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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党建问题上的教训值得重视和汲取。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造成的危害最大，影响深远；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民主导致苏共领导层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导致党建工作疏忽；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导致苏共脱离群众，失信于民——这些成为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无论是在作为当事国的俄罗斯等国国内，还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原因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体制原因无疑是根本原因，其中苏共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教训值得重视和汲取。
理想主义认识论导致苏共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偏差
纵观苏联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最终形成了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之后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是在性质上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罢了。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与否。苏联的实践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激进情绪，特别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造成的危害最大，其影响也最为深远。这种“左”最集中地体现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
这种倾向反映了苏共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苏共理想主义认识论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实践中便出现了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排斥，无法及时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这为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的“民主化”运动，骤然间打破了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
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民主导致苏共领导层思想僵化、固步自封
理论脱离实际对苏共干部队伍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从党性原则上讲，党员必须服从和贯彻党的决议，为实现党提出的目标而努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是落实这些“美好蓝图”的直接执行者。由于他们和实际生活的距离最近，对这些“美好蓝图”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感受也最直接。在执行党的决议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和怀疑，以及在实现“美好蓝图”的努力一次次落空之后，理想、信念和热情都受到挫伤，消沉、麻木以及应付上级的情绪，自然成为越来越多党员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
在党内缺少民主空气的情况下，苏共领导层思想僵化、固步自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往往被奉为经典，不容置疑，任何探讨、不同看法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错误做法使得苏共长期不能克服思想理论上的失误，同时还在党内和理论工作者中间造成一种趋炎附势的现象，“唯书”、“唯上”、为苏共领导人言论作注释的不良学风充斥苏联思想理论界。在此风气下，苏共的许多错误观点长期得不到纠正，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影响到苏共的具体决策，更重要的是阻断了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探讨，妨碍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随时改正错误、调整政策，而社会发展又不时尖锐地提出这种要求。由此便出现了从激烈的党内上层斗争、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到后任否定前任这种“苏联式”的独特现象。可以说苏共正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其政策的调整，寻找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道路。
在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苏联社会的问题、矛盾在不断积累，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由于“对真理的垄断”，“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①这恰恰是苏共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最大的败笔。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虽然以民主化、公开性著称，然而毕竟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纵观他的领导方式，仍然可以发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种种做法。当然，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错误在于改革的路线、改革的战略和策略选择方面。
忽视党的组织建设是苏共衰亡的重要原因
苏共历史表明，能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时代的要求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毫无疑问，苏共领导人的失误、错误，个别领导人的背叛对于苏共的衰亡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先锋队，苏共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忽视。
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即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都必须遵守同样的纪律。
苏共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下，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疏于党的建设工作。随着苏共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逐渐向一般社会团体的性质方向发展，广大党员丧失了政治荣誉感，导致苏共逐渐丧失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长期以来，苏共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处于无权地位，组织涣散，党的基层工作形式主义现象十分普遍，党员意识淡薄，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组织从上到下培养出了一种绝对服从和盲目服从党的决定的风气，党的生活缺乏生气，普通党员群众缺乏政治积极性。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可能长期保持没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状况。苏共党内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政治派别和集团，只不过是没有公开自己的纲领罢了。以往由于有党的纪律约束，苏共党内控制严格，不允许派别存在，以强制的手段保持了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但并没有解决全党思想教育问题，党内很少有正常的不同意见、观点的表露和思想交锋，这极大地影响着党内民主和党自身的发展。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又开始片面地强调党内“民主”，不讲党的组织纪律，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把任何要求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呼声视为“保守”、“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残余，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失去社会先进部队的特性，而变成一般性的社会团体和“争论俱乐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苏共基层组织人心涣散，党的工作陷入瘫痪，丧失了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普通党员思想混乱、迷惘，大批党员对党和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脱党，苏共开始从内部瓦解。
