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开始，北京朝阳、海淀和大兴共24所民工子弟学校被关停，1.4万名学生以及众多教师将去向何处?
大兴区田园学校校长张明瑞的儿子在本校将要读四年级，但学校当时因“校舍安全不达标”面临取缔。
从6月开始，北京市城郊近300所民工子弟学校，经历了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考验。大兴、朝阳、和海淀区24所(后被证实为20所)无“办学许可证”的民工子弟学校，相继被封门、停水、停电、甚至拆除。本次关停整治涉及近1.4万名学生。
《京华周刊》记者走访发现，三区的分流、安置和赔偿政策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存在前后反复、取缔过程也各呈乱象。
“你们拆吧，我长大造大学校”
8月9日，海淀区东升乡红星学校的女校长谢振清眼睁睁看着校舍被铲平，当时心情只是“愤怒大于一切，甚至忘了哭”。对她来说，这一切并无预兆，只是当看到学校前停满了铲车、消防车、救护车，围满了防暴警察之后，才意识到“阵势不对”。
此次红星学校遭遇的不单是关停，而是拆除。12年前，谢振清在河北老家一所学校任教导主任，婚后来到北京和在此地做建材生意的丈夫团聚，赋闲中想起自办学校，于是以22.5万的年租将整个建材市场承包，将这里改建成了学校。
今年7月15日，谢振清的“二房东”庞春来与东升乡小营大队的土地租赁合同到期，“希望五日内腾空房屋”，万般被动的谢振清恳求海淀区法院给予时间，让她有充足准备上报海淀区教委，安置学生。
自从上报海淀区教委和东升乡政府以来，谢振清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学校被拆的前一天，她接到海淀法院电话，要求其翌日一早“跑一趟”，却不想到了法院就被没收了手机。本以为是被邀洽谈安置事宜的谢振清，上了法院的车，来到自己的学校门口。
在已有“三百多人”围聚的校门口，她看见桌椅板凳被“哐哐”往外拉，还在学校留宿的老师纷纷席卷铺盖，上了车。下午，铲车开进了校门，“两三下一推就平了”，当时谢振清只是记得，隐约听到人群里传来孩子的哭喊：“你们拆吧，我长大了造大学校。”
这次强拆让刚不久前耗资40万的装修覆水难收，虽然在现场，她疾呼那校舍里有新装的空调电暖、门窗铝合金，但是这些财产仍旧化作废墟。在事后，她才想起，还有一个大门紧闭的库房也归于尘土了，里边容纳了新购置的课桌和书本……
这些天来，光是给学校1400名学生的家长告知情况就弄得她焦头烂额，还整天被前后盯梢，学生家长讨要说法“我的孩子怎么办”，这是校长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以前，乡里文教科总是过来视察，并口头授予“示范学校先进单位”的称号，谢振清也顺其自然地那么以为。虽然是“无证”，但她也知道，自从北京在2006年大规模清撤民工子弟校以来，“发证大门”由此关闭。
现在，还有因手机关机而无法通知到的家长，学校即将开学，到时自有家长会把孩子送来。事发以后，没人另行通知家长，也没人要求她通知家长。在消极等待中，谢振清先打算就40万损失打官司，但她要找律师，“是起诉法院、大队，还是房东”，她不知道。
“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
比起谢振清的校舍被夷为平地，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校长张明瑞，起码保住了建筑。那是一栋去年才新建，耗资130万的楼房，至今还有80万债款未还清。
两年前，由于汶川地震的教训，大兴区给他发过一则“校舍安全工程的通知”。张明瑞响应号召，在原本四座简易库房式校舍边上，盖起了一座“能抗震八级”的楼房。他向记者比划着，在楼房每片承重墙里都插上了八根钢筋。
变故始于今年五月八日，西红门镇教委一名葛姓老师在冒雨的午后，给他送来一封“擅自举办学校责令期限达标的告知书”，并告诉他“这是好事，要整改了”，张明瑞在对方的鼓舞下，手持告知书拍了张照。这份通知中，要求其在一周内取得“卫生、房屋安全、消防等部门的合格证书”，否则将停止办学。但是张明瑞却不以为然，自己办了十多年学校，“怎么叫擅自”。
翌日一早，张明瑞却发现，校门上多了一张告知书，“田园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他这才意识到这是在说整改，而大兴区教委只给了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我怎么整改。”
事后证实，西红门镇上共四所学校都接到同份告知书。被指“违法建筑”，张明瑞坚决不认可。2005年，他按照西红门镇拟定的一套自办校房屋要求标准，盖了四栋平房；去年，又按防震要求加盖了楼房，“去年才盖的今年要取缔，这不合逻辑。”
