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方志敏，江西上饶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34年12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伏击，他令军团参谋长粟裕率主力突围，自己断后，苦战13天，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囚禁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看守所。1935年8月6日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方志敏身陷囹圄，斗志不减，在被监禁于南昌的日子里，他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病痛折磨，写出《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等16篇文章，共436页10多万字。这些珍贵的文稿在险恶的环境中写就，然后被秘密送出牢房，历经周折，于1936年4月，于方志敏牺牲近1年之后，才最终回归共产党人手中。
險写险藏
1935年1月，方志敏被押到南昌没几天，要求狱方提供清静房舍和纸笔，说自己要写些东西。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喜出望外，以为这个共产党重犯要交代“罪行”，立刻安排他住进“优待号”。所谓“优待号”不过是10几间不上锁的囚室，监押的多是“违法犯罪”的国民党军政官员。
方志敏的监室四壁糊着草纸，靠墙有床铺、马桶，一张旧书桌。没过几天，他果然写完几十张纸笺。凌凤梧进来拿起“供纸”细看，内容似乎写的是打仗经过，又像记述什么事情，无始无终，互不接续，不知所云。他问方志敏写的是什么？方志敏回答：“情绪紧张，记忆不好，想起一段写一段，要全写完再整理。”
原来，方志敏自从被捕后就做好打算，要把自己十几年的斗争经历、经验教训和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全都写出来。放风时，他把想法告知与他一同被捕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两位战友虽赞同这一想法，却又担心：我们处境险恶，随时会牺牲，写出来固然好，但要保证写出来又能送出去，否则只是白费精力。
方志敏深感战友的意见很重要，他在坚持写作的同时，用更多精力物色能为其传送文稿的人选。第一个争取对象是23岁的看守高家骏。高家骏参加过学生运动，曾到过苏区，对共产党怀有好感。值班时，高常听方志敏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坚强意志，渐渐由同情变成钦佩与敬重。因此高家骏常常暗中给方志敏带些笔墨纸笺、生活用品等，还暗暗与他策划越狱之机，并帮助他给关押在普通牢房里的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传递纸条，联络共同行动。当方志敏向高家骏提出有文稿需要送出牢狱的请求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方志敏争取到的另一位“帮手”是住在对门监舍的胡逸民。胡逸民曾任国民党中央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监狱长等职，因涉嫌泄露“围剿”计划，私放共产党等罪名被监押，看守所大小狱吏都知其身份和背景，对他十分优待。在狱中，胡逸民不但可以随便走动，他年轻的姨太太向影心还可以时常来牢房送食品、衣物等。
方志敏刚换到胡逸民对面牢房时，胡逸民就对这个共产党高官很好奇，常来攀谈闲聊。为争取胡逸民，方志敏就有意与他攀谈有关人生、时局、救国救民的话题，胡逸民听了，觉得既翔实透彻、通俗易懂，又理据分明、发人深省，他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越来越佩服起来。
胡逸民曾劝说方志敏：“先生的韬略，做个政府部长都绰绰有余，如今身陷牢狱，恐难保命，他们总劝你投降，不知你做何打算？”方志敏淡定地说：“投降是大笑话，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胡逸民曾在监狱中目睹许多人面对死亡的神态，但像方志敏这样的大气凛然却很少见，他为共产党人的胆识气魄所彻底折服，表示若有事需帮忙一定尽力。因此，当方志敏提出请其帮忙传送文稿的请求时，他亦信誓旦旦地应承。
几经谋划，眼见外送文稿有望，方志敏信心倍增，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写作，时时隐伏着凶险。他刚住进“优待号”，国民党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桂永清就令反共分子徐葵监视他。徐葵原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因南京机场失火入狱，他多次密报方志敏深夜写作，桂永清常率众突然夜查，好在方志敏早有防备，被搜去的都是些胡编乱造的文字。
