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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半岛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其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拥有1800多公里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靠海而居的胶东半岛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独具特色的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所谓海洋文明是指人类以海洋水域、岛屿、滨海地带等为活动范围，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海上交通、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思想精神、民俗文化等方面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是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胶东半岛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也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历史，但是至今尚没有一部纵向的海洋文明史著。因此，选取这样的一个区域来书写海洋文明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一书，以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为切入点，著作者郭泮溪、侯德彤等学者在引用大量文献考古资料，进行较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了一条胶东半岛海洋文明7000年演进的脉络，比较真实地描绘出了这一区域海洋文明的历史风貌。
该书共分10章，在结构和内容上大体可归纳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距今7000-5000年的贝丘文化入手，展现了胶东半岛丰富的贝丘遗址和其所呈现的早期渔猎文化。该书作者在分析胶东半岛贝丘遗址消亡及原因时认为，促使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在距今4860年前后消亡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与这一历史时期山东中部大汶口文化的东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山东内陆地区大汶口文化与胶东半岛土著文化的交流，胶东半岛进入了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时期，其海洋文明也开始呈现出新的历史特色。
第二部分把贝丘文化消亡后的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分为先秦（以夏商周为主）、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几大部分，逐一详细论述，广征博引，为胶东海洋文明发展历程确立了较为明晰的历史分期。
作者引用古文献典籍、考古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使读者较为清晰地得知胶东半岛早在先秦时已开辟出一条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使之在中国早期航海和对外海上交流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汉时期，秦始皇三次东巡胶东半岛，命徐福数次组织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汉武帝八次巡幸胶东沿海，数次组织大规模的海上寻仙活动，派楼船军从胶东半岛渡海击卫氏朝鲜等。从三国开始，中国北方陷入了长期战乱分裂局面，胶东半岛与南北地域经常陆路隔绝，但是海路却始终相通。当时胶东半岛民众为了逃避战乱，北上辽东、南下江左的海上迁徙时有发生，海东诸国与中国南北政权的海上使节往来络绎于途，胶东半岛遂成为中外交流尤其是东亚海上交往的关键支撑。隋唐时期，胶东诸口岸蓬勃发展，往来使节、学问僧、留学生络绎不绝，南北海上转口贸易、远洋贸易等海上贸易活动欣欣向荣。北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南移，胶东半岛发展逐渐受到一定限制，除了设立市舶司的板桥镇口岸持续繁荣外，其余诸口岸则呈现由盛渐衰之势。宋室南渡以后，整个山东沦为金统治区，英勇不屈的胶东人民奋起抗击入侵者，胶东半岛的海面上曾经多次扬起抗击入侵者的猎猎战帆，如胶州湾一带民军海上奇袭金国大后方辽东的战役，作者根据历史文献，详加梳理，展现了该时期的战况。到了元明两代，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官府先后开凿胶莱运河，带动了胶东半岛海上贸易的发展。明代立国之初，面临着“海疆不靖”的问题，为此明政府一方面积极加强海防建设，构筑起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同时还推行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断断续续禁海持续近200年，使胶东半岛海洋事业遭受了严重打击，与海洋相关的产业陷入空前低谷，海上商贸活动基本上绝迹。直到明代后期，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弛，极度疲敝的胶东半岛地方经济才开始重现些许生机。清朝立国之初，仍面临着来自郑成功海上反清势力的威胁，因而又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的统一，清廷才宣布开放海禁。胶东半岛以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海洋传统，在开放海禁后，迅速恢复了生机，海上活动顿然活跃。南北商船络绎，中外交流频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烟台和青岛先后开埠，引领者胶东半岛走向蓝色的现代海洋文明时代。
该部分是本书的主体，作者在历史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以浓墨重彩细数胶东半岛在对外交流、经济活动、海上运输、海上战役等方面的发展与贡献，从而使我们对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对胶东半岛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从徐福数次海上求仙，到王仲举家东渡朝鲜，再到汉魏六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的虔诚朝贡，到汉代正式官方使船的出现，再到隋唐北宋胶东诸口岸频繁往来的使节、学问僧和留学生；从对鱼盐之利的初步认识，到创建完备的市舶司制度，再到胶东半岛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我们不难领悟到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开放性、和谐性、重商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引领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进步。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既论述了胶东半岛源远流长的海洋信仰，比如海上三神山与蓬莱仙话、八仙过海及其相关传说、龙王与妈祖信仰、渔民舟子的海上诸禁忌等，介绍了众多胶东半岛出生的忠臣、名儒、商贾等，同时还列举了胶东半岛海味浓郁的民间文化，如胶东人过年，家家要蒸大枣饽饽；过清明节，盛行家家户户做小面燕互相赠送；过七夕节，将巧饽饽用长线穿成串，挂在脖子上等。还有像粗犷豪爽的渔家号子、谷雨节渔民祭海、胶东民间歌舞戏曲、巧夺天工的民间技艺、四大类山海传说故事等等。作者根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条分缕析，原原本本地进行了清晰的交待和饶有兴味的叙说。
