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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债务问题涉及多个维度，本文主要讨论对中国在非投资的影响。通过梳理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成因与现状，中国对非投资模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前者呈周期性往复，后者呈阶段性增长，两者存在关联，相互影响。当前，突发疫情加速非洲债务风险暴露，随着债务压力不断累积，非洲国家偿债、公共支出以及再融资能力出现严重不足，非洲债务的可持续性成为当前中国对非投资模式的瓶颈。本文通过分析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影响，对比中欧投资差异，为对非投资提出建议。
关键词：非洲债务;非洲投资;中非合作;债务风险;投资建议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6（b）--03
债务伴随非洲自独立至今，周期性地推动和制约非洲发展，既是非洲国家发展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经济陷入危机的潜在隐患。非洲债务问题涉及多个维度，本文主要讨论对中国在非投资的影响，为中国投资非洲提出可行性建议。
1 非洲债务问题浅析
1.1 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成因与现状
非洲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自独立至今，非洲债务增长可分为迅速增长、债务危机和再次迅速增长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政治独立后，非洲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开始大规模举债。根据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统计，1970年至1990年，非洲国家外债总额从132亿美元迅速增至1830亿美元，90年代末一度超过30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20%，负债率超过50%，远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非洲独立后借入的巨额债务陆续到期，但经济发展远不及预期，偿债能力严重不足，负债率长期高于30%。非洲债务问题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在此前“结构调整计划”的基础上，1996年提出了“重债穷国倡议”（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通过国际多边和双边组织为非洲减免约1200亿美元债务并降低部分债务成本;2005年，“八国集团”又在“重债穷国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多边减债动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 旨在减免债务的同时保障债务国可以获得新的融资支持;2006年，非洲国家开始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主权债券，负债率逐步降至20%以下，债务危机暂时得到缓解。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上涨，非洲资源出口型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得到改善，融资能力增强，融资渠道开始多元化，再次希望通过债务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于是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举债。据世行统计，2019年末，有数据的46个非洲国家外债总额已达8808亿美元。
1.2 非洲债务风险与可持续性
经过又一轮快速增长，非洲债务风险加剧，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债务风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高负债率，根据世行统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46個主要国家平均外债负债率为38%，远高于20%的警戒线，其中10个国家超过60%，莫桑比克、赞比亚、突尼斯和苏丹甚至超过100%。二是低偿债能力，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创汇能力不足。根据世行统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过半数债务率超过100%警戒线，平均债务率超过150%，外汇储备不足，偿债资金来源极为有限。债务可持续性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失衡的债务结构，主要表现为公共债务占比显著上升，但低成本债务占比逐年下降。2009至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债务与担保增加超过2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债务占比GDP从56.4%上升至65.6%，其中非资源出口型国家的政府负担更加严重，这一比例将增至73.3%。成本方面，2009至2019年非洲多、双边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同时大幅增加，但高成本的商业贷款比例上升更快，低成本的优惠贷款占比外债总额在逐年下降。 二是单一且不稳定的收支结构，非洲国家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收入对资源出口严重依赖，社会对外部进口具有刚性需求，偿债能力极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货币政策、国际关系等诸多外部政经因素影响，周期性波动明显。
1.3 中国金融机构对非贷款情况
中国始终以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和正确的利义观为非洲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融资。2000年以后，随着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对非融资快速上升。相关机构估算，目前中资金融机构对非贷款余额约为1000亿美元。债权银行主要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政策性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用于推动中国对非投资建设。贷款类别中，主权和主权担保类贷款占比约为76%。世行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在非洲政府外债中双边债务占比26%，多边债务占比31%。由此可见，中国虽然是非洲双边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比例远低于国际多边机构贷款。
2 中国对非投资概况
