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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12月至1848年2月，马克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所托撰写了一份有关同盟的原则与目标的文献，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是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篇章。就文本性质而言，《宣言》并非马克思的一部主要理论著作，它具有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特征，更像是一部普及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的策略性文献。作为一位出色的文体家，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将深刻的洞见与极富力量的修辞熔为一炉，展示了极强的鼓动性和战斗性，令人印象深刻。甚至直到17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社会对抗形式表明：尽管资本主义仍在试图不断提升其自我更新与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其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国际共运一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历史已经彻底终结于资本主义。在今天，重温《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科学共产主义观念与方法，对于探索人类的共同命运与文明的新形态而言，依然是一项未尽的课题。
一、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数十年间，随着欧洲大工厂工业的迅速扩张，不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赤贫阶层、失业大军，并且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剧烈的政治骚动，广大劳动群众深受社会动荡与异化劳动之苦，从而对资本主义产生日益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一事实表明，近代启蒙运动及其自由主义方案（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所承诺的富足与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形式。“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在这个氛围下，广大穷人越来越倾向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寻求解放的出路。
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法国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代表人物是马布里、摩莱利、巴贝夫、圣西门、布朗基、蒲鲁东等人，其英国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和欧文等人。这些历史先贤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前提，马克思是这些大哲的传人。早在马布里、摩莱利那里，他们就认为私有财产和社会平等之间不具有可调和性，并把建立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诉诸废除私有财产的构想。此后，巴贝夫带领“平等派密谋”把这一构想诉诸革命实践活动。圣西门则寄望于具有善良意志的资产阶级采取他的由科学家和技术精英管理的精密的社会工程计划。此外，作为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大的理论对手———蒲鲁东，因其《什么是财产权》一书而名声大噪。在这部著作里，蒲鲁东得出了私有财产权的本质是资产者对穷人的“盗窃”的激进观点，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影响。但蒲鲁东是法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物，他鄙视大工业和共产主义，主张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另外，在英国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技术革命的进展，作为其衍生物的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也被孕育、萌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内在平衡的整体，能够调和所有成员的利益。而其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则相信，个人在根本上束缚于其阶级地位，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对抗性的集团。并且，李嘉图因其从政治经济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有机关联），被指认为“共产主义之父”。[2]由于直接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李嘉图社会主义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已从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内在性分析去揭示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原因。因此，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那里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其后的汤普森、霍奇斯金、西斯蒙第等人则进一步将其提升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和伦理观点。[3]
综上所述，英法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相当深厚的理论资源，并由此产生了后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一说。不过，若以今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观之，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要复杂得多。按照伯尔基（R.N.Berki）的观点，马克思哲学是欧洲思想的三种现代进路的综合体：现代政治经济学、革命共产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其思想的内部构架为：底层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社会、哲学等方面的不同表述，顶层是上述革命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激进人本主义的融合。[4]因此，科学的共产主义比法英社会主义要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早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政治解放”只是通往真正的“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而已，现代国家只不过是表面的無神论，但实际恰恰是基督教原则的直接体现，即以世俗国家代表“天堂”声称在其公共领域中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关键在于：世俗国家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现实，社会自身以一种疏远、异化的形式体现人的类生活与类存在本性。在社会领域，个人生活在与自身疏离的、扭曲的单子化、异己化的生活中，他不仅把他人当作奴隶，也把自己看作手段。由此，马克思认为在宗教批判以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简而言之，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不是要求世俗的宗教自由，而是要求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不是要求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自由，而是要求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意味着，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的世界的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使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5]46可见，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饱含着启蒙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自由观念。
在《宣言》中，马克思把这一成就人的社会形式表述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自由的联合体”，从而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对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限制、异化、疏离和对抗相比照。因此，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推翻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形式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同时也意谓一种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可欲价值与至高善。关键在于，这一价值超越了形式伦理学的“应当”，具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和现实根据。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被悬浮于理念的真空中，而是内在于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下一阶段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5]539、574。 二、共产主义何以是“科学”
