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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满怀深情望北京。要让打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哭越累心越甜；
天寒地冻不觉冷，石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崖战恶风，乐在天崖战恶风。用我大吊钳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要打穿，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多灿烂。
——《满怀深情望北京》
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哪一个企业和城市虽历程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据如此辉煌的地位。
大庆在哪儿?
为何一个发现油田的地方值得改称“大庆”?
新中国工业如何因大庆而崛起?
新中国的发展如何因大庆而加速?
中国“贫油论”
上世纪初，日本开始蚕食中国东北部。
1929年春天，新带国太郎等人带着20匹骡马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无功而返。
1930年4月，在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新带国太郎等人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经分析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其后三年，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最终未能找到真正的油田。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宣告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
1913年，美国美孚公司的个调查团，对我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调查勘探，并于次年在陕西延长钻井7口，结论是：“没有一口井的产量可认为有工业价值。美孚的失败，在世界影响很大。”
1922年，美国地质学家勃拉克韦尔德发表论文《中国和西伯利亚石油资源》，认为中国地质没有生油条件，并得出结论：“中国是决不会生产出大量石油的。”
1945年，美国地质学家芮奇在中国石油储量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建议你们忘却了吧。”
1949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千疮百孔。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甚至傲慢断言：“红色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是防御生的现代战争……连几个星期也不行。”
1967年，国家为进口石油花费了1.34亿美元，这对于当时贫穷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当其他工业部门准备迈着大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石油工业却步履蹒跚，石油部成了各部委中惟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落伍者”。
除人力缺乏，石油勘探和开采设备也非常匮乏。当年全国只有8部钻机，罗盘，指南针，榔头等这些简易工具依然是地质勘探人员主要的技术装备。本就急需石油能源的中国，此时陷于一片“油荒”。
河南等地因为缺油，汽车烧起了酒精、“老白干”。就连国防部队执勤。训练也因为缺油受到影响。当时进口的高级航空煤油中有的掺进了马粪……
1959年，中国原油产量仅373.3万吨。为了满足需要，不足部分只有通过香港转运……
1959年，北京汽车无油可用，只能背着“煤气包”行驶……
上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相继开发建设……一个个喜讯传来。然而，这些油田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中国渴望一个更大的油田，
李四光的信心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从伦敦秘密回到北京。一回国，他就充分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毛主席曾不无担忧地问李四光：“我们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坚定地说：“没有那个必要，咱们国家的石油产量非常丰富。
针对“贫油论”，李四光明确指出“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条件，在于对构造规律的正确认识。”
作为地质力学奠基人的李四光，根据数十年研究，从他所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观点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相当丰富。
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报告中说：“可以这样考虑：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先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的旁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
1955年，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西北、西南，华北地区开展石油普查的同时，对松辽平原也进行了战略探测。
李四光的科学预见很快得到了证实!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工业题材原址性纪念馆，展馆占地15900平方米，陈展4200平方米，拥有藏品7400件，首批国家级文物117件。展馆通过大量照片、文献、实物、音像资料以及绘画、雕塑、场景复原、沙盘等艺术表现形式，全面回顾大庆油田发展历程。成为展示大庆油田文化、石油员工风采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油出惊山河
1958年，石油勘探重点迅速东移。松辽石油勘探局按石油部要求，分别在黑龙江和吉林安排了两口基准井：松基1井和松基2井。然而，这两口基准井仅出现少量的油气显示。人们开始质疑，松辽大地真的有油吗?还有人说“在这里打干窟窿，还不如回到西北去，能见到实效”。有的人又找来了国外学者的论文，认为要找大油田，还是要回到海相沉积地层中去勘探。
此时，石油部和松辽局一方面对出师不利进行探讨，同时搜集大量的资料确定松基3井井位。
勘探部署会上，石油部部长叻理康世恩先分析了没有见到工业油流的原因：“松基1井打在盆地凸起的斜坡部位，不到2000米就遇到了变质岩，没有见到油气显示，看来没有打到地方：松基2井打在登楼库构造上，见到了一些油气显示，试油却没有见到东西。可能都太靠盆地边缘了。盆地边缘已知的白垩系露头都不具备生油条件，我看得向盆地中间去勘探。”
拿着新定的井位资料，康世恩又指出“3口基准井就是要打到3个不同构造的不同部位上。松基3井的井位定在盆地中央凹陷大同镇上，地震也有显示。与松基1井，松基2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造带上，又是“凹中之隆，位置很理想。”
康世恩拍板定下井位时，已是大年初清晨。
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设计井深为3200米。
当钻至1461米时，松基3井多次出现油气显示，油砂呈棕黄色，含油饱满，气味浓烈。而且两次发现从泥浆中返出了原油和气泡，有一次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现场技术人员密切观察，将这些气泡都收集起来，点燃后发现火焰呈蓝色，这就证明，这些气泡是石油气，井下有较好的油层。
此时，是立即停钻试油，还是 按设计要求继续打下去?
康世恩提出，立即停钻试油，这个决策对至少提前一年多发现大庆油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原油大量喷出。在场的专家，工人，看着从井口喷出的棕褐色油柱，情不自禁欢呼跳跃。
这一天大的喜讯，以最快的速度传向北京。
石油会战
1960年新年刚过，接二连三的喜讯从松辽大地传来，葡7、葡20、葡11井等相继喷油，经试油，产量明显高于松基3井。经粗略计算，这13口探井控制的油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亿吨以上，大体相当于克拉玛依油田初期的规模。
根据地震资料显示，大庆长垣是一个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二级构造，大家预感：这个油田很有来头儿，极可能是特大型油田。
这样的一个油田，怎么把它拿下来呢?