对于西红门镇政府的出尔反尔，46岁的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张明瑞深叹办学的艰难。13年前他是老家最后一批被清退的代课老师，来京后在海淀城郊一汽配厂做销售员。说起为何再次执鞭，只因有时在田间地头，见到在煤渣矿堆上乱窜的民工小孩，觉得该让他们走进学校。
1998年，张明瑞在海淀区五环外租了三间茅屋，筹办起生平第一座民工子弟学校，从60个孩子、3个老师起家，投下当时打工的积蓄，三年后也才赚到五万。
北京奥运申办成功后，因征用土地，当地菜农纷纷南迁，“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的张明瑞又纵跨南北，在现校址外一公里处的西红门镇新建一村落脚。
6月16日，西红门镇校园安全办公室召集镇上四所将被关停的学校，让各校校长一一签下“保证书”，保证在十日内关闭学校。张明瑞忧心的是，两个月来没人承租他的校舍，还本付息是个难题。
现在，张明瑞的案头上铺满了每天的报纸，他指着一个“三区24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的标题对记者说，“不管教委怎么措辞，西红门四所学校，包括我校，没有面临拆迁。”
这四所学校里，新建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认为，这所“光操场就占地2600平米”的学校是镇上四所学校中规模最大，设施最硬的一所。
他认为，这次取缔源于大兴区425大火，五月份，在着火的服装加工车间周围，已经有三百多所民办幼儿园被关，现在矛头又指向他的学校。“大事大整，小事小整，没事不整，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我们问斩。”
2006年，罗亮办学第二年，因“学校不满五百人”，新建庄实验学校差点被取缔。学校保住后，他走进每一间空教室，跪地作揖。而这次，他不知是否能“死里逃生”。
罗亮认为，他没有拿政府一分钱，还做了好事，政府却总是抹杀他的贡献。当时租下这片地，投亲靠友借下三百万，并信誓旦旦向镇上承诺“绝对办最好的学校，为你们争光”。时间一长，麻烦接踵而来，他的心就凉了。现在，“只要能把一千多个孩子分流，我罗亮不办学校也行。”北京落后于上海?
在朝阳区，有9所学校面临被关，而西北门村东坝实验学校的做法可谓“先斩后奏”。该校已于8月15日提前开学，1328个学生中已有400个返校。按照校长杨勤的说法，是家长不愿孩子被分流到其他学校。66岁的杨勤在这所坐落在繁荣集市边的学校里，做了八年教师兼校长。 哈师大毕业的杨勤从绥化一所公立小学退休后，来到北京。当年，他是看着这片原是洼地的操场被填平，操场一端竖起12栋库房式的简易校舍，东坝实验学校成立。这一呆，就“扎在这儿没拔出来过”，他索性在办公室内搭起床，住了下来。
八月初，学校被相继停水、停电。8月20日，东坝乡政府送来一纸“强拆告知书”，表示将在8月25日对学校进行拆除。如今，在煎熬中度日的杨勤每日守在学校，观望着强拆动静。借助好心的家长于村外一百米挑的水和日租350元的发电机，学校在高压下勉强维持。
杨勤认为，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方面，北京落后于上海。“按理说，北京应该走在前头。”他认为，若可以将民工子弟与本地生视作平等，那么自己的学校都可以不用存在。
据了解，所谓“上海模式”，涵盖了“公办为主”和“政府主导”两个关键词。其思路是将民工子弟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上海市共审批设立了162所这样的小学，由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市财政还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
杨勤仍然会接到家长咨询报名的电话，他的回答令人心寒：“我们已经开学了，但我们不稳定。”而针对已开学的学生，“在这个月的25号，我一定会有确切答复。”
“老师失业、孩子失学”
8月20日，《京华周刊》记者来到谢振清的红星学校门口，废墟已经清理完毕。从校门口向内望，只见麻密的高压线网悬在一片平地的上空。
红星学校女老师石坤来到小学对面，她已经被分流到附近的另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明欣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过去借助红星学校的声名，长久以来打着“红星学校合办校”的旗号。这次，她是帮助明欣学校搭台设点，开展分流学生的报名工作。
8月9日那天，一家三口租住在临村一个大杂院内的石坤，接到了家长的电话，慌乱中来到现场，见证到拆校的过程。“当时第一反应是，孩子失学了，老师失业了”，河北人田坤和她20多个教师同事一样，每月拿着1100元不带社保的工资。她的孩子也在红星学校就学。
