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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为庆贺著名陶瓷鉴定家张浦生先生八十大寿，他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聚集上海，借座巨鹿路681号海上艺术馆，举办了《片瓷山房师生收藏陶瓷展》，展览以张浦生数十年来收藏的100块瓷片为主体，加上一批精美的明清瓷器，真实展现元代青花瓷以来中国陶瓷发展及与西方交流的历史面貌，《张浦生文集》也同时首发。你是张浦生先生的学生，也是这个展览的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请你谈谈举办这个展览的目的好吗？
钱伟鹏：众所周知，张浦生先生是文博界泰斗级的人物，从事文博工作超过半个世纪，有不少重大发现与研究成果，有些发现研究无可争议地改写了中国陶瓷史。但老先生一生谨慎低调，故而媒体上对他的宣传极少。张先生带出的学生很多，如果加上听过他上课的培训班学生，那至少有数千人了，真是桃李满天下。现在民间收藏很热，请他去鉴定的老板也很多，但他一生甘于清贫，只知道埋头研究学问，对这类私人鉴定不感兴趣，对大学或教育机构主办的陶瓷讲座倒乐此不疲。
张先生八十高寿了，我们学生想给他祝寿，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个师生展，展示一下他收藏的瓷片，这些瓷片得来不易，片片心血，是中国陶瓷的密码，也是他的研究成果和生命轨迹，同时还有一些学生收藏的珍贵瓷器，也是在张先生指导下获得的成果。
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张浦生先生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之初就师从王志敏先生了，王先生建议他从野外采集标本，从此张先生无论自然界季节更迭，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都一直在农村、工地上捡拾瓷片，这些在当时不为人们重视的瓷片就成了他研究中国陶瓷的实物档案，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么你是不是也有捡拾瓷片的习惯？
钱伟鹏：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扬州文物商店工作的，先是跟老师傅学点鉴定知识，后来认识了张浦生先生。有一天我正在店里忙活，抬头看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走进来，同事告诉我，他就是从省城来扬州文物商店做文物出口鉴定工作的专家张浦生。先生瘦高的个子，面含微笑，说话轻声慢语，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总善于启发，一派学者的气度。我当时就萌生了拜他为师的想法，但又难以启齿，事情就这样拖过去了。直到三年后，我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文物鉴定培训班，再次见到前来讲课的张先生，经过一番交谈，就提出了拜先生为师的想法。先生很痛快地说：“好呀！我与扬州有缘，我的先生王志敏就是扬州人，这下子又多了一个扬州的学生了。”从此，我就跟随先生学习鉴定，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说起捡瓷片，这是我在1979年开始养成的习惯。扬州曾是繁华的古都，又是商人的聚集之地，历经战火洗礼，地下留下了丰厚的遗存，我在文物商店里钻研业务知识的渴望很强烈，捡瓷片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哪里有工地，我就会去捡瓷片。
师从张先生后，他对我说：学习鉴定首先要向地下找宝贝。地下的瓷片中有“唐宋元明清”，有“颜真卿”、“唐伯虎”，你要做有心人，不断收集瓷片实物，建立自己的标本库，这会使你终身受用的！受他鼓励，我就从1982年开始系统性地收集瓷片了。每天下班花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地去捡，捡回来用放大镜看，看它的断面，梳理、鉴定瓷片的年代、品种和窑口。也常常与店里的完整器进行比较，加深印象，积累经验。
听说你数十年里捡来的瓷片也有10万片之多了？其中有无重大发现？
钱伟鹏：呵呵，说一件事吧，1983年10月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我在扬州的建筑工地上捡到了一块青花瓷器的残片，那是个碗底，一看白底上绘有青花，那种青花图案与明清瓷器上常见的不同，有西域文化的特征，属于波斯几何图案。再看碗底，圈足表明是唐代典型的玉璧底，它会不会是唐代的青花呢？我把这块瓷片给同行朋友看，大家都很激动。
后来冯先铭先生来扬州讲课，是我去车站接他的，晚上还陪他睡一个房间，领导要我在生活上照顾他，在我看来可是大好机会啊，天天聊到很晚，收益极大。我拿出这块青花瓷片请教他，冯先生跟我讲了看法，认为出土的巩县窑器物表现上其实已经出现了青花图案，北方窑口使用西域进口的钴蓝料是事实。在唐代的地层下面也挖到过有蓝釉的残器，还发现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泛着蛤蜊光，这说明扬州作为唐代的贸易大港，曾有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商人集聚，是通向全球的瓷器集散地，还有许多日本人，高丽人在这里做生意，将中国文化带回去，影响至今。扬州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没有因此衰落，不过历次战争的影响也是有的，屡经战火焚毁，毁后又马上重建，所以地层下面就是一个庞大的“文物仓库”。