中央向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及地质、冶金，交通等有关部门批示，抽调各方面力量，进行一次“大会战”。
为大会战，中央特别批准在计划外给会战拨两亿元投资和几万吨钢材、设备，同时动员3万名退伍兵支援石油部。
大庆油田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深厚的军队，军人气质。苍茫荒原上，熙熙攘攘的4万余人会战大军中，就有3万多转业军人。余秋里，康世恩，张文彬，焦力人，宋振明，陈烈民等石油会战时期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军队这个大熔炉中淬炼出来的。
1960年4月29日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从这天起，人民解放军铁的意志和铁的纪律，使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加速运转起来。
曾有国外专家断言，中国人要3年准备，5年勘探，8年开采。然而，从松基3井喷油，到首车原油外运，只用了几个月。会战当年，就探明含油面积5000平方公里，开辟了147平方公里的生产实验区，向国家交出数量十分可观的石油。
三点定乾坤 北上萨尔图
开展石油大会战，主攻方向定在哪儿?这是当时必须首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60年初，石油党组部决定布置“三口关键探井”：位于萨尔图构造上的萨66井，位于杏树岗构造上的杏66井，位于大庆长垣最北端的喇嘛甸构造上的喇72井。
这三口相继喷油的油井，证明了大庆长垣南北140公里长，东西10多公里宽的8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工业性油流，显示出大庆油田的轮廓，而且越往北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这三口井决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攻方向，被誉为“三点定乾坤”。
萨66井出油的新情况，说明长垣北部摆着一块肥肉，如果拿下来，能一举改变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此地正好处在哈尔滨至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线上，位置得天独厚。但是，当时从各地到达的上万人先头部队、几十台钻机，已在长垣南部扎下营地，松辽石油勘探局准备的批帐篷和生活用品都已运到南边。而长垣北部一片荒原，百姓少，没有依托。况且，如果那里井况不理想，再折回南下，损失就太大了。
余秋里当机立断：会战重点由大同镇移向萨尔图!所有正在搬迁的队伍、设备，一律改变方向，直接北上。
会战职工百里大搬迁，上万人的参战人马路绵延，从大同镇一步一步走到了萨尔图。
一张照片的秘密
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
《人民日报》中《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出来后，日本人高度重视这信息。但是大庆油田在哪里呢?当时大庆油田的位置属于机密，于是，日本人开始“找油”。
不久，《中国画报》又刊登了大庆油田“王铁人”的照片。日本人从王铁人戴的皮帽子及周围景象推断大庆地处零下三十度以下的东北地区，大概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他们派人又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测量了运送原油火车上灰土的厚度，大体上证实了这个油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此后，《人民中国》杂志一篇关于王铁人的文章，提到了马家窑这个地方，并且还提到钻机是人拉肩扛弄到现场的。日本人推断此油田靠车站不远，并进一步推断就在安达车站附近。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地形非常清楚，从地图上，他们找到了马家窑是中国黑龙江海伦县东南的一个小村。
后来，日本人又从一篇报道王铁人195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礼的消息中分析出，1959年9月王铁人还在甘肃省玉门油田，以后便消失了，这就证明大庆油田的开发时间自1959年9月开始。
日本人最后对《中国画报》上刊登的一张炼油厂的照片进行研究，那张照片上没有人，也没有尺寸，但有一个扶手栏杆。依照常规，栏杆高一米左右，按比例，日本人推断了油罐的外径，并换算出内径为五米，判定大庆油田的年产量约为360万吨……就这样，日本人确认，中国的新油田，赫在萨尔图。
“大庆”由来
1959年，松基3井首喷工业油流的喜讯传到了哈尔滨。10月7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赶往松基3井途中说：“松基3井喷油为国庆10周年献了厚礼，建国10周年是全国的大庆，我们就把大同镇的‘同’字，改成‘庆’字，叫大庆吧!这个油田就叫大庆油田”。
11月8日，大同镇俱乐部礼堂召开“大庆区成立大会”。欧阳钦在会上说：“大庆油田出石油，这可不是件小事情……石油是大局，我们要支援石油建设，别看松基3井只是一口井，将来钻机林立，再组织各种力量把石油发展起来，这关系到全国的大局。别看今天参加的人少，到明年，你们可以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祝贺。教育工人和当地群众，把石油拿出来最光荣，我们要像热爱解放军一样把石油工人看成是最可爱的人”!
对此，几十年后，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言深意切，含义深远。”
50年过去了，源源不断的工业血液，脉动着国民经济。大庆的名字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铁人是谁?
20世界50～7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决定了其工业化进程。道义上既不允许，现实中也不可能再走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即通过殖民和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再以殖民地为产品倾销地，形成国际，洲际的经济循环。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工业国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半殖民地，到新中国开国时，除了4亿人口外，已是一穷二白。由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极度稀缺，新中国必须继续延用，甚至强化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精神动员机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动员起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弥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匮乏，于是，千千万万个“凡胎肉身”变成了千千万万个“铁人”。
为中国人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王进喜是带着一股子精神气儿到大庆的。
1959年，王进喜在北京开群英会，看到汽车背上个包来回跑，人家说，因为没有汽油，只能背着“煤气包”。这话像锥子样刺得他生疼，这位石油工人落泪了。他想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15岁就被拉进玉门油矿当苦力，常受工头的鞭子抽。
从小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经历，使他对旧社会有深仇大恨。解放后，他当了副司钻，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不久，他当了钻井队队长，入了党，他的队也成了全国著名的一个标杆队。王进喜被选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还见到了毛主席。
“铁人精神”，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中国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主权，成了这个新的国家的真正主人。爱国主义由此在建设中国的背景下充分展开，成为发展完善中国自身的重要精神力量。正如王进喜逢人就说的：“在旧社会，我这样的穷娃子，谁把我们当人看?解放了，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我们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做了些自己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没有党和毛主席，我王进喜哪里会有今天。一想起毛主席，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因此，我们看到了铁人时代爱国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体。
这样，王进喜对旧社会的恨随即转变为对新社会的真诚热爱。这种热爱释放出来的巨大精神能量，成了王进喜一辈子为革命艰苦奋斗的原动力。
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王进喜觉得光有报恩思想还不够，慢慢地，他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
那次群英会，王进喜听到了一个消息：发现了一个新油田!他高兴极了，马上申请去新油田。
终于，调令下来了。王进喜和30多个战友马上动身。在车上，他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让大家讨论为什么参加会战?有人说：“去打井搞油呗!”王进喜说：“这话也对，可不完全。我们一定要拿下个大油田，甩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为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争口气”!
