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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不懂外文，他依靠与人合作的方式，竟成了百年前著名的小说翻译家。他是将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其译作也畅行天下。关于林纾的研究论著已有不少，但论述多围绕其译作，其实还有些相关记载散见于近代报刊易被忽略，撷取考察，亦可对林纾及其翻译有更多的了解。
一、林纾对稿酬大为惶恐
不懂外语的林纾与小说翻译结缘带有点偶然性。光绪二十四年，林纾的妻子病故，为帮他排解悲痛，其友王寿昌提议合作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则悲剧故事与林纾当时的心情也正合拍。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王寿昌精通法文，他口述作品内容，林纾则耳受手追，组织成文字。林纾的古文曾得到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赏识，他又善于叙事抒情，两人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
小说翻译后，由魏瀚出资刻印了百部，为了收回成本，林纾的另一位好友高凤谦（后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便与主持上海《中外日报》的汪康年联系，希望能帮忙销售。汪康年当即决定买下版权，在报上连载，但由于高凤谦担心报上连载会影响单行本销路，最后是决定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原先《时务报》上连载的《新译包探案》《昌言报》连载的《长生术》合印成一书刊行。汪康年动作很快，他与高凤谦谈妥后没几天，即在《中外日报》上介绍《巴黎茶花女》情节变幻，意绪凄恻，“不日出书”，并声称书稿是“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半个月后林纾在福建看到这则广告，他的本意只想收回刻印成本，现在译书居然也可得“巨资”，这使他大为惶恐。他赶紧写信给汪康年，说明自己是“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尽管书上只署名“冷红生”，但不少人知道这是林纾的笔名，如果收取稿酬，就会有损他的清誉。林纾要求汪康年“再行登报”声明：“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
林纾信寄出半个月后，上海《中外日报》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连续刊载了一则《（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價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昌言报馆白。
同时，《新闻报》上又刊载了销售广告，称赞《茶花女遗事》“译笔尤佳”。这部单行本既有外国的言情小说，又有福尔摩斯的侦探案，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林纾的译作尤甚。“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从严复赠给林纾的诗句，也可看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林纾不敢接受稿酬事件，颇能反映当时一部分士人的观念，他们不愿将自己的创作与铜臭气相联系。同时，一些报刊则认为发表作品是帮人传播，应该收费，《申报》创刊时宣布刊载来稿“概不取值”，已是对士人的很大优惠。不过，为了保证创作或翻译事业的发展，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必然趋势。六年后，林纾曾在《时报》上声明《黑奴吁天录》的版权“售归文明书局”，似可说明林纾的稿酬观念已经转变。
《茶花女遗事》的风行，使林纾一举成名，此前他曾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屡遭挫败，如今他找到了通过翻译小说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随后他翻译的几部小说，先后由文明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北京学务官书局与广雅书局出版，后来他翻译的单行本则基本上都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签订的合同是每干字六元。林纾成了翻译界的名人，稿酬也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来源，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便成了他需要时时关注的问题。有次朋友来信询问，他是否翻译过名为《货殖传》的小说，因为此书的译者署名“林纾”，且即将出版。