据公开报道，海淀区的学生分流政策，以“五证”为前提可申请入读公立小学。五证包括：家长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本。
石坤听说，海淀区最近放宽了“五证”要求，她担心会出现不规范的公立学校，师资又得不到保证。而矛盾的是，一旦以齐全的五证来敲开真正公办学校的门，恐怕高昂的赞助费也是她不可想象的。她的孩子已收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简称“石油附小”)的入学通知书，这是红星学校被指定对口的一所公立小学。
石油附小坐落在一片气派亮堂的建筑内，近日突然更名为“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石油附小”的牌名移了位。
朝阳区的做法，是将孩子分流至政府“委托办学”的民办学校内。摆在东坝实验学校的师生面前的，是博雅、安民等五所学校的选择。
杨勤认为，这些学校的管理层都是由“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在职人员构成，师资混乱，甚至在他的学校只够格做老师的，被受聘了过去就当了教导主任。
目前正在扩建的博雅学校，于去年刚创办，崭新的校舍如孤岛伫立在周边一片废墟上。校长李玉英说，她也不清楚将来学校是否会被拆。李校长从中学退休后曾在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她印像中，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可以说是误人子弟”，“抄个板书错别字连篇”，她摇摇头说。
8月20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涉及关停的四所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与此同时，学生家长也收到一条无落款的短信，表示如果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五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转学学生将一次性减免学费300元”。
但张明瑞认为，开学后家长还得把孩子送来。他的学生多数是周边菜农、菜贩、打零工、摆货摊的子弟，条件仅限于步行上学，这些供选的学校最近的也有三公里远。
张明瑞来到菜地上家访，农民自建的鄙陋的茅屋排列成行，雨水淹没了屋前的田畴。自称没有文化的菜农们，最担心的是无暇看管失学了在田里乱窜的孩子，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是张明瑞“没有送礼，得罪了教委”。张明瑞站在众说纷纭的家长中间，坚决称：“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这个学校就一定要开。”
大兴区田园学校校长张明瑞的儿子在本校将要读四年级，但学校当时因“校舍安全不达标”面临取缔。
从6月开始，北京市城郊近300所民工子弟学校，经历了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考验。大兴、朝阳、和海淀区24所(后被证实为20所)无“办学许可证”的民工子弟学校，相继被封门、停水、停电、甚至拆除。本次关停整治涉及近1.4万名学生。
《京华周刊》记者走访发现，三区的分流、安置和赔偿政策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存在前后反复、取缔过程也各呈乱象。
“你们拆吧，我长大造大学校”
8月9日，海淀区东升乡红星学校的女校长谢振清眼睁睁看着校舍被铲平，当时心情只是“愤怒大于一切，甚至忘了哭”。对她来说，这一切并无预兆，只是当看到学校前停满了铲车、消防车、救护车，围满了防暴警察之后，才意识到“阵势不对”。
此次红星学校遭遇的不单是关停，而是拆除。12年前，谢振清在河北老家一所学校任教导主任，婚后来到北京和在此地做建材生意的丈夫团聚，赋闲中想起自办学校，于是以22.5万的年租将整个建材市场承包，将这里改建成了学校。
今年7月15日，谢振清的“二房东”庞春来与东升乡小营大队的土地租赁合同到期，“希望五日内腾空房屋”，万般被动的谢振清恳求海淀区法院给予时间，让她有充足准备上报海淀区教委，安置学生。
自从上报海淀区教委和东升乡政府以来，谢振清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学校被拆的前一天，她接到海淀法院电话，要求其翌日一早“跑一趟”，却不想到了法院就被没收了手机。本以为是被邀洽谈安置事宜的谢振清，上了法院的车，来到自己的学校门口。
在已有“三百多人”围聚的校门口，她看见桌椅板凳被“哐哐”往外拉，还在学校留宿的老师纷纷席卷铺盖，上了车。下午，铲车开进了校门，“两三下一推就平了”，当时谢振清只是记得，隐约听到人群里传来孩子的哭喊：“你们拆吧，我长大了造大学校。”