综观法英两大社会主义的谱系，其资本主义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上：第一，他们往往把资本主义体制看作工人群众苦难的全部根源，从而导向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弃，并倒退为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如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第二，早期社会主义者具有非革命倾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斗争毫无兴趣，他们倾向于用非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通过宣布发现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试图说服当权者自愿承担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责任；李嘉图社会主义则寄望于分配正义，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其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科学共产主义根本性地超越了上述思想，在于马克思并不像浪漫主义和封建主义者那样，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化而表现出过多的哀怨和乡愁。相反，马克思非常积极地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称赞其创造的伟大的物质文明：“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34资本主义生产使宗法的封建田园诗般的生活不复存在，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羁绊，用一种公开的利己主义、交换价值与自由贸易取缔了一切以往的坚固关系和神圣价值。对此，浪漫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者控诉资本主义的异化，不仅是由于他们“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并且也因恐惧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崛起，从而转变为彻底的反动力量。马克思指出，那些试图从资本主义倒退为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其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是以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为根基的，因而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5]184而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5]185。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指向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的形式，同时也意谓一种“新人”的创生，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与自我实现。
《宣言》表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及其交往形式，已经为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开启了历史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5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所设定的“个人的独创的自由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即表现在以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共产主义作为“自由联合体”，以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538。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在于其根植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宣言》就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构与矛盾关系出发说明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展望实际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是由于封建所有制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促使资产阶级打破了这种所有制，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样，无产者的贫困化、商业危机、生产过剩的瘟疫，表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36，37正如“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现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生产关系同样不能适应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创造出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同时培育出反对它自身的新力量———无产阶级。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家与工人视为“资本的人格化”，并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视角描述资本生产、增值与积累的运动过程，但这只是暗示了生产力发展不可能是与生产关系及其担当者的性质相脱离的中立存在，而是具有比生產关系更大左右其发展速度、动态和内容的侧面。[6]在共产主义的规划中，资本逻辑分析与以阶级叙事为核心的革命政治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总体。只不过《宣言》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政治话语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66对革命主体的建构，有待于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而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主体，在于它不仅没有财产，甚至也没有任何宗教、伦理、道德的精神的同一性。这意味着，不同于以往一切阶级在获得政权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条件以巩固其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因为无产阶级没有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他们才具有彻底的普遍性，从而能够去摧毁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全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当代复兴共产主义观念，首先应该深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唯物史观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前提，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化路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为前提，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梳理出其内部的基本关系，从中寻获进行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革命的条件和依据。所以，共产主义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基础，科学共产主义区别于空想共产主义在于它不仅在价值层面反映平等诉求，并且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根据。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具有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它本身就生产出它自身的反对力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那么，社会革命的目标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重新占有生产资料，“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1]46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角看，科学共产主义并非一种现代的中立性的“实证科学”，因为建立在事实与价值二分上的“实证科学”恰恰是“非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东西，它只满足于“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5]527、528，超越了對感性、对象的直观唯物主义理解，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而把事实和价值、科学与伦理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统一于现实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所宣称的中立的社会科学，由于其非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特征，并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科学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原则，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并不羞于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是直接标明自身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者的科学”。这门科学的世界观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是无产阶级，因此具有实现自身的力量。
