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全面查阅过国内出版的所有的有关艺术教育、基础教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方面的出版物，“包豪斯”这个名称竟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留学苏联的人也都不知道，因为苏联不但封锁包豪斯的情况，并且连他们自己在1920年代建立的、在现代设计教育改革中具有和包豪斯同样重要地位的学校“佛库特玛斯”也完全屏蔽掉了，苏联连构成主义运动都闭口不提，留学苏联的人自然没有可能了解到战前德国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的情况，更加无从知道这个学院对世界设计教育的影响力了。我估计，解放后有可能知道包豪斯的人，大约只有极少数几位曾经由国家派去东德的留学生。其中余炳南先生留学于莱比锡美术学院，莱比锡离开魏玛和德绍都不远。不过，东德也很抵制包豪斯——格罗比乌斯设计的包豪斯四栋教员宿舍中，他本人住过的那一栋就被东德政府拆了，在原址上建造了一栋非常丑陋的民房。余先生应该是有机会了解一些包豪斯的情况的，不过，即便他有所了解，回国之后也没有机会去介绍、去宣传——他回国后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连艺术都谈不上了，还哪里有机会去讲述包豪斯呢。
　　如果解放后的人没有途径了解包豪斯，那么退回到解放前的阶段，当时是不是有人知道呢？我想，应该还是有的。虽然中国去西方留学学艺术的学生，半个世纪只有200来人，但是这些人中肯定会有人知道、或者听说过包豪斯的。1920-30年代，中国都有留学生在欧洲学习艺术，那是包豪斯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曾经在魏玛包豪斯博物馆、柏林包豪斯档案馆查阅过学校的学生名册，其中没有中国学生的名字，日本学生倒是前后有三位。但是，在法国的艺术学校、比利时的艺术学校、英国的艺术学校查找中国留学生，则有不少，特别在法国的一些私人画室中学习的学生人数最多。这些人中，大概有一半的人后来回国了。包括徐悲鸿、颜文粱、林风眠这一批留学欧洲的，也包括高剑父、高奇峰、陈之佛这些留学东洋的，还有李铁夫这些留学美国的，除了陈之佛在日本学习了工艺美术之外，其他的人基本都是画家，回国之后也集中力量办西式的美术学校。并没有看到他们提及包豪斯，更加没有在教学上学习包豪斯的基础课程方法，或者在学院中建造木工、金工工作室的情况。也就是说，根据手头的资料，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当时有人在国内正式介绍过包豪斯。
　　就我知道的情况，有两个中国青年去过包豪斯，一个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奠基人庞薰琹，另一个就是郑可先生。郑可是高永坚的老师，因此高永坚对包豪斯的信仰也很自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1982年来广州美术学院工作前，高永坚老师跟我谈话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我要弄清楚包豪斯的内容和来龙去脉。
　　郑可先生（1906-1987）是广东新会人。1927年去法国留学，直到1934年，他留学巴黎的国立美术学院，也就是以前的“皇家美术学院”，后来又在巴黎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回香港后，又在1936年到法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设计。回国后在广东勃勤大学任教。勃勤大学是在1934年开设的，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为纪念中国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将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及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勃勤大学，广东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工学院，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学院，增设商学院。1937年工学院并人中山大学工学院，1940年师范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5年商学院更名为广东省立法商学院。1951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改造为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郑可先生从巴黎第二次回国后，曾经在新加坡和香港办工厂。1951年应廖承志邀请回国，以后主要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工作室。
　　郑可先生个子很高大，他是骨骼架子大，但是非常精瘦，深度近视，脸上、手上的皱纹深得好像沟堑一样。他的手很粗糙，整个手掌好像砂纸一样，但是非常有力，抓起东西的时候像把铁钳子。这个人走路很快，做事也很快，讲话从来是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没有韬晦之心，没有计谋。由于“反右”的冲击，他被送去边远的甘肃劳改，好多年了，也没有改变他的性格，反而更加刚强。我们叫他夫人“伯母”，他夫人笑着说：他才是“伯母”呢！在广东话里面，“百无”和“伯母”同音，揶揄他弄到一无所有，他也就是苦笑一下而已。我最近看见梁漱溟一张晚年的照片，那脸上的干沟万壑，就活脱是郑可的形象了。
