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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任何一届不同，2014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政、商、学各界要人就能源格局、金融改革、3D打印技术、大数据、城镇化等多达60个话题的议程设置中，20家国际媒体第一次齐聚博鳌发声，在论坛开幕首日的第一场圆桌会议上展开讨论。
这次圆桌会议的内容，也不再是“如何诠释中国故事”，而是针对媒体自身，探究转型与创新的路径。
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人人互联，媒体在促进文化交流、推动公共议题的形成和解决、甚至维护地区发展环境等各项事务中的责任愈加凸显。媒体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媒体业自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信息社会时代变迁中每个人切身利益。
最典型的案例，比如说3月初发生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多国参与报道，各国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搜救”。在传播手段不断进化的今天，传媒业格局的改变对其作用的发挥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媒体如何转型、新旧媒体如何合作的问题上，来自博鳌论坛的讨论显得及时而重要。
传媒业变局
在“断网络”被列入“现代十大酷刑”之一的今天，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微博、微信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出现，为受众获取新闻资讯提供了更多丰富、便捷的渠道。这种新媒体形式凭借快速、及时的传播方式，亲和力，内容免费且可自主选择等优势，已经成为发展最为快捷的传播渠道。
相比之下，还在“伐木造纸、通宵排印”的报刊业失去读者和市场份额不足为奇。
以中国为例，根据HCR（慧聪研究）广告监测数据显示，由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全国报刊广告市场份额近几年一路下滑，2012年跌至谷底。2013年，经济环境低迷使得平面媒体再次遭受重创，上半年报刊广告版面同比下降12.75%，下降幅度远超广告额降幅（-2.54%）。
读者的流失和发行量、广告额的双重下跌，使得部分纸媒暴露出自身品质的不成熟性，面临“关门”的危险。市场经济有进有出才是常态，如今，以往新闻业有进无出的局面结束。上海报业《新闻晚报》的停刊被认为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预言“更大的坍塌、消融在后头”。
当一部智能手机几乎能够满足所有媒介功能时，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凭什么还活着”？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从手中的智能手机看一些什么？技术是技术，通过技术传播的信息才是价值所在。
事实上，至少5年前就有不少人断言新媒体要取代传统媒体，但直到今天，“传统媒体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高岸明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表示，这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于“无论传播手段如何进化，内容为王仍是不变的法则”。
数字技术可以压缩信息，可以令文本、图片、视频内容交融，极大地满足用户观看、检索等需求。与此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每一个受众又可以随时变身为信息编辑者和传播者。这就造成互联网海量信息中，真正有价值、有深度、对受众形成正确判断的信息却是缺乏的。
因此，在社交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重大冲击的同时，以下成了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中较为主流的观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编辑、加工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影响力和公信力更加突出”。
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说，我们通过“信息专业化、读者需求层明确化”让传统报业不再面对泛泛大众，而是针对特定阶层，生产更为优质的专业内容。“中央日报发行的《中央SUNDAY》是韩国唯一一个在星期日发行的报纸，虽然发行量只有12万份，但由于其内容抓准全球政治形势、经济发展趋势并加入了深度分析的评论，使得这份报纸成为精英阶层周末休闲的必读报纸，且收获了丰厚的广告收入。”韩友德说。
转型进行时
传统媒体也在借助互联网采用数字化或类似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寻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树立全新的经营理念”。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转型不是问题，不转型是问题，如何转型也是问题。”高岸明说。而对于当前的媒体转型方式，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发现“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观察人士也认为一些转型者存在诸多误区。
互联网媒体新秀虎嗅网的专栏作者“煲汤味浓”在文章中称，“见过太多的纸媒转型”，比如主任改称总监、开办多个网站、开通微博、微信等所有社交媒体账号拉粉丝等等，只是“大家几乎把转型的表面文章做到了极致”，至于实际效果，北大新传学院副教授胡泳则一语道破：嫁接点互联网表皮式的产品，宛如在贫瘠的地上种庄稼，能有收获才见了鬼。
对众多拥有官方地位的中国媒体而言，资金、科技、人才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僵化的宣传手段与本身的媒体属性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让“转型”和参与以“内容为王”的媒体竞争变得尴尬。加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互联网随意转载令“卖字为生”的纸媒及从业者境遇每况愈下。
