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茅盾，原名沈雁冰。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残酷而矛盾的现实，他并不胆寒，在构思《幻灭》时，将讽刺和嘲笑交织在一起，亮出了“矛盾”署名。叶圣陶窥透他的心态，因百家姓找不出“矛”姓，于是巧妙地添了个草头。
　　文学巨匠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在日本留学时，一直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曾一度回国参加一些活动，因学业未完成只得回去，但心是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遂改名“沫若”。“沫若”二字取自其家乡两条河的名字：沫水(水渡河)和若水(岷江)。这里有借代之意，表达其思乡爱国之情。
　　诗人、书法家沈尹默原名沈君默，他生来不善辞令，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君既默不作声，何必又多张口？”其弦外之音是，既然你名字中有了“默”字，“君”字下方之“口”岂不多余？加之同仁中有张君默，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不许百姓谈论国事，于是受朋友启发，为张扬个性，便于区别，且寓讽意，干脆更名“沈尹默”，之后一直沿用终生。
　　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五四”时期创作“问题小说”，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遂改名为“冰心”。“冰心”二字，取自唐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之句，此名寓意为对国家怀有一颗“冰清玉洁”之心的意思。
　　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青年时读李煜词《相见欢》中“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于是改名为“恨水”，并致力于创作悲欢离合式的章回体小说。
　　“农民”作家赵树理原名赵树礼，“理”与“礼”，虽一字之差，却完全是两种色彩。赵树理参加革命后，1930年改赵树礼为赵树理，以示不再树孔孟的礼义，而要树立革命的真理了。
　　小说家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1936年，当其短篇小说《鹭鸶湖的忧郁》脱稿后，他忽然想起当时上海文艺界有一股肆意模仿他人姓名的歪风，决计给自己取个繁杂的笔名。于是他把稀有的复姓“端木”作姓氏，以东北家乡红高粱的“红粱”为名字，成为“端木红粱”。但时处白色恐怖之时，公开亮出象征革命的“红”字，必将招惹不测，故又按谐音将“红”改为“蕻”。作家王统照发稿时，觉得端木蕻粱含意模糊，遂将“粱”字改为“良”。这样，在小说发表时，他的署名便成了“端木蕻良”。
　　美学家、评论家王朝闻原名王昭文。为了寻求艺术、人生和革命的真理，1933年他22岁时将王昭文改为“王朝闻”。取意《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决心以拼死闻道的精神求知求真，让自己的生命微光与祖国独立富强的光明未来熔为一体。
　　“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原名周国贤，青年时期读清代词人黄韵珊的《帝女花传奇》，那第一折楔子的《满江红》词末一句是“鹃啼瘦”三字，于是改名为“瘦鹃”，并开始致力于“鸳鸯蝴蝶”式小说的创作。
　　著名作家魏金枝，本名魏义云。高小毕业后，他带上自己的文凭，又借用同窗好友魏金枝的文凭报考杭州两所学堂。后同时考取。家境贫寒的魏义云选择了名师云集又免伙食费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这所学校是用“魏金枝”的文凭考上的，于是只好用魏金枝的名义去读书。从此，以魏金枝行世。
　　著名新闻工作者、出版家邹韬奋原名邹恩润，幼名萌书。“韬奋”是他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时才开始用的笔名，后来成了他的真名。至于“韬奋”两字的含义，他曾对人说，“韬”就是“韬光养晦”，“奋”则是“奋斗不懈”，含有自勉的意思。
　　科普作家高士其原名高仕錤，“仕”是辈份，“錤”是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金”，家里人给他加上去的。高仕錤在发表第一篇科普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却署上了“高士其”。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改名，他解释说：“去掉‘人’字不做官，扔掉‘金’字不要钱。”
　　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夏丏尊，长于文史之学，著述颇丰。他一生不事张扬，尤忌出头露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凭其本人声望，完全有实力被选为县议员甚至省议员。然而，为了脚踏实地，不出风头，他特意把原名“勉旃”改为读音相近的“丏尊”，以使民众在选票上误将“丏”字写成乞丐的“丐”字，这样一来，则成为废票而便于落选。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诗人陶行知，一生曾三度易名。最初，他叫陶文浚，由于青年时期崇拜理学家王阳明有关“知是行之始”的思想，首次改名为“陶知行”。然而，随着生活阅历的深化，使他逐渐感悟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一言以蔽之：实践出真知。于是他第二次改名为“陶行知”，并沿用终生。晚年，他还曾改名为陶衡。“衡”，即表现行—知—行的不断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字秋实，取“春华秋实”之意。1917年报考北大本科时，为了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失志，保持清白，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两字，改名“朱自清”，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