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比较分析两次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其后果，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阐述两次经济危机所具有的共性，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通过对两次经济危机的比较，阐述了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
　　
　　两次经济危机比较
　　危机发生的原因背景比较。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伊始，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资源在全社会进行配置，而以市场为导向的配置机制带来了生产的无序、盲目，这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有组织、有计划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使国民贫富差距拉大，广大民众的日益相对贫困带来了整体社会购买力的下降，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供需矛盾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另一方面，生产和销售之间本已存在的尖锐矛盾，被过度的股票投机活动所激化，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2008年，以美国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其发生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的虚拟化和过度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则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呈现出如下的基本特征：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进一步向美国等少数国际金融寡头集中；美国经济加速金融化，实体经济则日益空心化；金融的极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加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股市、证券市场的紧密相连。这成了全球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和制度性根源。
　　危机发生的领域和特点比较。第一，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实体经济中首先出现供给过剩，尔后危机延伸到金融层面。在生产和消费等领域，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低下和整个社会并不充裕的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民众消费水平不足导致了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的爆发使社会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2008年则是由于在金融经济部门，发端于房地产信贷等资本的过度虚拟化和泡沫化，伴随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的过度消费和提前消费，导致了金融层面的破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的“炸弹”被点燃，全球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和发展乏力的境地。第二，面对远远大于实际有效需求的过剩商品，大萧条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将其销毁，如把过剩的牛奶倒进河里等。当前资本家们则是和强大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以信用赊帐的方式销售。表面看来，资本家生产的商品销售一空，没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提前享用了商品，双方皆大欢喜，但本质是过剩商品以银行坏帐的形式沉淀下来，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第三，虽然1933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都导致了生产下降、失业激增和银行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等共同问题。但在货币、金融方面，1933年表现出来的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2008年的危机则由于国家的刺激政策，卷入危机的国家大都出现了生产不同程度的停滞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现象。
　　危机产生的后果和各国的干预比较。1933年的大萧条，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部矛盾。为摆脱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殖民、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商品倾销，转嫁危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广大人民由于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对本国政府强烈不满，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加紧在国际市场上争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陆续放弃了全面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逐渐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指导。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生产力发展呈现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整个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使本次经济危机的波及面比1933年更为宽广、触及程度更深，一些国家甚至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为了摆脱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干预。如果说1933年大萧条后的国家干预是临时的、不系统的，2008年危机则成为二战以来国家干预面最广、程度最深的一次经济干预。一些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如美国也祭起了国家干预的大旗。在国际关系上，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发达国家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把危机转嫁给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只好利用市场力量和汇率等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此帮助本国经济尽快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力量的逐渐增强，也敢于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此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都意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有加强合作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尽快走出危机的阴霾。
　　经济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劳动价值论从新的视角获得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人的劳动而不是由物创造，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大小由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这种劳动量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劳动为前提，并且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商品的市场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价值，但始终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值是一切价格变动的基础。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背景已有很大不同。关于创造商品价值量的劳动理论也有了新的内涵，人们从多种新的角度来看待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对此，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已过时，不能解决当前关于商品价值创造和交换所面临的问题。
　　其科学性真的受到否定了吗？让我们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分析说明。首先，此次危机体现出来的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掠夺、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仍然以产业资本为基础，但交换、贸易已失去最起码的交易伦理——等价交换，金融资本的价格已急剧泡沫化。其次，虚拟资本直接控制了财富度量权，导致实体资本价值的表现方式即价格出现了极度的扭曲。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些商品通过层层包装，其价格已经远远背离了价值，最终只能以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这种破坏性的方式来迫使价格回归理性。至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如此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受到挑战和否定，相反，此次金融危机越发证明了它无可比拟的生命力和不断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他们“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①资本的本性是永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走向都是建立在这个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
　　此后为自身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包括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民主政治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一般民众在民主权利上获得更多的保障，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实行高福利、高保障的资本主义进入了“福利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大大缓和。基于此，有些人认为资本的贪婪本性已经彻底改变或已被训服，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了。
　　资本的本性改变了吗？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服从于剩余价值规律这一绝对规律了吗？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再一次证实了资本主义资本的贪婪本性。华尔街的决策者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无所不能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无节制地进行投机、放贷，结果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华尔街决策者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反映。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也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剩余价值规律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规律。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概平均十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当然，不可否认在两次危机之间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缓解而出现经济繁荣的现象。
　　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这当中虽然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低潮，但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出现了持续近10年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黄金发展期。面对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持续繁荣的新情况，有人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魔咒。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周期性危机仍然会“如约而至”。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状况，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幅度，使其繁荣时间可以有所延长，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这一切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把生产关系累积的矛盾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把全世界经济拉入危机的漩涡，一起为资本主义酿下的苦果买单。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国家分配制度。比较分析两次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按资分配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了人民群众的贫困和有效需求的低下，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导火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保障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与国家财富的增长呈现一种和谐比例关系。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9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的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进入2000年以来，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持续扩大，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远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有些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0倍；城乡收入差距则从2000年的2.79倍扩大到2008年的4倍～6倍。与此同时，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没有得到改变，依赖国际市场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国际市场需求的轻微变动都会引起我国经济不同程度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从依赖出口转向内需增长恐成为一句空话。为此，需要国家完善分配制度，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对居民的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及生产要素投入给予科学、合理的回报，加强对灰色收入的监管，对违法所得要依法坚决予以取缔和惩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监管和干预。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的经济局面，人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扭曲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主张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化，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
　　诚然，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能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但仅仅依赖市场运行机制，认为通过市场、信号和价格竞争就可以使经济运行达到最佳的理论，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资本的贪婪本性，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促使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会使经济运行偏离正常的轨道。为保证资本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目标，国家干预和监管必不可少。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我们应坚定宏观调控政策——国家主导下市场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当然，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督，把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在社会发展中解决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长足的影响。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或经济不景气时，往往通过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作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都要引发全球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成为各个国家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的共同做法。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新型汽车产业成为日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美国在90年代初“网络泡沫”破灭后，也对产业结构进行大力调整，积极发展生物技术、新能源、环保等新型产业，美国经济为此进入了持续增长的十年黄金发展期。
　　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我国长期盛行的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压力和机遇，我们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把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除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外，还要用新技术改造传统落后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和低碳经济。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持续的产业升级将为我国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带来无尽的潜力。（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288、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