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金融动荡和市场动荡改变了世界经济，很可能还会来第三次动荡，因为危机已造成全球经济多方面的不平衡，尤其是主权债务和全球需求结构问题。
　　系统风险是大多数危机的罪魁祸首，也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系统风险无法被轻易察觉，即使被察觉，也很难被证明；其次，预测危机的精确爆发点目前还在人们的能力范围之外；最后，危机往往在没有预警信号的情况下突发。
　　再发生的金融危机会侵蚀人们对金融市场和临管者的信心，从而导致严厉的监管、国家主义抬头，以及全球化进程倒退。但问题不止于此。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向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演变。金融和经济失衡可能导致危险的财政失衡，因为税收收入会大减，而社会保障及救助支出会大增。
　　未察觉到的失衡和系统风险会使危险的财政政策看起来相当审慎。比如危机爆发时，西班牙并未出现财政赤字，但其岁人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由高杠杆的地产泡沫决定。
　　极端财政失衡可能造成增长陷阱，因为大规模的财政整合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自我毁灭的负面影响。最终通过重组或通胀对债务进行价值重置来解决问题。
　　若系统风险会造成一系列的连续失衡，那么“主权”就需要有警觉能力，需要有识别日渐增长的系统风险的能力，需要有及早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
　　眼下，复杂的再监管措施即将出台，焦点是资本要求、信息披露、利益冲突问题、金融企业规模限制、消费者保护措施及冲突解决机制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能有所降低。作为对再监管的补充，我们还需一个完善的系统风险监测机制。
　　不过，一些声名显赫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指出，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体系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之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
　　若这些质疑是正确的，我们只能接受周期性的金融和财政失衡，从而采取比原先认为的合适水平保守得多的财政政策。
　　从统计学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来看，错误不可避免。而错误有两种：弃真错误(拒绝真命题)和取伪错误(接受假命题)。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察觉系统风险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哪种错误造成的伤害更大?
　　对系统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取伪错误不会发生，因为不存在潜在动荡加剧的可靠先行信号，金融动荡的发生就像闪电。这一观点值得商榷。2008年危机时，不少分析师事先给出了预警信号，一些投资者据此采取了行动。这些预警信号并不完善，且没给出确切的爆发日期。但无论如何，信号是有的。
　　其二，预警信号确实存在，但很不靠谱，据此行动弊大于利。这意味着取伪错误的成本要高于弃真错误，因为误诊情形太多，且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误诊及其政策反应所产生的总负面效应必须足够大，这一观点才能令人信服。
　　在商业和投资中，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无时不有，犯错误乃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似乎默认，未雨绸缪的措施必须在高确定性的条件下实施，原因大概是他们对金融市场稳定性和自我监管能力深信不疑。
　　在新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系统风险的政策反应不可能预先设定，且取伪错误的代价比弃真错误更高昂。
　　但我们至少应做个实验，指定一家新的或原有机构承担责任。该机构必须能获取足够的信息，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金融和宏观经济分析，且不属于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它所做出的分析将公之于众，有察觉系统风险和影响市场行为的能力，从而增强系统的自我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