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紧急出口，公民观察满足了网民对真相的临时需求。但通往真相的正常之路，又在何方？
2011年年初，“公民观察”仍是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名词。和它的前辈“围观”，“人肉”不同，网络的力量，在同步影响着现实。
这种改变从“周老虎倒臺”起萌生，历经多个热点事件发酵，到“村长之死”引发公民观察时，网络的力量已经左右着事件的走向。
然而，这种从草根中发端的公民观察，出生伊始就身份尴尬，先天不足，难以触及事件的核心。
作为紧急出口，公民观察满足了网民对真相的临时需求。但通往真相的正常之路，又在何方？
寻找真相的脚步
互联网洪荒时代，有个古老的笑话：你永远不知道网线那头是人还是狗。
这话放到今天，已不是难题。网民们总有办法调查出那头到底是不是狗，是什么品种花色的狗，并由此推断出主人的审美眼光和经济实力。如果狗主人是个官员，还能判断一下他是否存在经济问题。
倘若真是个贪官，问题严重还发言狡辩的话，那更简单，会有网民前往实地调查，也许不久后就能真相大白。
这样的假设有着许多实例支撑。央视的一个女记者，不过公布了张鞋架照片，便被人肉推测出身高体征、爱好兴趣以及工作单位。而南京那位被双规的局长，东窗事发也只因眼尖的网友，在会议照片上看到了一盒天价烟。
数年来，网民心态一直在转变，网络已不光是娱乐手段，更是寻找真相的工具。他们不仅评论事件本身，也在改变事件的进程。
如果没有网民介入，陕西安康可能已建成华南虎保护区，湖北的邓玉娇可能正遭牢狱之灾，上海的“钓鱼执法”依然是街头传言，温州一个小村的村长之死更不会成为跨年的热门话题。
寻找真相，已成网民们的惯常举动，寻觅的脚步也慢慢从虚拟世界跨入现实。
在“周老虎事件”中，执着的网民和嘴硬的周正龙，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最后，网友上传的一张年画照片，成为压垮“纸老虎”的最重砝码。
这时，网民对真相的探寻仅停留在虚拟世界。两年后，云南在押犯人因“躲猫猫”死亡引发争议时，网络风暴开始席卷现实。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为平息网络质疑，首创了“网民调查团”。虽然调查团无功而返，但开创了网民参与调查先河。
及至邓玉娇案，网民屠夫千里奔袭，在当地调查并全程网络直播。一年多后，温州村长钱会云身亡时，屠夫已不再孤单，学者、专家、律师……各色人等加入了调查队伍。
屠夫曾在网上发出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力的敲敲键盘一起投入。”
这可算公民观察的写照，实地调查的网民只是代表，他们背后，是无数等待真相的人。
缺失的公信力
真相为何对网民有如此大吸引力？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无奈。
2007年，“周老虎”肆虐网络时，网民们的固执，其实只因地方政府长久缄默——连普通网民都觉得漏洞百出的谎言，为何地方政府不开口解释？
正是这种沉默，激发了网民斗志，“打虎战争”得以坚持到最终胜利。
“周老虎事件”中，网络情绪更多是好奇，还谈不到愤怒。但两年后，愤怒来了。
2009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发生。网民们接受不了犯人李荞明墓碑将刻上如此荒诞的死因。愤怒的情绪，掀起了网络舆论攻势。
最后证明，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官方最初的结论，成了黑色笑话。
荒诞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躲猫猫”之后，“喝水死” “打鼾死”“做梦死”，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不断挑战着网民的智商。而最后的调查均显示，这些全是拙劣的谎言。
连续的荒诞解释与呆板的傲慢姿态，让网民对官方结论开始存疑。这种疑惑慢慢变成了习惯——既然可以不相信杭州撞人案中，“豪华跑车时速只有七十码”，那么自然可以不相信温州村长“死亡姿势无逻辑可循”。
2009年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成为公信力下降的典型范本。
上海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队用“钓鱼”手法罚款牟利，早已是坊间公开的秘密，网民们有人证、物证、录音、照片，可官方第一次发布调查结论时，仍坚称“绝无钓鱼执法行径”，并拒绝回答所有质疑。
网民们质疑，作出调查结论的单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原本就与当事交通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老子查儿子”，调查无法令人信服。
3个月后，南京儿童医院内，患儿病危，医生却在忙于玩网络游戏，家属跪求医生无果，最终患儿死亡，网络称为“徐宝宝事件”。
