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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在这一长达45年的演变过程中,《东方杂志》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论在文化建设上还是在媒体发展过程中,其意义都不可低估。
关键词:东方杂志 办刊宗旨 演变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终刊于1948年12月(后曾于1967年在台湾复刊,1990年终刊)。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跨越了晚清和民国,经历了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前仆后继,被称为“杂志的杂志”。该刊以内容丰富翔实、观点理性客观、注重思想学术著称,对当时的社会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和新闻传媒业影响深远,堪称记录时代进程和进行特色化传播的典范。《东方杂志》取得的成就,与它紧跟时代步伐、确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宗旨有密切关系,“它代表了力图革新自强的一个大时代”①。
探讨《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对于透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媒体的业绩与艰辛,体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媒体社会角色的认知,都有积极的意义。
“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1904年3月11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在创刊号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上,该刊首列刊物宗旨,即“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以此清晰设定了自己的办刊目的与思路。这一宗旨,也一直为后人所引用,被认为是《东方杂志》此后数十年中一贯的办刊宗旨。而笔者认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只是《东方杂志》初创时期的办刊宗旨,基本上适用于1904年到1914年10年之间的《东方杂志》。该宗旨可以从“启导国民”和“联络东亚”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自从维新变法运动首倡以发展报业来开启民智以来,国内的文化界特别是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就把“开民智”作为报刊业的主要功能,《东方杂志》对“启导国民”的认识和功能设定也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东方杂志》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创办,当时国内外危机日益深重,而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日渐了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刻体悟到中外之间在科技、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要弥合这种差距,要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全方位“开民智”。因此自从中国民间报业出现以来,就在通过“启导国民”谋求国家民族振兴和走向文明之路理念上达成了共识,方法主要就是广泛传播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出路和具体手段以强国利民。历史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在产业发展、法制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更新、社会改良等各方面的革故鼎新面貌,都深深受益于中国新闻传媒“开民智”和“启导国民”等功能的发挥。1906年9月,清政府预备立宪,各地立宪派纷纷组织自己的立宪团体。12月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就有包括张元济(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夏瑞芳(时任商务经理)、高凤谦(商务国文部主任)、孟森(时任《东方杂志》主编)、陶葆霖(后任《东方杂志》主编)等14人参加,孟森更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所以《东方杂志》也曾被认为是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从这个情况来看,把维新派乃至立宪派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即“启导国民”,作为《东方杂志》的首要办刊宗旨予以贯彻,也成为实践中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联络东亚”这一宗旨的设定,除受中国当时“联日拒俄”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视“黄种”为一体等现实情况和认识情感等因素影响外,也与当时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投资有关。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东京金港堂合資经营,当时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日方10万元的投资,日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使商务印书馆获益匪浅。从1903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商务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1914年清退日股时,资本已达200万元,各地建立分馆20个,构建了强大的发行网络,国内著名学者也与商务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到1914年,商务已经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业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相匹”②。商务印书馆与日本方面的这层特别关系,也是《东方杂志》把“联络东亚”作为办刊思想方针的一个现实因素。从创刊号上刊登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当时联合日本抵制西方的倾向,比如《论中日分和之关系》、《祝黄种之将兴》等都是这种方针的体现。然而,到1912年袁世凯当政之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步步增强,商务印书馆在内外压力下于1914年尽力清退日股后,所谓“联络东亚”的宗旨就未见提及了。
