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未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而感到痛惜。他警告说：“就我个人而言，让我担忧不已的感觉是，除非我们取得成功，否则到1970年，可能会有10个核大国而不是4个——到1975年，会有15或20个。”
　　肯尼迪错了。虽然许多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都在研究核武器的概念，但相对而言很少有国家采取下一步行动，真正尝试发展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在这少数做出尝试的国家中，有的因国家解体而停止发展这种能力（南斯拉夫），有的是因为国内政治变化（巴西），有的是因为来自盟友的压力（韩国），还有的是因为受到武力逼迫（伊拉克）。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方目前包括5个核武国家——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NPT以外的4个核武国家要么从未签署该条约（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要么退出了（朝鲜）。
　　现如今，9个核武国家的现实与肯尼迪的噩梦相去甚远。此外，近年来各方越来越有意超越NPT对现状的维持，推动建立一个认定核武器非法的世界。这是《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目标，该条约要求缔约方承诺不制造、使用或持有核武器，于今年1月22日生效。

只要想，它们就可以

　　尽管日本20世纪60年代对跟随中国的步伐加入核俱乐部漫不经心，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日本是一个各国应该在核武器问题上保持谨慎的理由。同时，日本是唯一运行着主要铀浓缩设施和钚再处理设施的非核武国家，这两种活动均可能生产制造核弹所需的裂变材料。2017年，朝鲜试射了一些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越过日本上空，坠入太平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问题专家理查德·塞缪尔斯说，日本人讨论核武器的声音曾经“很微弱”，仅限于一小部分“非常保守的思考者”。现在，塞缪尔斯与同事埃里克·赫金博瑟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曾经近乎禁忌的事……（如今）明显出现在日本的安全话语体系中。”
　　韩国缺乏核材料提纯和再处理能力。与日本相比，韩国在研发核武器方面处于劣势。但是，韩国更靠近朝鲜，也更为担心。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托比·多尔顿和首尔大学的艾茵·韩（音）说：“（韩国）政客正试图消除对在公开话语中讨论核武器的负面看法，使这种讨论正常化。”
　　在技术层面上，韩国谋求获得核动力潜艇，其使用的核燃料比核电站燃料更接近武器级。1月13日，韩国宣布已经试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还没有其他哪个非核武国家认为有必要拥有这种能力。
　　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政策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朝鲜不断壮大的核武库所带来的恐惧以及日本、韩国均可能“在大概两年内制造出核武器——或者就日本而言时间可能更短”——的事实令东亚成为一个危险地区。

头号担忧对象在中东

　　但是，东亚并非唯一危险地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乔治·佩尔科维奇把潜在核扩散者分为两类：手段充足但野心较小的核扩散者和野心较大但手段较少的核扩散者。东亚属于第一类。至于第二类，看看中东，那里的不安全局势比亚洲更为明显，“自由民主”产生的约束以及相关联盟的强制力都没那么大。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开始发表倾向拥有核弹的言论。2019年9月，他向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員抱怨说：“一些国家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但（我们被告知）我们不能拥有它们。对此，我不能接受。”土耳其智库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锡南·于尔根对埃尔多安会按照自己的说法采取行动表示怀疑。他说：“对像土耳其这样的开放经济体来说，为拥有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是长期的。没有哪个政府能在举行民主选举的条件下承受这种代价。”
　　并非该地区所有领导人都饱受此类约束之苦。美国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的格雷戈里·高斯说：“在沙特国内的讨论中，公开谈论核扩散之可能性的意愿更大。”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伊朗的核计划。在特朗普2018年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不再遵守相关约束。今年1月4日，伊朗开始将铀浓缩提纯至20%的丰度——这相当于获得武器级核材料所需工作的90%，并于9天后开始研制可用于制造核弹弹芯的铀金属。
　　2018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沙特“不想获得任何核弹，但毫无疑问，如果伊朗研制出核弹，我们将尽快效仿”。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就核扩散而言，沙特是全世界的头号担忧对象。

秘密行动愈发困难

　　但是，核扩散者也面临新挑战。2011至2017年担任美国负责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汤姆·康特里曼说：“全世界获知谁正在做什么的能力比萨达姆·侯赛因寻求制造相关武器的时候增强了许多，这给予有关方面更多时间作出反应。”非政府组织定期利用“公开”信息源披露和公布秘密设施。在这些信息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卫星拍摄的照片，例如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研究人员用来发现朝鲜导弹试射和沙特导弹工厂的卫星照片。
　　国际原子能机构近年来在伊朗增强了远程监督能力，使用防篡改摄像头和放射性检测装置传回稳定的数据流。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特里斯坦·沃尔普指出，越来越多的制造技术有望由其创造者远程监控。他设想了一种“核设施互联网”，在该网络中供给方可以监督他们出售的机器所用于的任务。
　　这一切给人们带来的希望是追求核武器的秘密行动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公开追求核武器的行动呢？某个国家退出NPT毫无疑问会引发一场危机。但是，印度的经历表明，一个真正有分量的国家能够经受住外界这种反对。正如维也纳“裁军与不扩散核武器”中心的高哈尔·穆哈特扎诺娃所说：“在经济和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可能期望它们在拥核后被接纳入相关体系中。”例如，尝试将公然进行核扩散的韩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之外以促其重返NPT体系将是一项艰巨任务。

“核扩散”可能加速

　　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大多数对核武器感兴趣的国家来说，它们更感兴趣的是采取“模糊”策略，而非真正构建核武器计划。不过，多个对手同时采取“模糊”策略会产生让一连串核扩散容易得不可想象的局面。例如，以色列对伊朗的一场军事打击可能会让伊方相信有必要拥有核威慑手段，从而引发沙特作出反应，而这可能又会加强安卡拉（土耳其）或开罗（埃及）的核野心。
　　全世界过去本可以期待美国的外交、接触和劝导能够控制这些风险，未来几年全世界也许还会这样期待。
　　但是，美国的中心地位正在衰落。正如格雷戈里·高斯所指出的，“一种美国正在离开该地区的……普遍感觉”强化了沙特对核扩散议题的讨论。提供核保护伞所牵涉的风险显然正在增加。尽管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坚定倡导军控，但他的前任却并非如此，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也不是这样。
　　核扩散的速度根本没有人们曾经担心的那样快。但它并未停止，而且很可能会加速。
　　（摘自2月7日《参考消息》。原载于1月30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