信任危机加速苏共衰亡
苏共自行解体过程中广大党员群众表现出来的冷漠，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党员群众对党组织的归附感已经大大减弱。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再把党组织视为自己政治生命的基本依托，也不再把归属这个组织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保障。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理想信念的丧失，只能说明他们对苏共这个组织、对它所宣传的那种理想以及由它来实现这一理想的能力和可能丧失了信心。
在苏共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尽管党员对党组织的归附感开始减弱，对组织的行为能力有了怀疑，甚至丧失了信心，但他们并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选择退党。这样，党员的政治人格出现了分裂：一方面，他们口头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非党群众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和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在内心的真实想法中，他们对自己讲的并不相信甚至持否定态度。
这种状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愈演愈烈。党员人格分裂的普遍化，反映出来的既是对党的忠诚度的下降，也是一种“信任危机”，即对党的正确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产生了疑问。人们言不由衷成为普遍现象，其中一些人开始时只是把讲假话、空话、套话，作为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进而甚至将此当作升迁的“法宝”。
不思进取、官僚主义是导致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教训
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它有没有纠正错误的意识、勇气和能力。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作为执政党在成功和成绩面前不思进取。无疑，在苏联剧变和解体前苏共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辉煌的，这为苏共及其领袖头上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苏共领导人也飘飘然起来。“胜利者不受审判”，这句俄罗斯俗语成为苏共领导人掩盖自己错误做法、不注意纠正错误的借口。特别是在苏共的建设问题上，缺乏作为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不注意发扬党内民主。
为了防止党和国家机关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针，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包括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对所有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不亲自处理纯行政事务，通过国家机关贯彻党的决定，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等。对管理人员加强监督，使所有人都来执行监督和检察的职能，按照列宁的设想，要“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②列宁逝世后，尽管党章中关于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应由选举产生的规定没有变，但党的干部选举常常流于形式，任命制实际上取代选举制，一方面，难以防止一些人投机，利用制度漏洞钻进党内，混入领导岗位，形成脱离群众、追逐私利的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动摇了普通党员和群众在党内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苏共干部选拔的任命制使上级掌握着下级干部的任免大权，下级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这样很容易形成上下级之间的裙带关系。出生在同一个地区，履职在同一个行业，甚至毕业于同一所学校，都可以成为构成干部宗属和裙带关系的纽带。赫鲁晓夫时期的“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伯帮”等，就是不同时期苏共党内干部宗属关系的突出代表。在宗属意识下，一方面，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常常是任人唯亲，一些德才兼备、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优秀分子不能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另一方面，各级干部习惯了只会“向上看”，揣摩上级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口味；而不会或者不屑“向下看”，去了解和关注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与整个官僚化党的领导机构和职能系统相比，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在党内民主气氛淡漠、言路不畅的状态下，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常常被淹没在各级官僚机关的文件堆里。他们只能是官僚“规则”的适应者，而很难成为改造者。在适应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习惯了“按程序办”，习惯了听从领导的指示，习惯了消极等待而不是主动行动；同时，还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趋同”而不是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表面上看，这样的党员和基层组织很顺从，很听话，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压抑下的无奈和无奈下的麻木。
苏共特权阶层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瓦解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执政党，苏共党员人数从十月革命时的24万发展到党中止活动时的1800万，70多年间增长了75倍。尽管苏共党章对吸收新党员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但仍避免不了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其中。随着苏共官僚化程度的加重，一些人更是把入党作为谋取私利的有效通道。虽然苏共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整肃党纪、党员重新登记等活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办法。
从苏共对党员进行教育的系统设置和规模上看，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的确很大。不仅把对党员的培训分成不同等级，逐级上升，而且范围较广，有系统的教材和专门的学校。然而，党校所使用的教材，在理论上鲜有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阐述与实际生活并不合拍。
大部分苏共干部当初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苏共干部政策方面的弊病，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蜕化变质，从而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只关心个人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享有不受党组织纪律约束、不受普通党员监督的特权，在生活方面享有特殊的待遇。正是这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反对派借以攻击苏共的有力武器。更重要的是，这个特权阶层更多的是关心保持并进一步提高自己已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党和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往往患得患失、见风使舵。其中一些人很早就抛弃了以前的信仰。也有一些党员本来就是为了个人的仕途而入党的，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无坚定信念，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转而走上摧毁现存制度的道路。从决定性的意义上说，苏共特权阶层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8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0页。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无论是在作为当事国的俄罗斯等国国内，还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原因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体制原因无疑是根本原因，其中苏共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教训值得重视和汲取。