三、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
20世纪国际共运史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通过工人阶级联合建立的共产主义并未如期到来。19世纪的欧洲在经历长期萧条后通过内部调整又重新焕发生机，而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没有形成一整套建设性的行动策略，且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需要之间的鸿沟也日益拉大。马、恩继承人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回应明显存在不足。在卢卡奇、柯尔施等早期代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越来越趋向于思辨化、审美化、学院化的风格，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与生活经验。另外，伴随20世纪晚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称霸全球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立足于后福特制、后工业社会抑或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消费社会”（它们意指同一个对象）。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替代生产成为社会经济体制中的主导要素，一切物品都成为潜在的商品和消费品。消费对象不仅包括了超物质性的符号消费，并且，大众传媒也通过制造和传播符号引导人们去进行消费。马克思主义没有预料到，昔日的产业工人已化身为消费大众，他们不仅没有革命意识，并且变成了维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曾设想通过私有财产批判实现彻底的感性解放，使人的自然存在直接成为社会存在，使感觉直接成为理论家，以此确证人的最高本质。但消费社会通过把大众文化与商品生产相结合，感性与审美能力非但没有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契机，反而被改造成消费对象以达到升级资本主义的目的，即资本主义以“审美消费”和“商品美学”改造大众，制造出“审美资本主义”这一新形态。
在意识形态层面，共产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产生了合法性危机。后现代主义代表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援引精神分析学话语，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在于人并不是彻底的理性主体，“力比多”（libido）作为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控制之外的剩余，内在地摧毁了阶级、革命与解放等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利奥塔下述话语让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不满：“（无产者———引者注）享受着歇斯底里、自作自受的乐趣，无论在矿井中，在铸造工厂中，在地狱般的工厂中劳作得多么精疲力竭，他们都乐此不疲，他们喜欢那种事实上强加于自身的、对自身有机身体的大规模摧毁，他们喜欢对自身的个人认同———农民传统为他们所建构的认同———的拆解，喜欢家庭和村庄的消亡，他们喜欢郊区和酒馆在清晨和夜晚时新出现的怪异的隐秘性。”[7]利奥塔的意思是工人和资本主义之间并非如预想那样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相反，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奇特的受虐狂关系。工业化与消费社会下的剥削非但没有激发工人的革命意识，相反却成为“快感”的出口，结果使工人们默认了在资本主义工厂中遭受苦难与压榨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在利奥塔看来，工人之所以选择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的“力比多”能量，这种“力比多”能量主宰了我们的理性，使我们不再想要一种完整的认同。利奥塔无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湮没的揭示，深刻地刺痛了一些浅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他们声称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谕，乃至将其视作不容亵渎的“神圣文本”，结果却因忽略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成了实际的唯心主义者。不消说，只要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对海外市场剥削的基础上，通过靠国家实现剩余价值再分配，从而使劳工和资本具有了共同利益这一事实，就可从侧面印证利奥塔的观察绝非没有客观性。而如何在把握住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前提下，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潜能，从中探寻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资本主义何以不仅能够避免崩溃，且不断再生产自身，甚至收获大众的虚假认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依据《资本论》的“拜物教”一章内容，论证资本的物化性已经深入“物化意识”层面，造成了革命主体的湮没，他因此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旨在重构阶级意识以呼唤新的行动主体。尽管卢卡奇依据黑格尔主客统一的辩证法重构阶级意识不免意志论色彩，但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拓意识形态批判的进路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并促使阿尔都塞、福柯、齐泽克等当代激进理论家推进到生命政治维度上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靠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律等镇压性国家机器施行统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靠教会、学校、家庭、商业以及文化系统组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维系其运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把个人“询唤”为主体，塑造帮助资本主义进行再生产的尽职尽责的个人。[8]此后，晚近激进政治理论则指出革命主体的失落不只是消费社会的异化性后果，更是资本主义统治权的自我调整的产物。按照福柯的权力系谱学，资本主义实现了从封建王权下高压性的惩罚范式向资本治理下的生命政治范式的转变，亦即权力的统治方式，完成了从过去对生命“生杀予夺”的特权到以维护生命、治理生命为目标的“生命权力”转变。尤其自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福利制度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从生产过程内部来看，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就是一部从泰勒制、福特制到丰田主义转变的“资本主义劳动优化史”[9]，并没有从实质上减轻其物化和剥削的程度。福利资本主义较之过去似乎更“人性化”、统治更“柔和”，但实际上，人的解放变得更加艰难。资本主义把劳动力看作生产力，它唯有被生命权力加以治理才获得存在的理由，“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5]124。 另一位激进哲学家齐泽克（Slavojiek）指出：“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10]换言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在认知层面，而是在实践层面发挥作用：我知道这是一种幻觉，但仍然如此行动。在今天，我们都清楚资本主义不断通过多种媒介制造着关于消费与自由的“虚假意识”，但却仍在行动上予以迎合———比如在“双11”期间，我们明知商家的那些促销伎俩，但却依然对“凑单”乐此不疲。总之，资本主义似乎更容易生产出犬儒主义的个体，而非具有革命意识的激进主体。这种犬儒主义个体不仅难以作为有效的革命主体概念，它甚至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障碍。但是，如果承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原初设想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并且也意谓一种“新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那么，由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所建构的当代人的观念，就同样是有待扬弃的。