林纾得知此事后赶紧登报声明：“仆译稿近四十种，并未译有此书，亦未尝托人转售。”林纾对冒用他名字出版翻译小说的行径十分警惕，他解释说，“若不声明，后此假托者将源源而来”，其权益将受到莫大伤害。还有一次，林纾的译稿《恨绮愁罗记》“被窃”，他也是立即在《中外日报》上声明：“如有将原稿或改名求售者，各编译所各书坊切勿购入为幸。”也许是担心译稿被改名后出售，过了十天，林纾在《神州日报》刊载译稿遗失广告时还介绍了小说的梗概：“叙法皇鲁意十四在非色野离宫中眷一美人。美人为保姆，后册立中宫。有英雄名德铁利纳，及美洲英格林与皇争新教事”，并还交代了作品篇幅是“文可七万言”，而遗失的地点是南昌。广告的最后是呼吁：“如有改名求售，望各书局、各编译所勿收为幸。”在登报声明的同时，林纾也抓紧修订手中尚存的原稿，三个多月后，这部《恨绮愁罗记》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纾的两次登报声明，实际上也成了这部小说的销售广告。与初次面对稿酬时的惶恐相较，林纾的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毁誉参半的翻译生涯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并无牟利的计较，他翻译的第二部小说《黑奴吁天录》（现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则缘于对现实的忧虑，此书描写了美国黑奴的悲惨生活。这次翻译的合作者，是年仅21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魏易，后来魏易与林纾长期合作，翻译的小说多达40余种。《黑奴吁天录》出版前一个月，正值《辛丑条约》签订，人们都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林纾与魏易翻译这部小说的意图，是以黑奴的惨状警醒国人，“愿读书者人人以黑奴自惕，勿恃有林肯之援而日鼾睡于豺虎之侧也”，其译书是“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曾多次论及自己翻译小说的原因，他说：“纾年己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又说，“余老矣，无智无勇”，所能做的便是“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借此向青年人传输些新思想，以助他们去实现救国的理想。他翻译《鬼山狼侠传》时鼓吹盗侠英雄气概，希望读者受到感染，“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苟用以御外侮”；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是希望中国人读后了解兵法，改变面对列强侵略时清军“触敌即馁，见危辄奔”的现状。翻译《吟边燕语》是告诉大家，英国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极为推崇，借此批判了一些年轻人盲目崇洋，抛弃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倾向。同时，针对卫道士们诋毁欧美人不讲孝道，一律排斥西方文化思想议论，林纾翻译了《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他根据英国孝子抛弃巨万家财为母报仇的故事反驳道：“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卫道士们只是“封一隅之见，以沾沾者概五洲万国”。林纾联系作品发表的议论，有的只是牵强附会，但他是个爱国的翻译家却毋庸置疑。林纾的政治立场是拥护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故而他翻译《爱国二童子传》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高言革命，专事暗杀”，而是投身于振兴实业，“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清廷大概也注意到林纾的政治态度，学部向全国学堂推荐“宣讲用书”时，林纾的译作就入选了《黑奴吁天录》《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与《鲁滨孙漂流记》三部。 不过，林纾翻译的小说中，数量最多且影响最大的还是爱情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言情者实居其半”，其中译自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尤多。接连翻译了几部，林纾发现了哈葛德撰写爱情小说的公式：“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原来都是写三角恋爱。这类作品翻译多了其实并没多大意义，与林纾宣称的忠心爱国的主旨也不相干，但他照样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其时言情小说每出一本，往往会引来读者争购，可谓是售多利速，得到甜头的商务印书馆怎肯放弃这个市场，而林纾看在千字六元稿酬的份上，也就一本接一本地翻译了。这种状态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与忧虑，创办《时报》的狄葆贤就曾批评道：“即如欧美小说，颇多注意于金钱，其书结尾，往往得一美妻，而父即死，父死而家产乃归其手，若视为美满者。此种小说，己译出者甚夥，吾甚愿后之译者，少留意焉。”可是利之所趋，几句劝导又怎能改变局面。
