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的巴蜀学术，以地方志的撰述为洋洋大观。据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的统计，在常璩之前，其成书者即达三十余种。时全国方志亦不过百余种，巴蜀方志（分属历史、地理、人物三类）就占去约l/5的江山。其中有八种《蜀本纪》（作者分别为扬雄、司马相如、严遵、阳城衡、郑廑、尹贡、谯周、任熙），三种《巴蜀耆旧传》，二种《益部耆旧传》（陈术、陈寿），二种《蜀书》（陈寿、王崇）以及来敏《本蜀论》，李尤《蜀纪》，常宽《蜀后志》，谯周《益州记》《三巴记》，黄容《梁州巴记》，祝龟《汉中耆旧传》。
　　迨常璩（系江原即今崇州人）《华阳国志》出，巴蜀地方志终成一时之盛。常璩在成汉政权时即掌著作，编纂有《梁益宁三州地志》及《汉之书》（入晋后称《蜀李书》或《蜀汉书》），时人孙盛誉之为“蜀史”。桓温伐蜀后，常璩在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为官，郁郁不得志，遂以将近六年之功裒削旧作，改写成十二卷本的《华阳国志》。其记自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间的巴蜀事，创造出一种包含历史、地理、人物三大内容，融汇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为一体的新体裁，为以后“千六百年来地方志所取则”（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先生还以中华文化大融合的眼光论之曰：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未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洛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述，肥遁不出。此巴蜀与中原古代隔阂之实际情形也。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在常璩以外，以史学影响全国的学术大师还有陈寿（233-297，安汉即今南充人）。他于西晋初年在首都洛阳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先前在蜀汉时为史学家谯周弟子，蜀未亡时即留心蜀国史事，入晋后便撰成《蜀书》。至北宋，该书与他另撰的《魏书》《吴书》合为《三国志》。时人因其取材严谨、文笔简洁、记事比较真实而誉为“良史”。以后将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四史”或“前四史”。
　　汉晋之际的蜀中文学也很有名。文学史上所称的“汉赋（大赋）四大家”，蜀中就占了三家，即司马相如（成都人）、王褒（资阳人）与杨雄。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以扬雄、司马相如并称“扬马”。钟嵘《诗品序》则以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并称“王扬枚马”。《文心雕龙·诠赋》还说：“汉初词人，……陆贾叩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后人又将司马相如和写《史记》的司马迁同颂为“文章西汉两司马”。
　　汉晋间，蜀中科学技术亦令人称羡，成绩最大者当数天文。其理论大家扬雄、谯周各有著述名世。扬雄的《太玄》不仅是哲学文本，同时也可视为天文学著作。扬雄原来相信盖天论，后来成为浑天说的坚定拥护者。（《隋书·天文志》即有扬雄“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的记载。）东汉科学家张衡从《太玄》里面学到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他所著《太玄经注解》《太玄图》，便是这方面的体会。
　　蜀汉时期的谯周（201- 270，西充国即今阆中人）则撰有《天文志》《灾异志》等著作，用天星讲经纬度，还记录了有关哈雷彗星和日中黑子的情况。
　　这一时期在天文学方面贡献最突出的是阆中人落下闳（公元前140—前87）。他在汉武帝时期由同乡谯隆推荐进京（长安），参与对旧历——自秦统一以来用至汉初的“颛顼历”的改造，承担新历的运算工作。他创制出浑天仪来观测天象，又造出浑天象（即天球仪）去再现天体的运行。（盛唐开元年间，蜀人梁令瓒与僧一行先铸黄道游仪，继而改进落下闳的浑天仪，造出“水运浑天俯视图”。其中的计时机械，当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时钟装置。）经过长期的观察测量，落下闳和邓平、唐都等最终确定以“八十一寸”为“一日之分”，即所谓“八十一分律历”。这个成果实际将一月的时间定为 29天，即 29.53086日，则一年为365.250162日；又以1539年为一统，4617年为一元（三统），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还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对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进行了改革。
　　由于新历初用夏正，以正月朔日为岁首，汉武帝便将它定名为“太初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这距离落下闳去蜀入京（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已有六个年头。
　　以落下闳为代表的西汉初年的科学家创制的太初历是中国历法史上首部有完整文字和数字记载、比较系统科学的历法。它以孟春正月为岁首，依春、夏、秋、冬顺序至阴历十二月为岁终，使农事与四季顺序相吻合，从而方便了劳动人民安排生产和生活。
　　落下闳在创制太初历过程中提出的浑天说，为他稍后的扬雄及东汉的张衡发明新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综观汉晋间的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诸大家（如扬雄、司马相如、陈寿、常璩、落下闳），他们的最终成就虽然都在巴蜀之外的地方（中原和江左）完成，但是，其学术根基却是在巴蜀地域奠定的。他们后来到中原、江左将巴蜀学术、巴蜀文化发扬光大，并与中原和江左的学术文化相结合，这才有了那些足以震烁千古的卓越成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巴蜀学人之所以能勇敢地走出巴蜀，去放眼看外面的世界，则是与自秦汉三国两晋间源源涌进的外乡人及其学术文化的砥砺鼓动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