后来冯先生说到青花瓷时就拿我做例子，认为我捡的这块唐代青花玉璧底大碗残片改写了历史。
我了解到，你曾经在1988年荣获江苏省文化厅古陶瓷鉴定第一名，鉴定是如何比赛的？
钱伟鹏：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动乱之后，整个国家总算可以安定了，各行各业开始复兴，但文物经营人才严重匮乏。我作为业务骨干，又是年轻人，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不仅参加各种瓷器鉴定培训班，还先后得到冯先铭、耿宝昌、叶喆民、汪庆正、张浦生、黄云鹏等大师的教诲与点拨，鉴定能力迅速提高。那是在1988年吧，也为了推动培养人才这项工作，江苏省文化厅委托南京博物院组织了这场比赛，各市派出选手，扬州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古陶瓷有100人参加业务比赛，50件文物摆在桌面上，让考生鉴定真伪，断代，从艺术和工艺上再进行一番品评，外加10道理论题，结果我获得了这项鉴定的第一名。
1984年你出任扬州市文物商店副经理，短短几年间便以出众的专业眼光和经营才能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扬州文物商店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交易中心之一。在这段时间里，你除了做业务研究，还在想些什么？
钱伟鹏：做企业的，追求营业额和利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这类企业在那个历史阶段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出口古董，为国家创汇，所以我国文物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处于单边输出的状态无法改变，文物流失严重。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被外方所垄断，我们对国际艺术品市场行情所知甚少，当时伦敦有位华侨以两万英镑从上海外贸公司购买到整整五个集装箱的文物。得知这个消息，我真是心痛啊。于是就想，哪天等我们国家强盛了，再也用不着靠这种方法创汇就好啦。 很快，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总量提升极快，在艺术市场这块，国内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好东西终于留在国内了。但还不够，应该从海外去买好东西。
我了解到，1993年，你被国家文物局选派到英国任驻外文物专家，专职从事中国文物回收工作。这项工作对你有何意义？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你的人生？
钱伟鹏：当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公司经费也有限，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群雄博弈，我们面对动辄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英镑的艺术珍品，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花落旁家，泪洒英伦。但我和我们团队硬是凭借着高超的鉴定力及敏锐的商业嗅觉，靠“捡漏”杀出一条血路，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不仅在伦敦站稳脚跟，并使数件重要国宝文物回流国内。
两年前我在参观天物馆时，听你讲过从香港黑帮手里买回“子仲姜”盆的故事，今天你能再讲一遍吗？
钱伟鹏：事情也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代表公司去香港征集文物，有一个人找到我，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件造型与功能都很别致的青铜器。我感觉此件东西很不寻常，第二天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尖沙咀一家私人酒楼地下室看货，一看对方谈吐，就明白此人是江湖中人。先吃饭，饭中将青铜大盘拿出来让我们看。果然不一般，青铜器中间立着一只雄性带冠的鸟，四边是四只青蛙四条鱼，雄鸟一转，青蛙和鱼都会跟着旋转，还有三十多个铭文！我们一见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青铜器。我断定这是西周时期的“子仲姜”盆，全世界唯一一件。这件文物应该是在秦始皇父亲大墓被盗后，先流入澳门，再辗转落地香港。
我们表示有意购买这件东西，但先要回去跟单位领导商量一下。谁知道对方拉下脸来说：东西被你们摸过了，就要买下，现在就付钱，不然就不要出这个门！天下怎么要这种事情？明摆着强行霸道嘛！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有关部门的，情急之下他起身一拍桌子：都是扛枪打猎的，有什么不好说的！对方一愣，就放我们走了。但这件国之重器一定要买回去啊，我们通过关系找到香港的黑老大叶先生，了解到卖方是花100万美元买来的，出价1000万美元。谈到最后，叶先生表示，既然国家要，他愿意买下来捐给上海博物馆，只要国家给个奖状就行了。现在这件国宝就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成了举世瞩目的镇馆之宝。