在晚清翻译小说中，销路最好的另一类作品是侦探小说，以翻译言情小说著称的林纾对此也不放过。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商务印书馆向读者预告林纾翻译的《神枢鬼藏录》即将出版，两个月后此书开始行销，报上广告又说，侦探小说虽然已出版了不少，但都“未足云奇也”，而林纾翻译的这部，“真乃鬼设神施，心通造化”。这件事惹怒了小说林社，它刊载《新书绍介》告诉读者，《神枢鬼藏录》就是该社不久前出版的《马丁休脱侦探案》，而且原书共有十一个破案故事，小说林社是全文翻译，急于出版的林纾却只翻译了六个。《小说林》也接连发表文章评论林纾的译本，不仅惋惜“购者则蒙其欺矣”，而且还说：“统阅全文，亦殊未足鼓舞读者兴趣，只觉黯淡无华耳。”接下来一段文字批评得很不客气，说有的人“艰于结构经营、运思布局，则以译书为便”，而且是“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联系到林纾为《神枢鬼藏录》作序时称“尽十余日之力译成”，这段批评所指应该是很明确的。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小说的速度确实很快，他曾得意地宣称，“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己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他有时还在作品序言中炫耀其速度之快，《吟边燕语》是“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西利亚郡主别传》虽有二卷，也是“不数日成书”。自光绪三十年八月到宣统元年十月的五年里，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就有50种之多。不过速度一快，谬误难免，林纾自己也承认，那是“粗心浮意，信笔行之”的缘故。
商务印书馆出版《神枢鬼藏录》后不久，小说林社出版了《海屋筹》，它在《神州日报》上的广告不是按常规介绍故事如何精彩，而是硬将林纾拖了进来，说他翻译了不少哈葛德的作品，但这部小说却不在其内，而且小说林社是“细心移译，务求不背原书；斟酌词句，又阅时日，乃得印成出版”，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林纾译作而言。不过林纾毕竟有功于小说翻译，不少读者喜欢他翻译的故事，也佩服他翻译时使用的古文，但始终也有持批评态度者。小说林社对林纾并未全盘否定，它概括了“合毁誉者而如一”的社会反响，对其译作下了“毁誉参半”的考语。
现在没有看到林纾回应小说林社的文字，但他并未因受到批评而停止侦探小说的翻译。尽管世上已有数种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单行本在流传，林纾仍然翻译了《歇洛克奇案开场》，接着又翻译了《贝克侦探谈》与《贝克侦探谈续编》。其中的原因很显然：侦探小说是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这一市场份额怎可轻言放弃？
三、《迦茵小传》公案
在晚清翻译小说中，同一部作品有不同译本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迦因小传》与《迦茵小传》的先后问世，却闹出了一场公案，而引发者则是林纾。
翻译《迦因小传》的是两个年轻人，其时杨紫麟是上海虹口中西学院的学生，为了学英文，常到旧书店买些英文书阅读。有次他买了本小说，感到内容有点像《巴黎茶花女遗事》，读来很有趣味。杨紫麟住在乍浦路，常在圆明园路口苏州河旁的小公园里与好朋友包天笑相会，正在筹办《励学译编》的包天笑听到这则故事，便建议翻译。杨紫麟自感国文不行，提出与包天笑合译。于是就在这个小公园里，两人“促膝并坐，手讲口译”，包天笑回苏州后，杨紫麟又将未译完的内容写下来寄到苏州，由包天笑整理润色。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励学译编》创刊，《迦因小傳》的部分内容连载于该刊的第一册至第十二册，历时整整一年，编者也明确告知读者，“从下卷译起，深抱不全之憾”。一年多后，下册全部翻译完毕，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几年前《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发行，使读者们激动了好一阵，如今《迦因小传》问世，又向读者介绍了一位为爱情献身的柔情女子。这部小说描写了迦因的生平遭遇：她自幼生活在姨妈家中备受凌辱和轻视，后来与贵族子弟亨利相爱。但亨利为重振家业须与富豪家联姻，迦因毅然牺牲个人幸福而违心嫁给了石茂。最后石茂因忌妒欲杀害亨利，迦因为保护情人而牺牲了生命。这则来自西洋的爱情故事又一次感动了读者，报上广告甚至说：“柔情痴爱如迦因，真洁白好如迦因，世界全球殆无其匹也。”不过，《迦因小传》只是个残缺的译本，杨紫麟述其翻译缘起时称，“偶于冷摊得残破西籍数种”，其中的《迦因小传》“惜残缺其上帙，而邮书欧美名都，思备其全，卒不可得”。因此这部翻译小说，只是原书的下册，但这并未影响它的风行，于是在茶花女之后，读者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位美丽纯洁的异国女性的形象。
