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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著名作家的巴金蜚声海内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并成为了一位杰出的世界语者，他对世界语的激隋和钟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巴金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从1980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眼里，他是世界语理想的象征，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与世界语的不解之缘
1918年，14岁的巴金在四川成都青年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巴金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篇介绍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文章，由此便开始了与世界语的一生之缘。
1922年至1925年，在南京上学期间，巴金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即使生病也从未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
1927年，巴金拿着世界语这把金钥匙扣开了世界的大门。这年1月，巴金赴法国留学，开始了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世界语者的通信联系。1928年12月，巴金结束了他在法国近两年的留学生活，返回了祖国。不久，加入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校的教员，还兼任该学会会刊的编辑。
巴金认为，世界语是各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极好工具，从1928年起，他身体力行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就是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30万字之多，这在中国作家和世界语学者中也是少有的。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当年的青年世界语者、如今的著名作家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他仍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和促进中外世界语者文化交流。
1980年，76岁的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瑞典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为了表彰巴金为国际世界语运动作出的贡献，次年，在巴西举行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巴金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
1981年12月6日，巴金与胡愈之、楚图南、赵朴初、冰心、叶君健、夏衍等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国际工作，他同意担任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l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
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他同胡愈之、叶籁士、陈原一起，制订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申办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创办会刊《世界》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等重大决议，促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繁荣，开辟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阶段。
对《中国报道》的浓浓关情
巴金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他对世界语对外宣传杂志《中国报道》(住：本刊的前身，于1950年创刊，2000年改为中文版)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他—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国报道》。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国报道》的发展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在写作翻译和参加社会活动之余，巴金经常为《中国报道》撰写文章。1980年7月，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寄给《中国·报道》编辑部，这篇文章增进了国内各界对世界语的认识和了解。
为了支持《中国报道》的工作，77岁高龄的巴金，还欣然接受杂志约稿。除此之外，巴金还对编辑、记者们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方面的问题，耐心地一一作答。
1983年年末，巴金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年1月，他曾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和翻译，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但是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的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直到他辞世。
每逢《中国报道》杂志逢五逢十的周年庆典，巴金都克服巨大的伤痛，写信祝贺。1990年5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深情地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许多人并不了解巴金浓浓的世界语情结，即使同巴金熟悉的朋友也未必了解他对世界语的深厚情感。巴金在《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文中写到：“我去北欧前友人劝我不要参加这次的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人劝阻说：‘你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世界语的问题。我坚信世界语—定会成为全人类公用的语言。”
正是坚守着这种信念，巴金才全身心地支持世界语事业和世界语运动。
我们的巴金我们的世界语
“有些人是超越时空的．他们是伟人。他们的教诲长存于世，继续与我们同在．不断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巴金正是这样的伟人。”
——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主席
雷纳托·科尔塞蒂
“他毕生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他为世界语奋斗了不止七十年。其实他心中时刻想念着世界语。”
——已故薯名语言学家、原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会长陈原
“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著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
——2003年10月．出席第5届全国
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者
“我曾多次与巴老通信，其中3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着真诚。令人终身难忘。例如1987年2月3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
——原《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社长
侯志平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发现巴老早年翻译的一本匈牙利小说《春天里的秋天》里面有两处有待商榷之处。就冒昧给巴老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多久，病中的巴老就回信了。我被巴老虚怀若谷的文风和人品感动了。”
“我曾向巴老要一本他的著作《六十年文选》，可是后来他怎么也找不到我的信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却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为打听我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我同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我的地址。为满足一个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他付出了多少精力!”
——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
巴金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从1980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眼里，他是世界语理想的象征，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与世界语的不解之缘
1918年，14岁的巴金在四川成都青年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巴金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篇介绍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文章，由此便开始了与世界语的一生之缘。
1922年至1925年，在南京上学期间，巴金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即使生病也从未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
1927年，巴金拿着世界语这把金钥匙扣开了世界的大门。这年1月，巴金赴法国留学，开始了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世界语者的通信联系。1928年12月，巴金结束了他在法国近两年的留学生活，返回了祖国。不久，加入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校的教员，还兼任该学会会刊的编辑。
巴金认为，世界语是各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极好工具，从1928年起，他身体力行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就是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30万字之多，这在中国作家和世界语学者中也是少有的。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当年的青年世界语者、如今的著名作家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他仍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和促进中外世界语者文化交流。
1980年，76岁的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瑞典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为了表彰巴金为国际世界语运动作出的贡献，次年，在巴西举行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巴金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
1981年12月6日，巴金与胡愈之、楚图南、赵朴初、冰心、叶君健、夏衍等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国际工作，他同意担任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l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
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他同胡愈之、叶籁士、陈原一起，制订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申办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创办会刊《世界》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等重大决议，促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繁荣，开辟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阶段。
对《中国报道》的浓浓关情
巴金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他对世界语对外宣传杂志《中国报道》(住：本刊的前身，于1950年创刊，2000年改为中文版)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他—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国报道》。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国报道》的发展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在写作翻译和参加社会活动之余，巴金经常为《中国报道》撰写文章。1980年7月，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寄给《中国·报道》编辑部，这篇文章增进了国内各界对世界语的认识和了解。
为了支持《中国报道》的工作，77岁高龄的巴金，还欣然接受杂志约稿。除此之外，巴金还对编辑、记者们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方面的问题，耐心地一一作答。
1983年年末，巴金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年1月，他曾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和翻译，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但是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的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直到他辞世。
每逢《中国报道》杂志逢五逢十的周年庆典，巴金都克服巨大的伤痛，写信祝贺。1990年5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深情地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许多人并不了解巴金浓浓的世界语情结，即使同巴金熟悉的朋友也未必了解他对世界语的深厚情感。巴金在《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文中写到：“我去北欧前友人劝我不要参加这次的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人劝阻说：‘你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世界语的问题。我坚信世界语—定会成为全人类公用的语言。”
正是坚守着这种信念，巴金才全身心地支持世界语事业和世界语运动。
我们的巴金我们的世界语
“有些人是超越时空的．他们是伟人。他们的教诲长存于世，继续与我们同在．不断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巴金正是这样的伟人。”
——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主席
雷纳托·科尔塞蒂
“他毕生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他为世界语奋斗了不止七十年。其实他心中时刻想念着世界语。”
——已故薯名语言学家、原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会长陈原
“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著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
——2003年10月．出席第5届全国
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者
“我曾多次与巴老通信，其中3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着真诚。令人终身难忘。例如1987年2月3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
——原《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社长
侯志平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发现巴老早年翻译的一本匈牙利小说《春天里的秋天》里面有两处有待商榷之处。就冒昧给巴老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多久，病中的巴老就回信了。我被巴老虚怀若谷的文风和人品感动了。”
“我曾向巴老要一本他的著作《六十年文选》，可是后来他怎么也找不到我的信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却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为打听我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我同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我的地址。为满足一个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他付出了多少精力!”
——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