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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抵达陕北苏区吴起镇，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
吴起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心脏地带，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傍洛水，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魏国名将吴起的緣故。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张学良联合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到西安部署“围剿”陕北红军的蒋介石，迫使蒋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杨这一爱国举动，史称为“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兵临潼关，东线告急，张学良急调西线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向西安集中，撤走延安、甘泉、鄜县三地的部队，友好地将这三地交给红军接管。
在国民党各路大军向西安进逼之际，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实际援助，命令主力红军进抵关中的淳化、三原、耀县、泾阳、咸阳，集结待机，并令红十五军开至商县待命，采取“非不得已”不与国民党中央军开火的方针。这样既粉碎了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南部区域扩展到洛河左岸，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栒邑、淳化等5座县城，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基本版图。
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周恩来的到来。12月13日，张学良派往保安接周恩来的专机，由于保安没有机场，无法着陆，徒劳而返，为了能尽快赶往西安，周恩来必须先到延安，再从延安乘飞机飞往西安。
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驻在陕北保安。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而延安当时还是东北军的防区。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发动进攻的蒋介石军队。延安原是东北军驻守的，如今撤防，城里空虚，只剩下一些保安队和民团，毛泽东决定：抢占延安！
接到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对陕北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江华说，你手下的部队休整，马上带领张国焘的手枪连以及陕北红一团，出发占领延安。
当江华带部队于15日抵达延安北门时，他们听说城里还有国民党部队，生怕跟东北军误打起来，就在北门外临时扎营，暂不进城。也就在12月13日，关中红一团团长白志文接毛泽东电报，命他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前往蟠龙镇，占领青化砭之后，相机占领延安。
白志文部队于16日占领青化砭后便朝延安进发。周恩来一行于16日傍晚赶到延安北门，遇见江华。这时，白志文接到毛泽东立即占领延安的电报。
17日凌晨1时许，白志文率部到达延安城下，与江华带的部队会合。西安事变发生后，守城的东北军部队已全部撤走，城内的保安队和民团犹如惊弓之鸟，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白志文、江华派了几个陕北籍的战士进行喊话攻势，瓦解了敌人的思想。红军队伍未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延安。
驻守城内的是7个保安队，约500人，小部分人留下参加红军，大部分人领了路费，遣散回家。中共解决西安事变前，先赢了一步棋：占领延安！
红军占领延安之后，周恩来一行在17日清早赶往延安城南两道川，打算从那里前往甘泉——张学良有部队驻扎在甘泉，可以派汽车送他们去西安。
正在这时，空中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周恩来大喜，急忙回头，重返延安。那架飞机，正是张学良派出的专机，由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机舱里的乘客只有一位，那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党员刘鼎，他是奉张学良之命来接周恩来的。
周恩来乘上飞机后，一路上听刘鼎报告西安事变的详况，还特地询问了蒋介石的情况……当刘鼎说及张学良在派兵扣押蒋介石时，再三叮嘱“抓活的”，周恩来非常注意这一细节，这表明张学良从一开始就无杀蒋之意，而只是着眼于逼蒋抗日。周恩来身在保安，信息颇为闭塞，所知情况仅限于几份电报，刘鼎的汇报使他对西安的事态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飞机抵达西安，已是下午。周恩来下了飞机，上了汽车，便直奔城内金家巷张公馆……
二
比起保安来，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陕北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瓦窑堡、保安县城一年多，西安事变之后，在时局转换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保安南移延安，乃形势所需。因此，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即派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委员会进驻延安，为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打前站。随后，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奉命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做准备。
中共中央决定于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迁往延安。
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说：“我1月10日动身保安，以四天到达延安。”
保安距延安80多千米，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快走，1月10日当天，毛泽东一行只走了30多千米，在安塞县寺儿台的一个小村庄的窑洞里宿了一夜。
毛泽东、张闻天在第二天的行军途中，联名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许多困难。”
1月13日，陕北冰天雪地，延河尚未解冻，坚冰寒川，一派苍茫，延安城却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片喜庆。人民群众挤在道路两旁，热烈迎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入城。
当天下午3时许，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一行身穿灰军装，头戴八角帽，风尘仆仆，顶风冒雪从安塞的招安川下来。毛泽东一行到了延安北边的兰家坪沟口，肤施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兼南街民兵政治委员高志祥得到喜讯，赶紧与各界代表快马迎接。几位代表在接到毛泽东一行后，便牵着马，陪同已下马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行，顺路而下，踏过冰桥，爬坡过了大砭沟口。在向北走去的路上站满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答礼。 1月13日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