铁人创奇迹
王进喜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抓住调度员就问：“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最高纪录是多少?”“铁人三问”究竟问过多少人，已无从考证。他恨不得马上架起钻机，把石油取出来，送到北京，送到上海，送到全国每一个地方去。
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创造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奇迹，这就是著名的“人拉肩扛”。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怎么办?王进喜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有也上，无也上，创造条件上，就是尿尿也要开钻”。他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打成萨55井。
“端水打井”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保证了按时开钻。
井喷，是油井上的恶性事故，如果不在刚露头的时候制止，油井就保不住，几十米高的井架和钻机可能会陷到地里去，甚至成片的油层都可能被破坏掉。有一天，井喷迹象出现。千钧一发之际，本来受伤拄着双拐的王进喜跑过去大声地说：“加水泥!‘泥浆池里倒进一袋又一袋水泥和土。王进喜一看，需要搅拌，又没有搅拌器，他把拐棍一甩，大声喊：“跳!”跟着一个箭步跳进齐胸深的泥浆池里，工人周正荣，戴祝文等七八个人也跟着跳了进去。他们用身体搅拌水泥和土，足足用了3个小时，终于压住了井喷。
井喷压住了。这是用从来没人用过的办法压住的。
铁人第一口井——萨55井
萨55井是王进喜1960年4月率1205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打的第一口油井，位于原老铁人纪念馆。当年4月14日，王进喜带领1205钴井队(时称1262队)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于23日正式完钻，当天16时52分喷出原油，5月26日开始生产。40多年来，这口井一直是自喷井，已累计产油15万多吨。该井附近现在仍保留着当年的卸丰坑、泥浆池、土油池、值班房和工人住过的地窨子等遗址与实物。
革命加拼命
6年来，大庆人打的是一场生产仗，同时又是一场意志仗。
王进喜最喜爱的一个徒弟，曾唉声叹气闹情绪想回玉门。铁人把他找来，严厉地说：“你还记得你刚到玉门是什么样子吗?穿条裤子没有腿，穿件衣服露着肚子，你忘了吗?现在，你身上穿着毛衣，床上铺着缎子被，这些都是怎么来的?”说得那个青年工人直流泪。王进喜说：“好好干。我们苦，顶多是多出两身汗，少睡点觉，你看我们的前辈，那么大年纪还跑到草原上来吃苦呢!”在王进喜的帮助下，这名工人入了党，成了钻井队的骨干，后来当了钻井队队长。
有一个时期，射孔工作跟不上，影响井队搬家。一耽误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是解决不了。王进喜就跑到地质指挥所问。有人劝他不要急，“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王进喜听了觉得难受极了。他觉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这是对他生活目的和理想的一次冲击。十年多来，他唯一的理想是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最大的乐趣也莫过于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知流了多少汗，洒了多少血。现在竟然有人对他说“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他怎么也抑制不住气愤，往桌子上坐说：“晚上我就不回去了。你们什么时候确定了，我爬起来就走!”铁人这种分秒必争要求快上的精神使大家很受感动。只好立即开会研究办法。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一篇《铁人王进喜》的通讯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一位当时在1205队实习的学生回忆说：“从没见过他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因而，才有房东赵大娘这样的感慨：“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后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宣传，“铁人”这一称号传遍大庆和全国。
王进喜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1970年因病逝世时，铁人只有47岁。
如果没有“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根本改变，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工农群众的当家作主，如果没有普通劳动者切身感受到来自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真诚信任。尊重和关怀，从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恩义”关系，那么“人民”怎么可能给那个向来统驭，剥夺和役使他们的“国家”，以这样的回报?
科学求实
当了大队长后，王进喜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就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铁人已经可以独立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常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王进喜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及时制止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4·19”。事后，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为了永远记着这次教训，每年他都要去看看，每次来新工人，王进喜也要带着他们去看这口废井。他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阶级情意
王铁人自己艰苦朴素，但对同志的关心却无微不至。他说：“不能忘了两条，一条是不能忘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另一条就是不能忘了钻工兄弟。”天气冷了，家属宿舍暖不暖?家属们能不能听到广播?交通车是不是按时开?业余秦腔剧团组织得怎么样了?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王进喜带领大家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为了纪念王进喜，这所小学被命名为“铁人小学”。王进喜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王进喜和1205队的职工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效应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从开始的铁人一面旗帜，发展到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再发展到百面旗帜。许多会战职工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奋不顾身，英勇拼搏。西油库输油队长奚华亭不怕粉身碎骨，用身体堵住了通气孔，防止油罐着火爆炸；有的登上强烈井喷正要倒塌的井架，牺牲自己来抢救油井和设备，通讯工人不怕电击雷轰，用自己的身体去接通电话线，确保指挥线路畅通，运输车队的司机们冒严寒，爬悬崖，过冰河，上深山老林为会战拉运山材，油建工人们整天泡在泥水里施工，保证会战任务的完成。
许多地质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和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都以铁人为榜样，为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制定科学的开发方案，开创新工艺、新技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努力。事隔30年，有人问他们，什么是当年苦干的动力和源泉?他们回答是铁人!是铁人那种坚韧不拔，“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一位年逾古稀的著名地质学家总结说：“铁人让我明白了，一个民族不讲点艰苦奋斗精神，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一个政党不倡导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个党就失去了人心，一个人只讲享受，不讲艰苦奋斗和奉献，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一位香港教授参观完铁人纪念馆后写道：“如果全中国人都效法铁人精神，那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有人称他是科技界铁人时说“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希望成为铁人那样的中国人。”
大庆和铁人给中国带来什么?
50年来，大庆共为国家累计生产原油20多亿吨。
但大庆贡献的不仅仅是石油。
“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这些高度浓缩的表达，是大庆人的思考方法，工作经验、过硬作风，更是大庆人不朽的精神，是“传家宝”。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就是大庆精神。
一系列带着“油味”的优秀传统，以艰苦创业为内容的大庆石油文化如今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香饽饽”，同松下文化、索尼文化，IBM文化等一起，被评为当下最流行的企业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推祟。
“两论”起家
曾经，也有人一下火车就问：工资涨多少?
曾经，也有人看到如此艰苦，转身上火车走了。
曾经，在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没人能说清油、水，气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这些人，怎么变成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停的人呢?
这些人，后来怎么会以为油田负责辈子的劲头工作呢?
这些人，为何会苦累浑不怕、勇夺大油田?
经历会战的人说，《实践论》、《矛盾论》两本书，起了关键作用——大庆油田是靠“两论”起家的。
从1960年4月1日起，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到萨尔图会战前线视察工作。
余秋里深有感触：“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多得多。”面对种种困难。余秋里想起一件事：1959年12月，周总理曾对他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将会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实践论》，《矛盾论》主张通过实践，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寻找到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会战领导小组成员，一连几天，关起门来，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960年4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决定——《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发布。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石油工业发展，可以说，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使大庆从油田开发之初就高度重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对“高速度， 高水平”拿下大庆油田，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两分法”前进
随着广泛宣传，“大庆”这个名字传遍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学大庆。成绩，荣誉，掌声纷至沓来的同时。“骄傲”，“飘飘然”的情绪、状态，也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头儿。
1964年初，一个钻井队安装的井架还没有校正好，就急忙开钻，井只打到一半，井斜就超过了规定。但有些干部不认为这是骄傲急躁情绪的表现，认为是“瑕不掩瑜，出了一点儿问题没有关系，不必大惊小怪。”
这种情况引起了石油部和大庆工委领导的警觉。他们意识到，成绩，荣誉，成了大庆油田要面对的考验。该用什么方法去引导大庆今后的发展?