将《迦因小传》补全的是林纾与魏易的合译，为以示区别，书名定为《迦茵小传》。作品前林纾写的《小引》很值得玩味，他先称赞“蟠溪子（杨紫麟）”“译笔丽赡，雅有辞况”，又以“抗词幽说，闲意眇旨”比拟“天笑生（包天笑）”所作之序。可是，“书佚其前半篇”，读者深感遗憾，而原书全文并不难找，“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林纾自称曾想请“蟠溪子”补译上册，但“莫详其里居姓氏”，不得己只好自己动手，“以七旬之力译成”，这实在是为了消弭读者未见全文的遗憾，也是因为原书“精美无伦，不忍听其沦没”。林纾找不到原译者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译者之一包天笑并非无名之辈，那时他已先后在文明书局、小说林社出版了小说译本，还协办《时报》，在报上发表了一些小说，一封信寄到时报社即可建立联系。事实上，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记载得很清楚，林纾曾写信给他，算是打招呼，只不过那已是《迦茵小传》出版后的事了。 林纾的《小引》对杨紫麟与包天笑不吝赞美之词，但《新闻报》上《迦茵小传》的销售广告就没那么客气了，不仅批评他们只翻译了下册，“阅者鉴其果而莫审其因，未免闷损”，而且与他们的“直译”相较，林纾译本是“以曲折生动之笔，达渺绵佳侠之情，不愧旷代奇构”。这部《迦茵小传》的销路确实不错，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居然已印了三版。销路红火的原因之一是引起了读者的好奇，他们心目中原为纯情少女的“迦因”，在林译本中变成了荡妇“迦茵”，她甚至还育有私生子。
巨大反差源于杨紫驎与包天笑的翻译，他们有意将违背中国封建道德标准的描写悉数删去，从而塑造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形象，林纾则是忠实原著全文照译，但那些新增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容绝非当时的舆论界所能容忍，于是他的译本遭到了猛烈抨击，其中最突出的是“寅半生（钟八铭）”。“寅半生”在自己主办的《游戏世界》上发表了《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称赞杨紫麟“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删去了那些不合封建传统道德的内容，保持了迦因纯情少女的形象，而林纾的翻译是“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他为此责问林纾究竟是何居心，并斥责他“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而所译诸书，半涉于牛鬼蛇神，于社会毫无裨益；而书中往往有‘读吾书者’云云，其口吻抑何矜张乃尔！甚矣其无谓也”。“寅半生”还将文章稍作修改后在《月月小说》上发表，一时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今日看来，林纾按原文翻译全然无错，可是在晚清时，却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外国小说“不合中国人好尚的，不必翻译”，已被翻译者应是“于我中国习惯不相合处多所更改”，须做到“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是否忠于原著那倒是次要的事了。若撇开那些意气之言不论，可以发现这桩公案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翻译价值观和文学道德观的争论。
随着时间推移，“迦因”与“迦茵”之争慢慢被人遗忘了，可是到了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论及中国人对于婚姻的见解时又重提这桩公案。不过鲁迅叙述时讲错了两点：第一，说杨紫麟他们翻译的是上册；第二，因为下册中有私生子情节，译者故意不去翻译下册，鲁迅甚至对这本书是否有上下册之分也表示怀疑。事实上杨紫麟他们翻译的确为下册，翻译时将私生子之类妨碍迦因纯情少女形象的文字全删去了。毕竟事情相隔二十四年，鲁迅一时记错可以理解，他不会想到，那段内容有误的叙述后来竟会被学界奉为定论，直到五六十年后，才有人在比对了《迦因小传》与《迦茵小传》后，发现杨紫驎他们翻译的是下册中的内容，而非鲁迅所说的上册，可是这一质疑又遭到批评：“魯迅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于是在批判晚清维护封建旧道德的翻译观时，一些研究论著仍然沿用鲁迅的说法。其实，只要翻阅晚清报刊上相关的论述或广告，此事真相如何并不难判断。学界的这桩公案与林纾译书多少有点关系，故也附记于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一、林纾对稿酬大为惶恐
