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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霞，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西藏人民出版社汉文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业余喜欢文学创作，有文学作品和评论散见于报刊杂志。
小说《藏婚》是作者羽芊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婚姻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现了西藏曾经存在的一种家庭形式、一妻多夫制下藏族儿女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所遭遇的困惑。探讨了藏族女性主体意识在藏汉文化交汇时的觉醒，以及其在文化他者影响下实现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的过程。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藏族女性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主体意识觉醒。
一、汉藏传统文化与地域差异对婚姻观、爱情观的影响
由于历史、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藏地民众因婚姻观衍生的婚姻形态、家庭形式与汉族传统婚姻模式差异非常大。
藏族历史上存在有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婚姻形态。时间倒回去20年，这样的家庭形式在农牧区普遍存在。据统计，2000年时，日喀则仁布县的一个山村里有48户人家，除了一个家庭是一夫一妻外，其它的都是兄弟共妻。2006年时，除了父辈的家庭生活仍然保持着原样外，年轻一代新组成的家庭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传统家庭在年轻一代中已经不存在了，新组成的小家庭都是一夫一妻制。
而汉族家庭，抛开母系氏族时期的一妻多夫制，其后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大多数的婚姻形态都是一夫多妻。这是汉族经济发展，男性劳动力所占比例增加的结果，当然也有儒家传统文化对婚姻模式造成的影响。
《藏婚》中的女主人公卓嘎，临嫁前一天父母才告诉她第二天要嫁人。男方虽然知道自己已订亲，但女方是谁，长什么样，性情如何却一无所知。直到结婚的当天，才见到对方的真面目。卓嘎就是这样嫁入了嘉措家，成为了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然而在内地，尤其是现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两种迥异的婚姻形式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两种文化差异对女性爱情观产生的影响，在《藏婚》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藏婚》中，卓嘎顺从父母之命，嫁入了兄弟共妻模式的嘉措家。而作为“家长”的嘉措运筹帷幄，管理着家中的所有财产、决定着这个家庭发展的命运;妻子卓嘎操持家务，用自己的善良和大度将五个丈夫紧紧团结在一起。兄弟们分工协作，或外出打工，或在家放牧，力求全家过得美满幸福。然而，当这个家庭在汉族女子好好无意当中闯入之后，便因为认知上的差异，无可避免地产生了重重矛盾。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也就有了极强的戏剧冲突。
未受传统思想束缚、不介意自己所爱的人情感是否有归宿的汉族女子好好，遇见了极其介意与人共享感情、向往从一而终，却身陷兄弟共妻不能自拔的嘉措，他俩陷入疯狂的热恋之中。然而，这种爱恋与藏族传统婚恋观、家庭观是相悖的，缺乏文化的正義性，被视为不正常。而嘉措又一直以为好好只有自己这么一个男人。所以当好好在与嘉措相爱的同时还拥有许多不同的交往对象时，嘉措非常痛苦。在好好眼里，与自己那些有性无情的性伴侣相比，嘉措是一个很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然而，他却行踪不定，时而出现、热情似火，时而消失、冷淡如冰，按照汉族女子择偶的标准，嘉措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陷入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所以他们多次分手又多次和好，彼此都十分痛苦。而卓嘎呢，她受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兄弟共妻”的婚姻形态束缚，面临自己的“家长”已经出轨的现实，陷入了是离开大家庭独自生活还是继续维持现状的痛苦挣扎中。
婚姻观的迥异，造就了不同的婚姻形式与婚姻形态，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必然出现，而藏汉文化中性与爱的抽离与交汇对主人公爱情观的影响，既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形成，也造就了文化融合的可能。
二、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化交汇中的觉醒
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经济的改善和科技的进步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在文化交汇时，藏族女性的主体意识日渐萌芽、生长。卓嘎因为两次流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形成了习惯性流产，但她又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嘉措的父母因为卓嘎不能生育决定给儿子们再娶一个老婆时，卓嘎的女性自主意识苏醒了，她选择了独自离开，去山上修行。
卓嘎对于爱情的向往侧重于日常生活领域中女性主体欲望的实现、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然而一妻多夫制决定了卓嘎的身体必须属于嘉措以及他的兄弟们，但人性的复苏、爱情的觉醒使她呈现出不同于她母亲那一辈的思想，她的内心其实是有所归属的。