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怎样对待成绩和荣誉。余秋里强调：“要善于学习别省，别市，别部门的好经验，好方法。要坚持学习解放军。”康世恩说：“对于大庆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靠‘两分法’前进。”
“两分法”前进就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要运用“两分法”，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一分为二；对待干劲运用“两分法”，干劲引导不好就会只图速度，不顾质量，没有好的效果，挫伤职工的积极性，领导要及时提出新的、鲜明的，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高标准，引导职工始终向前看，以“两分法”为武器，坚持抓好工作总结，走上步看下步，走一步总结一步，步步有提高，方向始终明确。
为了让事实教育全体干部，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一面学习，一面到基层蹲点，先后去了35个钻井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油田共查找出120万个问题。这些问题在领导干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深刻地认识到骄傲自满，要求不严，工作不扎实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两分法”影响大庆油田几十年。在面对成绩和挫折，顺境和逆境的不同考验时，大庆油田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表现出了科学，成熟的姿态。
“六个传家宝”
通过会战逐步形成的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垒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缝补厂精神、回收队精神，修旧利废精神，被誉为大庆艰苦创业的“六个传家宝”。
会战初期，生产运输条件困难，需要大型卡车和工程车辆几千台，起重吊车几十台。可是现场只有大型卡车几百台，吊车十多辆。怎么办呢?会战职工硬是靠几万人的革命干劲儿，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办法拖到几公里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的。
由此而来的“人拉肩扛精神”，就是指在生产和工作缺乏常规保证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非常规的办法克服困难的艰苦创业精神。
1960年初，面对人没有房子住，设备没有库房，无法度过零下30至40摄氏度严冬的状况，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当年解放区的“南泥湾精神”。在1960年入冬之前，发动职工，不论领导干部，教授，工程师、工人，还是职工家属，男女老少齐上阵，抽出时间自己动手，用黄土夯实做墙壁建造房屋，叫做“干打垒”。
此后，随着油田会战速度加快，人员设备不断壮大增加，油田职工始终坚持自己动手盖“干打垒”，一直持续了20年。这种因陋就简，艰苦创业的精神被誉为“干打垒精神”。
1962年9月17日，职工家属薛桂芳第一个响应大庆油田会战工委关于“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带领王秀敏，杨学春，丛桂兰，吕玉莲4名青年妇女，背着3个孩子，扛着铁锹到离家15里的荒原上，搭起帐篷开荒种地。由此，大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副业生产劳动蔚然成风，五把铁锹发展为万把铁锹。
后来，人们把“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总结为大庆家属组织起来，大搞农副业生产的艰苦创业精神，
缝补厂精神，是指大庆职工和家属勤俭节约办企业的艰苦创业精神。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共产党员鄢长松等3名转业战士和5名家属，白手起家，在两栋破牛棚里，办起了缝补组。1966年5月4日，周总理到缝补厂视察，肯定了这种“缝补精神”，他对厂里的职工说：“你们做得好，要继续艰苦奋斗”。
回收队精神，是指大搞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勤俭节约精神。
从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广大职工就利用业余时间回收散失在油田各处的废旧物资。1969年，铁人王进喜提议并组织起油田第一个废旧材料回收队——钻探指挥部“铁人回收队”。接着，油田许多单位相继建立起回收队，开展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活动，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物资，而且解决了生产建设中的急需。
修旧利废精神，是指厉行节约，勤俭办企业的创业精神。
石油会战初期，大庆人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注意搞好废旧器材的修复工作。1963年，供应指挥部率先成立了修旧队。1970年以后，各生产单位普遍建立了修旧利废车间、修旧小组等，大搞清仓查库，修旧利废，力求做到小材大用、短材长用，优材精用、缺材代用、一物多用，“吃干榨尽”。
岗位责任制
第一采油厂第二油矿北八队北二注水站扬名是1962年5月。中注水站发生了次火灾事故，北二注水站引以为戒，在全体职工中开展了“一把火烧出来的问题”大讨论，提出了“从大量的、细小的，常见的工作入手，全面管好生产”的要求。他们联系本站一号泵断连杆的问题进行讨论，使职工充分认识到管好生产必须要有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通过不断摸索实践，逐步完善形成了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修保养制、水质化验质量负责制，岗位练兵制，安全生产制，班组经济核算制等8大制度。
岗位责任制的灵魂是岗位责任心。1962年7，8两个月，会战工委在北二注水站召开现场会，介绍他们创建岗位责任制的经验，使其迅速在全油田推广。
“三老四严”
工业学大庆，并不只是学习大庆的铁人精神，大庆严格的企业管理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落伍。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就是“三老四严”。
在执行这个制度中，要靠什么态度和精神来执行这个制度了。“三老四严”应运而生。
一天，队长辛玉和到西六排二号井去检查。途中，发现新来的徒工小孙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刮蜡片急匆匆朝井场走去，一问，才知是小孙当天早上清蜡时，操作失误，把刮蜡片挤扁了，怕队干部知道，就又悄悄去领了一个新的，还让材料员替他保密呢。辛玉和走进值班房，开门见山地问道：“小孙，你刚才为啥又领了个新刮蜡片?”小孙支支吾吾地说：“原来那个刮蜡片我看不太好用，就换掉了。”辛队长一听，启发地说：“我们对任何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对就对，错就错，要忠诚老实。”
为了教育全队的工人和干部，经过支部研究，第二天，就在小孙管的那口井上召开了“事故分析现场会”。会上，辛玉和拿起那只变形的刮蜡片：“应该把它挂在队上，让全队所有的干部和工人天天看到。时时想到，要说老实话，要做个老实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件事都要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管好我们的油井。”
不久，在辛玉和的带动下，“三老二严”活动在全队开展起来了。这就是后来被概括为“三老四严”精神的肇始。
“三老四严”，“严”字当头。这样的好作风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岗位工人“四个一样”干出来的。
大庆油田，还有特别著名的“四个一样”5-65井组。从组建至1964年初，经过各级领导、各方人员上千次的明查暗访和30多次大检查，没有一次脱岗、串岗、睡岗的。在井上录取的21334个地质数据无一差错井场设备上的863道焊口、170多个大小阀门没有一处漏油跑气，1851套螺丝全部完整无缺，83件工具、仪表件件完好，从来损坏1个玻璃管、1支温度计。每次检查都证明，他们做到了“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这个井组，也被人叫做李天照(组长)井组。
天寒地冻不觉冷，石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崖战恶风，乐在天崖战恶风。用我大吊钳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要打穿，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多灿烂。
——《满怀深情望北京》
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哪一个企业和城市虽历程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据如此辉煌的地位。
大庆在哪儿?