《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一书作为研究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发展史的专著，以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作为研究视角，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史研究增添了一项可喜的新成果，首次描绘了胶东半岛这一区域的海洋文明史。
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在黑格尔眼中，只有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海洋文明的中心，而航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应当说，该书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通过该书，再一次充分证明了黑格尔关于海洋文明论述的偏颇和武断。通过该书所展现的胶东海洋文明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与海洋有了不解之缘，而贝丘文化便是考古学上的铁证。通过该书，还充分证明，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了航海活动，并发现了由胶东半岛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航海路线。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同的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就具备了经略海洋的意识，中国海洋文明也同样具有冒险精神和尚武精神的因子。与西方海洋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的海洋文明更多的处于守势，倡导的是与海洋周边和谐共处的文化意识。而对胶东半岛海洋信仰的揭示，则证明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早就浸润在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与此同时，通过该书也证明，明清以后的海禁政策以及由此以降的海洋意识淡薄，是导致胶东半岛海洋文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作为区域海洋文明史研究的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不仅对于我们了解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的发展和胶东半岛地区代表性的民俗、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对后继者研究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有着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同时，它也饱含着作者对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研究的热情与心血。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该书的出版，也就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
《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
郭泮溪、侯德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书评作者冷卫国，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访学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一书，以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为切入点，著作者郭泮溪、侯德彤等学者在引用大量文献考古资料，进行较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了一条胶东半岛海洋文明7000年演进的脉络，比较真实地描绘出了这一区域海洋文明的历史风貌。
该书共分10章，在结构和内容上大体可归纳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距今7000-5000年的贝丘文化入手，展现了胶东半岛丰富的贝丘遗址和其所呈现的早期渔猎文化。该书作者在分析胶东半岛贝丘遗址消亡及原因时认为，促使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在距今4860年前后消亡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与这一历史时期山东中部大汶口文化的东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山东内陆地区大汶口文化与胶东半岛土著文化的交流，胶东半岛进入了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时期，其海洋文明也开始呈现出新的历史特色。
第二部分把贝丘文化消亡后的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分为先秦（以夏商周为主）、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几大部分，逐一详细论述，广征博引，为胶东海洋文明发展历程确立了较为明晰的历史分期。