不懂外语的林纾与小说翻译结缘带有点偶然性。光绪二十四年，林纾的妻子病故，为帮他排解悲痛，其友王寿昌提议合作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则悲剧故事与林纾当时的心情也正合拍。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王寿昌精通法文，他口述作品内容，林纾则耳受手追，组织成文字。林纾的古文曾得到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赏识，他又善于叙事抒情，两人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
小说翻译后，由魏瀚出资刻印了百部，为了收回成本，林纾的另一位好友高凤谦（后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便与主持上海《中外日报》的汪康年联系，希望能帮忙销售。汪康年当即决定买下版权，在报上连载，但由于高凤谦担心报上连载会影响单行本销路，最后是决定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原先《时务报》上连载的《新译包探案》《昌言报》连载的《长生术》合印成一书刊行。汪康年动作很快，他与高凤谦谈妥后没几天，即在《中外日报》上介绍《巴黎茶花女》情节变幻，意绪凄恻，“不日出书”，并声称书稿是“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半个月后林纾在福建看到这则广告，他的本意只想收回刻印成本，现在译书居然也可得“巨资”，这使他大为惶恐。他赶紧写信给汪康年，说明自己是“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尽管书上只署名“冷红生”，但不少人知道这是林纾的笔名，如果收取稿酬，就会有损他的清誉。林纾要求汪康年“再行登报”声明：“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
林纾信寄出半个月后，上海《中外日报》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连续刊载了一则《（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價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昌言报馆白。
同时，《新闻报》上又刊载了销售广告，称赞《茶花女遗事》“译笔尤佳”。这部单行本既有外国的言情小说，又有福尔摩斯的侦探案，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林纾的译作尤甚。“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从严复赠给林纾的诗句，也可看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林纾不敢接受稿酬事件，颇能反映当时一部分士人的观念，他们不愿将自己的创作与铜臭气相联系。同时，一些报刊则认为发表作品是帮人传播，应该收费，《申报》创刊时宣布刊载来稿“概不取值”，已是对士人的很大优惠。不过，为了保证创作或翻译事业的发展，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必然趋势。六年后，林纾曾在《时报》上声明《黑奴吁天录》的版权“售归文明书局”，似可说明林纾的稿酬观念已经转变。
《茶花女遗事》的风行，使林纾一举成名，此前他曾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屡遭挫败，如今他找到了通过翻译小说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随后他翻译的几部小说，先后由文明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北京学务官书局与广雅书局出版，后来他翻译的单行本则基本上都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签订的合同是每干字六元。林纾成了翻译界的名人，稿酬也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来源，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便成了他需要时时关注的问题。有次朋友来信询问，他是否翻译过名为《货殖传》的小说，因为此书的译者署名“林纾”，且即将出版。林纾得知此事后赶紧登报声明：“仆译稿近四十种，并未译有此书，亦未尝托人转售。”林纾对冒用他名字出版翻译小说的行径十分警惕，他解释说，“若不声明，后此假托者将源源而来”，其权益将受到莫大伤害。还有一次，林纾的译稿《恨绮愁罗记》“被窃”，他也是立即在《中外日报》上声明：“如有将原稿或改名求售者，各编译所各书坊切勿购入为幸。”