第二天上午，由延安城防司令部和抗日救国会主持，在延安大操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强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从此，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革命圣地。
中共中央机关初驻凤凰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驻在李建堂和吴洪恩等部分居民腾出的房子和窑洞内。中央军委则驻王家坪，除借民房外，自己立即动手，挖窑洞、建平房，所属单位分布在周围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里。
三
相比吴起镇、瓦窑堡、保安，延安有许多的不同，历来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边陲重镇。史籍记载，楚汉相争时，董翁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翟王，立翟国，便建都于此。延安，古称肤施。从宋朝起，延安府的首县就是肤施。民国撤裁州府，将肤施县改为延安县，但民间仍习惯叫延安为肤施。
延安，人文荟萃，文化景观十分丰富，范仲淹、杨文广、沈括、李延寿等文人名士在此留下大量的手迹和文化遗迹。延安周围是山，“三山环绕，二水带围”。延水河绕城而过，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嘉岭山），三山雄峙河边，俯视古城，延河及其支流在三山之间冲刷出一片片河川地。
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名胜古碑以及四季常青的松柏，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在这些山峦、宝塔的映衬下，古城延安更显得庄严、美丽。
1937年5月29日，红都延安再一次张灯结彩，打出了“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的横幅，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亲自筹措这次欢迎仪式。
不久，国共合作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围绕着共产党在延安的合法性问题，国共双方都发布新闻。
9月6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对外发布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的通电，宣布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机构设在延安。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经过中共代表的努力，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认为“整个民族之利害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警醒，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表示愿“开诚接纳”“国内任何派别”。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舉行第333次会议，明确宣布，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和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23个县，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辖区；此外，宁夏花马池（盐池县）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整个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500千米，东西宽400千米，面积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
这两个决定的意思是非同一般的。陕甘宁边区的更名改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换个名字、换个叫法而已，从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特区——陕甘宁边区，每一个名字都沉淀着一段历史。
从此，陕甘宁边区不仅有了自己在中华民国合法管辖的范围，而且有了自己区别于中华民国其他地域的议会制民主新政体。
四
毛泽东对延安这个新家十分满意。工作之余，他漫步延河边，攀登宝塔山、清凉山，以慧眼审视着延安的人、事、物，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毛泽东在沉思，延安是一个有思想和文化的城市，共产党人进入延安之后，绝不能让这种思想和文化的火种熄灭，而应该继承它并改造它，让这种精神和文化得到重塑和升华，使它成为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古城延安驻扎下来，一驻就是10年。直到1947年3月，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中心，中国革命的中心。
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死统治，发动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23万人，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且装备差，补给困难。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兵锋直指延安。国民党军每日以近百架次飞机掩护其部队进攻，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
3月14日下午，一批从前线下来的旅团级干部，到毛泽东在王家坪的住所看望毛泽东。这些旅团级干部对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不太理解。
毛泽东解释道：“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攻陕北的敌人有二十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子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
这些干部动身离开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把大家送到了门口，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在南京，可能在北京，可能不在延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这些干部个个都哈哈大笑，一个个都满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豪情壮志，精神抖擞地奔向各自战场。
3月18日，国民党军已兵临延安城下，傍晚时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才从容地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毛泽东走时对彭德怀说：“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当时，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叫“李德胜”，即“离得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就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经数百个大小村庄，居住过37个地方。1948年4月，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损兵10万余，一败涂地。历时1年多，延安终于又回到人民手里！延安光复了，毛泽东却没有回来：毛泽东已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正经晋绥解放区，向晋察冀解放区高歌猛进！
