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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是刚刚过去的二零零八年一个曝光率最高的传播话题，山寨文化是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的文化现象。山寨文化的流行给世人和企业界带来很多的启示。
对于山寨文化的分析，重要的不是做伦理判断，而是应该做趋势引导；不应该是对概念的批判，而是对概念成长的环境进行评价，并提出理性的建议。网络传播使得舆论环境日益民主，没有人可以站出来剥夺另一人说话的权力，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山寨文化”这么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主张。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通过这种争论去伪存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念。所以我说，任何实体的和虚拟的事物都可以被山寨，惟一不能被山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的信条、原则和价值观。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性的传播话题都有其社会进步的历史背景。有时候，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判者，辩证的方法、整体性的思维，最终都会被发展观这个时间罗盘所统合。“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特指经济，文化和传播其实也是如此。人的进步需要时间，文化的进步必然也需要时间。我们只有用思想的刀片，去切取社会存在的某个时段加以分析，并形成多切片的对比、推导出趋势性的结论，才更加接近现实。
眼下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认为，是一个三个世界并存的社会；是一个情大于法的社会；是一个宏观有序微观无序的社会；是一个有主流的价值观念没有主流价值主张的社会；是一个欲望驱动而不是信仰引领的社会；是一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社会；是一个比实用主义更加深入地实践实用主义的社会。总的来说，是一个全民都在摸石头、想发财的社会，是一个把过程—财富—当作了信仰来对待的，尚缺少终极精神的社会。
中国并存三个不同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新贵阶层，属于第一世界。他们可以生活在自己想要的任何环境里，可以选择任何的文化来接受，“山寨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会引起兴趣的概念。城市平民、有正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和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们，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二世界。他们是消费的主力，社会文化的主要构建者，传播话题的主要推送者。广大农村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城市里的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组成了第三世界。他们期望自己跻身于第二世界，梦想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欲望的最大提供者，是中国经济进步最重要的发动机。他们通过子女考学、自身奋斗、等待机遇等多重方式来摆脱自己的经济窘困。中国很多的产业都把他们作为待开发市场来对待，他们的群体有多大，企业家们就会把自己的增长预期定得有多高。
山寨文化的勃兴，源头在山寨机，山寨机现象起源于科技创新对自由生产的解放，爆发于低收入者对享受现代通讯技术的渴望，发展于产业中的各个角色乐得分享这个发了霉的产业蛋糕。
联发科的芯片组技术，对于通讯终端产业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新，它对于生产力的解放的确是革命性的。而其带来的自由生产，尤其是其中掺杂的盗取知识产权的现象，不应该由联发科来承担主要责任，除非其直接参与了相关的工作。第二世界里的较低收入者，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拥有一款手机是非常渴望的。当他们兜里只有1000块钱，恰好又遇到了他们所钟爱的手机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而对于以移动通讯运营商为首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如果想从技术上屏蔽山寨手机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不会非常复杂。但他们在这个产业里最大的压力是新增用户和新增话费收入。山寨机激活了潜在的市场，给他们带了持续的新用户，他根本没有动力去承担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国产手机品牌生存的义务。而所有的终端渠道经销商关心的是利润，是差价，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考虑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权益。山寨机的大本营深圳，如果政府真的下决心清剿山寨机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中国政府当前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保持社会稳定，只此两个是核心目标。如果深圳清剿了山寨机，结果是让这个产业转移到广东其他地方，而不会消失，同时自己又会损失很大一块财政收入，和保护不在自己管辖权里的其他手机品牌的知识产权相比，不作为也许是其最正确的决定。这些社会心理的存在，就使得山寨机的兴起成为历史必然。
其实，多年以来，中国的山寨就一直存在。山寨电视、山寨DVD、山寨光盘、山寨电脑、山寨书籍……早就各领风骚好几年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几乎都和刚才分析的社会背景相似。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就可以说存在的就合理呢？我认为不是的。山寨文化本质上讲，是一种海盗文化，盗取别人知识产权的山寨机生产者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上的“索马里海盗”。我们这个社会要像对待海盗一样，来对待精神海盗—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内核是一个盗字。海盗在索马里横行的原因第一是无政府，第二个原因是有强大的武器装备的支持，第三是销赃途径的畅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还没有能力达到水至清的时候，鱼是自然会生长的。当没有监管的人获得了武器的时候，不去做无本的海盗买卖他就不是正常的人。当一个社会还有很多人为海盗的技艺叫好的时候，海盗是可以成为英雄的，而这些叫好的人如果恰好是海盗赃物廉价销售时的受益者，他会叫好得更加起劲。
当我们回头去看关于“山寨文化”争论双方的时候，都会深刻地看到发言者的“阶级”背景。所有的专家、学者、文化强势的评判者，会激烈的批判山寨文化。这些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小日子还不错，看不上买山寨机省的那两个钱，也很在乎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尊严。而那些草根、普通网民会站出来为山寨文化喝彩，你如果深入地去看，会发现这些网民非常有可能自己就在使用山寨手机。道义在利益面前往往很苍白，但道义在人的心里却应该永远神圣。如果已经成为“海盗”的销赃伙伴，还是自己脸红一下，放到口袋里去用你的手机吧，就别出来为海盗叫好了。
山寨是个热点文化，但不是能长久存在的文化，山寨所反射出的转型期社会特征会随着转型期的度过而消失。秉持良好商业信念的企业，不能试图通过依托山寨文化来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山寨机对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的冲击，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提示：创新既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使领先者变得脆弱的催化剂。用好创新，并持续地用好创新才能使自己的品牌常新。
