垢，恢复了他的职称、职务和待遇。他又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不久又主持创办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1981年他主持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从此他又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他积极倡导思想解放，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文革”结束后，在中国新闻界曾一度把党报理论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视为禁区。上世纪80年代王中在甘肃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上回答提问时，指出：“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怎么能没有人民性呢？怎么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隔离开来呢？”“不要人民性的党性是国民党的党性。”
他关心学术界热门问题，与时俱进进行深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对外交流的加强，中国新闻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传播学、信息论、控制论、新闻与宣传、本质真实论等等。王中并不保守，努力跟上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投身于新闻课题的研究。如当时对“新闻与宣传”关系，是新闻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1982年他就发表了《论宣传》、《宣传艺术的魅力》等文章，论述了宣传的性质、宣传的方法、宣传与政党的关系等，特别阐明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指出宣传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产生一种信仰，跟着我走，而不是裹胁入伙；新闻发布则是提供事实，是为了满足读者（或听众）某一方面的需要。“新闻”与“宣传”不能等同，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新闻有时也起到宣传作用，如用“新闻”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某种主义、理论、主张、政策等，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政党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普遍现象。
他提倡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文革”后一段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搞科学研究不实事求是，靠摸政治风向，迎合领导意图，搞政治标签等。王中对此十分痛恨。他先后发表了《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等论文，严正批评了上述科学研究的不正之风，反复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靠政治投机，指出“政治”与“科学”不同，“政治讲利害，科学讲是非”，不能混同。他提出正确的科研态度是：“不要低估封建蒙昧主义、‘左’的教条主义”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不要把科学当作宣传”；“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要有胆有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探索，不怕失败”。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学会正确思维”；“学会科学的抽象”；“概念要明确”；“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要明确”；“科研有3个环节：论据、论证、结论”；“学术论文的课题选择，应该在常识之上”；“科学研究从提问题开始，然后分层次加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依靠‘批判’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科学研究要十分重视掌握学术情报”；“毕业论文与公开文章不同”；“使用概念”要慎重，“弄清它的本来含义”等。⑤王中提的主张不仅观点正确，而且有很强的操作性。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王中文集》第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②《上海第13次新闻工作座谈会记录》1957年10月16日。
③《上海第14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纪录》1957年12月2日。
④《王中教授谈报纸性及其他》，甘肃《新闻理论与实践》1980年5月。
⑤《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