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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5日，国家统计局在结束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后发布的数据称，2005年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07亿人。其中65岁以上（含65岁）的老龄人口首次超过1亿，达到1亿人，占总人口的7.69%。
按国际标准，2000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能否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安享基本体面的老年生活，已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
但谁曾想，养老金却正在被大肆侵吞和非法挪用！这些百姓的“养命钱”通过委托贷款进入房地产，也通过各种渠道辗转进入股市，委托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协议委托理财……上海社保串案撕开了公共资金管理和运用“黑匣子”的一角。
养命钱遭黑手
2006年8月11日，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及违规操作社保基金被免去局长职务。
8月14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兼执行董事王成明被“双规”。这是继前一周上海电气集团副总韩国章被双规之后，上海电气又一位高管落马。
紧接着，福禧投资控股董事长张荣坤夫妇被司法机关带走调查。
从上述人物相继落网的连环案件寻查，其资金流转的核心却是一家民营企业——福禧投资。
“神秘富豪”张荣坤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福禧投资神秘崛起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成立于2002年2月，此前没有任何经营记录的福禧投资，竟然以32.07亿元的“大手笔”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
此后在短短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22亿元、净资产高达53.1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
在此背后，上海市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资拆借资金36.5亿元，4年间后者只归还了2亿元。至今福禧投资尚欠年金中心34.5亿元。
“上海社保基金违规案”令国人震惊，不仅仅是因为30多亿元违规拆借数额巨大，更是因为，上海市一直是全国社保系统的好榜样，更是其他各种类型公共基金的“老大哥”。上海社保大案一出，人们自然会联想，还有多少公共基金处于危险之中？
伴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理念的深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公共基金开始建立起来，监管它们的机构，往往具有“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特点，被百姓寄予厚望。遗憾的是，由于现有法制的不健全，这些部门往往集行政主管和投资运营权于一身，钱账一把抓，监守自盗情况屡有发生，而每一次类似案件的发生，都直接导致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
“在2005年宏观调控之后，房地产从银行贷款的门槛被提高，房地产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通过委托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社保资金，明显井喷。”一家曾从社保处贷过款的房地产商表示，社保贷款的利率非常低，大约在6%—8%之间，几乎与银行的要求差不多。
“不过打开这样的路子肯定需要很多高层关系，花费也不少。”业内知情人士称。
上海房地产价格一路狂飙，给社保资金带来了新的投资渠道。由于社保资金的运营不透明，而且支付期限长，甚至可以拆了东墙补西墙，已然成为地产投资进行融资的新渠道。
而且在社保资金周围还活跃着很多资金掮客。由这些掮客帮助社保资金网罗项目，因而即便社保资金贷款的年利率只有6.8%左右，但借款人的实际使用成本则有可能高达12%或者更高。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可以赚取手续费、房地产公司可以拿到低息贷款、社保中心的人可以拿到灰色收入，而且还可以打着‘多元化投资社保资金，实现保值、增值的旗号’。”上述人士说。
由于不需要向公众公开财务报表和运营情况，社保资金投资领域和回报几乎是一只“黑匣子”。
资料显示，上海社保基金2000年收支赤字7亿元，2001年至2002年，收支赤字骤升至30亿元和40亿元。“这一方面跟上海社保缴纳制度有关：另一方面跟社保的违规投资无法回收关系很大。”业内人士说：“可能单是明天广场一个项目，社保资金亏空就高达几十亿。”
养老金缺口大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工作/退休人员比率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随之会出现急剧下降。加上改革之前遗留下了很多社保包袱，国家没有能力供养好这么多退休人员。中国改革以后的养老制度是员工支付工资的8%，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的20%，这些钱本来是要用来投资于政府债券或者存入银行，但是实际情况是，这部分钱都被用于支付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缺口。这种办法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当中国员工发现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里的钱只是信用记录而没有现金对应的时候。
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是9.15万亿元。
无论是8万亿也好，9.15万亿也好，中国养老金制度实施时间并不长，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收支缺口呢？
应该说养老金的缺口是历史遗留问题，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巨大包袱。在旧体制下，职工的养老问题由单位和国家包办。1993年，养老保险体制开始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可那时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们的养老金从哪儿来呢？
这部分人进入国有企业等各种“单位”工作时，领取的工资比较低，他们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形成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他们的养老问题自然应由国家来负担。但是，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长时间内，他们的大部分养老负担，被转移到了比他们更晚进入单位的职工头上。
1997年，我国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制度，各地在财务上实行混账管理，允许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相互调剂使用。这使得大量的个人账户上的资金被挪用于向现行的退休者支付养老退休金，数目高达每年1000多亿元。
事实上，目前，仅仅在养老金支付领域，个人的空账就有6000—8000亿元，为了及时支付养老金，国家每年财政要出600—800亿元。但是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金资金的缺口未来势必还会放大。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家社保基金，福利彩票收入的一部分、以及海外IPO上市的国企的10%的收益都要充入这个基金。但是这个基金的总额还不到300亿美元，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仅仅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非常困难。政府尝试过以国有股减持来充实社保基金，但由于减持方案不力，对原有股市交易形成剧烈冲击，被迫终止。到目前为止，养老金的巨额缺口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保住养命钱