　　我和郑可先生熟悉，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还因为家庭是世交。我和郑可先生有两层关系，第一层关系，是他在出国留学前曾经在广东工专读书，我的祖父王仁宇当时在那里教书，并且在抗战后担任了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郑可从辈分上来说，是我祖父的学生，这层关系导致我父亲与郑可先生相熟。我父亲比郑先生小10岁，但很崇拜郑可的设计，对郑可也很尊重。郑可曾经赠送他几件自己设计的工艺品，我父亲一直珍藏，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丢失；第二层关系是我岳父这边也和郑可先生非常熟，岳父的四哥冯国治，是郑可在广东工专时候的同学，关系非常密切，在香港继续有很长的交往。因为这层原因，我岳父冯国栋也就拿郑可当大哥看，解放后每次到北京一定登门拜访。这两层关系是我能够和郑可先生熟悉的原因，也因了这两层关系，郑可总是叫我“世侄”。加上我自从工作以来，就做现代设计史论的研究，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自然高兴得很，老小之间，相当投缘。
　　1983年，我应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系主任陈汉明先生邀请，第一次从广州美术学院去那里讲课，抽时间拜访郑先生。郑老性格直率到天真的地步，对国内设计教育落后的情况，特别是概念上依然死死抱住工艺美术，对工业化和设计、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的关系缺乏客观认识的状况，非常不满，也很担忧。郑可先生虽然在甘肃劳改多年，依然乡音不改，满口广东白话，说到情急处，一口一个“丢哪妈”，痛快淋漓。第一次我们聊了二个多小时，是在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公室里，他在那里特别提到包豪斯，说要我彻底的调查一下包豪斯的教学体系。那一聊，他和我都感觉意犹未尽，于是他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
　　郑先生在阜成门内、白塔寺和鲁迅旧居之间有一套非常破旧的超小四合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依然住在那里，每天要从阜成门换几路公共汽车去东边光华路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上课，实在是非常劳顿的。 　　我第二天如约去到郑先生家，是晚上，他在书房里，那天我们谈得十分痛快。从辈分上说，他是我祖父的学生，是我父亲、岳父的兄长，因而，我起初对他总是毕恭毕敬的。他笑着对我说：丢哪妈！使不使咐紧张啊？（广东话：我操，需要这么紧张吗？），把我笑环了。以后见他就高低不分、辈分不论了。那一次他给我谈了几个钟头的学院派教学，特别是他在法国后期的高级工艺学院的学习，他印象很深。之后越来越多去看他，也就成了朋友了。经常去吃饭，郑师母、两个女儿我都熟悉了。郑可先生给我看了大量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的设计预想图，那些图画在深色的粉画纸上的，底色以黑色为多，上面用淡色的色粉笔画产品设计、首饰设计，数量相当庞大，我花了几个下午看，也还没有看完。
　　大概在第三次访问他的时候，我特别问起他包豪斯的情况。他说是在暑假坐火车去德绍的。“实在是先进，丢哪妈！人家才是真正的做设计！”他给我细细的讲了包豪斯的教学体系，特别是基础课和工作室，郑可是个动手做设计的人，对于金工、木工、模型工作室的兴趣超大，讲到德绍的工作室的时候，我看他两眼发光。那种热情自然传染了给我。他还找出一些旧法文书，上面有魏玛包豪斯的旧校舍，我知道那个学校是亨利·凡·德·威尔德建立的魏玛工艺学校的旧址。郑可先生说在德绍包豪斯，他们不像法国学校那样重视色粉笔的预想图，用木炭画就行了，主要是表达设计概念，不是创作绘画稿，这一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郑可1934年从法国回香港，带了好几套小型机床，在香港就开设了工作室，做首饰、做装饰品、做浮雕、做纪念品、做陶艺，在他那里工作过的青年人不少，受他影响的人就更多了。曾经提过这段影响的人，我知道有两位，一位是画家黄永玉，他在《比我还老的老头》这本书里面有一篇用文言文方式写的纪念郑可的文章，很模糊的提到郑可在香港的工作，但是没有提及自己有没有在郑先生那里工作过，或者受过郑先生多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三年正院长的高永坚先生，他在香港的时候是在郑可先生工作室做过事的。高永坚老师没有对我详细讲过这段经历，但是我陪高永坚先生见郑可的时候，能感受得到他对郑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
　　曾在香港理工学院任教设计理论的英国教员马端纳（MatthewTurner），曾送给我一本由他编写、香港市政局出版的一九八八年香港博物馆《香港制造》展览的说明图录，里面刊有郑可先生在香港时为美国客户设计的煮食炉——一套将烘箱、两个电炉头，以及炉台下的锅瓢碗柜的组合工作台的照片，文中并提到“已故雕塑家及设计师郑可先生先后在广州、法国里昂工业学院及德国国立建筑学院受训。一九三十年代后期返回香港，约于1950年成立他的郑可设计室，除作美术工作室外，同时亦供设计各类工业产品之用，附设有制造塑胶及金属产品的设备。此外，郑氏亦在此开办设计课程，讲题包括勒·柯布西埃的设计理论、现代法国设计、包豪斯设计理论及1937年世界展览会的美国设计。由于郑氏博学多才兼且精通现代设计，故此后来受到合众五金厂有限公司的垂青，被委任为该厂的执行董事。郑氏于1950年间，为该公司创立了设计及机械部，使该厂成为当时附设有美术部的有数公司之一。在郑氏领导下的设计部，成功的设计出一系列新产品，例如台灯、火油炉、烘炉及暖炉等，而各项新产品的设计，都有浓厚的包浩恩风格，以圆柱体、球体及立方体为主。”遗憾的是，该书中其他几位香港设计先行者，如罗冠樵、范甲、张一民等人都有照片，而郑可先生却只有当年的一点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