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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艺术批评家，现为美国俄亥俄州肯尼恩文理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教授现当代中国美术史
“艺术是什么？哲学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 80年代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接受和創造之间有这么种东西，既不漂亮又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宣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圈里，说到周彦这个名字，艺术家们都如雷贯耳。
他参与策展了曾经发生“艺术第一枪”的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并参与编写了代表着80年代最为权威的艺术书籍《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那时候，张晓刚、方力钧都还是新人。
说起80年代艺术，用周彦的话说，他不光是研究这一段80年代艺术历史的学人，也是亲身的参与者，因此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他在讲这一段历史，不完全是站在局外人、研究人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亲身参与的角度。
周彦看起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旦谈到艺术，他就可以滔滔不绝说很久。那天我们的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里，周彦不停地跟我们说起艺术，“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文化大讨论，主要是开放以后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发现了自己还很不够。80年代开始有大量的翻译。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先锋艺术出现。”
“艺术要表现美，要反映真实、反映基本的良知、道德。80年代提出“真善美”。到了1985年，全国各地突然就出现了100多个青年艺术家的群体，它们与官方美协没什么关系，类似地下组织，现在有种说法叫体制外。他们自己做宣言、画作品，主要在东南沿海、东北、湖南，出现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艺术。这些人突然变成一种叫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更多是思想家，通过画画来表现。
“80年代还有个特点是很注重理论，图像反而是比较次要的了。他们会出书，他们会开讨论会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会在展览时放大量的观众交流本。但很多人都看不懂，看不懂这个东西怎么进入到艺术馆里去的。既不漂亮又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宣泄。至于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能够理解的人就更少了。艺术是什么？哲学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回想起80年代，周彦止不住的兴奋：“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接受和创造之间有这么种东西。”
1989年2月份，周彦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很大的一个现代艺术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
那个展览最具新闻性、轰动性的插曲是当时有画家朝着自己的画作开了两枪，造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轰动。当时，那个展览是在中国美术馆做的，他们的要求就是不能做行为艺术。“那时它是50年代的老建筑，琉璃屋顶，很漂亮的，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跟现在不一样，只要掏钱就可以进，以前很难的，进去展览是非常难得的。中国美术馆不许做行为艺术，我们答应了，行为艺术这一块就用之前的照片、录像来展示，不现场做。”
当时那个展览，艺术家是很有机会进去做展览的。而现代的艺术大师们，都曾在那个展览里崭露头角。有人说当时那个展览捧红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周彦却认为：“画家红不红不是一个展览能看出来的。谷文达那个时候已经很红了，徐斌是在这个展览后变得很有名气，方力钧有几张素描，也还不错，但还不至于让人觉得这个人非常杰出。那时张扬的都是这些先锋派的人。那个时候的大腕，王广义、叶永清、毛旭辉也算。张晓刚更多是自己画画，不是组织者。”
“我们组委会或者叫筹委会，当时没有策展人这样的概念，一些青年教师、批评家、美术杂志的编辑去组织这个展览。”
“其实当时现场挺火爆的，人特别多，中外的记者都在。当时很敏感，中外媒体都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也都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等到我们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听到砰砰两声，完全没有想到是打枪，以为是放鞭炮。当时那个艺术家是个女孩子，浙江美院毕业的，叫肖鲁。她之前毕业作品是个装置艺术，叫《对话》，用玻璃、铝合金做了两个电话亭。她自己借了枪，开了枪以后她就把枪扔了跑了。然后有个男的，当时的公安局长就在办公室里，把我们组织展览的这几个人叫过去，一通骂了。说：‘这个展览不能办了！要关！’我们当然不愿意，这个展览筹划了好几年。最后的妥协是，关两天重新清理好；门口要严格查包；所有的钱要筹委会自己出；每个展厅我们派艺术家去守。展览是除夕，第二天是过年。我们就以这个为借口说关两天，大家回去过年，初三初四再开。所以说表面上还是做得挺好。”
这个展览如此让人兴奋，又让人觉得忐忑。周彦说道：“这个展览就是想把1985年到1989年这个五年期间的先锋艺术做一次总结，或者往前再开拓。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挫折，最终办了这个展览。但是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是总结，有人认为是终结，有人认为是开始。”
