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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虽然仅有20余年，但它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中华民国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民党军队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是有意义的。
【黄埔成为重建民族思想体系的摇篮】
国民党军队源自1924年6月的黄埔建军。这种“以党建校，以校领军”，实现党、军合一化的建军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募兵制、府兵制、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制迥然有异。一般而言，学校承担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建设性人才，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而黄埔军校的组建却担负着孵化更多“挽救中国危亡”的革命军的职责，也就是说，它以灌输革命意识，唤起革命、推动革命、高涨革命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使命，以政治教化来达到建军以至建国的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袁世凯死后战乱频仍的军阀格局，五四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激进批判，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激起的民众参与国事的热情，西方各种救国社会思潮的纷纷引进，说明整个民族固有的稳定的思想框架倾覆了。怎样重塑民族精神？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只有用军人特有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才能使革命的主义生长、开花与结果。从这个层面而言，黄埔不仅仅只是建军的开端，更是重新建构整个民族思想体系的摇篮。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它们建构的地基都是武装力量。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相应产物。以俄为师又与孙遭受毕生最大创伤密不可分。1922年6月16日的广州，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1924年，孙中山总结那次兵变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这一年，他创立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后者设立的目的是给革命军提供绵延不绝的薪火。“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向来自全国的500余名教官和学生致词，希望他们心怀革命精神，能为民族未来而奋斗，“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自此，一个决定近代中国命运、风云激荡几十年的群体——黄埔师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奉行“以俄为师”的理念，借鉴苏俄“以党治国”的一整套做法，在中国首创并建立了“党军”这一理念和制度。孙创立的“党军”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包括当时各式各样的军阀部队存在根本上的区别，这是一支规划上由国民党独立掌控的武装力量。其显著标志有三：即注重政治教育，设立党代表制度，在军队中设立政治部。这三点是国民党“党军”体制设立的重要标志和制度体现，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时代意义。
黄埔军校创建并推行的“党军”体制在1924年至1927年初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黄埔师生在广东革命统一战争中表现出色，以黄埔军官教导团为核心的第一军起过“党军”的表率作用。北伐顺利进军时，多数黄埔人和“党军”都具有一定的国民革命意识，但受当时历史局限和环境的影响，国民党“党军”体制极不完善，在其形成过程中一再遭受冲击。“党军”体制到1927年夏季开始崩溃，至1928年迅速解体。
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创建之初就发育不健全，军队内部政治思想工作也不平衡，难以承受冲击。尽管党代表制理应是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制度，但实际上很不完整。北伐军兴起之际，党代表制并没有深入各军基层，10余万人的军队中，政工人员仅800余名，且来源复杂、良莠不齐，政治工作人员薄弱的力量难以将三民主义彻底贯彻，军内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上，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并没有做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停留在表面，而且各军差别很大。
【“黄埔精神”变异，国民党军队失去灵魂】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难以摆脱保定军校等旧式军校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教育的效果。黄埔第一期军事教官44人，其中保定系20人。在不到4年时间里，黄埔军校先后聘用保定系军官100多名。保定军校标榜“军人不干政”，严禁各种报刊及传播新思想的书籍报刊，严禁参加各类社会或政治活动，以便将学生培养成为只知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而堪称“党军”典范第一军的核心力量的黄埔军事教官恰恰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北伐前夕，同样具有保定军校背景的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各军，并管制军事委员会的多数机构。这几个因素的叠加助长了旧军校传统的回潮，势必更导致国民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难以加强，甚至逐渐弱化，原本就根基薄弱的“党军”体制，在北伐进军过程中迅速瓦解，军权压倒了党权。仅仅半年多时间，国民革命军由出征时的10余万人迅速膨胀到40万人，大量归降的旧军阀部队根本没有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制。
作为“党军”，党与军的关系必须突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要体现集体的意志和决策。如果党政军大权集中于一人，一旦集权者的政见与党的宗旨和任务发生分歧时，“党军”关系就会转变为相互对抗性质：要么党服从武力，要么集权者妥协，交出军权。孙中山的权威形象使他的政治思想能代表国民党领导集体的意志。而孙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黯然失色，蒋介石不久大权独揽，国民党中央难以有效地约束他，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党权削弱后，军权势必上升直至膨大无边。北伐期间虽然设有总政治部，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没有随军行动。这明确表明，党权对军权的监督约束机制在战争实践中几乎没有丝毫作用，蒋行使总司令职权时，在他身边既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约束机制，也缺乏能约束他行为的个人。
