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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辞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出自吴宓门墙，生前评价吴宓（1894—1978）“古貌古心”，晚年还深情地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师而已。”季老名高仍不忘恩师，深深感动着我这个吴宓晚期的学生，早就想写一点纪念宓师的文字而未能动笔。最近读到母校西南大学《校友通讯》总第4期上孙法理教授为吴宓写的小传《亦狂亦侠亦温文》和大学同窗陈述爵副教授写的《忆吴宓老师二三事 》，激活我对恩师吴宓的许多回忆和联想，他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于1956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当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合用第三教学楼办公和上课。每天上午课间操，历史系的老师们就聚在教学楼前的坝子打太极拳，成为一道清丽的风景。有个精神矍铄的干瘦老头并不打拳而是拄杖疾走，很引人注目。“知道吗？他就是历史系有名的吴宓教授！老先生像钟表一样守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饭后都要围着操坝急走几圈，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一位中文系老大哥指点着低声告诉我。这令我大为意外又十分兴奋：从未想过能见到吴宓，更没想到能在西师撞上他！我当时18岁，真是少不更事，幼稚冒失，竟然佯装跑步锻炼紧追了上去，几步就赶超到吴宓前面不远处又折返回来，以便从正面打量吴宓：矮小黄瘦，60多岁很精干，穿件灰尘布长衫，拄根黄手杖，长脖子，前额光亮突出，头顶微秃，白发稀疏，戴一副金丝眼镜，健步如飞，身板挺直……
那时吴宓早已是中国学界名人，在西师校园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很容易认识他。勿须特别打听，我很快就得知他的一些轶闻趣事：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摆脱特务纠缠，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喜迎解放；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给教师评工资，他被评为全院最高级别却自请降低两级。1952年学院按职称分给他一套四的大房子，他坚决只要一半，将另一半让给了别人。他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二级教授工资本来不低，却将大部分用来资助亲朋故旧及其遗属，甚至还遭恶人勒索，弄得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早餐一杯牛奶、一个馒头，午餐只买一个荤菜；未吃完留到晚餐凑合用。院方也曾几次动员他申报一级教授，作学科带头人，为西师树一块“牌子”；他却一概婉拒，始终未能晋升……对此，许多人都很纳闷不解。前几年我在和西师外语系毕业的老校友李治修闲聊时，获得了“持盈保泰”的解释。后来，李治修还将其写进《缥渺孤鸿影——忆吴宓教授》一文中。原来李治修的同班同学吴泰瑶是吴芳吉的孙女，在西师时常出入吴宓家中并得到吴宓关照。她曾就大家的疑惑问过吴宓，吴宓苦笑着回答：“居高则危，俸优招嫉，我是持盈保泰呗！”孙法理教授在《亦狂亦侠亦温文》一文里，也印证了“持盈保泰”之说：“有一次我曾建议他（吴宓）再写文章，特别是有关‘红学’的。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持盈保泰，以不写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个字至今记忆犹新，可见他对自己当时的地位感到难得，也很珍惜，不愿写文章冒风险。”这说明吴宓在当时极左阴影下的处境极为尴尬。他的谨小慎微，是不得而已为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1959年秋，我读大三的时候，有幸聆听到吴宓先生给我们中文系上的《外国文学》课。课堂在第一教学楼二楼左边的大教室。他的第一堂课，只带了薄薄几页讲义，拄着黄手杖“笃笃笃”地几步登上讲台。我们怀着敬畏自动起立，他还礼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用繁体竖写“吴宓”二字，然后自我介绍：“我叫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宓是什么意思呢？安静坦荡也！”我们都笑了，课堂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宓师并不笑，皱了皱花白的眉毛说：“有件事得给同学们说明一下。有人说我反对鲁迅，并没有那回事。30多年前的那件事，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很正常的。对鲁迅先生，宓是非常敬佩的。”顿了顿，继续声明说：“今天讲古希腊文学名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只讲内容，观点由你们自己确定。”