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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仗着自己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宽阔的人脉关系，荣智健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一手打造出了赫赫有名的中信泰富；依靠着自己的商业睿智和经营天赋，荣智健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财富定律。在荣智健手上，百年荣氏家业扩张到了极致，政治与商业的交配演绎得天衣无缝。然而，一场近乎疯狂的金融衍生品豪赌不仅终止了荣家资本延伸的符号，而且也让缠绕荣智健头上的多层神圣光环荡然无存。
红色根基
从荣熙泰到荣德生再到荣毅仁，直至今天的荣智健，荣家旺盛的商业香火已经传递到了第四代。而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荣家也可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符号——经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唯一一个跨世纪商业王朝，中国百年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完整标本。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出生于江南名城无锡的荣熙泰通过近半辈子经营面粉的生意，为后人打下了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业。次子荣德生在中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就将荣氏家业推到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耀眼位置，同时赢得了“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名号。当时的荣毅仁一直紧跟在父亲的身旁，并出任家族之下两家企业的要职——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和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
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逆转的时刻，而荣家却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家的最高荣耀。在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当时积极配合这一行动。1957年，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无论是作为当时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还是开国元勋毛泽东都对荣毅仁宠爱有加，两年之后，荣毅仁升任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荣家资本的成功转型和朝着政治领域的转向都注定了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获得了扎实的红色根基。不过，不谙世事的荣智健到十六七岁时还是上海知名的“公子哥”：开着一部敞篷跑车，呼朋唤友，斗狗喝酒，及至上大学时，还经常逃学旷课，并将热情都倾注在了自己非常喜爱的棒球运动上。
然而，伴随着文革期间荣毅仁夫妇的被批斗以及荣家财产的被抄没，荣智健也被发配到了边远的农村。他先是被“调派”到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一个水电站工作，后又 “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在8年的基层工作中，这位荣家后代经历了上辈人从未经历过的磨炼，他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着氧气瓶（烧焊用）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1972年，30岁的荣智健返回北京。回想起这段往事，荣智健不免感慨地说：“8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闯荡香港
也许是家族商业细胞的遗传，或者是受昔日磨炼的启迪，甚至是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满足于贵族式的生活，而是觉得自己到了应当干大事的时候。1978年夏，刚从36岁生日中走过的荣智健携带简单的行装，口袋里揣着单程通行证，告别妻儿，南下独闯香江。
父亲经商时的积蓄成为了荣智健在香港起家的原始资本。《荣毅仁》传记里这样写道：“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时都合营给国家了。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以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以后还是他的。”
在大学学习机电专业的荣智健很快找准了投资方向并有了自己的公司——爱卡电子，仅仅经营了4年之后，爱卡就为荣智健赚得了5600多万港元的利润。不久后，荣智健奔赴美国，并在美国加州创办了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自动设计公司，一年之后，该公司成功上市。1984年，荣智健卖掉了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六成股权，携带资金回到香港。而此时，荣智健的财富已由当初父亲交给他的600万港币膨胀到了4.3亿多港元。
正当荣智健在国外全力打拼并且做得风生水起时，父亲荣毅仁也在国内被委以重任。为了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国务院设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或中信集团），荣毅仁担任首任总裁。而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荣毅仁不仅将世界级知名的金融人士纳入到中信的麾下，而且还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这种超乎预期的结果一时在中央高层成为美谈。
某种意义上而言，中信的成立并由荣毅仁亲自主政无疑为荣智健命运的上升式趋转再次提供了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机遇。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下称中信香港），并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据香港传媒披露，当时荣智健向中信集团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人事决策权，二是经营决策权。
新官上任三把火。已经对香港商圈非常熟悉的荣智健在执掌舵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上演了一出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股份的大戏。为了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对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调研，而在将调研结果汇报给北京总部后，中信集团在5天内就获得了国务院的批文，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经此一役，荣智健声名鹊起。
