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师本色的吴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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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工商联,有许多会员是由技术人员而成为老板的,也有积攒资本投资做老板的,吴光汉是两者兼有,由一个土木工程师投资成为染料厂老板。但这个染料厂老板的本色还是土木工程师。
  受父亲影响学土木工程
  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10月,吴光汉出生于浙江杭州。吴家是一个开明的新式的家庭,祖父、父亲、母亲都在新式的学校里读过书,添了男孩,又是长子,很是高兴,为这位新生的儿子起了名,叫光汉,“光”是光复的意思,“汉”既有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的意思,又有希望这个男孩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男子汉的意思。在这个新式家庭里,祖父叫吴廷爵,是浙江法政学堂毕业生,爱好音乐,曾担任过中学音乐教师。父亲叫吴大昌,杭州府中学毕业,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母亲孙伯虞,是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曾任小学教师。
  父亲吴大昌出国前在北京清华大学预备班学习2年,随后赴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苦读4年毕业,获得学位后,在美国铁路公司当上了3年工程师。在吴光汉9岁那年,父亲回国。回国后,吴大昌没有在杭州工作,而是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上海当时有一个浚浦局,最初叫修治黄浦河道局。浚浦局名为疏浚治理黄浦河道,但黄浦入港处航标灯塔的设置、船舶进出上海港的管理、码头的建筑以及修缮、卫生检疫等等,都是浚浦局的活。因此吴大昌这个留洋的土木工程师来到上海,大有用武之地。吴家举家从杭州到上海,10岁的小光汉随父母来到上海,他进入育才公学就读。每晚,父亲教他英语,背诵词句,还教他用仪器绘图,练习写字、绘图。所有这些对于吴光汉这颗幼小的心灵印象深刻。在上海,吴光汉与父母共度的2年多,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1922年春,吴光汉祖父因病去世。祖父去世后8个月,不幸的事接踵而来,突然他父亲患急性肺炎,虽经治疗,但也没能挽回生命。或许有人问,急性肺炎怎么会不治身亡?可是,在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落后,母亲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无奈地离开人世,扔下一家子。祖父、父亲先后逝世,给这个原本美好幸福的家庭带来不幸。母亲觉得像是天塌下一样,而对于年仅11岁的吴光汉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一下子变得懂事了,觉得长大了。父亲去世后,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带着弟妹回杭州老家,吴光汉在澄衷中学住读,留在上海。
  1923年秋,不料吴光汉患了白喉,他只得辍学回杭休养治疗。母亲心疼这颗吴家的苗子,悉心照料,经过治疗和休养,吴光汉恢复健康。康复后,吴光汉学习更加努力,没有辜负母亲期望,1925年他考进浙江大学预科 ,受父亲的影响,他也选择土木工程,决心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出色的土木工程师。
  算笔账,不出国,也能成才
  吴光汉有个富裕的亲戚,看到自己族里有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孙,很是喜欢,主动提出,如果吴光汉今后要出国留学,他可以在经济上帮助。这对于渴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又因家庭经济状况不能留学的吴光汉来说,是一种激励。到了大学3年级,同学中有提前办理出国留学事,吴光汉也产生了想出国深造的念头,想到父亲是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因此,他也有了向这位亲戚借钱出国深造的想法。
  那年是1928年,如果去美国留学,攻读一个硕士学位,需要耗学费、船费、生活费大约2500美元,折合当时的货币银元约5000银元。吴光汉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从美国学成归来,可能赚到的月工资约100银元,如果把工资的一半50元留作自己的生活费,只有50元可以还债。那5000银元的利息每月最少得50元,就是说,付了利息还不了本,不付息只还本也要10年。这样借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吴光汉向这位亲戚提起这件事情,这位亲戚非常诚恳地对他说:“借钱不成问题,但考虑你家庭条件,你应该是去赚钱,而不应该再去花钱了。”