2.1 中国对非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是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双边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自中非建交以来，中国对非投资可分为政府驱动、企业自主和政企合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非建交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对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对非进行经济援助和政府主导的项目投资，这一阶段的投资以援助为主，主要为政府驱动型，数量少，金额大，方式单一，为以后中非间政治与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企业迅速成长，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自主向海外寻求发展。中国对非投资方式也发生转变，逐步推行以优惠贷款代替经济援助模式，国企和民企面对发展机遇，开始赴非洲参与工程建设，投资办厂。这一阶段的投资虽然规模有限，但已经形成了企业自主对非投资的趋势。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新起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从 “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开始明确支持企业对非投资。在这一阶段，中非双边、多边合作交流频繁，以政府间合作框架引导企业投资发展的模式推动了一系列大额投资合作，政企形成合力，中国对非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公报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为443.9亿美元，投资额稳步上升，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约3800家境外企业分布在52个非洲国家（地区），覆盖率达86.7%，额度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投向南非（61.47亿美元）、刚果（金）（55.97亿美元）、安哥拉（28.91亿美元）、赞比亚（28.64亿美元）、埃塞俄比亚（25.59亿美元）等国家;投资行业包括建筑（30.6%）、采矿（24.8%）、制造（12.6%）、金融（11.8%）和租赁与商务服务（5.6%）等，建筑与采矿两大行业投资占比超过50%，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和能源矿产领域，参与长期经营发展类的项目相对较少。
2.2 中欧对非投资的差异
欧洲对非投资远早于中国，相比中国有较多差异。殖民时期，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寻求廉价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为目的，从事资源贸易和初级产品制造。为支持这一投资模式，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建立互惠贸易政策以及一体化货币体系，欧非之间形成了“工业制造”与“原材料生产”的投资布局。非洲独立后，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产业升级为目的，将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至非洲，兼顾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为延续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对外欧洲通过政治性经济援助巩固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对内解禁外汇管制，提供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投资保险等政策支持。20世纪末至今，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为目的，通过部分产业转移合作，与非洲本地企业共同生产、经营和销售，同时兼顾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为解决非洲经济体制落后以及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小等困境，欧洲开始鼓励和推动非洲私有化改革以及非洲大陆贸易一体化，希望将非洲大陆打造成一个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的巨大单一市场，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对非洲进行资金支持，促进欧洲企业开发非洲市场，推动资本对非洲的通信、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市场进行投资。对比中欧在非洲投资的历史与现状，欧洲存在明显优势：一是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影响在非洲独立后通过政治协议、经济援助等形式不断更新延续至今，当代欧非合作并未受殖民时期的负面舆论影响，非洲也一直沿用欧洲标准，推崇欧洲企业，积极与欧洲合作。二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欧洲可以更便利地从非洲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作为欧洲传统的海外势力范围，投资非洲对欧洲而言，更具备安全性和符合长期利益。三是欧洲对非投资有丰富的配套政策经验，能够从政治、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舆论等各方面全局推动投资合作，不以短期和局部利益为决策依据，协同机制防控风险，从更长期的战略层面对接非洲经济发展，较好地兼顾项目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3 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影响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模式和舆论三个方面。
3.1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风险
对外举债是非洲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外债增长长期高于GDP严重透支非洲国家偿债和公共支出能力，债务由推动经济增长转为遏制经济增长，进而对存量和新增投资造成风险，尤其是经济效益不高的公共支出项目和严重依赖债务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2019年非洲37个低收入国家中，有18个已经处于债务高风险甚至陷入债务困境的状态，非洲国家或将又一次面临债务危机，被迫调整债务结构，中国在非投资面临风控和增长双重挑战。
3.2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模式
中国在非主要投资模式包括政府框架下推动产能合作，提供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绿地投资实现生产转移等。在负债率与赤字率双高的情况下，债务压力将迫使非洲各国政府被动缩减财政支出，减少对外负债，延缓公共投资。同时，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推动下进行包括私有化等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传统中国对非投资模式一方面受到所在国建设资金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制约，增长受限;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融资手段，在国际竞争中并无相对优势，难以把握非洲对外资和私人资本开放的历史新机遇。
3.3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舆论导向