在伦敦工作期间，你以自己的学识赢得了海外收藏家的尊重，你与Julian Thompson、Eskanasi、Marchant等国际知名鉴定与经营名家结为好友，积累了资本运作的经验，开拓了国际视野。但是据说你在海外拍卖市场上屡有斩获，许多大收藏家都将你视作重要竞争对手，给你的征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钱伟鹏：是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替中国政府做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钱，回购文物心切，叫价就容易走高，后来我就设法躲在幕后。2005年春拍，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预展一件从法国某贵族家中征集来的中国青花大碗，画有狮子戏球图案，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拍卖行以为这是清仿宣德官窑，注明年份为“19世纪”，标价才350至400英镑，随手放在展柜下层。我一看，这分明是明代成化窑的嘛，拍卖行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等到正式开拍那天，我不出面，请一位留学生出面举牌，事先给他个底线：5万英镑。起叫后，场内所有买家都以为这是清代的东西，反响并不热烈，一直叫到4万多英镑，场内剩下两位竞标者，我的替身和另一个买家。这位买家就是拍下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的那位老兄，连他到最后都把握不定了，最后由我的替身以52000英镑购得。落槌后我从门外走进去，马上与财务人员接洽填写支票，此时场内所有买家都将脸转向我：原来是钱先生在拍这件东西，那应该是成化官窑无疑。当时我只听到满场人都在传：“成化，成化！”
要知道，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拥有一件成化官窑器是许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事！拍卖结束后，马上有人表示愿出700万人民币，请我转让，我当然不会答应。
1997年你与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合同期满后，又被英国奥林匹亚古董检查委员会主席Peter Wain聘为高级顾问，并同时兼任多个英美顶级艺术机构的顾问，后来为何创建了天物馆？
钱伟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许多欧美收藏家，包括艺术机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恐慌性抛售藏器，大量艺术珍宝低价涌向市场，我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买入机会。但有些事情不便政府出面，动用民间资本来做可能更合适。于是我与几个同好朋友着手组建私人博物馆，2009年我们在北京光华路5号创建了天物艺术馆，我出任馆长。2010年10月，我与淳大集团主席柳志伟先生共同创立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半年后，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也加盟进来了。天物馆以个人投资和基金招募的方式筹集了超过8亿人民币，再次从海外购入800余件明清官窑瓷器珍品，其中不乏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品”，有些品种甚至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空白。
天物馆是你们进行金融与艺术动作的平台，照我的理解，你们通过在海外征集文物和古董等艺术品，然后在国内出让，由此获得资金回报，请问这个私募基金的回报率是多少？
钱伟鹏：我要强调的是：一，我们是价值发现者。我们在全世界寻找原本属于中国的宝贝，我们的目标是明清两代的官窑器，现在世界上约有70万人在收明清官窑瓷器。因为明清官窑瓷器是至今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品牌，代表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的水平，从明朝洪武到清代宣统，不过542年，这些瓷器都是先由宫廷画师画出来，再烧到瓷器上，达到图案和瓷器的完美结合。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明清官窑瓷器就能卖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市场上属于硬通货。二，我们是收藏家的代理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确保我们的眼光精准而且可靠，还能够把握机会，占据先机。我们获得的利润是用知识换来的。三，我们的运作是规矩的，90%以上是从可靠的拍卖行里获得，来路可靠，传承有序，避免麻烦，全世界大的拍卖会都会参加，虽然大家都是行家，但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的东西理解更深更透，有特殊感情，心心相印，一般都能捡到漏。