早在上世纪“投资热”的潮流下，养老金被地方挪用的很多，当时地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挪用资金去投资的情况，且数额巨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祝均一案”绝非个案，它暴露了我国公共基金监管的体制性漏洞。为什么公共基金屡屡被地方政府作为“准政府资金”挪用？为什么公共基金屡屡成为帮助某些人一夜暴富的工具。在各地的投资过热中，有多少项目背后有公共基金“撑腰”？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公共基金成为真正的“公共”基金，才能让亿万百姓成为这笔财富的真正受益人。
“祝均一案”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不独立、钱权表面分离、实际不分离”的制度安排。社保基金管理不仅法律不健全，而且道德风险隔离墙形同虚设，执权者可以长驱直入。
现在，针对社保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联合审计署在全国开展专项检查。那么重点应该清查哪些内容，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
笔者认为，不能只检查账面上的统计数字，应该重点检查社保基金的运行状态，包括账上有多少钱，是怎么使用的，增值率是多少，等等。
而从根子上看，首先，法律存在空白。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执行的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仅仅在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层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了规范，还没有上升到由全国人大立法的高度。
其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漏洞。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客观评价，在全国社保体系中，上海市走在前面，不仅相关规定比较完善，在劳动社会保障方面，执法环境也是最好的。“祝均一案”反映出，在我国行政执法上，有些时候，人的作用更大，“人治”大于“法治”。
第三，法律意识淡薄。社保基金的管理人员，甚至主管领导，没有对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律意识，没有认识到这笔钱对于广大劳动者的真正含义。国家税收没有人敢动，而一些地方领导人却自由支配、挪用社保基金，这也说明，现行法规对社保基金的法律责任义务交代的还不够清楚。
同时，目前一些社保事件的发生是制度设计上出现了大的漏洞，就是把市场化投资的权利和钱给了政府部门，事实上，应该交给金融机构去投资运用，政府部门代办和监督。在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投资面前，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住手”。
此前，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指出“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比例。”
该《意见》所指“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即“企业年金”，是企业和员工自愿增加积累的一种补充养老基金，对于完善我国企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估计，目前我国企业年金总量约300亿元左右。未来三年，企业年金总量每年将增长1000亿元，2010年市场规模可望达到1万亿元。
那么，该交给哪些金融机构去运作呢？已经出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对企业年金受托机构所必须符合的条件已经有了明确规定。
这增强了企业年金由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和可控度，而社保基金的运作也应如此。
按国际标准，2000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能否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安享基本体面的老年生活，已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
但谁曾想，养老金却正在被大肆侵吞和非法挪用！这些百姓的“养命钱”通过委托贷款进入房地产，也通过各种渠道辗转进入股市，委托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协议委托理财……上海社保串案撕开了公共资金管理和运用“黑匣子”的一角。
养命钱遭黑手
2006年8月11日，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及违规操作社保基金被免去局长职务。
8月14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兼执行董事王成明被“双规”。这是继前一周上海电气集团副总韩国章被双规之后，上海电气又一位高管落马。
紧接着，福禧投资控股董事长张荣坤夫妇被司法机关带走调查。
从上述人物相继落网的连环案件寻查，其资金流转的核心却是一家民营企业——福禧投资。
“神秘富豪”张荣坤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福禧投资神秘崛起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成立于2002年2月，此前没有任何经营记录的福禧投资，竟然以32.07亿元的“大手笔”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
此后在短短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22亿元、净资产高达53.1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
在此背后，上海市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资拆借资金36.5亿元，4年间后者只归还了2亿元。至今福禧投资尚欠年金中心34.5亿元。
“上海社保基金违规案”令国人震惊，不仅仅是因为30多亿元违规拆借数额巨大，更是因为，上海市一直是全国社保系统的好榜样，更是其他各种类型公共基金的“老大哥”。上海社保大案一出，人们自然会联想，还有多少公共基金处于危险之中？
伴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理念的深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公共基金开始建立起来，监管它们的机构，往往具有“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特点，被百姓寄予厚望。遗憾的是，由于现有法制的不健全，这些部门往往集行政主管和投资运营权于一身，钱账一把抓，监守自盗情况屡有发生，而每一次类似案件的发生，都直接导致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
“在2005年宏观调控之后，房地产从银行贷款的门槛被提高，房地产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通过委托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社保资金，明显井喷。”一家曾从社保处贷过款的房地产商表示，社保贷款的利率非常低，大约在6%—8%之间，几乎与银行的要求差不多。
“不过打开这样的路子肯定需要很多高层关系，花费也不少。”业内知情人士称。
上海房地产价格一路狂飙，给社保资金带来了新的投资渠道。由于社保资金的运营不透明，而且支付期限长，甚至可以拆了东墙补西墙，已然成为地产投资进行融资的新渠道。
而且在社保资金周围还活跃着很多资金掮客。由这些掮客帮助社保资金网罗项目，因而即便社保资金贷款的年利率只有6.8%左右，但借款人的实际使用成本则有可能高达12%或者更高。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可以赚取手续费、房地产公司可以拿到低息贷款、社保中心的人可以拿到灰色收入，而且还可以打着‘多元化投资社保资金，实现保值、增值的旗号’。”上述人士说。