随着中国对非投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与欧美日韩形成了明显的竞争格局。西方舆论把非洲债务危机归因于中国，从自身角度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非洲角度提出了“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债务陷阱论”，希望阻碍和压制中非合作，排挤中国投资。尤其在非洲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的情况下，中非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被推至舆论风口，西方社会一方面动议减缓非洲债务;另一方面在舆论上孤立中国对非投资，制造舆论压力。
4 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建议
一是建立中国企业非洲投资与风险信息平台，通过驻外使馆、民间商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搭建机制，发挥各自领域信息优势，为企业对非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风险研判。二是转变对非投资动机，在资源与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的基础上，兼顾市场寻求型投资，以整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为市场，结合国内产业优势和当地社会资源，投资非洲市场，培育中国品牌。三是扩展对非投资领域，以中国和非洲各国发展规划为纲要，让中国对外发展战略对接非洲国家发展诉求，结合所在国资源禀赋与工业基础，从建筑业、采矿业向其他工业领域延伸，使中国投资与非洲经济多方面更紧密契合。四是完善多元投资模式，把握债务压力下非洲私有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在绿地投资的同时，尝试合资经营，投资并购和参与当地资本市场等，购置优质资产，更深入和广泛地参与非洲经济发展。五是推进投资本土化，加深产业经济融合，鼓励人员双向流动，进一步开放非洲中国产业园区，避免让中国产业园区成为 “飞地”，吸纳更多本土优质企业，培养企业属地化人才，促进中非互通互鉴。六是参与工程项目投资，兼顾项目短期结算能力和长期经济效益，避免建成交付后承受与效益不匹配的债务负担。在非洲国家资金短缺和工程招标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下，尝试将部分工程承包利润反投项目，参与项目后续经营，一方面有利于承揽工程;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非洲政府和业主资金压力，促成真正伙伴关系。七是创新金融方式推动产能合作，通过投、融、保一体化机制方案弥补非洲国家负债与担保能力的不足，联合中资和外资银行、海外投资基金、主权信用保险共同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八是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符合当地社會利益的企业价值观，制定有利于地区发展，改善民生的经营策略，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增进企业与社会的沟通交流，建立和支持有影响力的NGO组织，服务当地公益事业，维护中国企业形象。九是参与国际合作 ，以非洲债务危机为契机，寻求国际社会对非投资共识，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共同投资非洲，解决非洲债务问题。十是探索人民币国际投资路径，以项目为试点，推动以人民币投资、采购、结算和跨境贷款等，与中非银联体、中阿银联体协同合作，尝试逐步在非洲构建人民币体系。
参考文献
黄梅波，张晓倩，邓昆.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对策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20（04）：84-97.
周玉渊.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20（08）：33-42.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Z].2020-09-1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R].2019.
关键词：非洲债务;非洲投资;中非合作;债务风险;投资建议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6（b）--03
债务伴随非洲自独立至今，周期性地推动和制约非洲发展，既是非洲国家发展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经济陷入危机的潜在隐患。非洲债务问题涉及多个维度，本文主要讨论对中国在非投资的影响，为中国投资非洲提出可行性建议。
1 非洲债务问题浅析
1.1 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成因与现状
非洲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自独立至今，非洲债务增长可分为迅速增长、债务危机和再次迅速增长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政治独立后，非洲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开始大规模举债。根据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统计，1970年至1990年，非洲国家外债总额从132亿美元迅速增至1830亿美元，90年代末一度超过30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20%，负债率超过50%，远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非洲独立后借入的巨额债务陆续到期，但经济发展远不及预期，偿债能力严重不足，负债率长期高于30%。非洲债务问题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在此前“结构调整计划”的基础上，1996年提出了“重债穷国倡议”（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通过国际多边和双边组织为非洲减免约1200亿美元债务并降低部分债务成本;2005年，“八国集团”又在“重债穷国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多边减债动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 旨在减免债务的同时保障债务国可以获得新的融资支持;2006年，非洲国家开始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主权债券，负债率逐步降至20%以下，债务危机暂时得到缓解。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上涨，非洲资源出口型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得到改善，融资能力增强，融资渠道开始多元化，再次希望通过债务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于是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举债。据世行统计，2019年末，有数据的46个非洲国家外债总额已达8808亿美元。
1.2 非洲债务风险与可持续性