综上所述,《东方杂志》初期的办刊宗旨定位于“启导国民、联络东亚”,而此后“启导国民”的一面基本上一直保持,“联络东亚”的一面则随时局更迭渐趋淡化以至转变。
“为舆论的顾问者”
民国初期各种新思潮蓬勃发展,《东方杂志》本着“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展开了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并在经历思想论战的洗礼后,进一步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并向公众“提供有用的智识”的新精神,使其办刊方针在1915年～1924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学术到关注现实的转变过程,从而走向成熟。
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坚瓠(钱智修笔名)的《本志之希望》一文,明确提出,随着世局的更新,杂志也要“顺应世界之潮流”,该刊出现了关注以西方最新社会思潮为主的新学术的倾向。在陶惺存和钱智修等人的主持下,刊物面貌焕然一新,主要表现为栏目的调整和内容的更新。新栏目如“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史论介绍”等开始出现。内容方面则社会科学的论著增多,科技方面的文章减少。到了1921年～1923年之间,该刊的办刊宗旨开始发生转变,由关注学术、偏于学理转变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上,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的重要宗旨。
钱智修在1921年2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3号的《编辑室杂话》中提到关于内容的进一步调整方针,即《东方杂志》“很愿意多登些科学著作”,还说明了对于文章的登载顺序,即“关于现实问题的文字居先,关于学术思想的文字居后;学术上的文字,又亦文科居先,理科居后”。在此方针下,该期刊登了长达18页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等学术文章。1921年6月25日出版的第18卷第12号上的《编辑室杂话》,则提出了进一步设想:“本志自改革体例以后,颇蒙读者嘉许,但也有人以为太偏于学理的。自下一号起,拟多载讨论问题及关于世界大势的论著,希望读者多赐投稿。”③可见《东方杂志》从对重大社会和自然科学问题展开深度介绍研究,到对社会问题和世界大势展开讨论分析,以及关注最新文艺发展动态,在内容选择和办刊方针上都日益规范成熟。
1923年1月10日钱智修发表了《本志的第二十年》,总结了近20年来的办刊宗旨和方针,即为读者服务,做“舆论的顾问者”并“培育现代社会之智识者”,也就是记录时事、传播思想。1924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了两期“二十周年纪念号”,明确肯定了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职志和意义。“本志在这新生时代的思想战中,自愧不能为冲锋陷阵的先登者;但本志从不敢自弛其忠实的介绍的责任。”此纪念号前期筹划两个多月,并在日报登载广告和征稿启事,与1923年春编成的82种100册的“东方文库”同为“吐故纳新”的祝典。
这些言论与行动,表明《东方杂志》在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中走向成熟。表现了该刊具有深邃的洞悉和判断能力,是恪守新闻传媒记录社会传播思想职能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优良新闻传媒的特色和风范。
“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从1925年到1932年之间,《东方杂志》虽然以“舆论的顾问者”而非指导者自居,但在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它积极主动的一面,体现出它敢于出击的爱国情怀和依靠公众办报的理念,即主动搭建公共平台,与各方面读者展开积极互动,以使其“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各大报刊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缄口不语,甚至拒刊群众宣言,《申报》、《新闻报》竟刊登公共租界的“诚言”广告。《东方杂志》挺身而出,由王云五、胡愈之主持,于7月中旬出版了一期《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是当时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内容注重法律证据、事实调查,并向上海会审公廨取得五卅案供词及判决书之真本,择要译载以供交涉之根据。卷首附有插图多幅,如被难者之肖像,肇事地点之图画,上海租界戒严、各地国民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照片,搜集尤为完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谎言。《东方杂志》在“五卅”事件中的作为,是其主动出击的一个典型案例,意义重大。
同时《东方杂志》在编辑体例上略加调整:“尽量登载短篇的软性的文字。在普通号内专载具有时间性的短文,学术专著之篇幅较长者,则在第6、第12、第18、第24等特大号内发表。”插图扩充为“东方画报”,用商务印书馆的影写机精印。对读者和作者表示“满意与感谢”,并鼓励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和向海内外投稿家征求“短篇的新颖的论著”以“使本志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在第29卷第2号的后记中又针对读者的意见情况提出“以后各期倘为篇幅所许,当添关‘读者之页’一栏,以刊载读者对于本志内容及文字的意见,甚望爱读者赐教”,并决定“从本年起,在平常号专载短文、文艺及软性读物。此外无时间性的长文则在每年四册的特大号内发表。此特大号的篇幅比寻常增多两倍,成为学术专号,我们相信能给爱读长篇专著的读者们以相当的满足”。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希望提高更多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更多走向大众和普通读者,并将刊物有所区别地展开分层传播,维持和拓展策略兼而有之,新闻性与学术性兼备,使之成为普及读物和公共平台。