为应付敌人，方志敏会在许多张稿纸上写一段无关紧要的话，暗暗编号，白天构思文章，这页写几句，换另一页再写几句，即使被搜去，也看不出首尾，待到夜静更深，再按编号连续抄下来。
盛夏酷热，牢里潮闷，蚊虫肆虐，方志敏不顾叮咬，挥汗如雨，从不停笔。他入狱后倍受折磨，极为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或靠桌站一会儿，或闭目躺一阵，略有好转再接着写，后来高家骏偷偷带来些药物，为方志敏缓解病痛，才让其可以持续写作。
日复一日，文稿越积越多，方志敏让高家骏找来油纸包好藏进枕头，但因牢房屋顶漏雨，铺盖要常拿出去晾晒，很容易暴露。一天午夜，方志敏刚把写完的文稿摞起包好，牢房外突然传来纷沓的脚步声，又是桂永清带领看守来突击搜查，眼看把油纸包装进枕头已来不及，方志敏急中生智，把纸包扔进马桶，文稿才躲过一劫。
经过这次惊险，方志敏决定为了寻找藏匿文稿的安全之地，他仔细查寻牢房每个角落，当他揭开一块糊墙的草纸，发现里面是青砖，顿时有了主意。他让高家骏找来半截钢锯条，夜深时掀开床头的墙纸，一点一点划掉砖缝间的膏泥。不久，松动的砖就被拔出一块，墙洞的大小刚好可以藏人文稿，再用草纸糊住，挡在床板后，极难被发现。方志敏把这一秘密告知了高家骏，倘若自己突遭不测，让他一定取出文稿，想办法交给中共党组织。
有个雨天，屋顶漏水，床铺上方墙壁的草纸全被淋湿坠落，方志敏还未来得及转藏文稿，桂永清就召集全体“犯人”训话，狱警也趁机搜查监舍。方志敏心急如焚。待回到监房，发现砖块被重新插回墙洞，油纸包却不见踪影。他拉开门向外张望，见远处巡视的高家骏冲他暗中点点头，方志敏顿时明白：文稿已安全转移。
文稿多次险遭不测，方志敏倍觉将其送出迫在眉睫。一天，向影心又来狱中送酒肉，胡逸民请方志敏一起用餐，方志敏寻机提出想请向影心跑一趟城里“聚贤斋”茶楼，给茶楼老板黄韵波送封信。 胡逸民满口答应，没几天，向影心果然捎来黄韵波的回信。原来，“聚贤斋”是中共地下党联络站，方志敏在给联络站负责人黄韵波的信中告知了自己文稿的情况和送出的打算。黄韵波的回信说：“文稿可随时捎来。经党组织商议，目前越狱条件不成熟，要尽量与敌人周旋，为外界营救争取时间。”信中还附来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在上海的地址，让方志敏写信请求他们协助营救。
险送险取
与外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方志敏欣喜万分，这次他把一个方方正正的油纸包交给了向影心，叮嘱她一定要亲手交给“聚贤斋”的黄老板。纸包里是他写完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共6万多字近200页。
向影心走后，方志敏日夜盼回音，却渺无讯息，时间过去1个多月，不见人也没信来，胡逸民委托几个狱警打听消息，都说向影心已搬离原住所，去向不明。饱浸心血的文稿如泥牛入海，却未动摇方志敏的初心，依然坚持在逆境中写作。2个多月后，他又写出《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3万多字文稿，这次他请高家骏带出去交给黄老板。不料高家骏将文稿带出去又揣了回来，转告方志敏一个坏消息，“聚贤斋”关门歇业，黄老板不知去向。方志敏知道，交通站已遭敌人破坏。
正当一筹莫展时，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从杭州来南昌，她是一位进步青年，热情爽快、诚实可靠，她看望高家骏时，与方志敏见过几次面。方志敏与高家骏商量，请程全昭跑一趟上海送文稿和信件。
程全昭与高家骏一样，同情并敬佩共产党，慨然应允。方志敏交给她4张名片，上写：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4封信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方志敏告诉程全昭可使用化名“李贞”，到上海宝隆医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文稿交给信上所列4人中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须交给本人。若见不到本人，可留下信和名片，会有人到医院与她联系。
两天后，程全昭顺利抵达上海，住进宝隆医院。她按地址找到宋庆龄家，开门的佣人说，夫人不在家，有事可以转告，程全昭只好留下信和名片。接著她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结果都没见到本人，只能分别留了信和名片。
信全都送出，书稿却无从交付，程全昭只好回到住处，进门不一会儿，值班护士来转告：有人在洗手间等你。她满腹疑惑来到洗手间，见是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没待细问，贵妇拿出“李贞”的名片，
自称姓宋，看过方志敏的信，特意来取一包文稿。程全昭见姓“宋”的贵妇拿的正是自己送出的名片，说的也丝毫不错，心想来人必是宋庆龄，便把文稿交给了她。
来人接过文稿后，面色严肃地告诉程全昭，她已被密探盯梢，处境危险，必须马上离开。原来，收信的这4位民主进步人士常与共产党联系，反动政府早已秘派特务蹲守在他们的住所附近，发现陌生人往来就跟踪、监视。毫无对敌斗争经验的程全昭，根本没察觉自己已被监视，更不知自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来人说着摘下礼帽，脱掉旗袍，露出散乱的假发、破旧的外衣，她又换上布鞋，扎起腿带，从口袋里拿出胭脂盒，蘸些褐黑的粉末在脸上胡乱抹几下，再把文稿纸包塞进后背，瞬时化装成一个弓腰驼背的乡下老妪。