武汉发生“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军队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或干脆取消。“党军”体制瓦解之际，蒋介石倾力于建立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政治部成了军事长官的幕僚机构，国民党军内的党军关系更加难以捏合到一处。蒋介石用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来替代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而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分歧严重，实际上失去了主义和共同目标。黄埔精神变异为“服从校长，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便成仁”。 国民党从建立“党军”到组建国民革命军8个军，前后仅1年时间，目的是尽快推行以党制军的原则，但推行“党军”模式急于求成，过于仓促，且各项举措又不得力，造成党代表制在多数部队仅仅在形式上悬浮在军一级，军政治部的工作也未能普遍深入到师团级。国民革命军难以真正实现党化，而作为“党军”基干的第一军由于排斥了中共党员，思想很快处于混乱状态。北伐战争打响后，党权在第一军中急剧下降。
组建优良“党军”的另一前提是思想统一，主义鲜明，信仰一致。孙中山认为，军人要理解主义和革命目标才能“发生奋斗精神”。黄埔军校以新三民主义为旗帜，曾发挥了良好的政治凝聚作用。孙去世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愈发表面化，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争斗不休，法西斯主义独裁理论和儒家的“四维八德”说教交相使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主义，也失去了长期目标，成为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
【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背离黄埔建军宗旨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建立“党军”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党军”与人民军队在本质上理应是一致的。孙中山对此曾有所认识，他在对滇赣粤各军演说中强调古今革命性质不同。古代革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北伐初期，国民党政权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表达了实行“人民革命”的强烈愿望，但国民党内部对革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大革命深入到社会革命，由国民革命向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社会革命转化时，许多国民党人惧怕并反对工农运动，由此，国共两党发生了根本分歧。
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清党”来彻底撇清两党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清党”同时也打击了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其他各类持不同政见者，削弱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掌控和影响。自从“清党”后，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师生被称为黄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点。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大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日本军事学校，原本就不乏旧思想、旧意识。黄埔系军人抱成团、结成派，更加剧了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派系林立致使“以党治军”难以在军队中付诸实施。地方军事实力派与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之间的矛盾，数十年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蒋介石一直把部队中的黄埔将领作为其控制军事依托的根本凭借，在数次国民党新军阀的作战中，蒋凭借强大的中央军取得一次次胜利，稳固了其在国民党政权内的地位。几次下野后，蒋都是凭着黄埔将领对他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出山。在他看来，黄埔军事将领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关键。在嫡系部队中，蒋介石也不希望因为过于加强政工的权力，从而引起部队将领的反对，动摇部队将领对他的忠诚。为让地方军事实力派归顺中央，蒋不惜采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手段笼络将领。为此，蒋也认为有必要降低政工人员的职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但蒋又并不完全信任这些杂牌军队，他要求派往杂牌部队的政工人员肩负监视及拉拢任务。在中央以及嫡系部队中，蒋不愿“以党治军”，在非嫡系军队中蒋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以党治军”。为维护其派系集团的利益，政工在军队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
透过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政治工作的帷幕能发现：相比于中共藏伟力于民众、于组织、于信仰之中，国民党的统治支柱不仅太过单一，且缺乏统合力量。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由此显映得越来越清晰。
中间人士何廉曾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权在丧失仅剩的一点点民众支持的同时，它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那些当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们不能再打，他们吃不饱肚子，面对内战中的敌人，很容易就缴械投降或被击溃。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到支持！”士气的沦丧，意味着作战力量大减。敌对的军民关系不仅造成战力削弱，反而使得军队处处受制，大减的军事力量，更被稀释与分解。这必然造成战争的难以为继。在败象纷呈、政权覆灭已定的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部队自然不愿再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军队，激发官兵的斗志，都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重中之重。精神武装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无，再强大的物质装备，再多的军队人数，再有名的军事统帅，在军事的对决面前，均成为瞎子点灯白费蜡。诚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
除了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大政方针与军队的行动相结合。面对军事局势的全面糜烂，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用新的合理的话语来激励部下。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兴盛与覆灭，主要原因是有没有落实创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规划的军队建设目标：第一步，使武力与民众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当国民党军队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关注民生时，其政权就朝气蓬勃；当国民党军队漠视民生疾苦，武力与民众不相关联，甚至敌视民众时，其政权就被推翻。从这层意义上讲，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背离了黄埔建军宗旨的结果，而孙中山规划的黄埔建军宗旨，反而被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了下来。