对此，我们必须对《宣言》所凸显的阶级范式予以高度重视。这是一种以强调“劳动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向度”，不同于“资本逻辑”———资本“同一性”统治下的资本的矛盾运动，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体向度”。[11]后者正是《资本论》的主要逻辑线，一些决定论者据此把历史视为无主体的资本的结构化运动，结果使解放诉诸资本自我瓦解的必然性，共产主义被堕入晦暗不明的未来。从主体向度出发，就是以“劳动逻辑”和阶级范式在“资本逻辑”统治内部破解资本的结构化运动，重构非异化的社会力量和共同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成立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从主体向度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统治，建立一种符合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实现这一进程的主体，必须依靠超越原子个体的“革命的联合”的“联合的行动”的主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即自觉其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反抗需要个人之间“联合”的政治主体？这不仅是由于现存社会对原子个人的想象本身就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自由主义幻象，并且，在资本逻辑的“规训”下，任何诉诸个体化的反抗形式往往沦为羸弱的生存美学，不具有变革现实的力量。相反，个人之间“联合”的深意在于通过对生产的合理支配，取代“资本逻辑”的盲目统治、去除自由市场及其“无形之手”的神话，并使人注意到在劳动配置模式的合理转变中直接包含著人对自身丰富性与创造力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共产主义就意味着不断去追求透明性的社会，摆脱“抽象”（资本、国家）对人的统治。而当“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1]53，产生出代替国家的作为人类存在新形态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仅仅止步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能带来共产主义的复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伯恩斯坦等人正是由于坚持经济至上性、政治从属性的逻辑，走上了民主修正主义的道路。今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最新剥削形式的基础上，推进意识形态批判与生命政治批判，重构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12]资本逻辑批判只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寻找相应的客观条件，进一步通过生命政治批判则是重建主体的契机。在这方面，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代表奈格里（Antonio.Negri）、维尔诺（Paolo.Virno）等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以生命政治建构新主体的努力。当然，由于他们在诸多层面溢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其中存在多少合理之处，尚有待深入分析。在批判性地吸收既有研究的前提下继承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剖析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运行规律与剥削方式，并从中重构出当代的阶级范式与政治主体，将是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传承关系研究”（15CZX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共同性思想研究”（2010118614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2]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M].郭大力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7.
[3]张盾、袁立国.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J].哲学研究，2014（3）.
[4][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6][日]伊藤诚.《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论[A].郑天？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91.
[7]转引自[英]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M].吕增奎、陈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70.
[8][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72.
[9][比]亨利·霍本.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J].海派经济学，2008（1）.
[10][斯]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0.
[11]孙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解放的双重逻辑建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2）.
[12]孙乐强.《资本论》如何走向当代：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塑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一、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数十年间，随着欧洲大工厂工业的迅速扩张，不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赤贫阶层、失业大军，并且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剧烈的政治骚动，广大劳动群众深受社会动荡与异化劳动之苦，从而对资本主义产生日益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一事实表明，近代启蒙运动及其自由主义方案（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所承诺的富足与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形式。“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在这个氛围下，广大穷人越来越倾向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寻求解放的出路。
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法国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代表人物是马布里、摩莱利、巴贝夫、圣西门、布朗基、蒲鲁东等人，其英国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和欧文等人。这些历史先贤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前提，马克思是这些大哲的传人。早在马布里、摩莱利那里，他们就认为私有财产和社会平等之间不具有可调和性，并把建立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诉诸废除私有财产的构想。此后，巴贝夫带领“平等派密谋”把这一构想诉诸革命实践活动。圣西门则寄望于具有善良意志的资产阶级采取他的由科学家和技术精英管理的精密的社会工程计划。此外，作为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大的理论对手———蒲鲁东，因其《什么是财产权》一书而名声大噪。在这部著作里，蒲鲁东得出了私有财产权的本质是资产者对穷人的“盗窃”的激进观点，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影响。但蒲鲁东是法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物，他鄙视大工业和共产主义，主张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另外，在英国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技术革命的进展，作为其衍生物的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也被孕育、萌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内在平衡的整体，能够调和所有成员的利益。而其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则相信，个人在根本上束缚于其阶级地位，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对抗性的集团。并且，李嘉图因其从政治经济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有机关联），被指认为“共产主义之父”。[2]由于直接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李嘉图社会主义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已从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内在性分析去揭示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原因。因此，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那里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其后的汤普森、霍奇斯金、西斯蒙第等人则进一步将其提升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和伦理观点。[3]