当卓嘎说出心里喜欢嘉措多一些时，其实卓嘎已经开始悄悄审视外部的世界了，只不过她的内心是纠结和困扰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汉族女子好好，在她的身上充分体现了现代女人前卫的思想观念，她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好好追求自由的爱情，不顾他人的看法，家庭的束缚，想要什么就努力去争取，同时在性的方面也大胆开放。与中国封建时期束缚女性的贞操观念不同，好好认为，自己是个与男人有同样生理需求的女人，所以她跟嘉措、卓一航、明等人都有过感情和肉体的纠葛，而且并不以这种身体上的“不专一”为道德败坏，她认为这种方式能为自己带来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快乐。好好的婚恋观、情爱观显然与嘉措所要求的爱情格格不入，他们二人的结合必然引发强烈的情感上的冲突，而好好和嘉措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下把握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完成艰难的文化上的选择和生命本体的解放。经过几年的纠缠，他们二人不仅实现了灵与肉的双重觉醒，并且将这种觉醒付诸于实践。好好知道卓嘎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所以当她意外怀孕后，不是打掉孩子，而是生下来悄悄送给了卓嘎，而嘉措在好好的生命遇到危险时，这才发现，自己心里真正爱的人是那个不贤惠不讲理、一件小事就可以让他失控的好好。
好好与卓嘎，两个不同民族的女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认知上有着文化的差异性。好好洞悉自我，挑战传统，所以她能达到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即身心的自由。而卓嘎却要在挑战传统中战胜自我，在艰难的跋涉中探索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非常痛苦，她要面对的困境和困惑非常复杂。文化的交汇，使得卓嘎更进一步洞悉了自我需求，唤醒了其对自我意识的认同，并最终脱离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达到了自身灵与肉的双重觉醒，实现了自我的独立。 三、在寻找“文化他者”中实现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
身处现代文明的当今社会，某个群体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流而独自存在。莱塞曾说过：“人类的接触与影响是普遍的;人类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发生复杂的关系，共处在蛛网和网结般的联系之中。”现代的藏族地区，伴随着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互相影响、交汇融合必成趋势。然而，达成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对自我本体文化要有清醒的审视，甚至批判，否定陈旧、接受新的，丢弃糟粕、吸取精华。无论藏族还是汉族，在彼此的交往中，或多或少都舍弃了自己以往的一些坚持，突破了传统与文化的束缚，追求自身的发展。这种突破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既有汉藏文化的共同影响、進步而达到的融合;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导致文化的更新而自觉地走向族别文化的融合。
在人类学领域，文化他者便是一种相对于文化此者、并能与文化此者相互宽容、相互对立的存在。在《藏婚》一书中，与藏族女子卓嘎相对的文化他者，便是汉族女子莲和好好。尽管在情感的夹缝中挣扎很痛苦，然而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以及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的影响中，卓嘎面临着民族传统与萌芽的主体意识间的选择，逐渐对自己的坚持产生怀疑。在经历了另一个女子达娃因对婚姻不满砍伤丈夫并被与自己共夫的姐妹砍伤的悲剧后，卓嘎的心里真正开始动摇了，开始对目前的生活、对自身坚持传统的做法有了质疑，也是以卓嘎为代表的个体对民族传统的批判，更是现代文明下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
在寻找文化他者中的“自我批判”，是好好和卓嘎迈出文化更新的第一步。在《藏婚》中，作者着眼于藏族青年在兄弟共妻制度下的情爱故事，却并未拘泥于民族界限，反而切入了汉族女子好好的爱情。好好与卓嘎，互为文化他者，却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并置中达到互相的陌生化，使双方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实现自我批判，并最终从习以为常的感知模式中超脱出来，完成对自我的更新。
《藏婚》中，卓嘎在与好好等人的文化互置中，通过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开拓了视野，并发现了自身痛苦的根源在于爱情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经过痛苦而艰难的抉择，卓嘎最终选择了脱离兄弟共妻的大家庭，与爱她的扎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好好经过这些年的挣扎，最终理解了卓嘎，她放下了所有怨恨，跟嘉措结婚，与卓嘎成了最好的闺蜜，让她的孩子称呼卓嘎为阿妈，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情感的救赎。可以说，她俩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自我更新的结果。