中共中央以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吴起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心脏地带，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傍洛水，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魏国名将吴起的緣故。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张学良联合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到西安部署“围剿”陕北红军的蒋介石，迫使蒋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杨这一爱国举动，史称为“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兵临潼关，东线告急，张学良急调西线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向西安集中，撤走延安、甘泉、鄜县三地的部队，友好地将这三地交给红军接管。
在国民党各路大军向西安进逼之际，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实际援助，命令主力红军进抵关中的淳化、三原、耀县、泾阳、咸阳，集结待机，并令红十五军开至商县待命，采取“非不得已”不与国民党中央军开火的方针。这样既粉碎了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南部区域扩展到洛河左岸，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栒邑、淳化等5座县城，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基本版图。
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周恩来的到来。12月13日，张学良派往保安接周恩来的专机，由于保安没有机场，无法着陆，徒劳而返，为了能尽快赶往西安，周恩来必须先到延安，再从延安乘飞机飞往西安。
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驻在陕北保安。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而延安当时还是东北军的防区。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发动进攻的蒋介石军队。延安原是东北军驻守的，如今撤防，城里空虚，只剩下一些保安队和民团，毛泽东决定：抢占延安！
接到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对陕北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江华说，你手下的部队休整，马上带领张国焘的手枪连以及陕北红一团，出发占领延安。
当江华带部队于15日抵达延安北门时，他们听说城里还有国民党部队，生怕跟东北军误打起来，就在北门外临时扎营，暂不进城。也就在12月13日，关中红一团团长白志文接毛泽东电报，命他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前往蟠龙镇，占领青化砭之后，相机占领延安。
白志文部队于16日占领青化砭后便朝延安进发。周恩来一行于16日傍晚赶到延安北门，遇见江华。这时，白志文接到毛泽东立即占领延安的电报。
17日凌晨1时许，白志文率部到达延安城下，与江华带的部队会合。西安事变发生后，守城的东北军部队已全部撤走，城内的保安队和民团犹如惊弓之鸟，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白志文、江华派了几个陕北籍的战士进行喊话攻势，瓦解了敌人的思想。红军队伍未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延安。
驻守城内的是7个保安队，约500人，小部分人留下参加红军，大部分人领了路费，遣散回家。中共解决西安事变前，先赢了一步棋：占领延安！
红军占领延安之后，周恩来一行在17日清早赶往延安城南两道川，打算从那里前往甘泉——张学良有部队驻扎在甘泉，可以派汽车送他们去西安。
正在这时，空中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周恩来大喜，急忙回头，重返延安。那架飞机，正是张学良派出的专机，由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机舱里的乘客只有一位，那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党员刘鼎，他是奉张学良之命来接周恩来的。
周恩来乘上飞机后，一路上听刘鼎报告西安事变的详况，还特地询问了蒋介石的情况……当刘鼎说及张学良在派兵扣押蒋介石时，再三叮嘱“抓活的”，周恩来非常注意这一细节，这表明张学良从一开始就无杀蒋之意，而只是着眼于逼蒋抗日。周恩来身在保安，信息颇为闭塞，所知情况仅限于几份电报，刘鼎的汇报使他对西安的事态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飞机抵达西安，已是下午。周恩来下了飞机，上了汽车，便直奔城内金家巷张公馆……
二
比起保安来，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陕北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瓦窑堡、保安县城一年多，西安事变之后，在时局转换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保安南移延安，乃形势所需。因此，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即派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委员会进驻延安，为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打前站。随后，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奉命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做准备。
中共中央决定于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迁往延安。
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说：“我1月10日动身保安，以四天到达延安。”
保安距延安80多千米，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快走，1月10日当天，毛泽东一行只走了30多千米，在安塞县寺儿台的一个小村庄的窑洞里宿了一夜。
毛泽东、张闻天在第二天的行军途中，联名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许多困难。”
1月13日，陕北冰天雪地，延河尚未解冻，坚冰寒川，一派苍茫，延安城却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片喜庆。人民群众挤在道路两旁，热烈迎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入城。
当天下午3时许，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一行身穿灰军装，头戴八角帽，风尘仆仆，顶风冒雪从安塞的招安川下来。毛泽东一行到了延安北边的兰家坪沟口，肤施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兼南街民兵政治委员高志祥得到喜讯，赶紧与各界代表快马迎接。几位代表在接到毛泽东一行后，便牵着马，陪同已下马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行，顺路而下，踏过冰桥，爬坡过了大砭沟口。在向北走去的路上站满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答礼。 1月13日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