为何一个发现油田的地方值得改称“大庆”?
新中国工业如何因大庆而崛起?
新中国的发展如何因大庆而加速?
中国“贫油论”
上世纪初，日本开始蚕食中国东北部。
1929年春天，新带国太郎等人带着20匹骡马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无功而返。
1930年4月，在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新带国太郎等人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经分析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其后三年，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最终未能找到真正的油田。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宣告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
1913年，美国美孚公司的个调查团，对我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调查勘探，并于次年在陕西延长钻井7口，结论是：“没有一口井的产量可认为有工业价值。美孚的失败，在世界影响很大。”
1922年，美国地质学家勃拉克韦尔德发表论文《中国和西伯利亚石油资源》，认为中国地质没有生油条件，并得出结论：“中国是决不会生产出大量石油的。”
1945年，美国地质学家芮奇在中国石油储量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建议你们忘却了吧。”
1949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千疮百孔。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甚至傲慢断言：“红色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是防御生的现代战争……连几个星期也不行。”
1967年，国家为进口石油花费了1.34亿美元，这对于当时贫穷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当其他工业部门准备迈着大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石油工业却步履蹒跚，石油部成了各部委中惟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落伍者”。
除人力缺乏，石油勘探和开采设备也非常匮乏。当年全国只有8部钻机，罗盘，指南针，榔头等这些简易工具依然是地质勘探人员主要的技术装备。本就急需石油能源的中国，此时陷于一片“油荒”。
河南等地因为缺油，汽车烧起了酒精、“老白干”。就连国防部队执勤。训练也因为缺油受到影响。当时进口的高级航空煤油中有的掺进了马粪……
1959年，中国原油产量仅373.3万吨。为了满足需要，不足部分只有通过香港转运……
1959年，北京汽车无油可用，只能背着“煤气包”行驶……
上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相继开发建设……一个个喜讯传来。然而，这些油田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中国渴望一个更大的油田，
李四光的信心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从伦敦秘密回到北京。一回国，他就充分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毛主席曾不无担忧地问李四光：“我们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坚定地说：“没有那个必要，咱们国家的石油产量非常丰富。
针对“贫油论”，李四光明确指出“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条件，在于对构造规律的正确认识。”
作为地质力学奠基人的李四光，根据数十年研究，从他所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观点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相当丰富。
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报告中说：“可以这样考虑：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先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的旁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
1955年，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西北、西南，华北地区开展石油普查的同时，对松辽平原也进行了战略探测。
李四光的科学预见很快得到了证实!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工业题材原址性纪念馆，展馆占地15900平方米，陈展4200平方米，拥有藏品7400件，首批国家级文物117件。展馆通过大量照片、文献、实物、音像资料以及绘画、雕塑、场景复原、沙盘等艺术表现形式，全面回顾大庆油田发展历程。成为展示大庆油田文化、石油员工风采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油出惊山河
1958年，石油勘探重点迅速东移。松辽石油勘探局按石油部要求，分别在黑龙江和吉林安排了两口基准井：松基1井和松基2井。然而，这两口基准井仅出现少量的油气显示。人们开始质疑，松辽大地真的有油吗?还有人说“在这里打干窟窿，还不如回到西北去，能见到实效”。有的人又找来了国外学者的论文，认为要找大油田，还是要回到海相沉积地层中去勘探。
此时，石油部和松辽局一方面对出师不利进行探讨，同时搜集大量的资料确定松基3井井位。
勘探部署会上，石油部部长叻理康世恩先分析了没有见到工业油流的原因：“松基1井打在盆地凸起的斜坡部位，不到2000米就遇到了变质岩，没有见到油气显示，看来没有打到地方：松基2井打在登楼库构造上，见到了一些油气显示，试油却没有见到东西。可能都太靠盆地边缘了。盆地边缘已知的白垩系露头都不具备生油条件，我看得向盆地中间去勘探。”
拿着新定的井位资料，康世恩又指出“3口基准井就是要打到3个不同构造的不同部位上。松基3井的井位定在盆地中央凹陷大同镇上，地震也有显示。与松基1井，松基2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造带上，又是“凹中之隆，位置很理想。”
康世恩拍板定下井位时，已是大年初清晨。
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设计井深为3200米。
当钻至1461米时，松基3井多次出现油气显示，油砂呈棕黄色，含油饱满，气味浓烈。而且两次发现从泥浆中返出了原油和气泡，有一次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现场技术人员密切观察，将这些气泡都收集起来，点燃后发现火焰呈蓝色，这就证明，这些气泡是石油气，井下有较好的油层。
此时，是立即停钻试油，还是 按设计要求继续打下去?
康世恩提出，立即停钻试油，这个决策对至少提前一年多发现大庆油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原油大量喷出。在场的专家，工人，看着从井口喷出的棕褐色油柱，情不自禁欢呼跳跃。
这一天大的喜讯，以最快的速度传向北京。
石油会战
1960年新年刚过，接二连三的喜讯从松辽大地传来，葡7、葡20、葡11井等相继喷油，经试油，产量明显高于松基3井。经粗略计算，这13口探井控制的油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亿吨以上，大体相当于克拉玛依油田初期的规模。
根据地震资料显示，大庆长垣是一个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二级构造，大家预感：这个油田很有来头儿，极可能是特大型油田。
这样的一个油田，怎么把它拿下来呢?