我们基金的回报率在12%至15%。我们对资金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艺术品在手上滞留时间越长，回报率越高，但对流动性来说，压力也更大。
钱伟鹏：众所周知，张浦生先生是文博界泰斗级的人物，从事文博工作超过半个世纪，有不少重大发现与研究成果，有些发现研究无可争议地改写了中国陶瓷史。但老先生一生谨慎低调，故而媒体上对他的宣传极少。张先生带出的学生很多，如果加上听过他上课的培训班学生，那至少有数千人了，真是桃李满天下。现在民间收藏很热，请他去鉴定的老板也很多，但他一生甘于清贫，只知道埋头研究学问，对这类私人鉴定不感兴趣，对大学或教育机构主办的陶瓷讲座倒乐此不疲。
张先生八十高寿了，我们学生想给他祝寿，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个师生展，展示一下他收藏的瓷片，这些瓷片得来不易，片片心血，是中国陶瓷的密码，也是他的研究成果和生命轨迹，同时还有一些学生收藏的珍贵瓷器，也是在张先生指导下获得的成果。
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张浦生先生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之初就师从王志敏先生了，王先生建议他从野外采集标本，从此张先生无论自然界季节更迭，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都一直在农村、工地上捡拾瓷片，这些在当时不为人们重视的瓷片就成了他研究中国陶瓷的实物档案，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么你是不是也有捡拾瓷片的习惯？
钱伟鹏：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扬州文物商店工作的，先是跟老师傅学点鉴定知识，后来认识了张浦生先生。有一天我正在店里忙活，抬头看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走进来，同事告诉我，他就是从省城来扬州文物商店做文物出口鉴定工作的专家张浦生。先生瘦高的个子，面含微笑，说话轻声慢语，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总善于启发，一派学者的气度。我当时就萌生了拜他为师的想法，但又难以启齿，事情就这样拖过去了。直到三年后，我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文物鉴定培训班，再次见到前来讲课的张先生，经过一番交谈，就提出了拜先生为师的想法。先生很痛快地说：“好呀！我与扬州有缘，我的先生王志敏就是扬州人，这下子又多了一个扬州的学生了。”从此，我就跟随先生学习鉴定，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说起捡瓷片，这是我在1979年开始养成的习惯。扬州曾是繁华的古都，又是商人的聚集之地，历经战火洗礼，地下留下了丰厚的遗存，我在文物商店里钻研业务知识的渴望很强烈，捡瓷片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哪里有工地，我就会去捡瓷片。
师从张先生后，他对我说：学习鉴定首先要向地下找宝贝。地下的瓷片中有“唐宋元明清”，有“颜真卿”、“唐伯虎”，你要做有心人，不断收集瓷片实物，建立自己的标本库，这会使你终身受用的！受他鼓励，我就从1982年开始系统性地收集瓷片了。每天下班花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地去捡，捡回来用放大镜看，看它的断面，梳理、鉴定瓷片的年代、品种和窑口。也常常与店里的完整器进行比较，加深印象，积累经验。
听说你数十年里捡来的瓷片也有10万片之多了？其中有无重大发现？
钱伟鹏：呵呵，说一件事吧，1983年10月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我在扬州的建筑工地上捡到了一块青花瓷器的残片，那是个碗底，一看白底上绘有青花，那种青花图案与明清瓷器上常见的不同，有西域文化的特征，属于波斯几何图案。再看碗底，圈足表明是唐代典型的玉璧底，它会不会是唐代的青花呢？我把这块瓷片给同行朋友看，大家都很激动。
后来冯先铭先生来扬州讲课，是我去车站接他的，晚上还陪他睡一个房间，领导要我在生活上照顾他，在我看来可是大好机会啊，天天聊到很晚，收益极大。我拿出这块青花瓷片请教他，冯先生跟我讲了看法，认为出土的巩县窑器物表现上其实已经出现了青花图案，北方窑口使用西域进口的钴蓝料是事实。在唐代的地层下面也挖到过有蓝釉的残器，还发现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泛着蛤蜊光，这说明扬州作为唐代的贸易大港，曾有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商人集聚，是通向全球的瓷器集散地，还有许多日本人，高丽人在这里做生意，将中国文化带回去，影响至今。扬州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没有因此衰落，不过历次战争的影响也是有的，屡经战火焚毁，毁后又马上重建，所以地层下面就是一个庞大的“文物仓库”。
后来冯先生说到青花瓷时就拿我做例子，认为我捡的这块唐代青花玉璧底大碗残片改写了历史。
我了解到，你曾经在1988年荣获江苏省文化厅古陶瓷鉴定第一名，鉴定是如何比赛的？