此事网上曝光后，该院院长发布结论，强硬的口气和上海钓鱼执法案几乎一致。院长称，经调查，没有医生玩游戏，也没有家属下跪。然而电脑软件和监控录像推翻了这一谎言。
强硬表态，引发质疑，推翻结论，尴尬道歉。一件件类似的热点事件中，官方的公信力开始逐步消磨。
问号积攒得越来越多，而官方的言辞又屡屡失信，网民们开始自己寻找真相，公民观察成为了宣泄民意的紧急出口。
官方的血缘
面对新兴的网络质疑和公民观察，官方逐步调整着应对姿态。
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到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官方态度转变其实并不大。
曾有网友发函到陕西林业厅质疑虎照真伪，但石沉大海。周正龙被捕后，后续调查也不了了之。对来自网络的声音，陕西地方政府充耳不闻。
邓玉娇案所在地的巴东政府，采用方式更为极端。网络风潮最盛时，他们封闭了县城，政府出钱包下所有的旅馆，禁止外人投宿。前往调查的网民则遭遇了跟踪甚至恐吓。
除屠夫外，曾有网民组织了“巴东自费旅游团”，打着旅游旗号调查邓玉娇一事。
参与网民在日记中调侃道：“警车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认为这是巴东官方为游客提供的特殊保护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网民拜访了巴东县政府办公室和信访办，提了4个诉求：1.投资修路；2.帮巴东宣传旅游；3.依法当面会见邓玉娇，4.希望县政府与网民建立沟通平台，保持紧密联系。
政府的回应很简单：修路不用麻烦了；宣传旅游我们自己来；邓玉娇仍是犯罪嫌疑人，不许外人会见；沟通平台可以上我们的政府网站。
然而这封闭的姿态，难以应付接二连三涌现的公民观察。
在网上争议颇多的伍皓成为破冰先锋，虽然他号召发起的“网民调查团”成效甚微，且未完全独立于官方，但证明了官方的传统思维正在松动。
伍皓的个案举动，慢慢成为官方处理网络舆情的新手段。
上海钓鱼执法风波的平息，得益于官方组织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组成员由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的媒体代表组成。
虽然调查组成员面对媒体时三缄其口称“有纪律，不能随便说话”，但这个小组已具备独立调查的雏形。
“徐宝宝事件”中，南京卫生局牵头成立调查团，团员中已多了网民的身影。卫生局也公开表态，欢迎网络舆论监督。
“乐清事件”引来了众多公民观察团，当地政府的官方微博“平安乐清”发布声明表示：欢迎各地调查团前往监督。
这些前往调查的网民和学者事后称，虽然地方政府姿态不够积极，但已非暴力抗拒的表情。
尴尬的身份
从草根网络发端的公民观察，成为网民们寻觅答案的紧急出口，然而这并非通往真相的常规道路。
“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成员边民事后总结称，官方主导下的“第三方调查”是畸形产物，先天不足。真正严格的第三方调查应该是来自独立的、有组织的第三方机构。
他对调查团的未来并不看好，“这种畸形怪胎如果屡试不爽，公众可能慢慢就会认可，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很容易作弊，扼杀了真正独立第三方调查的成长”。
而完全独立的公民观察者，处境更为艰难。
网民屠夫称，他只能借用智慧和网民力量，通过非常规渠道接触真相，然而一些核心证据永远掌握在官方手中，很难得到。
1月6日，他公布了对乐清村长之死的调查结论，但特意在前面加上“山寨结论”字样。
他坦言，结论中有些环节并无实证，只是无限接近真相的推论。
在许多热点事件中，来自民间的公民观察者，都面对着身份尴尬的难题。
“躲猫猫事件”中，调查团成员曾试图查看监控录像，边民说：“本来看守所开始答应看监控录像，结果检察官懂法，说按法律规定不能给我们看。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身份尴尬，他们的先天出身也存在着问题。“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来自伍皓的QQ群，组长则由第一个报名者担任；而钓鱼执法案的联合调查组，连组长都未设。
上海官方承认，事发突然，成立调查组“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和依据”。
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结论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上海钓鱼执法案中，最后调查报告只有调查组成员的签名，没有加盖任何公章。
南京“徐宝宝事件”的调查组有同样的问题。如果真较真按照法规办，医院完全可以拒绝配合调查组的调查，也完全可以不认可调查结论。
前往乐清的公民观察团几乎都遭遇了这样的困境，因为身份尴尬，虽以调查为名，但实际他们拥有的权限很小。如果官方不配合，团员们只能在事件外围打转。