经过又一轮快速增长，非洲债务风险加剧，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债务风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高负债率，根据世行统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46個主要国家平均外债负债率为38%，远高于20%的警戒线，其中10个国家超过60%，莫桑比克、赞比亚、突尼斯和苏丹甚至超过100%。二是低偿债能力，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创汇能力不足。根据世行统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过半数债务率超过100%警戒线，平均债务率超过150%，外汇储备不足，偿债资金来源极为有限。债务可持续性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失衡的债务结构，主要表现为公共债务占比显著上升，但低成本债务占比逐年下降。2009至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债务与担保增加超过2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债务占比GDP从56.4%上升至65.6%，其中非资源出口型国家的政府负担更加严重，这一比例将增至73.3%。成本方面，2009至2019年非洲多、双边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同时大幅增加，但高成本的商业贷款比例上升更快，低成本的优惠贷款占比外债总额在逐年下降。 二是单一且不稳定的收支结构，非洲国家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收入对资源出口严重依赖，社会对外部进口具有刚性需求，偿债能力极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货币政策、国际关系等诸多外部政经因素影响，周期性波动明显。
1.3 中国金融机构对非贷款情况
中国始终以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和正确的利义观为非洲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融资。2000年以后，随着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对非融资快速上升。相关机构估算，目前中资金融机构对非贷款余额约为1000亿美元。债权银行主要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政策性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用于推动中国对非投资建设。贷款类别中，主权和主权担保类贷款占比约为76%。世行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在非洲政府外债中双边债务占比26%，多边债务占比31%。由此可见，中国虽然是非洲双边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比例远低于国际多边机构贷款。
2 中国对非投资概况
2.1 中国对非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是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双边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自中非建交以来，中国对非投资可分为政府驱动、企业自主和政企合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非建交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对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对非进行经济援助和政府主导的项目投资，这一阶段的投资以援助为主，主要为政府驱动型，数量少，金额大，方式单一，为以后中非间政治与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企业迅速成长，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自主向海外寻求发展。中国对非投资方式也发生转变，逐步推行以优惠贷款代替经济援助模式，国企和民企面对发展机遇，开始赴非洲参与工程建设，投资办厂。这一阶段的投资虽然规模有限，但已经形成了企业自主对非投资的趋势。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新起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从 “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开始明确支持企业对非投资。在这一阶段，中非双边、多边合作交流频繁，以政府间合作框架引导企业投资发展的模式推动了一系列大额投资合作，政企形成合力，中国对非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公报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为443.9亿美元，投资额稳步上升，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约3800家境外企业分布在52个非洲国家（地区），覆盖率达86.7%，额度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投向南非（61.47亿美元）、刚果（金）（55.97亿美元）、安哥拉（28.91亿美元）、赞比亚（28.64亿美元）、埃塞俄比亚（25.59亿美元）等国家;投资行业包括建筑（30.6%）、采矿（24.8%）、制造（12.6%）、金融（11.8%）和租赁与商务服务（5.6%）等，建筑与采矿两大行业投资占比超过50%，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和能源矿产领域，参与长期经营发展类的项目相对较少。
2.2 中欧对非投资的差异
欧洲对非投资远早于中国，相比中国有较多差异。殖民时期，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寻求廉价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为目的，从事资源贸易和初级产品制造。为支持这一投资模式，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建立互惠贸易政策以及一体化货币体系，欧非之间形成了“工业制造”与“原材料生产”的投资布局。非洲独立后，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产业升级为目的，将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至非洲，兼顾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为延续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对外欧洲通过政治性经济援助巩固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对内解禁外汇管制，提供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投资保险等政策支持。20世纪末至今，欧洲对非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为目的，通过部分产业转移合作，与非洲本地企业共同生产、经营和销售，同时兼顾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为解决非洲经济体制落后以及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小等困境，欧洲开始鼓励和推动非洲私有化改革以及非洲大陆贸易一体化，希望将非洲大陆打造成一个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的巨大单一市场，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对非洲进行资金支持，促进欧洲企业开发非洲市场，推动资本对非洲的通信、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市场进行投资。