综上所述，英法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相当深厚的理论资源，并由此产生了后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一说。不过，若以今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观之，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要复杂得多。按照伯尔基（R.N.Berki）的观点，马克思哲学是欧洲思想的三种现代进路的综合体：现代政治经济学、革命共产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其思想的内部构架为：底层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社会、哲学等方面的不同表述，顶层是上述革命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激进人本主义的融合。[4]因此，科学的共产主义比法英社会主义要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早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政治解放”只是通往真正的“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而已，现代国家只不过是表面的無神论，但实际恰恰是基督教原则的直接体现，即以世俗国家代表“天堂”声称在其公共领域中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关键在于：世俗国家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现实，社会自身以一种疏远、异化的形式体现人的类生活与类存在本性。在社会领域，个人生活在与自身疏离的、扭曲的单子化、异己化的生活中，他不仅把他人当作奴隶，也把自己看作手段。由此，马克思认为在宗教批判以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简而言之，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不是要求世俗的宗教自由，而是要求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不是要求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自由，而是要求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意味着，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的世界的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使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5]46可见，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饱含着启蒙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自由观念。
在《宣言》中，马克思把这一成就人的社会形式表述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自由的联合体”，从而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对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限制、异化、疏离和对抗相比照。因此，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推翻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形式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同时也意谓一种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可欲价值与至高善。关键在于，这一价值超越了形式伦理学的“应当”，具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和现实根据。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被悬浮于理念的真空中，而是内在于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下一阶段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5]539、574。 二、共产主义何以是“科学”
综观法英两大社会主义的谱系，其资本主义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上：第一，他们往往把资本主义体制看作工人群众苦难的全部根源，从而导向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弃，并倒退为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如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第二，早期社会主义者具有非革命倾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斗争毫无兴趣，他们倾向于用非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通过宣布发现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试图说服当权者自愿承担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责任；李嘉图社会主义则寄望于分配正义，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其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科学共产主义根本性地超越了上述思想，在于马克思并不像浪漫主义和封建主义者那样，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化而表现出过多的哀怨和乡愁。相反，马克思非常积极地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称赞其创造的伟大的物质文明：“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34资本主义生产使宗法的封建田园诗般的生活不复存在，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羁绊，用一种公开的利己主义、交换价值与自由贸易取缔了一切以往的坚固关系和神圣价值。对此，浪漫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者控诉资本主义的异化，不仅是由于他们“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并且也因恐惧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崛起，从而转变为彻底的反动力量。马克思指出，那些试图从资本主义倒退为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其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是以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为根基的，因而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5]184而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5]185。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指向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的形式，同时也意谓一种“新人”的创生，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与自我实现。
《宣言》表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及其交往形式，已经为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开启了历史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5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所设定的“个人的独创的自由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即表现在以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共产主义作为“自由联合体”，以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538。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在于其根植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宣言》就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构与矛盾关系出发说明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展望实际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是由于封建所有制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促使资产阶级打破了这种所有制，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样，无产者的贫困化、商业危机、生产过剩的瘟疫，表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36，37正如“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现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生产关系同样不能适应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创造出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同时培育出反对它自身的新力量———无产阶级。