《藏婚》的作者试图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状，反映藏汉青年在文化更新和文化选择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传统与现代交汇时所发生的渐变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从而给文化自身带来更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小说《藏婚》是作者羽芊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婚姻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现了西藏曾经存在的一种家庭形式、一妻多夫制下藏族儿女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所遭遇的困惑。探讨了藏族女性主体意识在藏汉文化交汇时的觉醒，以及其在文化他者影响下实现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的过程。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藏族女性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主体意识觉醒。
一、汉藏传统文化与地域差异对婚姻观、爱情观的影响
由于历史、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藏地民众因婚姻观衍生的婚姻形态、家庭形式与汉族传统婚姻模式差异非常大。
藏族历史上存在有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婚姻形态。时间倒回去20年，这样的家庭形式在农牧区普遍存在。据统计，2000年时，日喀则仁布县的一个山村里有48户人家，除了一个家庭是一夫一妻外，其它的都是兄弟共妻。2006年时，除了父辈的家庭生活仍然保持着原样外，年轻一代新组成的家庭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传统家庭在年轻一代中已经不存在了，新组成的小家庭都是一夫一妻制。
而汉族家庭，抛开母系氏族时期的一妻多夫制，其后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大多数的婚姻形态都是一夫多妻。这是汉族经济发展，男性劳动力所占比例增加的结果，当然也有儒家传统文化对婚姻模式造成的影响。
《藏婚》中的女主人公卓嘎，临嫁前一天父母才告诉她第二天要嫁人。男方虽然知道自己已订亲，但女方是谁，长什么样，性情如何却一无所知。直到结婚的当天，才见到对方的真面目。卓嘎就是这样嫁入了嘉措家，成为了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然而在内地，尤其是现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两种迥异的婚姻形式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两种文化差异对女性爱情观产生的影响，在《藏婚》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藏婚》中，卓嘎顺从父母之命，嫁入了兄弟共妻模式的嘉措家。而作为“家长”的嘉措运筹帷幄，管理着家中的所有财产、决定着这个家庭发展的命运;妻子卓嘎操持家务，用自己的善良和大度将五个丈夫紧紧团结在一起。兄弟们分工协作，或外出打工，或在家放牧，力求全家过得美满幸福。然而，当这个家庭在汉族女子好好无意当中闯入之后，便因为认知上的差异，无可避免地产生了重重矛盾。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也就有了极强的戏剧冲突。
未受传统思想束缚、不介意自己所爱的人情感是否有归宿的汉族女子好好，遇见了极其介意与人共享感情、向往从一而终，却身陷兄弟共妻不能自拔的嘉措，他俩陷入疯狂的热恋之中。然而，这种爱恋与藏族传统婚恋观、家庭观是相悖的，缺乏文化的正義性，被视为不正常。而嘉措又一直以为好好只有自己这么一个男人。所以当好好在与嘉措相爱的同时还拥有许多不同的交往对象时，嘉措非常痛苦。在好好眼里，与自己那些有性无情的性伴侣相比，嘉措是一个很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然而，他却行踪不定，时而出现、热情似火，时而消失、冷淡如冰，按照汉族女子择偶的标准，嘉措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陷入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所以他们多次分手又多次和好，彼此都十分痛苦。而卓嘎呢，她受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兄弟共妻”的婚姻形态束缚，面临自己的“家长”已经出轨的现实，陷入了是离开大家庭独自生活还是继续维持现状的痛苦挣扎中。
婚姻观的迥异，造就了不同的婚姻形式与婚姻形态，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必然出现，而藏汉文化中性与爱的抽离与交汇对主人公爱情观的影响，既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形成，也造就了文化融合的可能。
二、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化交汇中的觉醒
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经济的改善和科技的进步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在文化交汇时，藏族女性的主体意识日渐萌芽、生长。卓嘎因为两次流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形成了习惯性流产，但她又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嘉措的父母因为卓嘎不能生育决定给儿子们再娶一个老婆时，卓嘎的女性自主意识苏醒了，她选择了独自离开，去山上修行。
卓嘎对于爱情的向往侧重于日常生活领域中女性主体欲望的实现、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然而一妻多夫制决定了卓嘎的身体必须属于嘉措以及他的兄弟们，但人性的复苏、爱情的觉醒使她呈现出不同于她母亲那一辈的思想，她的内心其实是有所归属的。