  亲戚的真诚,使吴光汉茅塞顿开,从此,他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决心立足国内发展。后来事实证明,他在国内发展的机会,并不比出国留学回来的同学差。他由衷地感叹:“看来我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借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如何供养母亲和弟妹,又怎么能安心留学、做工作呢?我感到决定一件事不能太冲动,要仔细地权衡利弊才是。”
  自己厂房自己建
  从1925年到1931年,整整6年,吴光汉在浙江大学求学,1931年他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8月,他刚好20岁,被上海浚浦局建筑部录用,担任助理工程师。工作的头几年,他设计了张华浜码头、炮台湾码头、虬江码头、煤气公司码头、高桥石油公司码头、溶剂厂码头等10多项。后来有设计沿江填地和栏江筑堤坝多处,还设计灯塔、船坞、船台以及局里的自用房屋等。他在浚浦局里是年轻设计师,有能力、精力充沛。当时一般设计程序是先由工程师设计画草图,再由绘图员画成底图,最后由描图员描成正式图纸。这一套程序,他可以一个人从头包到底,设计得既快又好,深得上司和同事的赞许。他设计的图纸经济实用,表达清楚,便于施工,很少错误,所以颇受施工人员欢迎。他较为得意之作是吴淞口灯塔,为了减少水下作业,他的设计采用空罐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先在船坞里做好,然后浮上江面,用小轮船拖到目的地,往里灌水使其下沉,平衡地放在江底,在露出水面的顶部安装预先设计制成的钢板灯塔,整个设计简洁明了。还有一件得意之作,是在张华浜修理厂江边设计一个船台,以往设计方案大部分工程必须在水下施工,工人很辛苦。他设计采取较简便快速的施工办法,在岸上做好准备,只需在水下拼搭即可。他画了一张总装配图和各构件及接点的详图,各构件注明长度、截面尺寸以及螺孔的大小和位置,注明接点上所用螺栓的长度和大小。构件和螺栓在岸上准备齐全,由潜水员到水里去装配,如同小孩子塔积木那样,只须用螺栓穿过构件上孔洞,拧紧螺帽就成,施工方便,工人倍加赞许。
  1934年,吴光汉由当时的实业部批准登记为土木工程师,有了营业执照,他可以承接设计业务。他的设计实用,服务周到,因而求者甚众。在工作了4年后,他积聚了一些资金,与浙江大学校友朱紫光合伙,在1935年创办华元染料化工厂。华元厂生产硫化元染料,元色即黑色。他自任经理,自办企业,更不用说,厂房一定自己设计。当时投资一爿染料化工厂,大的需要投资100万,最小也要5万,但吴光汉自己会设计,省掉一笔钱,他投资3万,照样办起一家像像样样的染化厂。   吴光汉设计华元染料化工厂厂房,许多同行也请他设计,如:维大、天工、天中、六合、德星、华亨染化厂,全部由他一手规划设计,不必请外国人设计,既实用又省钱,设计质量也合乎使用要求。
  外岗农场厂房帮助建
  吴光汉做染化厂“老板”,实际上他赏识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是朱紫光。吴光汉在技术上全部信赖他、依靠他。朱紫光是吴光汉浙江大学的校友,比吴光汉高一级,化学系毕业。1932年偶然的一次,吴光汉与未婚妻去西湖宝石山上游玩,恰巧遇到朱紫光与他在浙江大学昆虫局研究育蚕技术的同事五六个人,只见朱紫光一个人穿着长衫拿着网兜满山飞跑,捉蝴蝶做标本,其他同学拍手取笑他。吴光汉却反认为朱紫光敬业,认真、踏实。1935年秋的某天,朱紫光来找他,说能做硫化元染料,质量不比进口货差,成本比进口低许多,还拿着招股说明书。吴光汉应允,这是他投资做染化厂“老板”的缘由。
  当然,办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坚持一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学管理、做销售一样一样学,使得华元厂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迎来了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他响应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号召, 1950年,吴光汉资助朱紫光研究室专事染料中间体的研究,1951年筹资开设华亨化工厂和丽华染料厂生产染料中间体和硫化蓝染料。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他捐献飞机一架,认购公债25614分。
  1952年11月,他由朱紫光、林哲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他的职务重心在工商联,担任市工商联常委,他在民建工商联两会的名气很响。凡是两会的干部与领导大都认得他,原因他热情,没有架子,一见面就熟。公私合营后,成立上海市染料工业公司,他任副经理,分管基建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后民建工商联干部以及同业公会干部陆续下放农场,有的下放到外冈农场。某天,吴光汉到市工商联来研究工作,知道在外冈要创办一个工业区,他自告奋勇,请缨去外冈农场。他捐给外冈农场10万元,并在外冈工作了一年多,设计建筑了不少厂房,有甜菜糖厂、酒精厂、糠醛厂、辗米厂、制砖厂和几幢宿舍。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条件很有限,建筑材料匮乏,钢筋更加缺少,他设计改用方木、圆木、毛竹等材料。下放干部回忆,当时确实到福建山区去砍过毛竹。