也许是担心译稿被改名后出售，过了十天，林纾在《神州日报》刊载译稿遗失广告时还介绍了小说的梗概：“叙法皇鲁意十四在非色野离宫中眷一美人。美人为保姆，后册立中宫。有英雄名德铁利纳，及美洲英格林与皇争新教事”，并还交代了作品篇幅是“文可七万言”，而遗失的地点是南昌。广告的最后是呼吁：“如有改名求售，望各书局、各编译所勿收为幸。”在登报声明的同时，林纾也抓紧修订手中尚存的原稿，三个多月后，这部《恨绮愁罗记》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纾的两次登报声明，实际上也成了这部小说的销售广告。与初次面对稿酬时的惶恐相较，林纾的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毁誉参半的翻译生涯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并无牟利的计较，他翻译的第二部小说《黑奴吁天录》（现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则缘于对现实的忧虑，此书描写了美国黑奴的悲惨生活。这次翻译的合作者，是年仅21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魏易，后来魏易与林纾长期合作，翻译的小说多达40余种。《黑奴吁天录》出版前一个月，正值《辛丑条约》签订，人们都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林纾与魏易翻译这部小说的意图，是以黑奴的惨状警醒国人，“愿读书者人人以黑奴自惕，勿恃有林肯之援而日鼾睡于豺虎之侧也”，其译书是“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曾多次论及自己翻译小说的原因，他说：“纾年己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又说，“余老矣，无智无勇”，所能做的便是“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借此向青年人传输些新思想，以助他们去实现救国的理想。他翻译《鬼山狼侠传》时鼓吹盗侠英雄气概，希望读者受到感染，“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苟用以御外侮”；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是希望中国人读后了解兵法，改变面对列强侵略时清军“触敌即馁，见危辄奔”的现状。翻译《吟边燕语》是告诉大家，英国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极为推崇，借此批判了一些年轻人盲目崇洋，抛弃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倾向。同时，针对卫道士们诋毁欧美人不讲孝道，一律排斥西方文化思想议论，林纾翻译了《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他根据英国孝子抛弃巨万家财为母报仇的故事反驳道：“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卫道士们只是“封一隅之见，以沾沾者概五洲万国”。林纾联系作品发表的议论，有的只是牵强附会，但他是个爱国的翻译家却毋庸置疑。林纾的政治立场是拥护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故而他翻译《爱国二童子传》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高言革命，专事暗杀”，而是投身于振兴实业，“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清廷大概也注意到林纾的政治态度，学部向全国学堂推荐“宣讲用书”时，林纾的译作就入选了《黑奴吁天录》《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与《鲁滨孙漂流记》三部。 不过，林纾翻译的小说中，数量最多且影响最大的还是爱情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言情者实居其半”，其中译自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尤多。接连翻译了几部，林纾发现了哈葛德撰写爱情小说的公式：“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原来都是写三角恋爱。这类作品翻译多了其实并没多大意义，与林纾宣称的忠心爱国的主旨也不相干，但他照样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其时言情小说每出一本，往往会引来读者争购，可谓是售多利速，得到甜头的商务印书馆怎肯放弃这个市场，而林纾看在千字六元稿酬的份上，也就一本接一本地翻译了。这种状态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与忧虑，创办《时报》的狄葆贤就曾批评道：“即如欧美小说，颇多注意于金钱，其书结尾，往往得一美妻，而父即死，父死而家产乃归其手，若视为美满者。此种小说，己译出者甚夥，吾甚愿后之译者，少留意焉。”可是利之所趋，几句劝导又怎能改变局面。