钱伟鹏：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动乱之后，整个国家总算可以安定了，各行各业开始复兴，但文物经营人才严重匮乏。我作为业务骨干，又是年轻人，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不仅参加各种瓷器鉴定培训班，还先后得到冯先铭、耿宝昌、叶喆民、汪庆正、张浦生、黄云鹏等大师的教诲与点拨，鉴定能力迅速提高。那是在1988年吧，也为了推动培养人才这项工作，江苏省文化厅委托南京博物院组织了这场比赛，各市派出选手，扬州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古陶瓷有100人参加业务比赛，50件文物摆在桌面上，让考生鉴定真伪，断代，从艺术和工艺上再进行一番品评，外加10道理论题，结果我获得了这项鉴定的第一名。
1984年你出任扬州市文物商店副经理，短短几年间便以出众的专业眼光和经营才能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扬州文物商店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交易中心之一。在这段时间里，你除了做业务研究，还在想些什么？
钱伟鹏：做企业的，追求营业额和利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这类企业在那个历史阶段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出口古董，为国家创汇，所以我国文物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处于单边输出的状态无法改变，文物流失严重。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被外方所垄断，我们对国际艺术品市场行情所知甚少，当时伦敦有位华侨以两万英镑从上海外贸公司购买到整整五个集装箱的文物。得知这个消息，我真是心痛啊。于是就想，哪天等我们国家强盛了，再也用不着靠这种方法创汇就好啦。 很快，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总量提升极快，在艺术市场这块，国内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好东西终于留在国内了。但还不够，应该从海外去买好东西。
我了解到，1993年，你被国家文物局选派到英国任驻外文物专家，专职从事中国文物回收工作。这项工作对你有何意义？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你的人生？
钱伟鹏：当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公司经费也有限，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群雄博弈，我们面对动辄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英镑的艺术珍品，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花落旁家，泪洒英伦。但我和我们团队硬是凭借着高超的鉴定力及敏锐的商业嗅觉，靠“捡漏”杀出一条血路，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不仅在伦敦站稳脚跟，并使数件重要国宝文物回流国内。
两年前我在参观天物馆时，听你讲过从香港黑帮手里买回“子仲姜”盆的故事，今天你能再讲一遍吗？
钱伟鹏：事情也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代表公司去香港征集文物，有一个人找到我，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件造型与功能都很别致的青铜器。我感觉此件东西很不寻常，第二天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尖沙咀一家私人酒楼地下室看货，一看对方谈吐，就明白此人是江湖中人。先吃饭，饭中将青铜大盘拿出来让我们看。果然不一般，青铜器中间立着一只雄性带冠的鸟，四边是四只青蛙四条鱼，雄鸟一转，青蛙和鱼都会跟着旋转，还有三十多个铭文！我们一见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青铜器。我断定这是西周时期的“子仲姜”盆，全世界唯一一件。这件文物应该是在秦始皇父亲大墓被盗后，先流入澳门，再辗转落地香港。
我们表示有意购买这件东西，但先要回去跟单位领导商量一下。谁知道对方拉下脸来说：东西被你们摸过了，就要买下，现在就付钱，不然就不要出这个门！天下怎么要这种事情？明摆着强行霸道嘛！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有关部门的，情急之下他起身一拍桌子：都是扛枪打猎的，有什么不好说的！对方一愣，就放我们走了。但这件国之重器一定要买回去啊，我们通过关系找到香港的黑老大叶先生，了解到卖方是花100万美元买来的，出价1000万美元。谈到最后，叶先生表示，既然国家要，他愿意买下来捐给上海博物馆，只要国家给个奖状就行了。现在这件国宝就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成了举世瞩目的镇馆之宝。