当卓嘎说出心里喜欢嘉措多一些时，其实卓嘎已经开始悄悄审视外部的世界了，只不过她的内心是纠结和困扰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汉族女子好好，在她的身上充分体现了现代女人前卫的思想观念，她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好好追求自由的爱情，不顾他人的看法，家庭的束缚，想要什么就努力去争取，同时在性的方面也大胆开放。与中国封建时期束缚女性的贞操观念不同，好好认为，自己是个与男人有同样生理需求的女人，所以她跟嘉措、卓一航、明等人都有过感情和肉体的纠葛，而且并不以这种身体上的“不专一”为道德败坏，她认为这种方式能为自己带来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快乐。好好的婚恋观、情爱观显然与嘉措所要求的爱情格格不入，他们二人的结合必然引发强烈的情感上的冲突，而好好和嘉措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下把握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完成艰难的文化上的选择和生命本体的解放。经过几年的纠缠，他们二人不仅实现了灵与肉的双重觉醒，并且将这种觉醒付诸于实践。好好知道卓嘎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所以当她意外怀孕后，不是打掉孩子，而是生下来悄悄送给了卓嘎，而嘉措在好好的生命遇到危险时，这才发现，自己心里真正爱的人是那个不贤惠不讲理、一件小事就可以让他失控的好好。
好好与卓嘎，两个不同民族的女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认知上有着文化的差异性。好好洞悉自我，挑战传统，所以她能达到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即身心的自由。而卓嘎却要在挑战传统中战胜自我，在艰难的跋涉中探索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非常痛苦，她要面对的困境和困惑非常复杂。文化的交汇，使得卓嘎更进一步洞悉了自我需求，唤醒了其对自我意识的认同，并最终脱离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达到了自身灵与肉的双重觉醒，实现了自我的独立。 三、在寻找“文化他者”中实现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
身处现代文明的当今社会，某个群体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流而独自存在。莱塞曾说过：“人类的接触与影响是普遍的;人类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发生复杂的关系，共处在蛛网和网结般的联系之中。”现代的藏族地区，伴随着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互相影响、交汇融合必成趋势。然而，达成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对自我本体文化要有清醒的审视，甚至批判，否定陈旧、接受新的，丢弃糟粕、吸取精华。无论藏族还是汉族，在彼此的交往中，或多或少都舍弃了自己以往的一些坚持，突破了传统与文化的束缚，追求自身的发展。这种突破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既有汉藏文化的共同影响、進步而达到的融合;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导致文化的更新而自觉地走向族别文化的融合。
在人类学领域，文化他者便是一种相对于文化此者、并能与文化此者相互宽容、相互对立的存在。在《藏婚》一书中，与藏族女子卓嘎相对的文化他者，便是汉族女子莲和好好。尽管在情感的夹缝中挣扎很痛苦，然而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以及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的影响中，卓嘎面临着民族传统与萌芽的主体意识间的选择，逐渐对自己的坚持产生怀疑。在经历了另一个女子达娃因对婚姻不满砍伤丈夫并被与自己共夫的姐妹砍伤的悲剧后，卓嘎的心里真正开始动摇了，开始对目前的生活、对自身坚持传统的做法有了质疑，也是以卓嘎为代表的个体对民族传统的批判，更是现代文明下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
在寻找文化他者中的“自我批判”，是好好和卓嘎迈出文化更新的第一步。在《藏婚》中，作者着眼于藏族青年在兄弟共妻制度下的情爱故事，却并未拘泥于民族界限，反而切入了汉族女子好好的爱情。好好与卓嘎，互为文化他者，却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并置中达到互相的陌生化，使双方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实现自我批判，并最终从习以为常的感知模式中超脱出来，完成对自我的更新。
《藏婚》中，卓嘎在与好好等人的文化互置中，通过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开拓了视野，并发现了自身痛苦的根源在于爱情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经过痛苦而艰难的抉择，卓嘎最终选择了脱离兄弟共妻的大家庭，与爱她的扎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好好经过这些年的挣扎，最终理解了卓嘎，她放下了所有怨恨，跟嘉措结婚，与卓嘎成了最好的闺蜜，让她的孩子称呼卓嘎为阿妈，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情感的救赎。可以说，她俩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自我更新的结果。
《藏婚》的作者试图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状，反映藏汉青年在文化更新和文化选择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传统与现代交汇时所发生的渐变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从而给文化自身带来更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