这次强拆让刚不久前耗资40万的装修覆水难收，虽然在现场，她疾呼那校舍里有新装的空调电暖、门窗铝合金，但是这些财产仍旧化作废墟。在事后，她才想起，还有一个大门紧闭的库房也归于尘土了，里边容纳了新购置的课桌和书本……
这些天来，光是给学校1400名学生的家长告知情况就弄得她焦头烂额，还整天被前后盯梢，学生家长讨要说法“我的孩子怎么办”，这是校长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以前，乡里文教科总是过来视察，并口头授予“示范学校先进单位”的称号，谢振清也顺其自然地那么以为。虽然是“无证”，但她也知道，自从北京在2006年大规模清撤民工子弟校以来，“发证大门”由此关闭。
现在，还有因手机关机而无法通知到的家长，学校即将开学，到时自有家长会把孩子送来。事发以后，没人另行通知家长，也没人要求她通知家长。在消极等待中，谢振清先打算就40万损失打官司，但她要找律师，“是起诉法院、大队，还是房东”，她不知道。
“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
比起谢振清的校舍被夷为平地，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校长张明瑞，起码保住了建筑。那是一栋去年才新建，耗资130万的楼房，至今还有80万债款未还清。
两年前，由于汶川地震的教训，大兴区给他发过一则“校舍安全工程的通知”。张明瑞响应号召，在原本四座简易库房式校舍边上，盖起了一座“能抗震八级”的楼房。他向记者比划着，在楼房每片承重墙里都插上了八根钢筋。
变故始于今年五月八日，西红门镇教委一名葛姓老师在冒雨的午后，给他送来一封“擅自举办学校责令期限达标的告知书”，并告诉他“这是好事，要整改了”，张明瑞在对方的鼓舞下，手持告知书拍了张照。这份通知中，要求其在一周内取得“卫生、房屋安全、消防等部门的合格证书”，否则将停止办学。但是张明瑞却不以为然，自己办了十多年学校，“怎么叫擅自”。
翌日一早，张明瑞却发现，校门上多了一张告知书，“田园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他这才意识到这是在说整改，而大兴区教委只给了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我怎么整改。”
事后证实，西红门镇上共四所学校都接到同份告知书。被指“违法建筑”，张明瑞坚决不认可。2005年，他按照西红门镇拟定的一套自办校房屋要求标准，盖了四栋平房；去年，又按防震要求加盖了楼房，“去年才盖的今年要取缔，这不合逻辑。”
对于西红门镇政府的出尔反尔，46岁的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张明瑞深叹办学的艰难。13年前他是老家最后一批被清退的代课老师，来京后在海淀城郊一汽配厂做销售员。说起为何再次执鞭，只因有时在田间地头，见到在煤渣矿堆上乱窜的民工小孩，觉得该让他们走进学校。
1998年，张明瑞在海淀区五环外租了三间茅屋，筹办起生平第一座民工子弟学校，从60个孩子、3个老师起家，投下当时打工的积蓄，三年后也才赚到五万。
北京奥运申办成功后，因征用土地，当地菜农纷纷南迁，“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的张明瑞又纵跨南北，在现校址外一公里处的西红门镇新建一村落脚。
6月16日，西红门镇校园安全办公室召集镇上四所将被关停的学校，让各校校长一一签下“保证书”，保证在十日内关闭学校。张明瑞忧心的是，两个月来没人承租他的校舍，还本付息是个难题。
现在，张明瑞的案头上铺满了每天的报纸，他指着一个“三区24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的标题对记者说，“不管教委怎么措辞，西红门四所学校，包括我校，没有面临拆迁。”
这四所学校里，新建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认为，这所“光操场就占地2600平米”的学校是镇上四所学校中规模最大，设施最硬的一所。
他认为，这次取缔源于大兴区425大火，五月份，在着火的服装加工车间周围，已经有三百多所民办幼儿园被关，现在矛头又指向他的学校。“大事大整，小事小整，没事不整，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我们问斩。”
2006年，罗亮办学第二年，因“学校不满五百人”，新建庄实验学校差点被取缔。学校保住后，他走进每一间空教室，跪地作揖。而这次，他不知是否能“死里逃生”。
罗亮认为，他没有拿政府一分钱，还做了好事，政府却总是抹杀他的贡献。当时租下这片地，投亲靠友借下三百万，并信誓旦旦向镇上承诺“绝对办最好的学校，为你们争光”。时间一长，麻烦接踵而来，他的心就凉了。现在，“只要能把一千多个孩子分流，我罗亮不办学校也行。”北京落后于上海?