程全昭则按来人吩咐，穿戴上她的衣帽和高跟鞋，大摇大摆走出医院，乘坐黄包车赶到码头，不料买船票时傻眼了：带来上海的钱花去不到一半，余下的全都被偷了。程全昭急忙翻出其它衣袋的零钱，好在还够买一张去杭州的船票，她想先回家取钱再去南昌，不料她这次出走南昌未经父母同意，因此刚回到家就被严加看管起来，再难脱身。
南昌的方志敏和高家骏朝思夜盼，等了1个多月，也没有见到程全昭的回音，他们判定出了意外。1935年7月30日，高家骏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名片、信件来到上海，刚把给李公朴的信送到后，就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不敢再送余下的3封信，便漫无目的地转悠到天黑，才把特务甩掉，急忙赶到车站，登车前往杭州打探程全昭的消息，不料当夜住宿的旅店失火，未送出的信件全被烧毁。
在狱中的方志敏预感敌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1935年7月28日，他把《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万多字文稿和宋庆龄、鲁迅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胡逸民，说：“敌人随时可能枪毙我，文稿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要带出去，交给他俩哪一位都可以。”
胡逸民握着方志敏的手，严肃而凝重地点点头。1935年8月6日，他目睹敌人把方志敏带出牢房，押去刑场。时隔2个多月后，胡逸民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担保下被释放。
胡逸民刚出狱就带着文稿赶往上海，找到宋庆龄家却发现人已搬迁，向左邻右舍打听也都不知新住址。他又赶去找鲁迅，但得知鲁迅去了北平讲学，归期不定。
胡逸民心情异常沉重，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文稿交给谁？正茫然无头绪时，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顿时想到，这位“上海救国会”主席与共产党往来密切，找他也许会有办法。
胡逸民找到“上海救国会”，章乃器听说有方志敏文稿，将信将疑，不知是不是特务的圈套？便说：“我不认识共产党，不认识方志敏，但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为二，递给胡逸民一半，说：“把你的住址留下，如果晚上有人拿另一半名片来找你，对上碴口，就把文稿交给她。”
傍晚，果然有位衣着华丽的贵妇来找胡逸民，拿出半截名片，他接过名片与自己手中的半截对接，见碴口丝毫不差，便拿出文稿交给了她。胡逸民顿感如释重负，异常轻松，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来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数月前从程全昭手中取走文稿的也是她。
原来，程全昭去生活书店给邹韬奋送信时，恰好章乃器夫妇也在场，以店员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毕云程看过信，得知有一包方志敏文稿在宝隆医院，但在白色恐怖下，无法证实信的真伪，冒然前去，风险极大，正在为难，胡子婴自告奋勇去取。众人商议一番，觉得她多年帮助丈夫传递信函，经验丰富，可以胜任。大家谋划出接头、化妆，掩护程全昭撤离的办法，胡子婴为不暴露身份，用了母亲的“宋”姓，才让程全昭误会她是宋庆龄，也算歪打正着。 当时，拿到程全昭手中的文稿后，毕云程立刻送交中共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迅速将文稿电传给在法国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文稿中《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越狱”的文稿最早公开发表。
事情十分巧合，第二次来取方志敏文稿的又是胡子婴，她拿到后立即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章秋阳，之后转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解放后，冯雪峰编辑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等手稿影印本。
险失险得
方志敏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力写出的16篇文稿以及信件，先后3次被带出牢房，几经转手，险失险得。