春风得意马蹄急。1990年，中信香港购入港龙航空公司46.3%的股权。在收购港龙航空的同一年，中信香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投资，即以10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香港市值最高的公司——香港电讯20%的股份。对于荣智健来说，此时拉满的弓箭已经很难收回。1991年，中信香港出资3亿多港元，收购了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不久又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同年年底，荣智健将中信香港更名为中信泰富。明眼人其实都知道，中信泰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信当时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
对于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顺风顺水的并购业绩和长袖善舞的扩张结果，有港媒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主要得益于父亲荣毅仁的地位与声望。对此，荣智健也非常坦诚地告诉媒体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客观地分析，当时在香港浸淫多年的荣智健已经营造了不错的人脉关系，像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不仅都是荣智健的生活朋友，而且他们还在生意场上数度合作，有了这些人的支持，荣智健当时在香港不想成功也很难。
做大家业
在香港，荣智健掌管的中信泰富被戏称为紫筹股。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称谓，是因为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精通商道的荣智健也充分利用了这一非常特殊的经济资源并将自己的财富版图扩展到了极致。
蚊子变大象的故事往往发生在资本并购之中。从1987年开始运作并购国泰航空开始计算，短短5年时间中，中信泰富市值暴涨了10倍，达到87亿港元，并于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而在集团资产几何般发酵的同时，荣智健试图实现家族控股和单干的愿望也开始从模糊变得愈发清晰。1996年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中信集团总部，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总部批准中信泰富管理层扩大对中信泰富的持股。
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向本公司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而荣智健又以和管理层成员一样的价格购买了中信泰富2.9亿股股票。最终，荣智健以19%的持股额成为中信泰富的第二大股东。
从1996年至今，中信泰富犀利的触角延伸到了房地产、贸易、隧道、民航、发电和特种钢业务等10多个领域。在积极扩张的同时，荣智健还先后将其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安排进中信泰富，成为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事实上，除了对中信泰富股权结构的变化给予了趣味性关注之外，国际舆论也以非常清晰的数字展示出了荣智健本人财富累积的加速度。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上，荣智健曾连续3年稳坐前三甲的位置。此外，荣智健还连续6年蝉联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榜首，至2008年10月，荣智健个人财富达到了35亿美元。
悲情落幕
2008年4月8日下午，一辆灰白色私家车从香港金钟中信泰富大厦驶出，坐在车上的荣智健用手抵着窗户，神情黯然。出于回避众多传媒记者的包围和诘问，车子只能加速驶去。而就在一个小时前，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已正式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及主席职务。
也许一切都要归结为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噩梦。
出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2006年3月，中信泰富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到2010年的资本开支中澳元需求为16亿，外加每年的营运开支约10亿澳元，项目为期25年。
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间，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占最大比重（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根据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合约自动终止。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不能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2倍或多倍接货，即放大损失。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合约的特点是“止赚不止蚀”，也就是说，澳元继续升值，中信泰富最多可赚5350万美元；而如果澳元大幅贬值，则亏损是个无底洞。显然，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做多澳元。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让前几年持续升值的澳元飞流直下。据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的巨亏公告称，公司当日总亏损约为155亿港元。无奈之下，荣智健火速飞往北京向中信总部求援，在拜会了中信集团的多位高层人物后，荣智健获得了总部向其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的承诺。方案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
应当说，凭借荣智健的背景以及中信集团的鼎立护航，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到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香港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信泰富早于2008年9月7日获悉了自己巨额亏损的消息，但董事局直到一个半月后才作公布，而此时，中小投资者已是损失惨重。不仅如此，中信泰富巨额亏损的消息可能早于公告提前透露，而事先获取信息的内幕人士则提前沽空，其沽空规模超过出事前的十几倍。更加要命的是，外界质疑2008年荣智健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但在9月5日停止，而两天后，公司巨亏的消息在小圈子内传出。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猜测与质疑，尽管当时的荣智健试图以增持中信泰富股份的行为为自己作出证明，但一切似乎太晚了。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正式介入对中信泰富的调查；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突击性搜查，中信泰富巨亏事件迅速升级。