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家与工人视为“资本的人格化”，并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视角描述资本生产、增值与积累的运动过程，但这只是暗示了生产力发展不可能是与生产关系及其担当者的性质相脱离的中立存在，而是具有比生產关系更大左右其发展速度、动态和内容的侧面。[6]在共产主义的规划中，资本逻辑分析与以阶级叙事为核心的革命政治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总体。只不过《宣言》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政治话语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66对革命主体的建构，有待于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而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主体，在于它不仅没有财产，甚至也没有任何宗教、伦理、道德的精神的同一性。这意味着，不同于以往一切阶级在获得政权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条件以巩固其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因为无产阶级没有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他们才具有彻底的普遍性，从而能够去摧毁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全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当代复兴共产主义观念，首先应该深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唯物史观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前提，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化路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为前提，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梳理出其内部的基本关系，从中寻获进行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革命的条件和依据。所以，共产主义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基础，科学共产主义区别于空想共产主义在于它不仅在价值层面反映平等诉求，并且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根据。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具有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它本身就生产出它自身的反对力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那么，社会革命的目标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重新占有生产资料，“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1]46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角看，科学共产主义并非一种现代的中立性的“实证科学”，因为建立在事实与价值二分上的“实证科学”恰恰是“非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东西，它只满足于“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5]527、528，超越了對感性、对象的直观唯物主义理解，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而把事实和价值、科学与伦理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统一于现实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所宣称的中立的社会科学，由于其非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特征，并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科学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原则，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并不羞于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是直接标明自身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者的科学”。这门科学的世界观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是无产阶级，因此具有实现自身的力量。
三、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
20世纪国际共运史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通过工人阶级联合建立的共产主义并未如期到来。19世纪的欧洲在经历长期萧条后通过内部调整又重新焕发生机，而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没有形成一整套建设性的行动策略，且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需要之间的鸿沟也日益拉大。马、恩继承人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回应明显存在不足。在卢卡奇、柯尔施等早期代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越来越趋向于思辨化、审美化、学院化的风格，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与生活经验。另外，伴随20世纪晚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称霸全球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立足于后福特制、后工业社会抑或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消费社会”（它们意指同一个对象）。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替代生产成为社会经济体制中的主导要素，一切物品都成为潜在的商品和消费品。消费对象不仅包括了超物质性的符号消费，并且，大众传媒也通过制造和传播符号引导人们去进行消费。马克思主义没有预料到，昔日的产业工人已化身为消费大众，他们不仅没有革命意识，并且变成了维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曾设想通过私有财产批判实现彻底的感性解放，使人的自然存在直接成为社会存在，使感觉直接成为理论家，以此确证人的最高本质。但消费社会通过把大众文化与商品生产相结合，感性与审美能力非但没有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契机，反而被改造成消费对象以达到升级资本主义的目的，即资本主义以“审美消费”和“商品美学”改造大众，制造出“审美资本主义”这一新形态。
在意识形态层面，共产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产生了合法性危机。后现代主义代表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援引精神分析学话语，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在于人并不是彻底的理性主体，“力比多”（libido）作为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控制之外的剩余，内在地摧毁了阶级、革命与解放等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利奥塔下述话语让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不满：“（无产者———引者注）享受着歇斯底里、自作自受的乐趣，无论在矿井中，在铸造工厂中，在地狱般的工厂中劳作得多么精疲力竭，他们都乐此不疲，他们喜欢那种事实上强加于自身的、对自身有机身体的大规模摧毁，他们喜欢对自身的个人认同———农民传统为他们所建构的认同———的拆解，喜欢家庭和村庄的消亡，他们喜欢郊区和酒馆在清晨和夜晚时新出现的怪异的隐秘性。”[7]利奥塔的意思是工人和资本主义之间并非如预想那样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相反，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奇特的受虐狂关系。工业化与消费社会下的剥削非但没有激发工人的革命意识，相反却成为“快感”的出口，结果使工人们默认了在资本主义工厂中遭受苦难与压榨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在利奥塔看来，工人之所以选择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的“力比多”能量，这种“力比多”能量主宰了我们的理性，使我们不再想要一种完整的认同。利奥塔无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湮没的揭示，深刻地刺痛了一些浅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他们声称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谕，乃至将其视作不容亵渎的“神圣文本”，结果却因忽略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成了实际的唯心主义者。不消说，只要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对海外市场剥削的基础上，通过靠国家实现剩余价值再分配，从而使劳工和资本具有了共同利益这一事实，就可从侧面印证利奥塔的观察绝非没有客观性。