在传统媒体致力于转型自救的同时，新媒体也在加大对内容的投入，新、旧媒体的努力在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看来，是在不断“突破各自的舒适区”，这是媒体在竞争中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来自博鳌的明灯
媒体的这些传播文化的变化，将改变社会大众信息接收的途径、习惯以及信息结构，而这又将影响公共议题的焦点变化和深度，进而影响社会行动。
“顺应变化的阅读习惯，强化新媒体导向”，高岸明认为技术的进步对于阅读习惯的改变，无论是纸媒还是广电的阅读率、收视率都受到很大的冲击，传统媒体必须转型，重构产品线。
英国《金融时报》在坚持“生产高质量内容”的同时，也在利用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作为传播平台，以吸引年轻读者并通过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扩大《金融时报》的影响力。其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安琪拉？麦凯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介绍，目前这份拥有226年历史的报纸“今年一季度B2B和B2C按阅读量付费的用户达到68万”。
“内容收费”被认为是传统媒体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开启信息收费模式做了两项基础工作，一是对内容进行持续投资并将其视为报纸的珍贵资产严格保护，二是组建了解互联网受众阅读习惯并可以有效呈现内容、善于改善和提升用户体验的新媒体专职编辑团队。
更多的传媒集团已经开启全媒体发展模式。
以越南VTC电视台为例，副台长阮文平介绍，作为越南最早使用数字技术的电视台， VTC综合传播和电视传播为核心，同时发展网络媒体和纸质报刊，近期随着3G网络在越南快速发展，越南民众逐渐转向使用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移动终端浏览资讯，VTC也进行相应调整。“在不久的将来，越南民众通过移动终端收看电视节目日益成为常态化，我们认为这不会给电视行业带来更多的担忧，反而会让资讯传播更快捷”，阮文平认为。
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总裁姜兆庆也介绍，他们正在从单一媒体向全媒体转变，并以《牡丹亭》、《绣娘》等大型舞剧在澳洲的宣传案例说，传统媒体在有机地跟现代媒体结合，能创造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在提供媒体转型案例及可行方法之外，里兰卡联合报业公司总编辑希拉拉特纳·塞纳拉特还提出，充分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也要改变现有的媒体政策，其中“版权问题要解决”、“言论自由权利要切实保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总结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发端于技术的革新，发酵于观念的交锋交融，发展于资本的推动运作”，如何实现全媒体共荣并更好的发挥时代使命，博鳌论坛的智慧分享从观念到做法，给了可行的解决思路。
这次圆桌会议的内容，也不再是“如何诠释中国故事”，而是针对媒体自身，探究转型与创新的路径。
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人人互联，媒体在促进文化交流、推动公共议题的形成和解决、甚至维护地区发展环境等各项事务中的责任愈加凸显。媒体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媒体业自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信息社会时代变迁中每个人切身利益。
最典型的案例，比如说3月初发生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多国参与报道，各国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搜救”。在传播手段不断进化的今天，传媒业格局的改变对其作用的发挥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媒体如何转型、新旧媒体如何合作的问题上，来自博鳌论坛的讨论显得及时而重要。
传媒业变局
在“断网络”被列入“现代十大酷刑”之一的今天，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微博、微信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出现，为受众获取新闻资讯提供了更多丰富、便捷的渠道。这种新媒体形式凭借快速、及时的传播方式，亲和力，内容免费且可自主选择等优势，已经成为发展最为快捷的传播渠道。
相比之下，还在“伐木造纸、通宵排印”的报刊业失去读者和市场份额不足为奇。
以中国为例，根据HCR（慧聪研究）广告监测数据显示，由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全国报刊广告市场份额近几年一路下滑，2012年跌至谷底。2013年，经济环境低迷使得平面媒体再次遭受重创，上半年报刊广告版面同比下降12.75%，下降幅度远超广告额降幅（-2.54%）。
读者的流失和发行量、广告额的双重下跌，使得部分纸媒暴露出自身品质的不成熟性，面临“关门”的危险。市场经济有进有出才是常态，如今，以往新闻业有进无出的局面结束。上海报业《新闻晚报》的停刊被认为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预言“更大的坍塌、消融在后头”。
当一部智能手机几乎能够满足所有媒介功能时，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凭什么还活着”？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从手中的智能手机看一些什么？技术是技术，通过技术传播的信息才是价值所在。
事实上，至少5年前就有不少人断言新媒体要取代传统媒体，但直到今天，“传统媒体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高岸明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表示，这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于“无论传播手段如何进化，内容为王仍是不变的法则”。