方志敏写出的信件并不是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雪峰回忆：“1935年，我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时，收到鲁迅先生转来方志敏同志从狱中捎出的信件，内容是越狱打算和希望得到外界营救，信中还说捎来了文稿。鲁迅先生也附来信，他说没见到送信人，也未收到文稿。对于营救或越狱，他考虑暂时不妥，那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应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劝降方志敏同志的时间，请他在狱中赶快为党、为后代人写一些珍贵的文章，时机成熟再实施营救或越狱。”
虽然这些信件在“办事处”多次迁移中散失，方志敏也没看到回信，但鲁迅的意见和中共地下党的做法，与方志敏在狱中所为却惊人地一致，被后人誉为革命者的灵犀互通。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逛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元。
原来，这个旧书市靠近重庆虎头桥监狱，常有狱警把监押人的遗信、文稿拿来变卖，也常有监押人的属眷来此寻找亲人的信函、绝笔。商贩知道，这些信稿在不相干的人眼中不过是废纸，而对其亲属却价值连城，问价的人大多与其相关，摊主就借机敛财。
当时距离方志敏牺牲已近4年，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两人便商议，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不敢耽误，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方志敏文稿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文稿，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年后胡逸民證实，这份在旧书市的文稿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原来，当时向影心常来监狱，后来被桂永清收买，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文稿又是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成为了永难解开的谜团。
熊瑾玎把文稿略加整理，连同一张方志敏就义前的照片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收到后，心绪激动，凝思良久，在照片上题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1985年，方志敏在狱中写出的全部文稿被收录入《方志敏文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无论历经多少岁月光阴，方志敏笔下的文字依然时刻涌动着一股激荡的力量，它穿越时空，焕发出“别样的美丽”。
方志敏身陷囹圄，斗志不减，在被监禁于南昌的日子里，他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病痛折磨，写出《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等16篇文章，共436页10多万字。这些珍贵的文稿在险恶的环境中写就，然后被秘密送出牢房，历经周折，于1936年4月，于方志敏牺牲近1年之后，才最终回归共产党人手中。
險写险藏
1935年1月，方志敏被押到南昌没几天，要求狱方提供清静房舍和纸笔，说自己要写些东西。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喜出望外，以为这个共产党重犯要交代“罪行”，立刻安排他住进“优待号”。所谓“优待号”不过是10几间不上锁的囚室，监押的多是“违法犯罪”的国民党军政官员。
方志敏的监室四壁糊着草纸，靠墙有床铺、马桶，一张旧书桌。没过几天，他果然写完几十张纸笺。凌凤梧进来拿起“供纸”细看，内容似乎写的是打仗经过，又像记述什么事情，无始无终，互不接续，不知所云。他问方志敏写的是什么？方志敏回答：“情绪紧张，记忆不好，想起一段写一段，要全写完再整理。”
原来，方志敏自从被捕后就做好打算，要把自己十几年的斗争经历、经验教训和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全都写出来。放风时，他把想法告知与他一同被捕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两位战友虽赞同这一想法，却又担心：我们处境险恶，随时会牺牲，写出来固然好，但要保证写出来又能送出去，否则只是白费精力。