理想主义认识论导致苏共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偏差
纵观苏联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最终形成了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之后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是在性质上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罢了。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与否。苏联的实践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激进情绪，特别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造成的危害最大，其影响也最为深远。这种“左”最集中地体现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
这种倾向反映了苏共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苏共理想主义认识论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实践中便出现了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排斥，无法及时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这为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的“民主化”运动，骤然间打破了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
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民主导致苏共领导层思想僵化、固步自封
理论脱离实际对苏共干部队伍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从党性原则上讲，党员必须服从和贯彻党的决议，为实现党提出的目标而努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是落实这些“美好蓝图”的直接执行者。由于他们和实际生活的距离最近，对这些“美好蓝图”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感受也最直接。在执行党的决议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和怀疑，以及在实现“美好蓝图”的努力一次次落空之后，理想、信念和热情都受到挫伤，消沉、麻木以及应付上级的情绪，自然成为越来越多党员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
在党内缺少民主空气的情况下，苏共领导层思想僵化、固步自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往往被奉为经典，不容置疑，任何探讨、不同看法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错误做法使得苏共长期不能克服思想理论上的失误，同时还在党内和理论工作者中间造成一种趋炎附势的现象，“唯书”、“唯上”、为苏共领导人言论作注释的不良学风充斥苏联思想理论界。在此风气下，苏共的许多错误观点长期得不到纠正，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影响到苏共的具体决策，更重要的是阻断了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探讨，妨碍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随时改正错误、调整政策，而社会发展又不时尖锐地提出这种要求。由此便出现了从激烈的党内上层斗争、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到后任否定前任这种“苏联式”的独特现象。可以说苏共正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其政策的调整，寻找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道路。
在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苏联社会的问题、矛盾在不断积累，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由于“对真理的垄断”，“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①这恰恰是苏共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最大的败笔。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虽然以民主化、公开性著称，然而毕竟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纵观他的领导方式，仍然可以发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种种做法。当然，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错误在于改革的路线、改革的战略和策略选择方面。
忽视党的组织建设是苏共衰亡的重要原因
苏共历史表明，能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时代的要求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毫无疑问，苏共领导人的失误、错误，个别领导人的背叛对于苏共的衰亡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先锋队，苏共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忽视。
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即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都必须遵守同样的纪律。
苏共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下，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疏于党的建设工作。随着苏共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逐渐向一般社会团体的性质方向发展，广大党员丧失了政治荣誉感，导致苏共逐渐丧失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长期以来，苏共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处于无权地位，组织涣散，党的基层工作形式主义现象十分普遍，党员意识淡薄，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组织从上到下培养出了一种绝对服从和盲目服从党的决定的风气，党的生活缺乏生气，普通党员群众缺乏政治积极性。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可能长期保持没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状况。苏共党内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政治派别和集团，只不过是没有公开自己的纲领罢了。以往由于有党的纪律约束，苏共党内控制严格，不允许派别存在，以强制的手段保持了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但并没有解决全党思想教育问题，党内很少有正常的不同意见、观点的表露和思想交锋，这极大地影响着党内民主和党自身的发展。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又开始片面地强调党内“民主”，不讲党的组织纪律，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把任何要求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呼声视为“保守”、“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残余，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失去社会先进部队的特性，而变成一般性的社会团体和“争论俱乐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苏共基层组织人心涣散，党的工作陷入瘫痪，丧失了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普通党员思想混乱、迷惘，大批党员对党和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脱党，苏共开始从内部瓦解。