根据香港相关法律，串谋诈骗的最高刑罚为监禁14年，而对于公司董事虚假陈述最高刑罚为10年。（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红色根基
从荣熙泰到荣德生再到荣毅仁，直至今天的荣智健，荣家旺盛的商业香火已经传递到了第四代。而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荣家也可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符号——经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唯一一个跨世纪商业王朝，中国百年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完整标本。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出生于江南名城无锡的荣熙泰通过近半辈子经营面粉的生意，为后人打下了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业。次子荣德生在中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就将荣氏家业推到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耀眼位置，同时赢得了“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名号。当时的荣毅仁一直紧跟在父亲的身旁，并出任家族之下两家企业的要职——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和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
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逆转的时刻，而荣家却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家的最高荣耀。在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当时积极配合这一行动。1957年，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无论是作为当时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还是开国元勋毛泽东都对荣毅仁宠爱有加，两年之后，荣毅仁升任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荣家资本的成功转型和朝着政治领域的转向都注定了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获得了扎实的红色根基。不过，不谙世事的荣智健到十六七岁时还是上海知名的“公子哥”：开着一部敞篷跑车，呼朋唤友，斗狗喝酒，及至上大学时，还经常逃学旷课，并将热情都倾注在了自己非常喜爱的棒球运动上。
然而，伴随着文革期间荣毅仁夫妇的被批斗以及荣家财产的被抄没，荣智健也被发配到了边远的农村。他先是被“调派”到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一个水电站工作，后又 “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在8年的基层工作中，这位荣家后代经历了上辈人从未经历过的磨炼，他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着氧气瓶（烧焊用）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1972年，30岁的荣智健返回北京。回想起这段往事，荣智健不免感慨地说：“8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闯荡香港
也许是家族商业细胞的遗传，或者是受昔日磨炼的启迪，甚至是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满足于贵族式的生活，而是觉得自己到了应当干大事的时候。1978年夏，刚从36岁生日中走过的荣智健携带简单的行装，口袋里揣着单程通行证，告别妻儿，南下独闯香江。
父亲经商时的积蓄成为了荣智健在香港起家的原始资本。《荣毅仁》传记里这样写道：“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时都合营给国家了。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以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以后还是他的。”
在大学学习机电专业的荣智健很快找准了投资方向并有了自己的公司——爱卡电子，仅仅经营了4年之后，爱卡就为荣智健赚得了5600多万港元的利润。不久后，荣智健奔赴美国，并在美国加州创办了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自动设计公司，一年之后，该公司成功上市。1984年，荣智健卖掉了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六成股权，携带资金回到香港。而此时，荣智健的财富已由当初父亲交给他的600万港币膨胀到了4.3亿多港元。
正当荣智健在国外全力打拼并且做得风生水起时，父亲荣毅仁也在国内被委以重任。为了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国务院设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或中信集团），荣毅仁担任首任总裁。而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荣毅仁不仅将世界级知名的金融人士纳入到中信的麾下，而且还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这种超乎预期的结果一时在中央高层成为美谈。
某种意义上而言，中信的成立并由荣毅仁亲自主政无疑为荣智健命运的上升式趋转再次提供了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机遇。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下称中信香港），并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据香港传媒披露，当时荣智健向中信集团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人事决策权，二是经营决策权。
新官上任三把火。已经对香港商圈非常熟悉的荣智健在执掌舵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上演了一出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股份的大戏。为了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对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调研，而在将调研结果汇报给北京总部后，中信集团在5天内就获得了国务院的批文，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经此一役，荣智健声名鹊起。