方志敏深感战友的意见很重要，他在坚持写作的同时，用更多精力物色能为其传送文稿的人选。第一个争取对象是23岁的看守高家骏。高家骏参加过学生运动，曾到过苏区，对共产党怀有好感。值班时，高常听方志敏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坚强意志，渐渐由同情变成钦佩与敬重。因此高家骏常常暗中给方志敏带些笔墨纸笺、生活用品等，还暗暗与他策划越狱之机，并帮助他给关押在普通牢房里的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传递纸条，联络共同行动。当方志敏向高家骏提出有文稿需要送出牢狱的请求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方志敏争取到的另一位“帮手”是住在对门监舍的胡逸民。胡逸民曾任国民党中央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监狱长等职，因涉嫌泄露“围剿”计划，私放共产党等罪名被监押，看守所大小狱吏都知其身份和背景，对他十分优待。在狱中，胡逸民不但可以随便走动，他年轻的姨太太向影心还可以时常来牢房送食品、衣物等。
方志敏刚换到胡逸民对面牢房时，胡逸民就对这个共产党高官很好奇，常来攀谈闲聊。为争取胡逸民，方志敏就有意与他攀谈有关人生、时局、救国救民的话题，胡逸民听了，觉得既翔实透彻、通俗易懂，又理据分明、发人深省，他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越来越佩服起来。
胡逸民曾劝说方志敏：“先生的韬略，做个政府部长都绰绰有余，如今身陷牢狱，恐难保命，他们总劝你投降，不知你做何打算？”方志敏淡定地说：“投降是大笑话，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胡逸民曾在监狱中目睹许多人面对死亡的神态，但像方志敏这样的大气凛然却很少见，他为共产党人的胆识气魄所彻底折服，表示若有事需帮忙一定尽力。因此，当方志敏提出请其帮忙传送文稿的请求时，他亦信誓旦旦地应承。
几经谋划，眼见外送文稿有望，方志敏信心倍增，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写作，时时隐伏着凶险。他刚住进“优待号”，国民党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桂永清就令反共分子徐葵监视他。徐葵原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因南京机场失火入狱，他多次密报方志敏深夜写作，桂永清常率众突然夜查，好在方志敏早有防备，被搜去的都是些胡编乱造的文字。
为应付敌人，方志敏会在许多张稿纸上写一段无关紧要的话，暗暗编号，白天构思文章，这页写几句，换另一页再写几句，即使被搜去，也看不出首尾，待到夜静更深，再按编号连续抄下来。
盛夏酷热，牢里潮闷，蚊虫肆虐，方志敏不顾叮咬，挥汗如雨，从不停笔。他入狱后倍受折磨，极为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或靠桌站一会儿，或闭目躺一阵，略有好转再接着写，后来高家骏偷偷带来些药物，为方志敏缓解病痛，才让其可以持续写作。
日复一日，文稿越积越多，方志敏让高家骏找来油纸包好藏进枕头，但因牢房屋顶漏雨，铺盖要常拿出去晾晒，很容易暴露。一天午夜，方志敏刚把写完的文稿摞起包好，牢房外突然传来纷沓的脚步声，又是桂永清带领看守来突击搜查，眼看把油纸包装进枕头已来不及，方志敏急中生智，把纸包扔进马桶，文稿才躲过一劫。
经过这次惊险，方志敏决定为了寻找藏匿文稿的安全之地，他仔细查寻牢房每个角落，当他揭开一块糊墙的草纸，发现里面是青砖，顿时有了主意。他让高家骏找来半截钢锯条，夜深时掀开床头的墙纸，一点一点划掉砖缝间的膏泥。不久，松动的砖就被拔出一块，墙洞的大小刚好可以藏人文稿，再用草纸糊住，挡在床板后，极难被发现。方志敏把这一秘密告知了高家骏，倘若自己突遭不测，让他一定取出文稿，想办法交给中共党组织。
有个雨天，屋顶漏水，床铺上方墙壁的草纸全被淋湿坠落，方志敏还未来得及转藏文稿，桂永清就召集全体“犯人”训话，狱警也趁机搜查监舍。方志敏心急如焚。待回到监房，发现砖块被重新插回墙洞，油纸包却不见踪影。他拉开门向外张望，见远处巡视的高家骏冲他暗中点点头，方志敏顿时明白：文稿已安全转移。
文稿多次险遭不测，方志敏倍觉将其送出迫在眉睫。一天，向影心又来狱中送酒肉，胡逸民请方志敏一起用餐，方志敏寻机提出想请向影心跑一趟城里“聚贤斋”茶楼，给茶楼老板黄韵波送封信。 胡逸民满口答应，没几天，向影心果然捎来黄韵波的回信。原来，“聚贤斋”是中共地下党联络站，方志敏在给联络站负责人黄韵波的信中告知了自己文稿的情况和送出的打算。黄韵波的回信说：“文稿可随时捎来。经党组织商议，目前越狱条件不成熟，要尽量与敌人周旋，为外界营救争取时间。”信中还附来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在上海的地址，让方志敏写信请求他们协助营救。
险送险取
与外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方志敏欣喜万分，这次他把一个方方正正的油纸包交给了向影心，叮嘱她一定要亲手交给“聚贤斋”的黄老板。纸包里是他写完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共6万多字近200页。
向影心走后，方志敏日夜盼回音，却渺无讯息，时间过去1个多月，不见人也没信来，胡逸民委托几个狱警打听消息，都说向影心已搬离原住所，去向不明。饱浸心血的文稿如泥牛入海，却未动摇方志敏的初心，依然坚持在逆境中写作。2个多月后，他又写出《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3万多字文稿，这次他请高家骏带出去交给黄老板。不料高家骏将文稿带出去又揣了回来，转告方志敏一个坏消息，“聚贤斋”关门歇业，黄老板不知去向。方志敏知道，交通站已遭敌人破坏。