王小山说：“我们没有调查权，没有命令权，有些证据官方不给我们看，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
可是這又陷入一个悖论，如果官方主导配合，网民们又将质疑调查团的独立性。
从乐清归来后，尴尬的遭遇，让大多前往调查的团员都改口称，他们只能算观察团。
走向何方
乐清村长案出炉了3份民间调查结论，网民们并不买账。
因为对地方政府的糟糕印象，“黑幕重重”的想法已根深蒂固。公民观察团得出交通肇事的结论，显然不能满足网民意愿。
调查团成员之一律师彭剑说，有些人打着调查的旗号高调进村，其实不过是为了炒作。他对盲目进行公民观察并不看好——这次来了4个团，下次可能来十几个团，到时候得出十几个结论，网民们该信谁？
窦含章同样认为，公民观察因为模糊的权限，可能会影响司法机构运作，这种模式是非常态，不可复制和推广的。
“躲猫猫事件”后，曾有法学专家认为，所谓“网民调查”兴起，恰恰暴露出法定监督机关缺位的尴尬。
“躲猫猫事件”发生半年后，云南发生“小学生卖淫案”。在吸取了“躲猫猫事件”的教训后，边民曾致信昆明市人大，希望对方能就此事启动调查程序，但未获答复。
“徐宝宝事件”后，律师耿延提出，事件中的调查组，更像国外的陪审团。
陪审团制度，就是在公民中随机抽取，组成陪审团。耿延认为，中国应该借鉴这个制度，并提前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委员会。
“这个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公民或单位提出来的特别审查或调查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他对媒体描述道。
按照这个模式，“徐宝宝事件”中，如果家属对儿童医院的调查不服，就可以提请特别审查委员会，要求组织第三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即可通过电脑抽签的方式从之前报名的人员中，确定人选组成调查组。
耿延认为，其优点在于，开放的人才库是一个庞大的流动人群，权力的流动和不确定使得成员的贪腐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客观性和独立性也就有了保证。
2008年，笑蜀曾撰文《独立调查何以缺位虎照事件？》，推销独立调查的概念。从乐清归来之后，他说：“在乐清进行独立调查肯定很难顺利进行，但能拉出去就是一个重大突破了，第一步也不可能跨得太远。推出去一点，算一点。”
其实，戳穿“周老虎”后，中国网民已经捅开了一层窗户纸。对热爱真相的人们而言，只要努力不懈，终将拥有一个合理的出口。
2011年年初，“公民观察”仍是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名词。和它的前辈“围观”，“人肉”不同，网络的力量，在同步影响着现实。
这种改变从“周老虎倒臺”起萌生，历经多个热点事件发酵，到“村长之死”引发公民观察时，网络的力量已经左右着事件的走向。
然而，这种从草根中发端的公民观察，出生伊始就身份尴尬，先天不足，难以触及事件的核心。
作为紧急出口，公民观察满足了网民对真相的临时需求。但通往真相的正常之路，又在何方？
寻找真相的脚步
互联网洪荒时代，有个古老的笑话：你永远不知道网线那头是人还是狗。
这话放到今天，已不是难题。网民们总有办法调查出那头到底是不是狗，是什么品种花色的狗，并由此推断出主人的审美眼光和经济实力。如果狗主人是个官员，还能判断一下他是否存在经济问题。
倘若真是个贪官，问题严重还发言狡辩的话，那更简单，会有网民前往实地调查，也许不久后就能真相大白。
这样的假设有着许多实例支撑。央视的一个女记者，不过公布了张鞋架照片，便被人肉推测出身高体征、爱好兴趣以及工作单位。而南京那位被双规的局长，东窗事发也只因眼尖的网友，在会议照片上看到了一盒天价烟。
数年来，网民心态一直在转变，网络已不光是娱乐手段，更是寻找真相的工具。他们不仅评论事件本身，也在改变事件的进程。
如果没有网民介入，陕西安康可能已建成华南虎保护区，湖北的邓玉娇可能正遭牢狱之灾，上海的“钓鱼执法”依然是街头传言，温州一个小村的村长之死更不会成为跨年的热门话题。
寻找真相，已成网民们的惯常举动，寻觅的脚步也慢慢从虚拟世界跨入现实。
在“周老虎事件”中，执着的网民和嘴硬的周正龙，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最后，网友上传的一张年画照片，成为压垮“纸老虎”的最重砝码。
这时，网民对真相的探寻仅停留在虚拟世界。两年后，云南在押犯人因“躲猫猫”死亡引发争议时，网络风暴开始席卷现实。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为平息网络质疑，首创了“网民调查团”。虽然调查团无功而返，但开创了网民参与调查先河。
及至邓玉娇案，网民屠夫千里奔袭，在当地调查并全程网络直播。一年多后，温州村长钱会云身亡时，屠夫已不再孤单，学者、专家、律师……各色人等加入了调查队伍。
屠夫曾在网上发出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力的敲敲键盘一起投入。”
这可算公民观察的写照，实地调查的网民只是代表，他们背后，是无数等待真相的人。