第二天上午，由延安城防司令部和抗日救国会主持，在延安大操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强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从此，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革命圣地。
中共中央机关初驻凤凰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驻在李建堂和吴洪恩等部分居民腾出的房子和窑洞内。中央军委则驻王家坪，除借民房外，自己立即动手，挖窑洞、建平房，所属单位分布在周围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里。
三
相比吴起镇、瓦窑堡、保安，延安有许多的不同，历来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边陲重镇。史籍记载，楚汉相争时，董翁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翟王，立翟国，便建都于此。延安，古称肤施。从宋朝起，延安府的首县就是肤施。民国撤裁州府，将肤施县改为延安县，但民间仍习惯叫延安为肤施。
延安，人文荟萃，文化景观十分丰富，范仲淹、杨文广、沈括、李延寿等文人名士在此留下大量的手迹和文化遗迹。延安周围是山，“三山环绕，二水带围”。延水河绕城而过，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嘉岭山），三山雄峙河边，俯视古城，延河及其支流在三山之间冲刷出一片片河川地。
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名胜古碑以及四季常青的松柏，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在这些山峦、宝塔的映衬下，古城延安更显得庄严、美丽。
1937年5月29日，红都延安再一次张灯结彩，打出了“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的横幅，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亲自筹措这次欢迎仪式。
不久，国共合作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围绕着共产党在延安的合法性问题，国共双方都发布新闻。
9月6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对外发布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的通电，宣布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机构设在延安。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经过中共代表的努力，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认为“整个民族之利害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警醒，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表示愿“开诚接纳”“国内任何派别”。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舉行第333次会议，明确宣布，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和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23个县，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辖区；此外，宁夏花马池（盐池县）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整个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500千米，东西宽400千米，面积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
这两个决定的意思是非同一般的。陕甘宁边区的更名改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换个名字、换个叫法而已，从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特区——陕甘宁边区，每一个名字都沉淀着一段历史。
从此，陕甘宁边区不仅有了自己在中华民国合法管辖的范围，而且有了自己区别于中华民国其他地域的议会制民主新政体。
四
毛泽东对延安这个新家十分满意。工作之余，他漫步延河边，攀登宝塔山、清凉山，以慧眼审视着延安的人、事、物，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毛泽东在沉思，延安是一个有思想和文化的城市，共产党人进入延安之后，绝不能让这种思想和文化的火种熄灭，而应该继承它并改造它，让这种精神和文化得到重塑和升华，使它成为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古城延安驻扎下来，一驻就是10年。直到1947年3月，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中心，中国革命的中心。
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死统治，发动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23万人，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且装备差，补给困难。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兵锋直指延安。国民党军每日以近百架次飞机掩护其部队进攻，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
3月14日下午，一批从前线下来的旅团级干部，到毛泽东在王家坪的住所看望毛泽东。这些旅团级干部对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不太理解。
毛泽东解释道：“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攻陕北的敌人有二十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子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
这些干部动身离开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把大家送到了门口，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在南京，可能在北京，可能不在延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这些干部个个都哈哈大笑，一个个都满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豪情壮志，精神抖擞地奔向各自战场。
3月18日，国民党军已兵临延安城下，傍晚时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才从容地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毛泽东走时对彭德怀说：“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当时，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叫“李德胜”，即“离得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就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经数百个大小村庄，居住过37个地方。1948年4月，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损兵10万余，一败涂地。历时1年多，延安终于又回到人民手里！延安光复了，毛泽东却没有回来：毛泽东已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正经晋绥解放区，向晋察冀解放区高歌猛进！
中共中央以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