同学们善意地笑了。想想前不久那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批判宓师的大字报，大多数同学都能理解宓师怕惹火烧身的担心了。《伊》和《奥》两诗都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串联许多传说和神话，分别歌颂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宓师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不愧是中国比较文学先驱。他说中国诗重音韵，而西方诗重节奏。为了让我们有所体会，他用英语背诵起奥德修斯在大海上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段落。他一改学者的谨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神情亢奋，完全进入诗人的狂放状态，一面背诵一面来回走动，用手杖在地板上一次次“笃、笃、笃”重重地敲出强烈的节奏，把我们也带入荷马史诗的意境。一上午的《外国文学》课，我们在快乐的专注中意犹未尽地结束了。令人惊异的是，他放在讲台上的那几页讲义竟从未翻过！早就听说宓师记性好，能依序背出《红楼梦》回目，当时全国仅三个专家能背下来。初窥夫子堂奥，我和同学们非常折服。
以后，宓师给我们讲拜伦、雪莱、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巴尔扎克、但丁、歌德、大仲马……他不但博学，教学方法还很好，讲起课来知识与技巧结合，激情与智慧齐飞，带给我们的是艺术享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功课负担。他每介绍一部名著，可以大段大段背诵原文，并结合早年欧美的留学考察进行讲解，使人身临其境，眼界大开。有一次讲莫里哀的《伪君子》，他拿出当年在法国观看《伪》剧演出时的戏票和宣传资料，绘声绘色讲述演出盛况并作深刻分析。当然，尽管他讲课十分生动认真、小心谨慎，也难逃被揪小辫子。记得他讲莎士比亚，一高兴就冒了句“莎士比亚有三个女儿，我也有三个女儿……”这本来是事实，是作为诗人吴宓的直爽，却被一个同学用大字报捅了出去，成为当时西师流传甚广的“笑料”；据说后来在“文革”中又被上纲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铁证”。
从吴宓日记看，他于1948年自武汉入蜀到西师任教，开始最后28年的人生，将此列入“大糊涂”一类，有“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等语。我认为这主要指极左的政治气候。其实他对巴山蜀水、西师和学生们一直是十分热爱的，不然他早就可以申请调到清华或其他大学了。中文系学生宿舍在桃园，离宓师住的文化村很近，经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在林荫道上散步，见到我们学生热情谦和。一个不热爱学校和学生的人，能这样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吗？我不止一次听他在课堂上讲过：“我在南京、北京、沈阳、昆明、成都、武汉……多所大学都教过，要说校门雄伟、环境清幽还得要数我们西师……”有诗为证，他在1960年为西师院庆欣然赋诗云：“士能劳动兼生产，党是红旗亦指针。济济良师从此出，山如画黛水鸣琴。”这是宓师内心的另一种独白。
1994年是宓师诞辰100周年纪念，我因为在报社当编辑，原西师中文系高年级老大哥黄鹏先从贵州给我寄来《忆吴宓先生二三事》一稿。此文把宓师浪漫诗人、耿介书生、深沉学者、躬行中华古道的“犟牯牛”劲展示无遗。黄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的1956年至1957年间担任西师文艺社社长兼《西师文艺》主编。编委会决定将《西师文艺》改为《桃园》双月刊，黄就以编委会名义写信约请郭沫若题写《桃园》刊名。本来是报着试一试的态度，令人大喜过望的是郭老不但寄来了题写的《桃园》刊名，还寄来专为《桃园》创刊号而作的诗歌《桃园花盛开》。黄平时就爱往宓师家跑，为打响《桃园》第一炮，于是登门向宓师约稿。宓师爽快答应并告知文章内容是谈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殊不知临到交稿了，宓师却托人带来一张字条，说是稿子不写了，请另找其他老师写。黄急了，当晚又跑到宓师家，终于弄清不交稿的原因其实并非什么大事，只是担心他的文章被横排和用简化字！无论黄怎么解释，宓师固执地不答应，因此他的精彩文章终于未能在《桃园》创刊号刊出。黄在文章中说：“他（吴宓）给我们讲授《外国文学》课，讲稿是用繁体字竖写，是一位老先生刻写。提到汉字简化，吴宓先生十分激动，他说：‘方块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简化了真让人痛心啊！’他边说边用手杖击打讲台地板，泪水几乎要流出来了……”这里解释一下，黄讲的是文字简化方案公布前的事，公布后宓师从未反对过。由此，我联想到1959年宓师在给我们上课时的板书和讲义。他的板书直行书写，繁体字，一笔不苟，且有一定的排列方位；我们照抄下来就是一篇讲课要点。当时纸张奇缺，讲义是用质地很差的16开黄土纸印刷，要言不繁，序号不用洋文“ABCD”而是用中文“甲乙丙丁”。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弄清，留学欧美并具有世界眼光的吴宓，一直坚持自己反对摭拾文学皮毛的信念，并非复古和笼统地反对白话文。他对中华文化和汉字的痴情，虽然显得不合时宜，却真实得令人感动和震撼。