  吴光汉在外冈工作了一年多,1960年回到染料公司,仍然分管基建工作。他发现行业里中小基建项目很多,建议开个讲习班,招收学员培训,培养基建人才,后来化工局支持,吴光汉办了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的班,边帮助学员补文化,又教设计图纸,前后两年,培养了20多名技术人员。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吴光汉的教学。一个懂技术的公司副经理因为是资本家被揪到各处去批斗,有一次他竟然被人用鞭子抽打屁股,屁股一条条鞭痕,又红又肿,回家后,他妻子骆同见了,心疼得大哭一场。
  荣毅仁聘请他出任中信公司房地产部总经理
  “文革”期间,吴光汉的住房被占用,家庭人员每人每月仅15元生活费,他和妻子以及一个孙女住在厨房间里,面积不到5平方米。他的体重140多斤降到114斤,满口牙齿都掉了,直到1970年辗转到染化十厂车间劳动才能够天天回家。在染化十厂车间劳动是一个硫化蓝烘燥工作,没有人肯干,三班倒。万万没想到,吴光汉一个年已花甲的人,每天坚持做这个体力活。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任,还在思考着为厂里多做些事情。1972年化工局调他到染化三厂去搞基建,他设计建造了五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阳离子染料车间、酯化车间、喷雾干燥车间。之后,他还为染化一厂设计办公大楼,为染料应用研究所设计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试验车间,尽显一个土木工程师的本色。
  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吴光汉恢复原职,染料公司副经理,回到公司上班,遇到往日斗他、骂他,甚至动手打过他的人、凌辱过他的人,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他是那样的大度,那样的海涵。
  不久,市工商联筹建爱建公司,吴光汉应邀去酝酿工作。6月,吴光汉往日挚友荣毅仁邀请他赴京参加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原本打算向荣毅仁面辞,没料到,荣毅仁一见吴光汉就直言相告:他是受邓小平同志的嘱咐,创办一家不同于一般国企,而是适应改革开放、灵活自主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还说,邓小平同志对他讲:“事由你办,人由你找,由你负责,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吴光汉听了非常兴奋,问道:“方针已经定下,人呢?”荣毅仁说:“我就是来找你们啊!”荣毅仁一股热情,使得他深受感染。吴光汉原本准备辞谢的,这时也开不出口了,就一口答应。
  吴光汉答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任感。想到信任感,他想起1960年的一件事,当时,上海市组织民间访问苏联,荣毅仁打电话给吴光汉,听说你也去苏联访问,我夫人和女儿也参加访问,托你照顾照顾。吴光汉顿感荣毅仁信任他,即答:“好的,没问题。”吴光汉觉得,他以前办厂时,曾希望遇到一位大老板,但是没有缘分,现在荣老板给我这个机会,我面辞,不是不够朋友了吗?不久,荣毅仁以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名义,郑重地任命吴光汉为中信公司房地产部总经理,那年吴光汉69岁。
  上任以后,吴光汉不负众望,负责建成31层国际大厦,国际大厦当年是北京的最高建筑,而且建成3年后即收回成本。1984年他又负责筹建56层京城大厦,京城大厦1992年7月全部建成。这个建筑面积13.9万平方米,用地2万5千平方米,塔楼连地下和屋顶共56层,高207米,是当时我国第一高楼。而今,京城大厦仍然竖立在北京东郊的亮马河畔。
  尾声:《忆趣录》和《经营随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光汉第二次退休回到上海。他时常来香港路的爱建公司和《现代工商》杂志社,与现代工商》杂志社编辑林毅先生经常切磋编写回忆录的“技艺”。那时笔者也在那幢楼里上班,经常见到吴老先生。起先他在《现代工商》“企业家随笔“栏目发表文章,后来结集成册。
  吴光汉写了3册,一册叫《忆趣录》,尺寸13*19cm,100多页,叶绿色封面,当时印数2500册,他送工商联、民建、爱建以及老朋友。《忆趣录》之后,他又结了2册,一册叫《经营随笔》,另续编了一册,叫《经营随笔》(续编二),薄薄的,只有几十页,书的大小与《忆趣录》相当,《经营随笔》封面是湖绿色的,《经营随笔》(续编二)封面是浅蓝色的。吴光汉这几册书前前后后写了3年,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营心得。他在《忆趣录》卷头语说:“我今年85岁,以前话不多,近10年话逐渐多起来了,而且年纪越大话越多”,感叹“人老话多,性也”。现在想来,正因为有了吴老先生的这些“话”,才有了如今的历史记录。 2001年11月6日吴光汉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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