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通过微信群认识了在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学的俞宁教授，顺便就约起稿来。我向俞教授讲了刊物的定位和风格，希望他有合适的稿件一定优先给我。其实当时在微信上聊天时，也没抱多大希望。当然，俞教授也没答应说一定给。去年10月中旬，邮箱里收到俞教授的信件，是投稿。俞教授的来稿《国际蠹鱼说<海狂>》（见本期），从一次闲聊进入对《海狂》的讨论，这次讨论经过俞教授轻松的叙述，也让读者在他们“亦庄亦谐”的对话气氛中对该诗有了深入理解。
　　最近，俞教授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他把文章转发到群里时，引来多位群友“欢呼”，我也顺着赞美声一口气读完了全文。之前，从来没注意过“李长之”这个名字，但俞教授的文章让我对这位陌生人有了兴趣。从文中得知，李先生是俞教授父亲“文革”时的“劳动伙伴”，这位很有学问的“李大爷”早早地就发现了少年俞宁的“天赋”，他对俞宁父亲说：“你家的三儿有天分，会说故事，抓得住关键细节，马尾巴一翘就出粪！要知道，选择最恰當的细节下笔，就是最好的文采。”李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说的“会讲故事”“抓住细节”，不正是这位美国文学教授的汉语文章吸引我的地方吗？
　　能看出一位少年的天赋，并能让这位少年在四十年后写下情义浓浓的“谢意”（“我隔了三四十年重新用汉字写作还能有一定可读性，应该有长之先生细节论的恩惠。”）文中的李先生，一定是位高人。借着俞教授的怀念文章，我与李先生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迟来的”相识。读完俞教授的怀念文章后，我就从网上淘来李先生的《鲁迅批判》《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著作，在《鲁迅批判》—书的“再版题记”里，—个词语“批评精神”迅速与我发生共鸣。
　　李先生曾在其出版于1942年的《批评精神》一书中说：“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而“批评”，在他的观念中是这样的：“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与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判精神。批判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他还说：“批评需要分析，不但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严羽说：‘吾论诗若哪咤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
　　李先生的书，我还没读完。先把他关于“批评”“批评精神”“反批评”“真正批评家”“批评家的真精神”的经典论述抄录下来，做个纪念，或鞭策，或警示，或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