而如何在把握住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前提下，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潜能，从中探寻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资本主义何以不仅能够避免崩溃，且不断再生产自身，甚至收获大众的虚假认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依据《资本论》的“拜物教”一章内容，论证资本的物化性已经深入“物化意识”层面，造成了革命主体的湮没，他因此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旨在重构阶级意识以呼唤新的行动主体。尽管卢卡奇依据黑格尔主客统一的辩证法重构阶级意识不免意志论色彩，但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拓意识形态批判的进路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并促使阿尔都塞、福柯、齐泽克等当代激进理论家推进到生命政治维度上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靠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律等镇压性国家机器施行统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靠教会、学校、家庭、商业以及文化系统组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维系其运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把个人“询唤”为主体，塑造帮助资本主义进行再生产的尽职尽责的个人。[8]此后，晚近激进政治理论则指出革命主体的失落不只是消费社会的异化性后果，更是资本主义统治权的自我调整的产物。按照福柯的权力系谱学，资本主义实现了从封建王权下高压性的惩罚范式向资本治理下的生命政治范式的转变，亦即权力的统治方式，完成了从过去对生命“生杀予夺”的特权到以维护生命、治理生命为目标的“生命权力”转变。尤其自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福利制度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从生产过程内部来看，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就是一部从泰勒制、福特制到丰田主义转变的“资本主义劳动优化史”[9]，并没有从实质上减轻其物化和剥削的程度。福利资本主义较之过去似乎更“人性化”、统治更“柔和”，但实际上，人的解放变得更加艰难。资本主义把劳动力看作生产力，它唯有被生命权力加以治理才获得存在的理由，“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5]124。 另一位激进哲学家齐泽克（Slavojiek）指出：“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10]换言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在认知层面，而是在实践层面发挥作用：我知道这是一种幻觉，但仍然如此行动。在今天，我们都清楚资本主义不断通过多种媒介制造着关于消费与自由的“虚假意识”，但却仍在行动上予以迎合———比如在“双11”期间，我们明知商家的那些促销伎俩，但却依然对“凑单”乐此不疲。总之，资本主义似乎更容易生产出犬儒主义的个体，而非具有革命意识的激进主体。这种犬儒主义个体不仅难以作为有效的革命主体概念，它甚至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障碍。但是，如果承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原初设想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并且也意谓一种“新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那么，由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所建构的当代人的观念，就同样是有待扬弃的。
对此，我们必须对《宣言》所凸显的阶级范式予以高度重视。这是一种以强调“劳动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向度”，不同于“资本逻辑”———资本“同一性”统治下的资本的矛盾运动，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体向度”。[11]后者正是《资本论》的主要逻辑线，一些决定论者据此把历史视为无主体的资本的结构化运动，结果使解放诉诸资本自我瓦解的必然性，共产主义被堕入晦暗不明的未来。从主体向度出发，就是以“劳动逻辑”和阶级范式在“资本逻辑”统治内部破解资本的结构化运动，重构非异化的社会力量和共同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成立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从主体向度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统治，建立一种符合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实现这一进程的主体，必须依靠超越原子个体的“革命的联合”的“联合的行动”的主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即自觉其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反抗需要个人之间“联合”的政治主体？这不仅是由于现存社会对原子个人的想象本身就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自由主义幻象，并且，在资本逻辑的“规训”下，任何诉诸个体化的反抗形式往往沦为羸弱的生存美学，不具有变革现实的力量。相反，个人之间“联合”的深意在于通过对生产的合理支配，取代“资本逻辑”的盲目统治、去除自由市场及其“无形之手”的神话，并使人注意到在劳动配置模式的合理转变中直接包含著人对自身丰富性与创造力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共产主义就意味着不断去追求透明性的社会，摆脱“抽象”（资本、国家）对人的统治。而当“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1]53，产生出代替国家的作为人类存在新形态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仅仅止步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能带来共产主义的复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伯恩斯坦等人正是由于坚持经济至上性、政治从属性的逻辑，走上了民主修正主义的道路。今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最新剥削形式的基础上，推进意识形态批判与生命政治批判，重构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12]资本逻辑批判只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寻找相应的客观条件，进一步通过生命政治批判则是重建主体的契机。在这方面，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代表奈格里（Antonio.Negri）、维尔诺（Paolo.Virno）等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以生命政治建构新主体的努力。当然，由于他们在诸多层面溢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其中存在多少合理之处，尚有待深入分析。在批判性地吸收既有研究的前提下继承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剖析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运行规律与剥削方式，并从中重构出当代的阶级范式与政治主体，将是复活共产主义的当代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传承关系研究”（15CZX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共同性思想研究”（2010118614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2]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M].郭大力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7.
[3]张盾、袁立国.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J].哲学研究，2014（3）.
[4][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6][日]伊藤诚.《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论[A].郑天？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91.
[7]转引自[英]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M].吕增奎、陈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70.
[8][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72.
[9][比]亨利·霍本.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J].海派经济学，2008（1）.
[10][斯]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0.
[11]孙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解放的双重逻辑建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2）.
[12]孙乐强.《资本论》如何走向当代：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塑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