春风得意马蹄急。1990年，中信香港购入港龙航空公司46.3%的股权。在收购港龙航空的同一年，中信香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投资，即以10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香港市值最高的公司——香港电讯20%的股份。对于荣智健来说，此时拉满的弓箭已经很难收回。1991年，中信香港出资3亿多港元，收购了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不久又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同年年底，荣智健将中信香港更名为中信泰富。明眼人其实都知道，中信泰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信当时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
对于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顺风顺水的并购业绩和长袖善舞的扩张结果，有港媒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主要得益于父亲荣毅仁的地位与声望。对此，荣智健也非常坦诚地告诉媒体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客观地分析，当时在香港浸淫多年的荣智健已经营造了不错的人脉关系，像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不仅都是荣智健的生活朋友，而且他们还在生意场上数度合作，有了这些人的支持，荣智健当时在香港不想成功也很难。
做大家业
在香港，荣智健掌管的中信泰富被戏称为紫筹股。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称谓，是因为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精通商道的荣智健也充分利用了这一非常特殊的经济资源并将自己的财富版图扩展到了极致。
蚊子变大象的故事往往发生在资本并购之中。从1987年开始运作并购国泰航空开始计算，短短5年时间中，中信泰富市值暴涨了10倍，达到87亿港元，并于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而在集团资产几何般发酵的同时，荣智健试图实现家族控股和单干的愿望也开始从模糊变得愈发清晰。1996年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中信集团总部，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总部批准中信泰富管理层扩大对中信泰富的持股。
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向本公司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而荣智健又以和管理层成员一样的价格购买了中信泰富2.9亿股股票。最终，荣智健以19%的持股额成为中信泰富的第二大股东。
从1996年至今，中信泰富犀利的触角延伸到了房地产、贸易、隧道、民航、发电和特种钢业务等10多个领域。在积极扩张的同时，荣智健还先后将其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安排进中信泰富，成为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事实上，除了对中信泰富股权结构的变化给予了趣味性关注之外，国际舆论也以非常清晰的数字展示出了荣智健本人财富累积的加速度。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上，荣智健曾连续3年稳坐前三甲的位置。此外，荣智健还连续6年蝉联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榜首，至2008年10月，荣智健个人财富达到了35亿美元。
悲情落幕
2008年4月8日下午，一辆灰白色私家车从香港金钟中信泰富大厦驶出，坐在车上的荣智健用手抵着窗户，神情黯然。出于回避众多传媒记者的包围和诘问，车子只能加速驶去。而就在一个小时前，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已正式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及主席职务。
也许一切都要归结为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噩梦。
出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2006年3月，中信泰富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到2010年的资本开支中澳元需求为16亿，外加每年的营运开支约10亿澳元，项目为期25年。
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间，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占最大比重（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根据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合约自动终止。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不能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2倍或多倍接货，即放大损失。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合约的特点是“止赚不止蚀”，也就是说，澳元继续升值，中信泰富最多可赚5350万美元；而如果澳元大幅贬值，则亏损是个无底洞。显然，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做多澳元。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让前几年持续升值的澳元飞流直下。据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的巨亏公告称，公司当日总亏损约为155亿港元。无奈之下，荣智健火速飞往北京向中信总部求援，在拜会了中信集团的多位高层人物后，荣智健获得了总部向其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的承诺。方案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
应当说，凭借荣智健的背景以及中信集团的鼎立护航，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到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香港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信泰富早于2008年9月7日获悉了自己巨额亏损的消息，但董事局直到一个半月后才作公布，而此时，中小投资者已是损失惨重。不仅如此，中信泰富巨额亏损的消息可能早于公告提前透露，而事先获取信息的内幕人士则提前沽空，其沽空规模超过出事前的十几倍。更加要命的是，外界质疑2008年荣智健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但在9月5日停止，而两天后，公司巨亏的消息在小圈子内传出。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猜测与质疑，尽管当时的荣智健试图以增持中信泰富股份的行为为自己作出证明，但一切似乎太晚了。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正式介入对中信泰富的调查；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突击性搜查，中信泰富巨亏事件迅速升级。
根据香港相关法律，串谋诈骗的最高刑罚为监禁14年，而对于公司董事虚假陈述最高刑罚为10年。（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