在伦敦工作期间，你以自己的学识赢得了海外收藏家的尊重，你与Julian Thompson、Eskanasi、Marchant等国际知名鉴定与经营名家结为好友，积累了资本运作的经验，开拓了国际视野。但是据说你在海外拍卖市场上屡有斩获，许多大收藏家都将你视作重要竞争对手，给你的征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钱伟鹏：是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替中国政府做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钱，回购文物心切，叫价就容易走高，后来我就设法躲在幕后。2005年春拍，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预展一件从法国某贵族家中征集来的中国青花大碗，画有狮子戏球图案，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拍卖行以为这是清仿宣德官窑，注明年份为“19世纪”，标价才350至400英镑，随手放在展柜下层。我一看，这分明是明代成化窑的嘛，拍卖行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等到正式开拍那天，我不出面，请一位留学生出面举牌，事先给他个底线：5万英镑。起叫后，场内所有买家都以为这是清代的东西，反响并不热烈，一直叫到4万多英镑，场内剩下两位竞标者，我的替身和另一个买家。这位买家就是拍下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的那位老兄，连他到最后都把握不定了，最后由我的替身以52000英镑购得。落槌后我从门外走进去，马上与财务人员接洽填写支票，此时场内所有买家都将脸转向我：原来是钱先生在拍这件东西，那应该是成化官窑无疑。当时我只听到满场人都在传：“成化，成化！”
要知道，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拥有一件成化官窑器是许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事！拍卖结束后，马上有人表示愿出700万人民币，请我转让，我当然不会答应。
1997年你与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合同期满后，又被英国奥林匹亚古董检查委员会主席Peter Wain聘为高级顾问，并同时兼任多个英美顶级艺术机构的顾问，后来为何创建了天物馆？
钱伟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许多欧美收藏家，包括艺术机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恐慌性抛售藏器，大量艺术珍宝低价涌向市场，我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买入机会。但有些事情不便政府出面，动用民间资本来做可能更合适。于是我与几个同好朋友着手组建私人博物馆，2009年我们在北京光华路5号创建了天物艺术馆，我出任馆长。2010年10月，我与淳大集团主席柳志伟先生共同创立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半年后，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也加盟进来了。天物馆以个人投资和基金招募的方式筹集了超过8亿人民币，再次从海外购入800余件明清官窑瓷器珍品，其中不乏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品”，有些品种甚至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空白。
天物馆是你们进行金融与艺术动作的平台，照我的理解，你们通过在海外征集文物和古董等艺术品，然后在国内出让，由此获得资金回报，请问这个私募基金的回报率是多少？
钱伟鹏：我要强调的是：一，我们是价值发现者。我们在全世界寻找原本属于中国的宝贝，我们的目标是明清两代的官窑器，现在世界上约有70万人在收明清官窑瓷器。因为明清官窑瓷器是至今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品牌，代表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的水平，从明朝洪武到清代宣统，不过542年，这些瓷器都是先由宫廷画师画出来，再烧到瓷器上，达到图案和瓷器的完美结合。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明清官窑瓷器就能卖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市场上属于硬通货。二，我们是收藏家的代理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确保我们的眼光精准而且可靠，还能够把握机会，占据先机。我们获得的利润是用知识换来的。三，我们的运作是规矩的，90%以上是从可靠的拍卖行里获得，来路可靠，传承有序，避免麻烦，全世界大的拍卖会都会参加，虽然大家都是行家，但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的东西理解更深更透，有特殊感情，心心相印，一般都能捡到漏。
我们基金的回报率在12%至15%。我们对资金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艺术品在手上滞留时间越长，回报率越高，但对流动性来说，压力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