缺失的公信力
真相为何对网民有如此大吸引力？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无奈。
2007年，“周老虎”肆虐网络时，网民们的固执，其实只因地方政府长久缄默——连普通网民都觉得漏洞百出的谎言，为何地方政府不开口解释？
正是这种沉默，激发了网民斗志，“打虎战争”得以坚持到最终胜利。
“周老虎事件”中，网络情绪更多是好奇，还谈不到愤怒。但两年后，愤怒来了。
2009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发生。网民们接受不了犯人李荞明墓碑将刻上如此荒诞的死因。愤怒的情绪，掀起了网络舆论攻势。
最后证明，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官方最初的结论，成了黑色笑话。
荒诞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躲猫猫”之后，“喝水死” “打鼾死”“做梦死”，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不断挑战着网民的智商。而最后的调查均显示，这些全是拙劣的谎言。
连续的荒诞解释与呆板的傲慢姿态，让网民对官方结论开始存疑。这种疑惑慢慢变成了习惯——既然可以不相信杭州撞人案中，“豪华跑车时速只有七十码”，那么自然可以不相信温州村长“死亡姿势无逻辑可循”。
2009年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成为公信力下降的典型范本。
上海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队用“钓鱼”手法罚款牟利，早已是坊间公开的秘密，网民们有人证、物证、录音、照片，可官方第一次发布调查结论时，仍坚称“绝无钓鱼执法行径”，并拒绝回答所有质疑。
网民们质疑，作出调查结论的单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原本就与当事交通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老子查儿子”，调查无法令人信服。
3个月后，南京儿童医院内，患儿病危，医生却在忙于玩网络游戏，家属跪求医生无果，最终患儿死亡，网络称为“徐宝宝事件”。
此事网上曝光后，该院院长发布结论，强硬的口气和上海钓鱼执法案几乎一致。院长称，经调查，没有医生玩游戏，也没有家属下跪。然而电脑软件和监控录像推翻了这一谎言。
强硬表态，引发质疑，推翻结论，尴尬道歉。一件件类似的热点事件中，官方的公信力开始逐步消磨。
问号积攒得越来越多，而官方的言辞又屡屡失信，网民们开始自己寻找真相，公民观察成为了宣泄民意的紧急出口。
官方的血缘
面对新兴的网络质疑和公民观察，官方逐步调整着应对姿态。
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到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官方态度转变其实并不大。
曾有网友发函到陕西林业厅质疑虎照真伪，但石沉大海。周正龙被捕后，后续调查也不了了之。对来自网络的声音，陕西地方政府充耳不闻。
邓玉娇案所在地的巴东政府，采用方式更为极端。网络风潮最盛时，他们封闭了县城，政府出钱包下所有的旅馆，禁止外人投宿。前往调查的网民则遭遇了跟踪甚至恐吓。
除屠夫外，曾有网民组织了“巴东自费旅游团”，打着旅游旗号调查邓玉娇一事。
参与网民在日记中调侃道：“警车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认为这是巴东官方为游客提供的特殊保护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网民拜访了巴东县政府办公室和信访办，提了4个诉求：1.投资修路；2.帮巴东宣传旅游；3.依法当面会见邓玉娇，4.希望县政府与网民建立沟通平台，保持紧密联系。
政府的回应很简单：修路不用麻烦了；宣传旅游我们自己来；邓玉娇仍是犯罪嫌疑人，不许外人会见；沟通平台可以上我们的政府网站。
然而这封闭的姿态，难以应付接二连三涌现的公民观察。
在网上争议颇多的伍皓成为破冰先锋，虽然他号召发起的“网民调查团”成效甚微，且未完全独立于官方，但证明了官方的传统思维正在松动。
伍皓的个案举动，慢慢成为官方处理网络舆情的新手段。
上海钓鱼执法风波的平息，得益于官方组织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组成员由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的媒体代表组成。
虽然调查组成员面对媒体时三缄其口称“有纪律，不能随便说话”，但这个小组已具备独立调查的雏形。
“徐宝宝事件”中，南京卫生局牵头成立调查团，团员中已多了网民的身影。卫生局也公开表态，欢迎网络舆论监督。
“乐清事件”引来了众多公民观察团，当地政府的官方微博“平安乐清”发布声明表示：欢迎各地调查团前往监督。
这些前往调查的网民和学者事后称，虽然地方政府姿态不够积极，但已非暴力抗拒的表情。