正当一筹莫展时，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从杭州来南昌，她是一位进步青年，热情爽快、诚实可靠，她看望高家骏时，与方志敏见过几次面。方志敏与高家骏商量，请程全昭跑一趟上海送文稿和信件。
程全昭与高家骏一样，同情并敬佩共产党，慨然应允。方志敏交给她4张名片，上写：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4封信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方志敏告诉程全昭可使用化名“李贞”，到上海宝隆医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文稿交给信上所列4人中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须交给本人。若见不到本人，可留下信和名片，会有人到医院与她联系。
两天后，程全昭顺利抵达上海，住进宝隆医院。她按地址找到宋庆龄家，开门的佣人说，夫人不在家，有事可以转告，程全昭只好留下信和名片。接著她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结果都没见到本人，只能分别留了信和名片。
信全都送出，书稿却无从交付，程全昭只好回到住处，进门不一会儿，值班护士来转告：有人在洗手间等你。她满腹疑惑来到洗手间，见是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没待细问，贵妇拿出“李贞”的名片，
自称姓宋，看过方志敏的信，特意来取一包文稿。程全昭见姓“宋”的贵妇拿的正是自己送出的名片，说的也丝毫不错，心想来人必是宋庆龄，便把文稿交给了她。
来人接过文稿后，面色严肃地告诉程全昭，她已被密探盯梢，处境危险，必须马上离开。原来，收信的这4位民主进步人士常与共产党联系，反动政府早已秘派特务蹲守在他们的住所附近，发现陌生人往来就跟踪、监视。毫无对敌斗争经验的程全昭，根本没察觉自己已被监视，更不知自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来人说着摘下礼帽，脱掉旗袍，露出散乱的假发、破旧的外衣，她又换上布鞋，扎起腿带，从口袋里拿出胭脂盒，蘸些褐黑的粉末在脸上胡乱抹几下，再把文稿纸包塞进后背，瞬时化装成一个弓腰驼背的乡下老妪。
程全昭则按来人吩咐，穿戴上她的衣帽和高跟鞋，大摇大摆走出医院，乘坐黄包车赶到码头，不料买船票时傻眼了：带来上海的钱花去不到一半，余下的全都被偷了。程全昭急忙翻出其它衣袋的零钱，好在还够买一张去杭州的船票，她想先回家取钱再去南昌，不料她这次出走南昌未经父母同意，因此刚回到家就被严加看管起来，再难脱身。
南昌的方志敏和高家骏朝思夜盼，等了1个多月，也没有见到程全昭的回音，他们判定出了意外。1935年7月30日，高家骏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名片、信件来到上海，刚把给李公朴的信送到后，就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不敢再送余下的3封信，便漫无目的地转悠到天黑，才把特务甩掉，急忙赶到车站，登车前往杭州打探程全昭的消息，不料当夜住宿的旅店失火，未送出的信件全被烧毁。
在狱中的方志敏预感敌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1935年7月28日，他把《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万多字文稿和宋庆龄、鲁迅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胡逸民，说：“敌人随时可能枪毙我，文稿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要带出去，交给他俩哪一位都可以。”
胡逸民握着方志敏的手，严肃而凝重地点点头。1935年8月6日，他目睹敌人把方志敏带出牢房，押去刑场。时隔2个多月后，胡逸民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担保下被释放。
胡逸民刚出狱就带着文稿赶往上海，找到宋庆龄家却发现人已搬迁，向左邻右舍打听也都不知新住址。他又赶去找鲁迅，但得知鲁迅去了北平讲学，归期不定。
胡逸民心情异常沉重，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文稿交给谁？正茫然无头绪时，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顿时想到，这位“上海救国会”主席与共产党往来密切，找他也许会有办法。
胡逸民找到“上海救国会”，章乃器听说有方志敏文稿，将信将疑，不知是不是特务的圈套？便说：“我不认识共产党，不认识方志敏，但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为二，递给胡逸民一半，说：“把你的住址留下，如果晚上有人拿另一半名片来找你，对上碴口，就把文稿交给她。”