在晚清翻译小说中，销路最好的另一类作品是侦探小说，以翻译言情小说著称的林纾对此也不放过。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商务印书馆向读者预告林纾翻译的《神枢鬼藏录》即将出版，两个月后此书开始行销，报上广告又说，侦探小说虽然已出版了不少，但都“未足云奇也”，而林纾翻译的这部，“真乃鬼设神施，心通造化”。这件事惹怒了小说林社，它刊载《新书绍介》告诉读者，《神枢鬼藏录》就是该社不久前出版的《马丁休脱侦探案》，而且原书共有十一个破案故事，小说林社是全文翻译，急于出版的林纾却只翻译了六个。《小说林》也接连发表文章评论林纾的译本，不仅惋惜“购者则蒙其欺矣”，而且还说：“统阅全文，亦殊未足鼓舞读者兴趣，只觉黯淡无华耳。”接下来一段文字批评得很不客气，说有的人“艰于结构经营、运思布局，则以译书为便”，而且是“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联系到林纾为《神枢鬼藏录》作序时称“尽十余日之力译成”，这段批评所指应该是很明确的。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小说的速度确实很快，他曾得意地宣称，“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己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他有时还在作品序言中炫耀其速度之快，《吟边燕语》是“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西利亚郡主别传》虽有二卷，也是“不数日成书”。自光绪三十年八月到宣统元年十月的五年里，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就有50种之多。不过速度一快，谬误难免，林纾自己也承认，那是“粗心浮意，信笔行之”的缘故。
商务印书馆出版《神枢鬼藏录》后不久，小说林社出版了《海屋筹》，它在《神州日报》上的广告不是按常规介绍故事如何精彩，而是硬将林纾拖了进来，说他翻译了不少哈葛德的作品，但这部小说却不在其内，而且小说林社是“细心移译，务求不背原书；斟酌词句，又阅时日，乃得印成出版”，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林纾译作而言。不过林纾毕竟有功于小说翻译，不少读者喜欢他翻译的故事，也佩服他翻译时使用的古文，但始终也有持批评态度者。小说林社对林纾并未全盘否定，它概括了“合毁誉者而如一”的社会反响，对其译作下了“毁誉参半”的考语。
现在没有看到林纾回应小说林社的文字，但他并未因受到批评而停止侦探小说的翻译。尽管世上已有数种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单行本在流传，林纾仍然翻译了《歇洛克奇案开场》，接着又翻译了《贝克侦探谈》与《贝克侦探谈续编》。其中的原因很显然：侦探小说是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这一市场份额怎可轻言放弃？
三、《迦茵小传》公案
在晚清翻译小说中，同一部作品有不同译本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迦因小传》与《迦茵小传》的先后问世，却闹出了一场公案，而引发者则是林纾。
翻译《迦因小传》的是两个年轻人，其时杨紫麟是上海虹口中西学院的学生，为了学英文，常到旧书店买些英文书阅读。有次他买了本小说，感到内容有点像《巴黎茶花女遗事》，读来很有趣味。杨紫麟住在乍浦路，常在圆明园路口苏州河旁的小公园里与好朋友包天笑相会，正在筹办《励学译编》的包天笑听到这则故事，便建议翻译。杨紫麟自感国文不行，提出与包天笑合译。于是就在这个小公园里，两人“促膝并坐，手讲口译”，包天笑回苏州后，杨紫麟又将未译完的内容写下来寄到苏州，由包天笑整理润色。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励学译编》创刊，《迦因小傳》的部分内容连载于该刊的第一册至第十二册，历时整整一年，编者也明确告知读者，“从下卷译起，深抱不全之憾”。一年多后，下册全部翻译完毕，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几年前《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发行，使读者们激动了好一阵，如今《迦因小传》问世，又向读者介绍了一位为爱情献身的柔情女子。这部小说描写了迦因的生平遭遇：她自幼生活在姨妈家中备受凌辱和轻视，后来与贵族子弟亨利相爱。但亨利为重振家业须与富豪家联姻，迦因毅然牺牲个人幸福而违心嫁给了石茂。最后石茂因忌妒欲杀害亨利，迦因为保护情人而牺牲了生命。这则来自西洋的爱情故事又一次感动了读者，报上广告甚至说：“柔情痴爱如迦因，真洁白好如迦因，世界全球殆无其匹也。”不过，《迦因小传》只是个残缺的译本，杨紫麟述其翻译缘起时称，“偶于冷摊得残破西籍数种”，其中的《迦因小传》“惜残缺其上帙，而邮书欧美名都，思备其全，卒不可得”。因此这部翻译小说，只是原书的下册，但这并未影响它的风行，于是在茶花女之后，读者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位美丽纯洁的异国女性的形象。