尴尬的身份
从草根网络发端的公民观察，成为网民们寻觅答案的紧急出口，然而这并非通往真相的常规道路。
“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成员边民事后总结称，官方主导下的“第三方调查”是畸形产物，先天不足。真正严格的第三方调查应该是来自独立的、有组织的第三方机构。
他对调查团的未来并不看好，“这种畸形怪胎如果屡试不爽，公众可能慢慢就会认可，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很容易作弊，扼杀了真正独立第三方调查的成长”。
而完全独立的公民观察者，处境更为艰难。
网民屠夫称，他只能借用智慧和网民力量，通过非常规渠道接触真相，然而一些核心证据永远掌握在官方手中，很难得到。
1月6日，他公布了对乐清村长之死的调查结论，但特意在前面加上“山寨结论”字样。
他坦言，结论中有些环节并无实证，只是无限接近真相的推论。
在许多热点事件中，来自民间的公民观察者，都面对着身份尴尬的难题。
“躲猫猫事件”中，调查团成员曾试图查看监控录像，边民说：“本来看守所开始答应看监控录像，结果检察官懂法，说按法律规定不能给我们看。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身份尴尬，他们的先天出身也存在着问题。“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来自伍皓的QQ群，组长则由第一个报名者担任；而钓鱼执法案的联合调查组，连组长都未设。
上海官方承认，事发突然，成立调查组“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和依据”。
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结论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上海钓鱼执法案中，最后调查报告只有调查组成员的签名，没有加盖任何公章。
南京“徐宝宝事件”的调查组有同样的问题。如果真较真按照法规办，医院完全可以拒绝配合调查组的调查，也完全可以不认可调查结论。
前往乐清的公民观察团几乎都遭遇了这样的困境，因为身份尴尬，虽以调查为名，但实际他们拥有的权限很小。如果官方不配合，团员们只能在事件外围打转。
王小山说：“我们没有调查权，没有命令权，有些证据官方不给我们看，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
可是這又陷入一个悖论，如果官方主导配合，网民们又将质疑调查团的独立性。
从乐清归来后，尴尬的遭遇，让大多前往调查的团员都改口称，他们只能算观察团。
走向何方
乐清村长案出炉了3份民间调查结论，网民们并不买账。
因为对地方政府的糟糕印象，“黑幕重重”的想法已根深蒂固。公民观察团得出交通肇事的结论，显然不能满足网民意愿。
调查团成员之一律师彭剑说，有些人打着调查的旗号高调进村，其实不过是为了炒作。他对盲目进行公民观察并不看好——这次来了4个团，下次可能来十几个团，到时候得出十几个结论，网民们该信谁？
窦含章同样认为，公民观察因为模糊的权限，可能会影响司法机构运作，这种模式是非常态，不可复制和推广的。
“躲猫猫事件”后，曾有法学专家认为，所谓“网民调查”兴起，恰恰暴露出法定监督机关缺位的尴尬。
“躲猫猫事件”发生半年后，云南发生“小学生卖淫案”。在吸取了“躲猫猫事件”的教训后，边民曾致信昆明市人大，希望对方能就此事启动调查程序，但未获答复。
“徐宝宝事件”后，律师耿延提出，事件中的调查组，更像国外的陪审团。
陪审团制度，就是在公民中随机抽取，组成陪审团。耿延认为，中国应该借鉴这个制度，并提前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委员会。
“这个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公民或单位提出来的特别审查或调查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他对媒体描述道。
按照这个模式，“徐宝宝事件”中，如果家属对儿童医院的调查不服，就可以提请特别审查委员会，要求组织第三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即可通过电脑抽签的方式从之前报名的人员中，确定人选组成调查组。
耿延认为，其优点在于，开放的人才库是一个庞大的流动人群，权力的流动和不确定使得成员的贪腐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客观性和独立性也就有了保证。
2008年，笑蜀曾撰文《独立调查何以缺位虎照事件？》，推销独立调查的概念。从乐清归来之后，他说：“在乐清进行独立调查肯定很难顺利进行，但能拉出去就是一个重大突破了，第一步也不可能跨得太远。推出去一点，算一点。”
其实，戳穿“周老虎”后，中国网民已经捅开了一层窗户纸。对热爱真相的人们而言，只要努力不懈，终将拥有一个合理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