“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1932年到1937年,日寇对中国步步进逼,《东方杂志》亲受其害,仍坚持斗争,以文化救国,以本杂志的新生而“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为己任。经过“一·二八”事变,商务被毁,《东方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32年10月16日才复刊,复刊号上发表了王云五的《卷头语》、何炳松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和胡愈之的《东方论坛——本刊的新生》,以及《编者作者与读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局、该刊与商务的情况及杂志同仁的心态和努力。
胡愈之指出“从兵灾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重新振作,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号召中国的智识分子“用拿枪杆的精神,舍身到现实中间去”。表明杂志新生的旨趣:“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标的,但是能做到几分,我们就做几分。”
同时,该刊在編辑方针上以反法西斯宣传内容为主。在胡愈之主持下,增辟了《东方论坛》等专栏,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和评述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在此后的发展中,该刊适时推出了一系列特殊的采编策划方略,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鼓励读者和社会思考、实践,展开了一系列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和调查活动。
如1932年11月16日的《编者作者与读者》中预告新年号计划,其一是发表个人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并把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的征求信内容公之于众,指出在“这昏黑的年头儿里……让我们大家(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来做一回好梦”,该策划极具创意,影响很大,实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和当时中国人的个人生活与理想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成为期刊史上著名的策划案例。
本时期的《东方杂志》在面临严酷形势下,对办刊宗旨方针予以调整,希冀以刊物分析指导现实和复兴民族社会,以刊物的新生“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同时,也期望得到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参与和帮助。
“发扬文化传播学术”
抗战爆发后,《东方杂志》四处辗转,面对国内战局和社会窘况,虽然在实践中仍然努力坚持贯彻“分析指导现实”和“传承发展文化”的办刊发针,但干预社会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办刊重点转向“发扬文化传播学术”以求中华文化之绵延和学术能力之再造。这种转向并非是对现实的远离,而正符合了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进行艰难探索的潮流。当时一批文化学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如冯友兰、张君励、梁漱溟等人,以大后方的高校和媒体为营地,或著书立说,发表文章,或投身教育,培育人才,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作为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东方杂志》投身其中,对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东方杂志》在重庆复刊,王云五在《复刊辞》中强调了刊物的宗旨,“本志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同时认为“刊物之品质,乃随一国之学术与其国民知识之进展而进展者”,表明该刊把自己的目标和着力点放在阐明学术、发扬知识文化方面。与此相应,在1945年11月《上海市社会局报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表》中,该刊在宗旨一栏中填写了“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这可以看做是其后期对作为“一种综合性质之定期刊物”宗旨的清晰认识和权威概括。
因此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文章,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性和对文化的观照。如41卷21号的《殷商托地朝鲜考》,22号的《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隋代的地方制度》、《乐府诗研究谈》,23号的《读老子》,24号的《韦柯及其社会哲学》、《宋代荐举制度的运用与精神》、《外国博物馆史略》、《阿格拉的宫堡及陵墓》、《苏李诗辨》等文章的视角、写法和篇幅,都体现出了《东方杂志》对文化性和学术性文章的重视。这种重视一直持续到1948年《东方杂志》终刊为止。
综观《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我们发现,《东方杂志》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促进民族振兴。其办刊宗旨与方针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这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既时时透射出新闻传媒自我角色认知和设定的标准,又体现出以《东方杂志》编辑部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紧随时代潮流,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良苦用心。这是《东方杂志》能够长久不衰、被誉为“杂志的杂志”的根本原因。(本文为上海市教委2009年优青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国外都市财经传媒发展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借鉴意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xy09005;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参考文献:
1.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1)。
2.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7)。
3.坚瓠:《编辑室杂话》,《东方杂志》,1921,18卷(12号):6,上海:上海书店,1986(本文以下所引《东方杂志》原文,均引用自上海书店影印之《东方杂志》)。