傍晚，果然有位衣着华丽的贵妇来找胡逸民，拿出半截名片，他接过名片与自己手中的半截对接，见碴口丝毫不差，便拿出文稿交给了她。胡逸民顿感如释重负，异常轻松，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来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数月前从程全昭手中取走文稿的也是她。
原来，程全昭去生活书店给邹韬奋送信时，恰好章乃器夫妇也在场，以店员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毕云程看过信，得知有一包方志敏文稿在宝隆医院，但在白色恐怖下，无法证实信的真伪，冒然前去，风险极大，正在为难，胡子婴自告奋勇去取。众人商议一番，觉得她多年帮助丈夫传递信函，经验丰富，可以胜任。大家谋划出接头、化妆，掩护程全昭撤离的办法，胡子婴为不暴露身份，用了母亲的“宋”姓，才让程全昭误会她是宋庆龄，也算歪打正着。 当时，拿到程全昭手中的文稿后，毕云程立刻送交中共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迅速将文稿电传给在法国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文稿中《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越狱”的文稿最早公开发表。
事情十分巧合，第二次来取方志敏文稿的又是胡子婴，她拿到后立即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章秋阳，之后转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解放后，冯雪峰编辑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等手稿影印本。
险失险得
方志敏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力写出的16篇文稿以及信件，先后3次被带出牢房，几经转手，险失险得。
方志敏写出的信件并不是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雪峰回忆：“1935年，我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时，收到鲁迅先生转来方志敏同志从狱中捎出的信件，内容是越狱打算和希望得到外界营救，信中还说捎来了文稿。鲁迅先生也附来信，他说没见到送信人，也未收到文稿。对于营救或越狱，他考虑暂时不妥，那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应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劝降方志敏同志的时间，请他在狱中赶快为党、为后代人写一些珍贵的文章，时机成熟再实施营救或越狱。”
虽然这些信件在“办事处”多次迁移中散失，方志敏也没看到回信，但鲁迅的意见和中共地下党的做法，与方志敏在狱中所为却惊人地一致，被后人誉为革命者的灵犀互通。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逛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元。
原来，这个旧书市靠近重庆虎头桥监狱，常有狱警把监押人的遗信、文稿拿来变卖，也常有监押人的属眷来此寻找亲人的信函、绝笔。商贩知道，这些信稿在不相干的人眼中不过是废纸，而对其亲属却价值连城，问价的人大多与其相关，摊主就借机敛财。
当时距离方志敏牺牲已近4年，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两人便商议，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不敢耽误，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方志敏文稿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文稿，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年后胡逸民證实，这份在旧书市的文稿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原来，当时向影心常来监狱，后来被桂永清收买，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文稿又是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成为了永难解开的谜团。
熊瑾玎把文稿略加整理，连同一张方志敏就义前的照片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收到后，心绪激动，凝思良久，在照片上题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1985年，方志敏在狱中写出的全部文稿被收录入《方志敏文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无论历经多少岁月光阴，方志敏笔下的文字依然时刻涌动着一股激荡的力量，它穿越时空，焕发出“别样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