将《迦因小传》补全的是林纾与魏易的合译，为以示区别，书名定为《迦茵小传》。作品前林纾写的《小引》很值得玩味，他先称赞“蟠溪子（杨紫麟）”“译笔丽赡，雅有辞况”，又以“抗词幽说，闲意眇旨”比拟“天笑生（包天笑）”所作之序。可是，“书佚其前半篇”，读者深感遗憾，而原书全文并不难找，“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林纾自称曾想请“蟠溪子”补译上册，但“莫详其里居姓氏”，不得己只好自己动手，“以七旬之力译成”，这实在是为了消弭读者未见全文的遗憾，也是因为原书“精美无伦，不忍听其沦没”。林纾找不到原译者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译者之一包天笑并非无名之辈，那时他已先后在文明书局、小说林社出版了小说译本，还协办《时报》，在报上发表了一些小说，一封信寄到时报社即可建立联系。事实上，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记载得很清楚，林纾曾写信给他，算是打招呼，只不过那已是《迦茵小传》出版后的事了。 林纾的《小引》对杨紫麟与包天笑不吝赞美之词，但《新闻报》上《迦茵小传》的销售广告就没那么客气了，不仅批评他们只翻译了下册，“阅者鉴其果而莫审其因，未免闷损”，而且与他们的“直译”相较，林纾译本是“以曲折生动之笔，达渺绵佳侠之情，不愧旷代奇构”。这部《迦茵小传》的销路确实不错，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居然已印了三版。销路红火的原因之一是引起了读者的好奇，他们心目中原为纯情少女的“迦因”，在林译本中变成了荡妇“迦茵”，她甚至还育有私生子。
巨大反差源于杨紫驎与包天笑的翻译，他们有意将违背中国封建道德标准的描写悉数删去，从而塑造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形象，林纾则是忠实原著全文照译，但那些新增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容绝非当时的舆论界所能容忍，于是他的译本遭到了猛烈抨击，其中最突出的是“寅半生（钟八铭）”。“寅半生”在自己主办的《游戏世界》上发表了《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称赞杨紫麟“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删去了那些不合封建传统道德的内容，保持了迦因纯情少女的形象，而林纾的翻译是“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他为此责问林纾究竟是何居心，并斥责他“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而所译诸书，半涉于牛鬼蛇神，于社会毫无裨益；而书中往往有‘读吾书者’云云，其口吻抑何矜张乃尔！甚矣其无谓也”。“寅半生”还将文章稍作修改后在《月月小说》上发表，一时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今日看来，林纾按原文翻译全然无错，可是在晚清时，却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外国小说“不合中国人好尚的，不必翻译”，已被翻译者应是“于我中国习惯不相合处多所更改”，须做到“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是否忠于原著那倒是次要的事了。若撇开那些意气之言不论，可以发现这桩公案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翻译价值观和文学道德观的争论。
随着时间推移，“迦因”与“迦茵”之争慢慢被人遗忘了，可是到了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论及中国人对于婚姻的见解时又重提这桩公案。不过鲁迅叙述时讲错了两点：第一，说杨紫麟他们翻译的是上册；第二，因为下册中有私生子情节，译者故意不去翻译下册，鲁迅甚至对这本书是否有上下册之分也表示怀疑。事实上杨紫麟他们翻译的确为下册，翻译时将私生子之类妨碍迦因纯情少女形象的文字全删去了。毕竟事情相隔二十四年，鲁迅一时记错可以理解，他不会想到，那段内容有误的叙述后来竟会被学界奉为定论，直到五六十年后，才有人在比对了《迦因小传》与《迦茵小传》后，发现杨紫驎他们翻译的是下册中的内容，而非鲁迅所说的上册，可是这一质疑又遭到批评：“魯迅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于是在批判晚清维护封建旧道德的翻译观时，一些研究论著仍然沿用鲁迅的说法。其实，只要翻阅晚清报刊上相关的论述或广告，此事真相如何并不难判断。学界的这桩公案与林纾译书多少有点关系，故也附记于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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