中央向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及地质、冶金，交通等有关部门批示，抽调各方面力量，进行一次“大会战”。
为大会战，中央特别批准在计划外给会战拨两亿元投资和几万吨钢材、设备，同时动员3万名退伍兵支援石油部。
大庆油田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深厚的军队，军人气质。苍茫荒原上，熙熙攘攘的4万余人会战大军中，就有3万多转业军人。余秋里，康世恩，张文彬，焦力人，宋振明，陈烈民等石油会战时期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军队这个大熔炉中淬炼出来的。
1960年4月29日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从这天起，人民解放军铁的意志和铁的纪律，使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加速运转起来。
曾有国外专家断言，中国人要3年准备，5年勘探，8年开采。然而，从松基3井喷油，到首车原油外运，只用了几个月。会战当年，就探明含油面积5000平方公里，开辟了147平方公里的生产实验区，向国家交出数量十分可观的石油。
三点定乾坤 北上萨尔图
开展石油大会战，主攻方向定在哪儿?这是当时必须首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60年初，石油党组部决定布置“三口关键探井”：位于萨尔图构造上的萨66井，位于杏树岗构造上的杏66井，位于大庆长垣最北端的喇嘛甸构造上的喇72井。
这三口相继喷油的油井，证明了大庆长垣南北140公里长，东西10多公里宽的8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工业性油流，显示出大庆油田的轮廓，而且越往北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这三口井决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攻方向，被誉为“三点定乾坤”。
萨66井出油的新情况，说明长垣北部摆着一块肥肉，如果拿下来，能一举改变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此地正好处在哈尔滨至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线上，位置得天独厚。但是，当时从各地到达的上万人先头部队、几十台钻机，已在长垣南部扎下营地，松辽石油勘探局准备的批帐篷和生活用品都已运到南边。而长垣北部一片荒原，百姓少，没有依托。况且，如果那里井况不理想，再折回南下，损失就太大了。
余秋里当机立断：会战重点由大同镇移向萨尔图!所有正在搬迁的队伍、设备，一律改变方向，直接北上。
会战职工百里大搬迁，上万人的参战人马路绵延，从大同镇一步一步走到了萨尔图。
一张照片的秘密
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
《人民日报》中《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出来后，日本人高度重视这信息。但是大庆油田在哪里呢?当时大庆油田的位置属于机密，于是，日本人开始“找油”。
不久，《中国画报》又刊登了大庆油田“王铁人”的照片。日本人从王铁人戴的皮帽子及周围景象推断大庆地处零下三十度以下的东北地区，大概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他们派人又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测量了运送原油火车上灰土的厚度，大体上证实了这个油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此后，《人民中国》杂志一篇关于王铁人的文章，提到了马家窑这个地方，并且还提到钻机是人拉肩扛弄到现场的。日本人推断此油田靠车站不远，并进一步推断就在安达车站附近。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地形非常清楚，从地图上，他们找到了马家窑是中国黑龙江海伦县东南的一个小村。
后来，日本人又从一篇报道王铁人195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礼的消息中分析出，1959年9月王铁人还在甘肃省玉门油田，以后便消失了，这就证明大庆油田的开发时间自1959年9月开始。
日本人最后对《中国画报》上刊登的一张炼油厂的照片进行研究，那张照片上没有人，也没有尺寸，但有一个扶手栏杆。依照常规，栏杆高一米左右，按比例，日本人推断了油罐的外径，并换算出内径为五米，判定大庆油田的年产量约为360万吨……就这样，日本人确认，中国的新油田，赫在萨尔图。
“大庆”由来
1959年，松基3井首喷工业油流的喜讯传到了哈尔滨。10月7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赶往松基3井途中说：“松基3井喷油为国庆10周年献了厚礼，建国10周年是全国的大庆，我们就把大同镇的‘同’字，改成‘庆’字，叫大庆吧!这个油田就叫大庆油田”。
11月8日，大同镇俱乐部礼堂召开“大庆区成立大会”。欧阳钦在会上说：“大庆油田出石油，这可不是件小事情……石油是大局，我们要支援石油建设，别看松基3井只是一口井，将来钻机林立，再组织各种力量把石油发展起来，这关系到全国的大局。别看今天参加的人少，到明年，你们可以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祝贺。教育工人和当地群众，把石油拿出来最光荣，我们要像热爱解放军一样把石油工人看成是最可爱的人”!
对此，几十年后，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言深意切，含义深远。”
50年过去了，源源不断的工业血液，脉动着国民经济。大庆的名字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铁人是谁?
20世界50～7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决定了其工业化进程。道义上既不允许，现实中也不可能再走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即通过殖民和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再以殖民地为产品倾销地，形成国际，洲际的经济循环。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工业国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半殖民地，到新中国开国时，除了4亿人口外，已是一穷二白。由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极度稀缺，新中国必须继续延用，甚至强化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精神动员机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动员起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弥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匮乏，于是，千千万万个“凡胎肉身”变成了千千万万个“铁人”。
为中国人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王进喜是带着一股子精神气儿到大庆的。
1959年，王进喜在北京开群英会，看到汽车背上个包来回跑，人家说，因为没有汽油，只能背着“煤气包”。这话像锥子样刺得他生疼，这位石油工人落泪了。他想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15岁就被拉进玉门油矿当苦力，常受工头的鞭子抽。
从小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经历，使他对旧社会有深仇大恨。解放后，他当了副司钻，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不久，他当了钻井队队长，入了党，他的队也成了全国著名的一个标杆队。王进喜被选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还见到了毛主席。
“铁人精神”，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中国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主权，成了这个新的国家的真正主人。爱国主义由此在建设中国的背景下充分展开，成为发展完善中国自身的重要精神力量。正如王进喜逢人就说的：“在旧社会，我这样的穷娃子，谁把我们当人看?解放了，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我们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做了些自己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没有党和毛主席，我王进喜哪里会有今天。一想起毛主席，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因此，我们看到了铁人时代爱国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体。
这样，王进喜对旧社会的恨随即转变为对新社会的真诚热爱。这种热爱释放出来的巨大精神能量，成了王进喜一辈子为革命艰苦奋斗的原动力。
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王进喜觉得光有报恩思想还不够，慢慢地，他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
那次群英会，王进喜听到了一个消息：发现了一个新油田!他高兴极了，马上申请去新油田。
终于，调令下来了。王进喜和30多个战友马上动身。在车上，他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让大家讨论为什么参加会战?有人说：“去打井搞油呗!”王进喜说：“这话也对，可不完全。我们一定要拿下个大油田，甩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为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争口气”!