【黄埔成为重建民族思想体系的摇篮】
国民党军队源自1924年6月的黄埔建军。这种“以党建校，以校领军”，实现党、军合一化的建军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募兵制、府兵制、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制迥然有异。一般而言，学校承担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建设性人才，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而黄埔军校的组建却担负着孵化更多“挽救中国危亡”的革命军的职责，也就是说，它以灌输革命意识，唤起革命、推动革命、高涨革命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使命，以政治教化来达到建军以至建国的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袁世凯死后战乱频仍的军阀格局，五四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激进批判，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激起的民众参与国事的热情，西方各种救国社会思潮的纷纷引进，说明整个民族固有的稳定的思想框架倾覆了。怎样重塑民族精神？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只有用军人特有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才能使革命的主义生长、开花与结果。从这个层面而言，黄埔不仅仅只是建军的开端，更是重新建构整个民族思想体系的摇篮。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它们建构的地基都是武装力量。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相应产物。以俄为师又与孙遭受毕生最大创伤密不可分。1922年6月16日的广州，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1924年，孙中山总结那次兵变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这一年，他创立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后者设立的目的是给革命军提供绵延不绝的薪火。“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向来自全国的500余名教官和学生致词，希望他们心怀革命精神，能为民族未来而奋斗，“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自此，一个决定近代中国命运、风云激荡几十年的群体——黄埔师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奉行“以俄为师”的理念，借鉴苏俄“以党治国”的一整套做法，在中国首创并建立了“党军”这一理念和制度。孙创立的“党军”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包括当时各式各样的军阀部队存在根本上的区别，这是一支规划上由国民党独立掌控的武装力量。其显著标志有三：即注重政治教育，设立党代表制度，在军队中设立政治部。这三点是国民党“党军”体制设立的重要标志和制度体现，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时代意义。
黄埔军校创建并推行的“党军”体制在1924年至1927年初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黄埔师生在广东革命统一战争中表现出色，以黄埔军官教导团为核心的第一军起过“党军”的表率作用。北伐顺利进军时，多数黄埔人和“党军”都具有一定的国民革命意识，但受当时历史局限和环境的影响，国民党“党军”体制极不完善，在其形成过程中一再遭受冲击。“党军”体制到1927年夏季开始崩溃，至1928年迅速解体。
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创建之初就发育不健全，军队内部政治思想工作也不平衡，难以承受冲击。尽管党代表制理应是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制度，但实际上很不完整。北伐军兴起之际，党代表制并没有深入各军基层，10余万人的军队中，政工人员仅800余名，且来源复杂、良莠不齐，政治工作人员薄弱的力量难以将三民主义彻底贯彻，军内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上，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并没有做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停留在表面，而且各军差别很大。
【“黄埔精神”变异，国民党军队失去灵魂】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难以摆脱保定军校等旧式军校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教育的效果。黄埔第一期军事教官44人，其中保定系20人。在不到4年时间里，黄埔军校先后聘用保定系军官100多名。保定军校标榜“军人不干政”，严禁各种报刊及传播新思想的书籍报刊，严禁参加各类社会或政治活动，以便将学生培养成为只知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而堪称“党军”典范第一军的核心力量的黄埔军事教官恰恰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北伐前夕，同样具有保定军校背景的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各军，并管制军事委员会的多数机构。这几个因素的叠加助长了旧军校传统的回潮，势必更导致国民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难以加强，甚至逐渐弱化，原本就根基薄弱的“党军”体制，在北伐进军过程中迅速瓦解，军权压倒了党权。仅仅半年多时间，国民革命军由出征时的10余万人迅速膨胀到40万人，大量归降的旧军阀部队根本没有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制。
作为“党军”，党与军的关系必须突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要体现集体的意志和决策。如果党政军大权集中于一人，一旦集权者的政见与党的宗旨和任务发生分歧时，“党军”关系就会转变为相互对抗性质：要么党服从武力，要么集权者妥协，交出军权。孙中山的权威形象使他的政治思想能代表国民党领导集体的意志。而孙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黯然失色，蒋介石不久大权独揽，国民党中央难以有效地约束他，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党权削弱后，军权势必上升直至膨大无边。北伐期间虽然设有总政治部，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没有随军行动。这明确表明，党权对军权的监督约束机制在战争实践中几乎没有丝毫作用，蒋行使总司令职权时，在他身边既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约束机制，也缺乏能约束他行为的个人。