(石雅洁为上海商学院组织宣传部干事,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硕士;李志强为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东方杂志 办刊宗旨 演变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终刊于1948年12月(后曾于1967年在台湾复刊,1990年终刊)。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跨越了晚清和民国,经历了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前仆后继,被称为“杂志的杂志”。该刊以内容丰富翔实、观点理性客观、注重思想学术著称,对当时的社会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和新闻传媒业影响深远,堪称记录时代进程和进行特色化传播的典范。《东方杂志》取得的成就,与它紧跟时代步伐、确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宗旨有密切关系,“它代表了力图革新自强的一个大时代”①。
探讨《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对于透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媒体的业绩与艰辛,体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媒体社会角色的认知,都有积极的意义。
“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1904年3月11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在创刊号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上,该刊首列刊物宗旨,即“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以此清晰设定了自己的办刊目的与思路。这一宗旨,也一直为后人所引用,被认为是《东方杂志》此后数十年中一贯的办刊宗旨。而笔者认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只是《东方杂志》初创时期的办刊宗旨,基本上适用于1904年到1914年10年之间的《东方杂志》。该宗旨可以从“启导国民”和“联络东亚”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自从维新变法运动首倡以发展报业来开启民智以来,国内的文化界特别是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就把“开民智”作为报刊业的主要功能,《东方杂志》对“启导国民”的认识和功能设定也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东方杂志》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创办,当时国内外危机日益深重,而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日渐了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刻体悟到中外之间在科技、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要弥合这种差距,要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全方位“开民智”。因此自从中国民间报业出现以来,就在通过“启导国民”谋求国家民族振兴和走向文明之路理念上达成了共识,方法主要就是广泛传播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出路和具体手段以强国利民。历史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在产业发展、法制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更新、社会改良等各方面的革故鼎新面貌,都深深受益于中国新闻传媒“开民智”和“启导国民”等功能的发挥。1906年9月,清政府预备立宪,各地立宪派纷纷组织自己的立宪团体。12月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就有包括张元济(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夏瑞芳(时任商务经理)、高凤谦(商务国文部主任)、孟森(时任《东方杂志》主编)、陶葆霖(后任《东方杂志》主编)等14人参加,孟森更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所以《东方杂志》也曾被认为是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从这个情况来看,把维新派乃至立宪派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即“启导国民”,作为《东方杂志》的首要办刊宗旨予以贯彻,也成为实践中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联络东亚”这一宗旨的设定,除受中国当时“联日拒俄”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视“黄种”为一体等现实情况和认识情感等因素影响外,也与当时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投资有关。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东京金港堂合資经营,当时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日方10万元的投资,日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使商务印书馆获益匪浅。从1903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商务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1914年清退日股时,资本已达200万元,各地建立分馆20个,构建了强大的发行网络,国内著名学者也与商务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到1914年,商务已经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业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相匹”②。商务印书馆与日本方面的这层特别关系,也是《东方杂志》把“联络东亚”作为办刊思想方针的一个现实因素。从创刊号上刊登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当时联合日本抵制西方的倾向,比如《论中日分和之关系》、《祝黄种之将兴》等都是这种方针的体现。然而,到1912年袁世凯当政之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步步增强,商务印书馆在内外压力下于1914年尽力清退日股后,所谓“联络东亚”的宗旨就未见提及了。