“艺术是什么？哲学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 80年代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接受和創造之间有这么种东西，既不漂亮又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宣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圈里，说到周彦这个名字，艺术家们都如雷贯耳。
他参与策展了曾经发生“艺术第一枪”的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并参与编写了代表着80年代最为权威的艺术书籍《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那时候，张晓刚、方力钧都还是新人。
说起80年代艺术，用周彦的话说，他不光是研究这一段80年代艺术历史的学人，也是亲身的参与者，因此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他在讲这一段历史，不完全是站在局外人、研究人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亲身参与的角度。
周彦看起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旦谈到艺术，他就可以滔滔不绝说很久。那天我们的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里，周彦不停地跟我们说起艺术，“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文化大讨论，主要是开放以后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发现了自己还很不够。80年代开始有大量的翻译。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先锋艺术出现。”
“艺术要表现美，要反映真实、反映基本的良知、道德。80年代提出“真善美”。到了1985年，全国各地突然就出现了100多个青年艺术家的群体，它们与官方美协没什么关系，类似地下组织，现在有种说法叫体制外。他们自己做宣言、画作品，主要在东南沿海、东北、湖南，出现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艺术。这些人突然变成一种叫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更多是思想家，通过画画来表现。
“80年代还有个特点是很注重理论，图像反而是比较次要的了。他们会出书，他们会开讨论会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会在展览时放大量的观众交流本。但很多人都看不懂，看不懂这个东西怎么进入到艺术馆里去的。既不漂亮又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宣泄。至于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能够理解的人就更少了。艺术是什么？哲学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回想起80年代，周彦止不住的兴奋：“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接受和创造之间有这么种东西。”
1989年2月份，周彦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很大的一个现代艺术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
那个展览最具新闻性、轰动性的插曲是当时有画家朝着自己的画作开了两枪，造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轰动。当时，那个展览是在中国美术馆做的，他们的要求就是不能做行为艺术。“那时它是50年代的老建筑，琉璃屋顶，很漂亮的，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跟现在不一样，只要掏钱就可以进，以前很难的，进去展览是非常难得的。中国美术馆不许做行为艺术，我们答应了，行为艺术这一块就用之前的照片、录像来展示，不现场做。”
当时那个展览，艺术家是很有机会进去做展览的。而现代的艺术大师们，都曾在那个展览里崭露头角。有人说当时那个展览捧红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周彦却认为：“画家红不红不是一个展览能看出来的。谷文达那个时候已经很红了，徐斌是在这个展览后变得很有名气，方力钧有几张素描，也还不错，但还不至于让人觉得这个人非常杰出。那时张扬的都是这些先锋派的人。那个时候的大腕，王广义、叶永清、毛旭辉也算。张晓刚更多是自己画画，不是组织者。”
“我们组委会或者叫筹委会，当时没有策展人这样的概念，一些青年教师、批评家、美术杂志的编辑去组织这个展览。”
“其实当时现场挺火爆的，人特别多，中外的记者都在。当时很敏感，中外媒体都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也都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等到我们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听到砰砰两声，完全没有想到是打枪，以为是放鞭炮。当时那个艺术家是个女孩子，浙江美院毕业的，叫肖鲁。她之前毕业作品是个装置艺术，叫《对话》，用玻璃、铝合金做了两个电话亭。她自己借了枪，开了枪以后她就把枪扔了跑了。然后有个男的，当时的公安局长就在办公室里，把我们组织展览的这几个人叫过去，一通骂了。说：‘这个展览不能办了！要关！’我们当然不愿意，这个展览筹划了好几年。最后的妥协是，关两天重新清理好；门口要严格查包；所有的钱要筹委会自己出；每个展厅我们派艺术家去守。展览是除夕，第二天是过年。我们就以这个为借口说关两天，大家回去过年，初三初四再开。所以说表面上还是做得挺好。”
这个展览如此让人兴奋，又让人觉得忐忑。周彦说道：“这个展览就是想把1985年到1989年这个五年期间的先锋艺术做一次总结，或者往前再开拓。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挫折，最终办了这个展览。但是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是总结，有人认为是终结，有人认为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