宓师不但是诗人、学者、也是教育家。从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 和清华外文系起，就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重视国学、博采中西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他在清华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培养出吕淑湘、王力、李健吾、张骏祥、曹禺、钱锺书、王佐良、许国璋、贺麟、杨绛、徐中舒、季羡林等一大批一流学者，成绩斐然。他在西师不是领导，大政方针作不了主，但他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贯彻“通才”教育主张的。他要我们培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广交精神之友，多读有用之书，多谈学问之事，不做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当我们好奇地问他早年的事为什么还记得那么清楚时，他答道：“靠的是日记呗！宓之日记乃为记史。史有正史、野史，野史可补正史之不足，旨在真实。”他不但鼓励我们勤作日记，还要我们做知识卡片，把各类知识系统积累。他提倡并身体力行读书要“死记硬背”：“学而思之，学而时习之，学而倒背如流之。”……这些治学之道真是金玉良言，只是我们怕被视为“白专”，谁也不敢光明正大照着办。我们那届学生“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全给赶上了，不敢和宓师十分接近。为此，现在许多同学都很遗憾和后悔。
“文化大革命”中，宓师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比“反右斗争”更猛烈的冲击。当时已届75岁高龄（1969年）的宓师在梁平农场被“造反派”学生折断了左腿骨，从此成了残疾！宓师是那种把学术当做生命的传统学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秉持真理，不人云亦云。在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时，他却写出《我反对批孔》一文：“宓愿公开大声疾呼：余坚决反对批孔！倘为此而如耶稣之钉上十字架，亦所心甘。”他不仅悄悄为文，还用实际行动表态“宁可杀头，也不批孔”，从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直至含冤离世（1978年）。
斯人已去，星光永耀。恩师吴宓的凛然正气和人格独立精神是留给后人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意义远在他的学问之上。今天回望恩师吴宓远去的背影，我们每一位当代学人、学子不正该闻鸡起舞，踔厉而行么？
我于1956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当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合用第三教学楼办公和上课。每天上午课间操，历史系的老师们就聚在教学楼前的坝子打太极拳，成为一道清丽的风景。有个精神矍铄的干瘦老头并不打拳而是拄杖疾走，很引人注目。“知道吗？他就是历史系有名的吴宓教授！老先生像钟表一样守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饭后都要围着操坝急走几圈，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一位中文系老大哥指点着低声告诉我。这令我大为意外又十分兴奋：从未想过能见到吴宓，更没想到能在西师撞上他！我当时18岁，真是少不更事，幼稚冒失，竟然佯装跑步锻炼紧追了上去，几步就赶超到吴宓前面不远处又折返回来，以便从正面打量吴宓：矮小黄瘦，60多岁很精干，穿件灰尘布长衫，拄根黄手杖，长脖子，前额光亮突出，头顶微秃，白发稀疏，戴一副金丝眼镜，健步如飞，身板挺直……
那时吴宓早已是中国学界名人，在西师校园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很容易认识他。勿须特别打听，我很快就得知他的一些轶闻趣事：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摆脱特务纠缠，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喜迎解放；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给教师评工资，他被评为全院最高级别却自请降低两级。1952年学院按职称分给他一套四的大房子，他坚决只要一半，将另一半让给了别人。他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二级教授工资本来不低，却将大部分用来资助亲朋故旧及其遗属，甚至还遭恶人勒索，弄得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早餐一杯牛奶、一个馒头，午餐只买一个荤菜；未吃完留到晚餐凑合用。