武汉发生“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军队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或干脆取消。“党军”体制瓦解之际，蒋介石倾力于建立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政治部成了军事长官的幕僚机构，国民党军内的党军关系更加难以捏合到一处。蒋介石用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来替代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而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分歧严重，实际上失去了主义和共同目标。黄埔精神变异为“服从校长，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便成仁”。 国民党从建立“党军”到组建国民革命军8个军，前后仅1年时间，目的是尽快推行以党制军的原则，但推行“党军”模式急于求成，过于仓促，且各项举措又不得力，造成党代表制在多数部队仅仅在形式上悬浮在军一级，军政治部的工作也未能普遍深入到师团级。国民革命军难以真正实现党化，而作为“党军”基干的第一军由于排斥了中共党员，思想很快处于混乱状态。北伐战争打响后，党权在第一军中急剧下降。
组建优良“党军”的另一前提是思想统一，主义鲜明，信仰一致。孙中山认为，军人要理解主义和革命目标才能“发生奋斗精神”。黄埔军校以新三民主义为旗帜，曾发挥了良好的政治凝聚作用。孙去世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愈发表面化，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争斗不休，法西斯主义独裁理论和儒家的“四维八德”说教交相使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主义，也失去了长期目标，成为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
【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背离黄埔建军宗旨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建立“党军”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党军”与人民军队在本质上理应是一致的。孙中山对此曾有所认识，他在对滇赣粤各军演说中强调古今革命性质不同。古代革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北伐初期，国民党政权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表达了实行“人民革命”的强烈愿望，但国民党内部对革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大革命深入到社会革命，由国民革命向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社会革命转化时，许多国民党人惧怕并反对工农运动，由此，国共两党发生了根本分歧。
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清党”来彻底撇清两党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清党”同时也打击了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其他各类持不同政见者，削弱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掌控和影响。自从“清党”后，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师生被称为黄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点。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大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日本军事学校，原本就不乏旧思想、旧意识。黄埔系军人抱成团、结成派，更加剧了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派系林立致使“以党治军”难以在军队中付诸实施。地方军事实力派与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之间的矛盾，数十年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蒋介石一直把部队中的黄埔将领作为其控制军事依托的根本凭借，在数次国民党新军阀的作战中，蒋凭借强大的中央军取得一次次胜利，稳固了其在国民党政权内的地位。几次下野后，蒋都是凭着黄埔将领对他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出山。在他看来，黄埔军事将领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关键。在嫡系部队中，蒋介石也不希望因为过于加强政工的权力，从而引起部队将领的反对，动摇部队将领对他的忠诚。为让地方军事实力派归顺中央，蒋不惜采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手段笼络将领。为此，蒋也认为有必要降低政工人员的职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但蒋又并不完全信任这些杂牌军队，他要求派往杂牌部队的政工人员肩负监视及拉拢任务。在中央以及嫡系部队中，蒋不愿“以党治军”，在非嫡系军队中蒋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以党治军”。为维护其派系集团的利益，政工在军队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
透过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政治工作的帷幕能发现：相比于中共藏伟力于民众、于组织、于信仰之中，国民党的统治支柱不仅太过单一，且缺乏统合力量。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由此显映得越来越清晰。
中间人士何廉曾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权在丧失仅剩的一点点民众支持的同时，它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那些当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们不能再打，他们吃不饱肚子，面对内战中的敌人，很容易就缴械投降或被击溃。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到支持！”士气的沦丧，意味着作战力量大减。敌对的军民关系不仅造成战力削弱，反而使得军队处处受制，大减的军事力量，更被稀释与分解。这必然造成战争的难以为继。在败象纷呈、政权覆灭已定的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部队自然不愿再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军队，激发官兵的斗志，都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重中之重。精神武装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无，再强大的物质装备，再多的军队人数，再有名的军事统帅，在军事的对决面前，均成为瞎子点灯白费蜡。诚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
除了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大政方针与军队的行动相结合。面对军事局势的全面糜烂，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用新的合理的话语来激励部下。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兴盛与覆灭，主要原因是有没有落实创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规划的军队建设目标：第一步，使武力与民众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当国民党军队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关注民生时，其政权就朝气蓬勃；当国民党军队漠视民生疾苦，武力与民众不相关联，甚至敌视民众时，其政权就被推翻。从这层意义上讲，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背离了黄埔建军宗旨的结果，而孙中山规划的黄埔建军宗旨，反而被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