作者引用古文献典籍、考古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使读者较为清晰地得知胶东半岛早在先秦时已开辟出一条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使之在中国早期航海和对外海上交流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汉时期，秦始皇三次东巡胶东半岛，命徐福数次组织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汉武帝八次巡幸胶东沿海，数次组织大规模的海上寻仙活动，派楼船军从胶东半岛渡海击卫氏朝鲜等。从三国开始，中国北方陷入了长期战乱分裂局面，胶东半岛与南北地域经常陆路隔绝，但是海路却始终相通。当时胶东半岛民众为了逃避战乱，北上辽东、南下江左的海上迁徙时有发生，海东诸国与中国南北政权的海上使节往来络绎于途，胶东半岛遂成为中外交流尤其是东亚海上交往的关键支撑。隋唐时期，胶东诸口岸蓬勃发展，往来使节、学问僧、留学生络绎不绝，南北海上转口贸易、远洋贸易等海上贸易活动欣欣向荣。北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南移，胶东半岛发展逐渐受到一定限制，除了设立市舶司的板桥镇口岸持续繁荣外，其余诸口岸则呈现由盛渐衰之势。宋室南渡以后，整个山东沦为金统治区，英勇不屈的胶东人民奋起抗击入侵者，胶东半岛的海面上曾经多次扬起抗击入侵者的猎猎战帆，如胶州湾一带民军海上奇袭金国大后方辽东的战役，作者根据历史文献，详加梳理，展现了该时期的战况。到了元明两代，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官府先后开凿胶莱运河，带动了胶东半岛海上贸易的发展。明代立国之初，面临着“海疆不靖”的问题，为此明政府一方面积极加强海防建设，构筑起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同时还推行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断断续续禁海持续近200年，使胶东半岛海洋事业遭受了严重打击，与海洋相关的产业陷入空前低谷，海上商贸活动基本上绝迹。直到明代后期，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弛，极度疲敝的胶东半岛地方经济才开始重现些许生机。清朝立国之初，仍面临着来自郑成功海上反清势力的威胁，因而又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的统一，清廷才宣布开放海禁。胶东半岛以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海洋传统，在开放海禁后，迅速恢复了生机，海上活动顿然活跃。南北商船络绎，中外交流频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烟台和青岛先后开埠，引领者胶东半岛走向蓝色的现代海洋文明时代。
该部分是本书的主体，作者在历史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以浓墨重彩细数胶东半岛在对外交流、经济活动、海上运输、海上战役等方面的发展与贡献，从而使我们对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对胶东半岛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从徐福数次海上求仙，到王仲举家东渡朝鲜，再到汉魏六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的虔诚朝贡，到汉代正式官方使船的出现，再到隋唐北宋胶东诸口岸频繁往来的使节、学问僧和留学生；从对鱼盐之利的初步认识，到创建完备的市舶司制度，再到胶东半岛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我们不难领悟到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开放性、和谐性、重商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引领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进步。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既论述了胶东半岛源远流长的海洋信仰，比如海上三神山与蓬莱仙话、八仙过海及其相关传说、龙王与妈祖信仰、渔民舟子的海上诸禁忌等，介绍了众多胶东半岛出生的忠臣、名儒、商贾等，同时还列举了胶东半岛海味浓郁的民间文化，如胶东人过年，家家要蒸大枣饽饽；过清明节，盛行家家户户做小面燕互相赠送；过七夕节，将巧饽饽用长线穿成串，挂在脖子上等。还有像粗犷豪爽的渔家号子、谷雨节渔民祭海、胶东民间歌舞戏曲、巧夺天工的民间技艺、四大类山海传说故事等等。作者根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条分缕析，原原本本地进行了清晰的交待和饶有兴味的叙说。
《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一书作为研究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发展史的专著，以胶东半岛海洋文明作为研究视角，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胶东半岛海洋文明史研究增添了一项可喜的新成果，首次描绘了胶东半岛这一区域的海洋文明史。
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在黑格尔眼中，只有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海洋文明的中心，而航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应当说，该书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通过该书，再一次充分证明了黑格尔关于海洋文明论述的偏颇和武断。通过该书所展现的胶东海洋文明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与海洋有了不解之缘，而贝丘文化便是考古学上的铁证。通过该书，还充分证明，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了航海活动，并发现了由胶东半岛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航海路线。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同的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就具备了经略海洋的意识，中国海洋文明也同样具有冒险精神和尚武精神的因子。与西方海洋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的海洋文明更多的处于守势，倡导的是与海洋周边和谐共处的文化意识。而对胶东半岛海洋信仰的揭示，则证明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早就浸润在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与此同时，通过该书也证明，明清以后的海禁政策以及由此以降的海洋意识淡薄，是导致胶东半岛海洋文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作为区域海洋文明史研究的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不仅对于我们了解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的发展和胶东半岛地区代表性的民俗、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对后继者研究胶东半岛海洋文明有着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同时，它也饱含着作者对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研究的热情与心血。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该书的出版，也就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
《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
郭泮溪、侯德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书评作者冷卫国，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