对比中欧在非洲投资的历史与现状，欧洲存在明显优势：一是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影响在非洲独立后通过政治协议、经济援助等形式不断更新延续至今，当代欧非合作并未受殖民时期的负面舆论影响，非洲也一直沿用欧洲标准，推崇欧洲企业，积极与欧洲合作。二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欧洲可以更便利地从非洲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作为欧洲传统的海外势力范围，投资非洲对欧洲而言，更具备安全性和符合长期利益。三是欧洲对非投资有丰富的配套政策经验，能够从政治、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舆论等各方面全局推动投资合作，不以短期和局部利益为决策依据，协同机制防控风险，从更长期的战略层面对接非洲经济发展，较好地兼顾项目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3 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影响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模式和舆论三个方面。
3.1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风险
对外举债是非洲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外债增长长期高于GDP严重透支非洲国家偿债和公共支出能力，债务由推动经济增长转为遏制经济增长，进而对存量和新增投资造成风险，尤其是经济效益不高的公共支出项目和严重依赖债务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2019年非洲37个低收入国家中，有18个已经处于债务高风险甚至陷入债务困境的状态，非洲国家或将又一次面临债务危机，被迫调整债务结构，中国在非投资面临风控和增长双重挑战。
3.2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模式
中国在非主要投资模式包括政府框架下推动产能合作，提供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绿地投资实现生产转移等。在负债率与赤字率双高的情况下，债务压力将迫使非洲各国政府被动缩减财政支出，减少对外负债，延缓公共投资。同时，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推动下进行包括私有化等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传统中国对非投资模式一方面受到所在国建设资金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制约，增长受限;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融资手段，在国际竞争中并无相对优势，难以把握非洲对外资和私人资本开放的历史新机遇。
3.3 影响中国对非投资舆论导向
随着中国对非投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与欧美日韩形成了明显的竞争格局。西方舆论把非洲债务危机归因于中国，从自身角度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非洲角度提出了“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债务陷阱论”，希望阻碍和压制中非合作，排挤中国投资。尤其在非洲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的情况下，中非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被推至舆论风口，西方社会一方面动议减缓非洲债务;另一方面在舆论上孤立中国对非投资，制造舆论压力。
4 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建议
一是建立中国企业非洲投资与风险信息平台，通过驻外使馆、民间商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搭建机制，发挥各自领域信息优势，为企业对非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风险研判。二是转变对非投资动机，在资源与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的基础上，兼顾市场寻求型投资，以整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为市场，结合国内产业优势和当地社会资源，投资非洲市场，培育中国品牌。三是扩展对非投资领域，以中国和非洲各国发展规划为纲要，让中国对外发展战略对接非洲国家发展诉求，结合所在国资源禀赋与工业基础，从建筑业、采矿业向其他工业领域延伸，使中国投资与非洲经济多方面更紧密契合。四是完善多元投资模式，把握债务压力下非洲私有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在绿地投资的同时，尝试合资经营，投资并购和参与当地资本市场等，购置优质资产，更深入和广泛地参与非洲经济发展。五是推进投资本土化，加深产业经济融合，鼓励人员双向流动，进一步开放非洲中国产业园区，避免让中国产业园区成为 “飞地”，吸纳更多本土优质企业，培养企业属地化人才，促进中非互通互鉴。六是参与工程项目投资，兼顾项目短期结算能力和长期经济效益，避免建成交付后承受与效益不匹配的债务负担。在非洲国家资金短缺和工程招标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下，尝试将部分工程承包利润反投项目，参与项目后续经营，一方面有利于承揽工程;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非洲政府和业主资金压力，促成真正伙伴关系。七是创新金融方式推动产能合作，通过投、融、保一体化机制方案弥补非洲国家负债与担保能力的不足，联合中资和外资银行、海外投资基金、主权信用保险共同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八是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符合当地社會利益的企业价值观，制定有利于地区发展，改善民生的经营策略，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增进企业与社会的沟通交流，建立和支持有影响力的NGO组织，服务当地公益事业，维护中国企业形象。九是参与国际合作 ，以非洲债务危机为契机，寻求国际社会对非投资共识，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共同投资非洲，解决非洲债务问题。十是探索人民币国际投资路径，以项目为试点，推动以人民币投资、采购、结算和跨境贷款等，与中非银联体、中阿银联体协同合作，尝试逐步在非洲构建人民币体系。
参考文献
黄梅波，张晓倩，邓昆.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对策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20（04）：84-97.
周玉渊.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20（08）：33-42.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Z].2020-09-1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R].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