对于山寨文化的分析，重要的不是做伦理判断，而是应该做趋势引导；不应该是对概念的批判，而是对概念成长的环境进行评价，并提出理性的建议。网络传播使得舆论环境日益民主，没有人可以站出来剥夺另一人说话的权力，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山寨文化”这么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主张。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通过这种争论去伪存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念。所以我说，任何实体的和虚拟的事物都可以被山寨，惟一不能被山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的信条、原则和价值观。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性的传播话题都有其社会进步的历史背景。有时候，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判者，辩证的方法、整体性的思维，最终都会被发展观这个时间罗盘所统合。“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特指经济，文化和传播其实也是如此。人的进步需要时间，文化的进步必然也需要时间。我们只有用思想的刀片，去切取社会存在的某个时段加以分析，并形成多切片的对比、推导出趋势性的结论，才更加接近现实。
眼下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认为，是一个三个世界并存的社会；是一个情大于法的社会；是一个宏观有序微观无序的社会；是一个有主流的价值观念没有主流价值主张的社会；是一个欲望驱动而不是信仰引领的社会；是一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社会；是一个比实用主义更加深入地实践实用主义的社会。总的来说，是一个全民都在摸石头、想发财的社会，是一个把过程—财富—当作了信仰来对待的，尚缺少终极精神的社会。
中国并存三个不同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新贵阶层，属于第一世界。他们可以生活在自己想要的任何环境里，可以选择任何的文化来接受，“山寨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会引起兴趣的概念。城市平民、有正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和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们，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二世界。他们是消费的主力，社会文化的主要构建者，传播话题的主要推送者。广大农村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城市里的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组成了第三世界。他们期望自己跻身于第二世界，梦想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欲望的最大提供者，是中国经济进步最重要的发动机。他们通过子女考学、自身奋斗、等待机遇等多重方式来摆脱自己的经济窘困。中国很多的产业都把他们作为待开发市场来对待，他们的群体有多大，企业家们就会把自己的增长预期定得有多高。
山寨文化的勃兴，源头在山寨机，山寨机现象起源于科技创新对自由生产的解放，爆发于低收入者对享受现代通讯技术的渴望，发展于产业中的各个角色乐得分享这个发了霉的产业蛋糕。
联发科的芯片组技术，对于通讯终端产业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新，它对于生产力的解放的确是革命性的。而其带来的自由生产，尤其是其中掺杂的盗取知识产权的现象，不应该由联发科来承担主要责任，除非其直接参与了相关的工作。第二世界里的较低收入者，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拥有一款手机是非常渴望的。当他们兜里只有1000块钱，恰好又遇到了他们所钟爱的手机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而对于以移动通讯运营商为首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如果想从技术上屏蔽山寨手机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不会非常复杂。但他们在这个产业里最大的压力是新增用户和新增话费收入。山寨机激活了潜在的市场，给他们带了持续的新用户，他根本没有动力去承担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国产手机品牌生存的义务。而所有的终端渠道经销商关心的是利润，是差价，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考虑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权益。山寨机的大本营深圳，如果政府真的下决心清剿山寨机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中国政府当前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保持社会稳定，只此两个是核心目标。如果深圳清剿了山寨机，结果是让这个产业转移到广东其他地方，而不会消失，同时自己又会损失很大一块财政收入，和保护不在自己管辖权里的其他手机品牌的知识产权相比，不作为也许是其最正确的决定。这些社会心理的存在，就使得山寨机的兴起成为历史必然。
其实，多年以来，中国的山寨就一直存在。山寨电视、山寨DVD、山寨光盘、山寨电脑、山寨书籍……早就各领风骚好几年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几乎都和刚才分析的社会背景相似。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就可以说存在的就合理呢？我认为不是的。山寨文化本质上讲，是一种海盗文化，盗取别人知识产权的山寨机生产者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上的“索马里海盗”。我们这个社会要像对待海盗一样，来对待精神海盗—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内核是一个盗字。海盗在索马里横行的原因第一是无政府，第二个原因是有强大的武器装备的支持，第三是销赃途径的畅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还没有能力达到水至清的时候，鱼是自然会生长的。当没有监管的人获得了武器的时候，不去做无本的海盗买卖他就不是正常的人。当一个社会还有很多人为海盗的技艺叫好的时候，海盗是可以成为英雄的，而这些叫好的人如果恰好是海盗赃物廉价销售时的受益者，他会叫好得更加起劲。
当我们回头去看关于“山寨文化”争论双方的时候，都会深刻地看到发言者的“阶级”背景。所有的专家、学者、文化强势的评判者，会激烈的批判山寨文化。这些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小日子还不错，看不上买山寨机省的那两个钱，也很在乎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尊严。而那些草根、普通网民会站出来为山寨文化喝彩，你如果深入地去看，会发现这些网民非常有可能自己就在使用山寨手机。道义在利益面前往往很苍白，但道义在人的心里却应该永远神圣。如果已经成为“海盗”的销赃伙伴，还是自己脸红一下，放到口袋里去用你的手机吧，就别出来为海盗叫好了。
山寨是个热点文化，但不是能长久存在的文化，山寨所反射出的转型期社会特征会随着转型期的度过而消失。秉持良好商业信念的企业，不能试图通过依托山寨文化来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山寨机对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的冲击，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提示：创新既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使领先者变得脆弱的催化剂。用好创新，并持续地用好创新才能使自己的品牌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