由于不需要向公众公开财务报表和运营情况，社保资金投资领域和回报几乎是一只“黑匣子”。
资料显示，上海社保基金2000年收支赤字7亿元，2001年至2002年，收支赤字骤升至30亿元和40亿元。“这一方面跟上海社保缴纳制度有关：另一方面跟社保的违规投资无法回收关系很大。”业内人士说：“可能单是明天广场一个项目，社保资金亏空就高达几十亿。”
养老金缺口大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工作/退休人员比率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随之会出现急剧下降。加上改革之前遗留下了很多社保包袱，国家没有能力供养好这么多退休人员。中国改革以后的养老制度是员工支付工资的8%，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的20%，这些钱本来是要用来投资于政府债券或者存入银行，但是实际情况是，这部分钱都被用于支付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缺口。这种办法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当中国员工发现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里的钱只是信用记录而没有现金对应的时候。
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是9.15万亿元。
无论是8万亿也好，9.15万亿也好，中国养老金制度实施时间并不长，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收支缺口呢？
应该说养老金的缺口是历史遗留问题，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巨大包袱。在旧体制下，职工的养老问题由单位和国家包办。1993年，养老保险体制开始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可那时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们的养老金从哪儿来呢？
这部分人进入国有企业等各种“单位”工作时，领取的工资比较低，他们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形成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他们的养老问题自然应由国家来负担。但是，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长时间内，他们的大部分养老负担，被转移到了比他们更晚进入单位的职工头上。
1997年，我国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制度，各地在财务上实行混账管理，允许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相互调剂使用。这使得大量的个人账户上的资金被挪用于向现行的退休者支付养老退休金，数目高达每年1000多亿元。
事实上，目前，仅仅在养老金支付领域，个人的空账就有6000—8000亿元，为了及时支付养老金，国家每年财政要出600—800亿元。但是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金资金的缺口未来势必还会放大。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家社保基金，福利彩票收入的一部分、以及海外IPO上市的国企的10%的收益都要充入这个基金。但是这个基金的总额还不到300亿美元，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仅仅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非常困难。政府尝试过以国有股减持来充实社保基金，但由于减持方案不力，对原有股市交易形成剧烈冲击，被迫终止。到目前为止，养老金的巨额缺口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保住养命钱
早在上世纪“投资热”的潮流下，养老金被地方挪用的很多，当时地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挪用资金去投资的情况，且数额巨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祝均一案”绝非个案，它暴露了我国公共基金监管的体制性漏洞。为什么公共基金屡屡被地方政府作为“准政府资金”挪用？为什么公共基金屡屡成为帮助某些人一夜暴富的工具。在各地的投资过热中，有多少项目背后有公共基金“撑腰”？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公共基金成为真正的“公共”基金，才能让亿万百姓成为这笔财富的真正受益人。
“祝均一案”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不独立、钱权表面分离、实际不分离”的制度安排。社保基金管理不仅法律不健全，而且道德风险隔离墙形同虚设，执权者可以长驱直入。
现在，针对社保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联合审计署在全国开展专项检查。那么重点应该清查哪些内容，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
笔者认为，不能只检查账面上的统计数字，应该重点检查社保基金的运行状态，包括账上有多少钱，是怎么使用的，增值率是多少，等等。
而从根子上看，首先，法律存在空白。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执行的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仅仅在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层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了规范，还没有上升到由全国人大立法的高度。
其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漏洞。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客观评价，在全国社保体系中，上海市走在前面，不仅相关规定比较完善，在劳动社会保障方面，执法环境也是最好的。“祝均一案”反映出，在我国行政执法上，有些时候，人的作用更大，“人治”大于“法治”。
第三，法律意识淡薄。社保基金的管理人员，甚至主管领导，没有对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律意识，没有认识到这笔钱对于广大劳动者的真正含义。国家税收没有人敢动，而一些地方领导人却自由支配、挪用社保基金，这也说明，现行法规对社保基金的法律责任义务交代的还不够清楚。
同时，目前一些社保事件的发生是制度设计上出现了大的漏洞，就是把市场化投资的权利和钱给了政府部门，事实上，应该交给金融机构去投资运用，政府部门代办和监督。在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投资面前，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住手”。
此前，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指出“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比例。”
该《意见》所指“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即“企业年金”，是企业和员工自愿增加积累的一种补充养老基金，对于完善我国企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估计，目前我国企业年金总量约300亿元左右。未来三年，企业年金总量每年将增长1000亿元，2010年市场规模可望达到1万亿元。
那么，该交给哪些金融机构去运作呢？已经出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对企业年金受托机构所必须符合的条件已经有了明确规定。
这增强了企业年金由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和可控度，而社保基金的运作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