院方也曾几次动员他申报一级教授，作学科带头人，为西师树一块“牌子”；他却一概婉拒，始终未能晋升……对此，许多人都很纳闷不解。前几年我在和西师外语系毕业的老校友李治修闲聊时，获得了“持盈保泰”的解释。后来，李治修还将其写进《缥渺孤鸿影——忆吴宓教授》一文中。原来李治修的同班同学吴泰瑶是吴芳吉的孙女，在西师时常出入吴宓家中并得到吴宓关照。她曾就大家的疑惑问过吴宓，吴宓苦笑着回答：“居高则危，俸优招嫉，我是持盈保泰呗！”孙法理教授在《亦狂亦侠亦温文》一文里，也印证了“持盈保泰”之说：“有一次我曾建议他（吴宓）再写文章，特别是有关‘红学’的。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持盈保泰，以不写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个字至今记忆犹新，可见他对自己当时的地位感到难得，也很珍惜，不愿写文章冒风险。”这说明吴宓在当时极左阴影下的处境极为尴尬。他的谨小慎微，是不得而已为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1959年秋，我读大三的时候，有幸聆听到吴宓先生给我们中文系上的《外国文学》课。课堂在第一教学楼二楼左边的大教室。他的第一堂课，只带了薄薄几页讲义，拄着黄手杖“笃笃笃”地几步登上讲台。我们怀着敬畏自动起立，他还礼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用繁体竖写“吴宓”二字，然后自我介绍：“我叫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宓是什么意思呢？安静坦荡也！”我们都笑了，课堂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宓师并不笑，皱了皱花白的眉毛说：“有件事得给同学们说明一下。有人说我反对鲁迅，并没有那回事。30多年前的那件事，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很正常的。对鲁迅先生，宓是非常敬佩的。”顿了顿，继续声明说：“今天讲古希腊文学名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只讲内容，观点由你们自己确定。”同学们善意地笑了。想想前不久那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批判宓师的大字报，大多数同学都能理解宓师怕惹火烧身的担心了。《伊》和《奥》两诗都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串联许多传说和神话，分别歌颂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宓师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不愧是中国比较文学先驱。他说中国诗重音韵，而西方诗重节奏。为了让我们有所体会，他用英语背诵起奥德修斯在大海上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段落。他一改学者的谨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神情亢奋，完全进入诗人的狂放状态，一面背诵一面来回走动，用手杖在地板上一次次“笃、笃、笃”重重地敲出强烈的节奏，把我们也带入荷马史诗的意境。一上午的《外国文学》课，我们在快乐的专注中意犹未尽地结束了。令人惊异的是，他放在讲台上的那几页讲义竟从未翻过！早就听说宓师记性好，能依序背出《红楼梦》回目，当时全国仅三个专家能背下来。初窥夫子堂奥，我和同学们非常折服。
以后，宓师给我们讲拜伦、雪莱、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巴尔扎克、但丁、歌德、大仲马……他不但博学，教学方法还很好，讲起课来知识与技巧结合，激情与智慧齐飞，带给我们的是艺术享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功课负担。他每介绍一部名著，可以大段大段背诵原文，并结合早年欧美的留学考察进行讲解，使人身临其境，眼界大开。有一次讲莫里哀的《伪君子》，他拿出当年在法国观看《伪》剧演出时的戏票和宣传资料，绘声绘色讲述演出盛况并作深刻分析。当然，尽管他讲课十分生动认真、小心谨慎，也难逃被揪小辫子。记得他讲莎士比亚，一高兴就冒了句“莎士比亚有三个女儿，我也有三个女儿……”这本来是事实，是作为诗人吴宓的直爽，却被一个同学用大字报捅了出去，成为当时西师流传甚广的“笑料”；据说后来在“文革”中又被上纲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铁证”。
从吴宓日记看，他于1948年自武汉入蜀到西师任教，开始最后28年的人生，将此列入“大糊涂”一类，有“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等语。我认为这主要指极左的政治气候。其实他对巴山蜀水、西师和学生们一直是十分热爱的，不然他早就可以申请调到清华或其他大学了。中文系学生宿舍在桃园，离宓师住的文化村很近，经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在林荫道上散步，见到我们学生热情谦和。一个不热爱学校和学生的人，能这样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吗？我不止一次听他在课堂上讲过：“我在南京、北京、沈阳、昆明、成都、武汉……多所大学都教过，要说校门雄伟、环境清幽还得要数我们西师……”有诗为证，他在1960年为西师院庆欣然赋诗云：“士能劳动兼生产，党是红旗亦指针。济济良师从此出，山如画黛水鸣琴。”这是宓师内心的另一种独白。