综上所述,《东方杂志》初期的办刊宗旨定位于“启导国民、联络东亚”,而此后“启导国民”的一面基本上一直保持,“联络东亚”的一面则随时局更迭渐趋淡化以至转变。
“为舆论的顾问者”
民国初期各种新思潮蓬勃发展,《东方杂志》本着“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展开了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并在经历思想论战的洗礼后,进一步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并向公众“提供有用的智识”的新精神,使其办刊方针在1915年～1924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学术到关注现实的转变过程,从而走向成熟。
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坚瓠(钱智修笔名)的《本志之希望》一文,明确提出,随着世局的更新,杂志也要“顺应世界之潮流”,该刊出现了关注以西方最新社会思潮为主的新学术的倾向。在陶惺存和钱智修等人的主持下,刊物面貌焕然一新,主要表现为栏目的调整和内容的更新。新栏目如“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史论介绍”等开始出现。内容方面则社会科学的论著增多,科技方面的文章减少。到了1921年～1923年之间,该刊的办刊宗旨开始发生转变,由关注学术、偏于学理转变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上,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的重要宗旨。
钱智修在1921年2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3号的《编辑室杂话》中提到关于内容的进一步调整方针,即《东方杂志》“很愿意多登些科学著作”,还说明了对于文章的登载顺序,即“关于现实问题的文字居先,关于学术思想的文字居后;学术上的文字,又亦文科居先,理科居后”。在此方针下,该期刊登了长达18页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等学术文章。1921年6月25日出版的第18卷第12号上的《编辑室杂话》,则提出了进一步设想:“本志自改革体例以后,颇蒙读者嘉许,但也有人以为太偏于学理的。自下一号起,拟多载讨论问题及关于世界大势的论著,希望读者多赐投稿。”③可见《东方杂志》从对重大社会和自然科学问题展开深度介绍研究,到对社会问题和世界大势展开讨论分析,以及关注最新文艺发展动态,在内容选择和办刊方针上都日益规范成熟。
1923年1月10日钱智修发表了《本志的第二十年》,总结了近20年来的办刊宗旨和方针,即为读者服务,做“舆论的顾问者”并“培育现代社会之智识者”,也就是记录时事、传播思想。1924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了两期“二十周年纪念号”,明确肯定了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职志和意义。“本志在这新生时代的思想战中,自愧不能为冲锋陷阵的先登者;但本志从不敢自弛其忠实的介绍的责任。”此纪念号前期筹划两个多月,并在日报登载广告和征稿启事,与1923年春编成的82种100册的“东方文库”同为“吐故纳新”的祝典。
这些言论与行动,表明《东方杂志》在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中走向成熟。表现了该刊具有深邃的洞悉和判断能力,是恪守新闻传媒记录社会传播思想职能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优良新闻传媒的特色和风范。
“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从1925年到1932年之间,《东方杂志》虽然以“舆论的顾问者”而非指导者自居,但在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它积极主动的一面,体现出它敢于出击的爱国情怀和依靠公众办报的理念,即主动搭建公共平台,与各方面读者展开积极互动,以使其“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各大报刊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缄口不语,甚至拒刊群众宣言,《申报》、《新闻报》竟刊登公共租界的“诚言”广告。《东方杂志》挺身而出,由王云五、胡愈之主持,于7月中旬出版了一期《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是当时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内容注重法律证据、事实调查,并向上海会审公廨取得五卅案供词及判决书之真本,择要译载以供交涉之根据。卷首附有插图多幅,如被难者之肖像,肇事地点之图画,上海租界戒严、各地国民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照片,搜集尤为完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谎言。《东方杂志》在“五卅”事件中的作为,是其主动出击的一个典型案例,意义重大。
同时《东方杂志》在编辑体例上略加调整:“尽量登载短篇的软性的文字。在普通号内专载具有时间性的短文,学术专著之篇幅较长者,则在第6、第12、第18、第24等特大号内发表。”插图扩充为“东方画报”,用商务印书馆的影写机精印。对读者和作者表示“满意与感谢”,并鼓励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和向海内外投稿家征求“短篇的新颖的论著”以“使本志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在第29卷第2号的后记中又针对读者的意见情况提出“以后各期倘为篇幅所许,当添关‘读者之页’一栏,以刊载读者对于本志内容及文字的意见,甚望爱读者赐教”,并决定“从本年起,在平常号专载短文、文艺及软性读物。此外无时间性的长文则在每年四册的特大号内发表。此特大号的篇幅比寻常增多两倍,成为学术专号,我们相信能给爱读长篇专著的读者们以相当的满足”。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希望提高更多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更多走向大众和普通读者,并将刊物有所区别地展开分层传播,维持和拓展策略兼而有之,新闻性与学术性兼备,使之成为普及读物和公共平台。
“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1932年到1937年,日寇对中国步步进逼,《东方杂志》亲受其害,仍坚持斗争,以文化救国,以本杂志的新生而“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为己任。经过“一·二八”事变,商务被毁,《东方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32年10月16日才复刊,复刊号上发表了王云五的《卷头语》、何炳松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和胡愈之的《东方论坛——本刊的新生》,以及《编者作者与读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局、该刊与商务的情况及杂志同仁的心态和努力。