数字技术可以压缩信息，可以令文本、图片、视频内容交融，极大地满足用户观看、检索等需求。与此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每一个受众又可以随时变身为信息编辑者和传播者。这就造成互联网海量信息中，真正有价值、有深度、对受众形成正确判断的信息却是缺乏的。
因此，在社交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重大冲击的同时，以下成了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中较为主流的观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编辑、加工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影响力和公信力更加突出”。
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说，我们通过“信息专业化、读者需求层明确化”让传统报业不再面对泛泛大众，而是针对特定阶层，生产更为优质的专业内容。“中央日报发行的《中央SUNDAY》是韩国唯一一个在星期日发行的报纸，虽然发行量只有12万份，但由于其内容抓准全球政治形势、经济发展趋势并加入了深度分析的评论，使得这份报纸成为精英阶层周末休闲的必读报纸，且收获了丰厚的广告收入。”韩友德说。
转型进行时
传统媒体也在借助互联网采用数字化或类似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寻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树立全新的经营理念”。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转型不是问题，不转型是问题，如何转型也是问题。”高岸明说。而对于当前的媒体转型方式，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发现“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观察人士也认为一些转型者存在诸多误区。
互联网媒体新秀虎嗅网的专栏作者“煲汤味浓”在文章中称，“见过太多的纸媒转型”，比如主任改称总监、开办多个网站、开通微博、微信等所有社交媒体账号拉粉丝等等，只是“大家几乎把转型的表面文章做到了极致”，至于实际效果，北大新传学院副教授胡泳则一语道破：嫁接点互联网表皮式的产品，宛如在贫瘠的地上种庄稼，能有收获才见了鬼。
对众多拥有官方地位的中国媒体而言，资金、科技、人才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僵化的宣传手段与本身的媒体属性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让“转型”和参与以“内容为王”的媒体竞争变得尴尬。加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互联网随意转载令“卖字为生”的纸媒及从业者境遇每况愈下。
在传统媒体致力于转型自救的同时，新媒体也在加大对内容的投入，新、旧媒体的努力在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看来，是在不断“突破各自的舒适区”，这是媒体在竞争中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来自博鳌的明灯
媒体的这些传播文化的变化，将改变社会大众信息接收的途径、习惯以及信息结构，而这又将影响公共议题的焦点变化和深度，进而影响社会行动。
“顺应变化的阅读习惯，强化新媒体导向”，高岸明认为技术的进步对于阅读习惯的改变，无论是纸媒还是广电的阅读率、收视率都受到很大的冲击，传统媒体必须转型，重构产品线。
英国《金融时报》在坚持“生产高质量内容”的同时，也在利用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作为传播平台，以吸引年轻读者并通过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扩大《金融时报》的影响力。其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安琪拉？麦凯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介绍，目前这份拥有226年历史的报纸“今年一季度B2B和B2C按阅读量付费的用户达到68万”。
“内容收费”被认为是传统媒体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开启信息收费模式做了两项基础工作，一是对内容进行持续投资并将其视为报纸的珍贵资产严格保护，二是组建了解互联网受众阅读习惯并可以有效呈现内容、善于改善和提升用户体验的新媒体专职编辑团队。
更多的传媒集团已经开启全媒体发展模式。
以越南VTC电视台为例，副台长阮文平介绍，作为越南最早使用数字技术的电视台， VTC综合传播和电视传播为核心，同时发展网络媒体和纸质报刊，近期随着3G网络在越南快速发展，越南民众逐渐转向使用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移动终端浏览资讯，VTC也进行相应调整。“在不久的将来，越南民众通过移动终端收看电视节目日益成为常态化，我们认为这不会给电视行业带来更多的担忧，反而会让资讯传播更快捷”，阮文平认为。
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总裁姜兆庆也介绍，他们正在从单一媒体向全媒体转变，并以《牡丹亭》、《绣娘》等大型舞剧在澳洲的宣传案例说，传统媒体在有机地跟现代媒体结合，能创造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在提供媒体转型案例及可行方法之外，里兰卡联合报业公司总编辑希拉拉特纳·塞纳拉特还提出，充分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也要改变现有的媒体政策，其中“版权问题要解决”、“言论自由权利要切实保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总结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发端于技术的革新，发酵于观念的交锋交融，发展于资本的推动运作”，如何实现全媒体共荣并更好的发挥时代使命，博鳌论坛的智慧分享从观念到做法，给了可行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