铁人创奇迹
王进喜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抓住调度员就问：“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最高纪录是多少?”“铁人三问”究竟问过多少人，已无从考证。他恨不得马上架起钻机，把石油取出来，送到北京，送到上海，送到全国每一个地方去。
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创造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奇迹，这就是著名的“人拉肩扛”。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怎么办?王进喜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有也上，无也上，创造条件上，就是尿尿也要开钻”。他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打成萨55井。
“端水打井”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保证了按时开钻。
井喷，是油井上的恶性事故，如果不在刚露头的时候制止，油井就保不住，几十米高的井架和钻机可能会陷到地里去，甚至成片的油层都可能被破坏掉。有一天，井喷迹象出现。千钧一发之际，本来受伤拄着双拐的王进喜跑过去大声地说：“加水泥!‘泥浆池里倒进一袋又一袋水泥和土。王进喜一看，需要搅拌，又没有搅拌器，他把拐棍一甩，大声喊：“跳!”跟着一个箭步跳进齐胸深的泥浆池里，工人周正荣，戴祝文等七八个人也跟着跳了进去。他们用身体搅拌水泥和土，足足用了3个小时，终于压住了井喷。
井喷压住了。这是用从来没人用过的办法压住的。
铁人第一口井——萨55井
萨55井是王进喜1960年4月率1205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打的第一口油井，位于原老铁人纪念馆。当年4月14日，王进喜带领1205钴井队(时称1262队)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于23日正式完钻，当天16时52分喷出原油，5月26日开始生产。40多年来，这口井一直是自喷井，已累计产油15万多吨。该井附近现在仍保留着当年的卸丰坑、泥浆池、土油池、值班房和工人住过的地窨子等遗址与实物。
革命加拼命
6年来，大庆人打的是一场生产仗，同时又是一场意志仗。
王进喜最喜爱的一个徒弟，曾唉声叹气闹情绪想回玉门。铁人把他找来，严厉地说：“你还记得你刚到玉门是什么样子吗?穿条裤子没有腿，穿件衣服露着肚子，你忘了吗?现在，你身上穿着毛衣，床上铺着缎子被，这些都是怎么来的?”说得那个青年工人直流泪。王进喜说：“好好干。我们苦，顶多是多出两身汗，少睡点觉，你看我们的前辈，那么大年纪还跑到草原上来吃苦呢!”在王进喜的帮助下，这名工人入了党，成了钻井队的骨干，后来当了钻井队队长。
有一个时期，射孔工作跟不上，影响井队搬家。一耽误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是解决不了。王进喜就跑到地质指挥所问。有人劝他不要急，“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王进喜听了觉得难受极了。他觉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这是对他生活目的和理想的一次冲击。十年多来，他唯一的理想是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最大的乐趣也莫过于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知流了多少汗，洒了多少血。现在竟然有人对他说“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他怎么也抑制不住气愤，往桌子上坐说：“晚上我就不回去了。你们什么时候确定了，我爬起来就走!”铁人这种分秒必争要求快上的精神使大家很受感动。只好立即开会研究办法。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一篇《铁人王进喜》的通讯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一位当时在1205队实习的学生回忆说：“从没见过他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因而，才有房东赵大娘这样的感慨：“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后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宣传，“铁人”这一称号传遍大庆和全国。
王进喜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1970年因病逝世时，铁人只有47岁。
如果没有“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根本改变，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工农群众的当家作主，如果没有普通劳动者切身感受到来自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真诚信任。尊重和关怀，从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恩义”关系，那么“人民”怎么可能给那个向来统驭，剥夺和役使他们的“国家”，以这样的回报?
科学求实
当了大队长后，王进喜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就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铁人已经可以独立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常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王进喜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及时制止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4·19”。事后，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为了永远记着这次教训，每年他都要去看看，每次来新工人，王进喜也要带着他们去看这口废井。他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阶级情意
王铁人自己艰苦朴素，但对同志的关心却无微不至。他说：“不能忘了两条，一条是不能忘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另一条就是不能忘了钻工兄弟。”天气冷了，家属宿舍暖不暖?家属们能不能听到广播?交通车是不是按时开?业余秦腔剧团组织得怎么样了?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王进喜带领大家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为了纪念王进喜，这所小学被命名为“铁人小学”。王进喜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王进喜和1205队的职工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效应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从开始的铁人一面旗帜，发展到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再发展到百面旗帜。许多会战职工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奋不顾身，英勇拼搏。西油库输油队长奚华亭不怕粉身碎骨，用身体堵住了通气孔，防止油罐着火爆炸；有的登上强烈井喷正要倒塌的井架，牺牲自己来抢救油井和设备，通讯工人不怕电击雷轰，用自己的身体去接通电话线，确保指挥线路畅通，运输车队的司机们冒严寒，爬悬崖，过冰河，上深山老林为会战拉运山材，油建工人们整天泡在泥水里施工，保证会战任务的完成。
许多地质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和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都以铁人为榜样，为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制定科学的开发方案，开创新工艺、新技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努力。事隔30年，有人问他们，什么是当年苦干的动力和源泉?他们回答是铁人!是铁人那种坚韧不拔，“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一位年逾古稀的著名地质学家总结说：“铁人让我明白了，一个民族不讲点艰苦奋斗精神，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一个政党不倡导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个党就失去了人心，一个人只讲享受，不讲艰苦奋斗和奉献，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一位香港教授参观完铁人纪念馆后写道：“如果全中国人都效法铁人精神，那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有人称他是科技界铁人时说“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希望成为铁人那样的中国人。”
大庆和铁人给中国带来什么?
50年来，大庆共为国家累计生产原油20多亿吨。
但大庆贡献的不仅仅是石油。
“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这些高度浓缩的表达，是大庆人的思考方法，工作经验、过硬作风，更是大庆人不朽的精神，是“传家宝”。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就是大庆精神。
一系列带着“油味”的优秀传统，以艰苦创业为内容的大庆石油文化如今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香饽饽”，同松下文化、索尼文化，IBM文化等一起，被评为当下最流行的企业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推祟。
“两论”起家
曾经，也有人一下火车就问：工资涨多少?
曾经，也有人看到如此艰苦，转身上火车走了。
曾经，在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没人能说清油、水，气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这些人，怎么变成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停的人呢?
这些人，后来怎么会以为油田负责辈子的劲头工作呢?
这些人，为何会苦累浑不怕、勇夺大油田?
经历会战的人说，《实践论》、《矛盾论》两本书，起了关键作用——大庆油田是靠“两论”起家的。
从1960年4月1日起，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到萨尔图会战前线视察工作。
余秋里深有感触：“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多得多。”面对种种困难。余秋里想起一件事：1959年12月，周总理曾对他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将会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实践论》，《矛盾论》主张通过实践，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寻找到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会战领导小组成员，一连几天，关起门来，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960年4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决定——《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发布。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石油工业发展，可以说，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使大庆从油田开发之初就高度重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对“高速度， 高水平”拿下大庆油田，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两分法”前进
随着广泛宣传，“大庆”这个名字传遍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学大庆。成绩，荣誉，掌声纷至沓来的同时。“骄傲”，“飘飘然”的情绪、状态，也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头儿。
1964年初，一个钻井队安装的井架还没有校正好，就急忙开钻，井只打到一半，井斜就超过了规定。但有些干部不认为这是骄傲急躁情绪的表现，认为是“瑕不掩瑜，出了一点儿问题没有关系，不必大惊小怪。”
这种情况引起了石油部和大庆工委领导的警觉。他们意识到，成绩，荣誉，成了大庆油田要面对的考验。该用什么方法去引导大庆今后的发展?