胡愈之指出“从兵灾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重新振作,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号召中国的智识分子“用拿枪杆的精神,舍身到现实中间去”。表明杂志新生的旨趣:“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标的,但是能做到几分,我们就做几分。”
同时,该刊在編辑方针上以反法西斯宣传内容为主。在胡愈之主持下,增辟了《东方论坛》等专栏,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和评述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在此后的发展中,该刊适时推出了一系列特殊的采编策划方略,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鼓励读者和社会思考、实践,展开了一系列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和调查活动。
如1932年11月16日的《编者作者与读者》中预告新年号计划,其一是发表个人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并把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的征求信内容公之于众,指出在“这昏黑的年头儿里……让我们大家(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来做一回好梦”,该策划极具创意,影响很大,实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和当时中国人的个人生活与理想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成为期刊史上著名的策划案例。
本时期的《东方杂志》在面临严酷形势下,对办刊宗旨方针予以调整,希冀以刊物分析指导现实和复兴民族社会,以刊物的新生“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同时,也期望得到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参与和帮助。
“发扬文化传播学术”
抗战爆发后,《东方杂志》四处辗转,面对国内战局和社会窘况,虽然在实践中仍然努力坚持贯彻“分析指导现实”和“传承发展文化”的办刊发针,但干预社会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办刊重点转向“发扬文化传播学术”以求中华文化之绵延和学术能力之再造。这种转向并非是对现实的远离,而正符合了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进行艰难探索的潮流。当时一批文化学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如冯友兰、张君励、梁漱溟等人,以大后方的高校和媒体为营地,或著书立说,发表文章,或投身教育,培育人才,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作为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东方杂志》投身其中,对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东方杂志》在重庆复刊,王云五在《复刊辞》中强调了刊物的宗旨,“本志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同时认为“刊物之品质,乃随一国之学术与其国民知识之进展而进展者”,表明该刊把自己的目标和着力点放在阐明学术、发扬知识文化方面。与此相应,在1945年11月《上海市社会局报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表》中,该刊在宗旨一栏中填写了“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这可以看做是其后期对作为“一种综合性质之定期刊物”宗旨的清晰认识和权威概括。
因此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文章,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性和对文化的观照。如41卷21号的《殷商托地朝鲜考》,22号的《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隋代的地方制度》、《乐府诗研究谈》,23号的《读老子》,24号的《韦柯及其社会哲学》、《宋代荐举制度的运用与精神》、《外国博物馆史略》、《阿格拉的宫堡及陵墓》、《苏李诗辨》等文章的视角、写法和篇幅,都体现出了《东方杂志》对文化性和学术性文章的重视。这种重视一直持续到1948年《东方杂志》终刊为止。
综观《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我们发现,《东方杂志》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促进民族振兴。其办刊宗旨与方针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这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既时时透射出新闻传媒自我角色认知和设定的标准,又体现出以《东方杂志》编辑部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紧随时代潮流,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良苦用心。这是《东方杂志》能够长久不衰、被誉为“杂志的杂志”的根本原因。(本文为上海市教委2009年优青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国外都市财经传媒发展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借鉴意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xy09005;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参考文献:
1.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1)。
2.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7)。
3.坚瓠:《编辑室杂话》,《东方杂志》,1921,18卷(12号):6,上海:上海书店,1986(本文以下所引《东方杂志》原文,均引用自上海书店影印之《东方杂志》)。
(石雅洁为上海商学院组织宣传部干事,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硕士;李志强为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