信任危机加速苏共衰亡
苏共自行解体过程中广大党员群众表现出来的冷漠，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党员群众对党组织的归附感已经大大减弱。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再把党组织视为自己政治生命的基本依托，也不再把归属这个组织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保障。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理想信念的丧失，只能说明他们对苏共这个组织、对它所宣传的那种理想以及由它来实现这一理想的能力和可能丧失了信心。
在苏共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尽管党员对党组织的归附感开始减弱，对组织的行为能力有了怀疑，甚至丧失了信心，但他们并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选择退党。这样，党员的政治人格出现了分裂：一方面，他们口头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非党群众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和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在内心的真实想法中，他们对自己讲的并不相信甚至持否定态度。
这种状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愈演愈烈。党员人格分裂的普遍化，反映出来的既是对党的忠诚度的下降，也是一种“信任危机”，即对党的正确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产生了疑问。人们言不由衷成为普遍现象，其中一些人开始时只是把讲假话、空话、套话，作为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进而甚至将此当作升迁的“法宝”。
不思进取、官僚主义是导致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教训
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它有没有纠正错误的意识、勇气和能力。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作为执政党在成功和成绩面前不思进取。无疑，在苏联剧变和解体前苏共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辉煌的，这为苏共及其领袖头上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苏共领导人也飘飘然起来。“胜利者不受审判”，这句俄罗斯俗语成为苏共领导人掩盖自己错误做法、不注意纠正错误的借口。特别是在苏共的建设问题上，缺乏作为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不注意发扬党内民主。
为了防止党和国家机关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针，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包括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对所有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不亲自处理纯行政事务，通过国家机关贯彻党的决定，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等。对管理人员加强监督，使所有人都来执行监督和检察的职能，按照列宁的设想，要“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②列宁逝世后，尽管党章中关于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应由选举产生的规定没有变，但党的干部选举常常流于形式，任命制实际上取代选举制，一方面，难以防止一些人投机，利用制度漏洞钻进党内，混入领导岗位，形成脱离群众、追逐私利的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动摇了普通党员和群众在党内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苏共干部选拔的任命制使上级掌握着下级干部的任免大权，下级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这样很容易形成上下级之间的裙带关系。出生在同一个地区，履职在同一个行业，甚至毕业于同一所学校，都可以成为构成干部宗属和裙带关系的纽带。赫鲁晓夫时期的“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伯帮”等，就是不同时期苏共党内干部宗属关系的突出代表。在宗属意识下，一方面，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常常是任人唯亲，一些德才兼备、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优秀分子不能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另一方面，各级干部习惯了只会“向上看”，揣摩上级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口味；而不会或者不屑“向下看”，去了解和关注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与整个官僚化党的领导机构和职能系统相比，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在党内民主气氛淡漠、言路不畅的状态下，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常常被淹没在各级官僚机关的文件堆里。他们只能是官僚“规则”的适应者，而很难成为改造者。在适应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习惯了“按程序办”，习惯了听从领导的指示，习惯了消极等待而不是主动行动；同时，还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趋同”而不是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表面上看，这样的党员和基层组织很顺从，很听话，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压抑下的无奈和无奈下的麻木。
苏共特权阶层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瓦解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执政党，苏共党员人数从十月革命时的24万发展到党中止活动时的1800万，70多年间增长了75倍。尽管苏共党章对吸收新党员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但仍避免不了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其中。随着苏共官僚化程度的加重，一些人更是把入党作为谋取私利的有效通道。虽然苏共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整肃党纪、党员重新登记等活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办法。
从苏共对党员进行教育的系统设置和规模上看，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的确很大。不仅把对党员的培训分成不同等级，逐级上升，而且范围较广，有系统的教材和专门的学校。然而，党校所使用的教材，在理论上鲜有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阐述与实际生活并不合拍。
大部分苏共干部当初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苏共干部政策方面的弊病，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蜕化变质，从而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只关心个人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享有不受党组织纪律约束、不受普通党员监督的特权，在生活方面享有特殊的待遇。正是这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反对派借以攻击苏共的有力武器。更重要的是，这个特权阶层更多的是关心保持并进一步提高自己已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党和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往往患得患失、见风使舵。其中一些人很早就抛弃了以前的信仰。也有一些党员本来就是为了个人的仕途而入党的，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无坚定信念，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转而走上摧毁现存制度的道路。从决定性的意义上说，苏共特权阶层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8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