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怎样对待成绩和荣誉。余秋里强调：“要善于学习别省，别市，别部门的好经验，好方法。要坚持学习解放军。”康世恩说：“对于大庆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靠‘两分法’前进。”
“两分法”前进就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要运用“两分法”，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一分为二；对待干劲运用“两分法”，干劲引导不好就会只图速度，不顾质量，没有好的效果，挫伤职工的积极性，领导要及时提出新的、鲜明的，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高标准，引导职工始终向前看，以“两分法”为武器，坚持抓好工作总结，走上步看下步，走一步总结一步，步步有提高，方向始终明确。
为了让事实教育全体干部，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一面学习，一面到基层蹲点，先后去了35个钻井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油田共查找出120万个问题。这些问题在领导干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深刻地认识到骄傲自满，要求不严，工作不扎实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两分法”影响大庆油田几十年。在面对成绩和挫折，顺境和逆境的不同考验时，大庆油田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表现出了科学，成熟的姿态。
“六个传家宝”
通过会战逐步形成的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垒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缝补厂精神、回收队精神，修旧利废精神，被誉为大庆艰苦创业的“六个传家宝”。
会战初期，生产运输条件困难，需要大型卡车和工程车辆几千台，起重吊车几十台。可是现场只有大型卡车几百台，吊车十多辆。怎么办呢?会战职工硬是靠几万人的革命干劲儿，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办法拖到几公里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的。
由此而来的“人拉肩扛精神”，就是指在生产和工作缺乏常规保证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非常规的办法克服困难的艰苦创业精神。
1960年初，面对人没有房子住，设备没有库房，无法度过零下30至40摄氏度严冬的状况，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当年解放区的“南泥湾精神”。在1960年入冬之前，发动职工，不论领导干部，教授，工程师、工人，还是职工家属，男女老少齐上阵，抽出时间自己动手，用黄土夯实做墙壁建造房屋，叫做“干打垒”。
此后，随着油田会战速度加快，人员设备不断壮大增加，油田职工始终坚持自己动手盖“干打垒”，一直持续了20年。这种因陋就简，艰苦创业的精神被誉为“干打垒精神”。
1962年9月17日，职工家属薛桂芳第一个响应大庆油田会战工委关于“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带领王秀敏，杨学春，丛桂兰，吕玉莲4名青年妇女，背着3个孩子，扛着铁锹到离家15里的荒原上，搭起帐篷开荒种地。由此，大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副业生产劳动蔚然成风，五把铁锹发展为万把铁锹。
后来，人们把“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总结为大庆家属组织起来，大搞农副业生产的艰苦创业精神，
缝补厂精神，是指大庆职工和家属勤俭节约办企业的艰苦创业精神。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共产党员鄢长松等3名转业战士和5名家属，白手起家，在两栋破牛棚里，办起了缝补组。1966年5月4日，周总理到缝补厂视察，肯定了这种“缝补精神”，他对厂里的职工说：“你们做得好，要继续艰苦奋斗”。
回收队精神，是指大搞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勤俭节约精神。
从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广大职工就利用业余时间回收散失在油田各处的废旧物资。1969年，铁人王进喜提议并组织起油田第一个废旧材料回收队——钻探指挥部“铁人回收队”。接着，油田许多单位相继建立起回收队，开展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活动，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物资，而且解决了生产建设中的急需。
修旧利废精神，是指厉行节约，勤俭办企业的创业精神。
石油会战初期，大庆人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注意搞好废旧器材的修复工作。1963年，供应指挥部率先成立了修旧队。1970年以后，各生产单位普遍建立了修旧利废车间、修旧小组等，大搞清仓查库，修旧利废，力求做到小材大用、短材长用，优材精用、缺材代用、一物多用，“吃干榨尽”。
岗位责任制
第一采油厂第二油矿北八队北二注水站扬名是1962年5月。中注水站发生了次火灾事故，北二注水站引以为戒，在全体职工中开展了“一把火烧出来的问题”大讨论，提出了“从大量的、细小的，常见的工作入手，全面管好生产”的要求。他们联系本站一号泵断连杆的问题进行讨论，使职工充分认识到管好生产必须要有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通过不断摸索实践，逐步完善形成了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修保养制、水质化验质量负责制，岗位练兵制，安全生产制，班组经济核算制等8大制度。
岗位责任制的灵魂是岗位责任心。1962年7，8两个月，会战工委在北二注水站召开现场会，介绍他们创建岗位责任制的经验，使其迅速在全油田推广。
“三老四严”
工业学大庆，并不只是学习大庆的铁人精神，大庆严格的企业管理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落伍。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就是“三老四严”。
在执行这个制度中，要靠什么态度和精神来执行这个制度了。“三老四严”应运而生。
一天，队长辛玉和到西六排二号井去检查。途中，发现新来的徒工小孙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刮蜡片急匆匆朝井场走去，一问，才知是小孙当天早上清蜡时，操作失误，把刮蜡片挤扁了，怕队干部知道，就又悄悄去领了一个新的，还让材料员替他保密呢。辛玉和走进值班房，开门见山地问道：“小孙，你刚才为啥又领了个新刮蜡片?”小孙支支吾吾地说：“原来那个刮蜡片我看不太好用，就换掉了。”辛队长一听，启发地说：“我们对任何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对就对，错就错，要忠诚老实。”
为了教育全队的工人和干部，经过支部研究，第二天，就在小孙管的那口井上召开了“事故分析现场会”。会上，辛玉和拿起那只变形的刮蜡片：“应该把它挂在队上，让全队所有的干部和工人天天看到。时时想到，要说老实话，要做个老实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件事都要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管好我们的油井。”
不久，在辛玉和的带动下，“三老二严”活动在全队开展起来了。这就是后来被概括为“三老四严”精神的肇始。
“三老四严”，“严”字当头。这样的好作风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岗位工人“四个一样”干出来的。
大庆油田，还有特别著名的“四个一样”5-65井组。从组建至1964年初，经过各级领导、各方人员上千次的明查暗访和30多次大检查，没有一次脱岗、串岗、睡岗的。在井上录取的21334个地质数据无一差错井场设备上的863道焊口、170多个大小阀门没有一处漏油跑气，1851套螺丝全部完整无缺，83件工具、仪表件件完好，从来损坏1个玻璃管、1支温度计。每次检查都证明，他们做到了“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这个井组，也被人叫做李天照(组长)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