在朝阳区，有9所学校面临被关，而西北门村东坝实验学校的做法可谓“先斩后奏”。该校已于8月15日提前开学，1328个学生中已有400个返校。按照校长杨勤的说法，是家长不愿孩子被分流到其他学校。66岁的杨勤在这所坐落在繁荣集市边的学校里，做了八年教师兼校长。 哈师大毕业的杨勤从绥化一所公立小学退休后，来到北京。当年，他是看着这片原是洼地的操场被填平，操场一端竖起12栋库房式的简易校舍，东坝实验学校成立。这一呆，就“扎在这儿没拔出来过”，他索性在办公室内搭起床，住了下来。
八月初，学校被相继停水、停电。8月20日，东坝乡政府送来一纸“强拆告知书”，表示将在8月25日对学校进行拆除。如今，在煎熬中度日的杨勤每日守在学校，观望着强拆动静。借助好心的家长于村外一百米挑的水和日租350元的发电机，学校在高压下勉强维持。
杨勤认为，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方面，北京落后于上海。“按理说，北京应该走在前头。”他认为，若可以将民工子弟与本地生视作平等，那么自己的学校都可以不用存在。
据了解，所谓“上海模式”，涵盖了“公办为主”和“政府主导”两个关键词。其思路是将民工子弟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上海市共审批设立了162所这样的小学，由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市财政还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
杨勤仍然会接到家长咨询报名的电话，他的回答令人心寒：“我们已经开学了，但我们不稳定。”而针对已开学的学生，“在这个月的25号，我一定会有确切答复。”
“老师失业、孩子失学”
8月20日，《京华周刊》记者来到谢振清的红星学校门口，废墟已经清理完毕。从校门口向内望，只见麻密的高压线网悬在一片平地的上空。
红星学校女老师石坤来到小学对面，她已经被分流到附近的另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明欣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过去借助红星学校的声名，长久以来打着“红星学校合办校”的旗号。这次，她是帮助明欣学校搭台设点，开展分流学生的报名工作。
8月9日那天，一家三口租住在临村一个大杂院内的石坤，接到了家长的电话，慌乱中来到现场，见证到拆校的过程。“当时第一反应是，孩子失学了，老师失业了”，河北人田坤和她20多个教师同事一样，每月拿着1100元不带社保的工资。她的孩子也在红星学校就学。
据公开报道，海淀区的学生分流政策，以“五证”为前提可申请入读公立小学。五证包括：家长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本。
石坤听说，海淀区最近放宽了“五证”要求，她担心会出现不规范的公立学校，师资又得不到保证。而矛盾的是，一旦以齐全的五证来敲开真正公办学校的门，恐怕高昂的赞助费也是她不可想象的。她的孩子已收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简称“石油附小”)的入学通知书，这是红星学校被指定对口的一所公立小学。
石油附小坐落在一片气派亮堂的建筑内，近日突然更名为“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石油附小”的牌名移了位。
朝阳区的做法，是将孩子分流至政府“委托办学”的民办学校内。摆在东坝实验学校的师生面前的，是博雅、安民等五所学校的选择。
杨勤认为，这些学校的管理层都是由“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在职人员构成，师资混乱，甚至在他的学校只够格做老师的，被受聘了过去就当了教导主任。
目前正在扩建的博雅学校，于去年刚创办，崭新的校舍如孤岛伫立在周边一片废墟上。校长李玉英说，她也不清楚将来学校是否会被拆。李校长从中学退休后曾在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她印像中，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可以说是误人子弟”，“抄个板书错别字连篇”，她摇摇头说。
8月20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涉及关停的四所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与此同时，学生家长也收到一条无落款的短信，表示如果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五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转学学生将一次性减免学费300元”。
但张明瑞认为，开学后家长还得把孩子送来。他的学生多数是周边菜农、菜贩、打零工、摆货摊的子弟，条件仅限于步行上学，这些供选的学校最近的也有三公里远。
张明瑞来到菜地上家访，农民自建的鄙陋的茅屋排列成行，雨水淹没了屋前的田畴。自称没有文化的菜农们，最担心的是无暇看管失学了在田里乱窜的孩子，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是张明瑞“没有送礼，得罪了教委”。张明瑞站在众说纷纭的家长中间，坚决称：“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这个学校就一定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