1994年是宓师诞辰100周年纪念，我因为在报社当编辑，原西师中文系高年级老大哥黄鹏先从贵州给我寄来《忆吴宓先生二三事》一稿。此文把宓师浪漫诗人、耿介书生、深沉学者、躬行中华古道的“犟牯牛”劲展示无遗。黄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的1956年至1957年间担任西师文艺社社长兼《西师文艺》主编。编委会决定将《西师文艺》改为《桃园》双月刊，黄就以编委会名义写信约请郭沫若题写《桃园》刊名。本来是报着试一试的态度，令人大喜过望的是郭老不但寄来了题写的《桃园》刊名，还寄来专为《桃园》创刊号而作的诗歌《桃园花盛开》。黄平时就爱往宓师家跑，为打响《桃园》第一炮，于是登门向宓师约稿。宓师爽快答应并告知文章内容是谈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殊不知临到交稿了，宓师却托人带来一张字条，说是稿子不写了，请另找其他老师写。黄急了，当晚又跑到宓师家，终于弄清不交稿的原因其实并非什么大事，只是担心他的文章被横排和用简化字！无论黄怎么解释，宓师固执地不答应，因此他的精彩文章终于未能在《桃园》创刊号刊出。黄在文章中说：“他（吴宓）给我们讲授《外国文学》课，讲稿是用繁体字竖写，是一位老先生刻写。提到汉字简化，吴宓先生十分激动，他说：‘方块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简化了真让人痛心啊！’他边说边用手杖击打讲台地板，泪水几乎要流出来了……”这里解释一下，黄讲的是文字简化方案公布前的事，公布后宓师从未反对过。由此，我联想到1959年宓师在给我们上课时的板书和讲义。他的板书直行书写，繁体字，一笔不苟，且有一定的排列方位；我们照抄下来就是一篇讲课要点。当时纸张奇缺，讲义是用质地很差的16开黄土纸印刷，要言不繁，序号不用洋文“ABCD”而是用中文“甲乙丙丁”。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弄清，留学欧美并具有世界眼光的吴宓，一直坚持自己反对摭拾文学皮毛的信念，并非复古和笼统地反对白话文。他对中华文化和汉字的痴情，虽然显得不合时宜，却真实得令人感动和震撼。
宓师不但是诗人、学者、也是教育家。从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 和清华外文系起，就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重视国学、博采中西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他在清华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培养出吕淑湘、王力、李健吾、张骏祥、曹禺、钱锺书、王佐良、许国璋、贺麟、杨绛、徐中舒、季羡林等一大批一流学者，成绩斐然。他在西师不是领导，大政方针作不了主，但他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贯彻“通才”教育主张的。他要我们培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广交精神之友，多读有用之书，多谈学问之事，不做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当我们好奇地问他早年的事为什么还记得那么清楚时，他答道：“靠的是日记呗！宓之日记乃为记史。史有正史、野史，野史可补正史之不足，旨在真实。”他不但鼓励我们勤作日记，还要我们做知识卡片，把各类知识系统积累。他提倡并身体力行读书要“死记硬背”：“学而思之，学而时习之，学而倒背如流之。”……这些治学之道真是金玉良言，只是我们怕被视为“白专”，谁也不敢光明正大照着办。我们那届学生“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全给赶上了，不敢和宓师十分接近。为此，现在许多同学都很遗憾和后悔。
“文化大革命”中，宓师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比“反右斗争”更猛烈的冲击。当时已届75岁高龄（1969年）的宓师在梁平农场被“造反派”学生折断了左腿骨，从此成了残疾！宓师是那种把学术当做生命的传统学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秉持真理，不人云亦云。在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时，他却写出《我反对批孔》一文：“宓愿公开大声疾呼：余坚决反对批孔！倘为此而如耶稣之钉上十字架，亦所心甘。”他不仅悄悄为文，还用实际行动表态“宁可杀头，也不批孔”，从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直至含冤离世（1978年）。
斯人已去，星光永耀。恩师吴宓的凛然正气和人格独立精神是留给后人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意义远在他的学问之上。今天回望恩师吴宓远去的背影，我们每一位当代学人、学子不正该闻鸡起舞，踔厉而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