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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辑工作是在规范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进行的文化建设，一方面把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科学研究的成果用规范的语言、规范的形式积累下来，传播开去；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引导人们继续追求新的突破、新的超越。2011年9月，中国编辑学会在济南召开年会，其主题就是“编辑规范与创新”，可见强化编辑规范和创新对编辑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本刊约请了三位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就此问题进行研讨。
本刊记者：编辑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文化传播、文化积累的工作。那么，什么是编辑规范呢？请各位给出恰当的定义，它的作用是什么。
任火：我认为，编辑规范就是编辑工作规律的形式化，是文本形成规律的自然体现。比如，对自然科学论文，要求有引言、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结果讨论、结论、参考文献。这种程式化的规范，所体现的就是科学论文形成的规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修正、拓展和完善，都需要用实验来加以证明。因此，对科学论文所作的规范化要求，是符合科学论文的形成规律的。对社会科学论文也一样。虽然社会科学论文在研究内容与形式上与自然科学不同，但都遵循引论→本论→结论这样的形成规律。根据编辑规范，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而且可以提高文本的传播效率。比如，可以通过审查论文是否具有形式规范，来判断其是否符合学术研究的逻辑，判断其结论的可靠性；通过规范化处理，可以使读者方便地查找文献，提高文献的阅读率。编辑规范具有行业的专指性，所反映的是编辑工作的内在规律，因此不属于道德范畴。否则，编辑规范就会泛化、模糊化，从而失去行业的特殊性和规定性。
姬建敏：编辑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文化传播、文化积累的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优秀与糟粕之分，怎样才能传播和积累先进的、优秀的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把关者的编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出版物的质量首先是内容质量，而内容质量的优劣与处于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有很大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中，编辑的行为范式、编辑的思想方法、编辑的工作作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编辑的选择、策划、加工、推荐，影响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文化积累的质量。因此，为了对编辑的行为、方法、作风等进行约束和指导，在一定时期内，被编辑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同并遵照执行的行为准则，就叫做编辑规范。比如，对编辑主体思想道德产生约束性影响的就是道德规范，对编辑主体的行为、作风具有约束力的就是法律规范，对编辑主体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产生指导性作用的就是工作与技术规范。这些规范，来自编辑实践的积累，出自经验的总结，符合编辑工作的实际，反映了编辑工作客观规律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合理性，但由于编辑实践是发展变化的，编辑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编辑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编辑规范应该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编辑规范的作用，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编辑规范是编辑产品质量的保证。一般来说，编辑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编辑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工序的质量。编辑作为编辑规范的主要执行者，在编辑工作中，如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工序都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严格按章程办事，编辑产品的质量就会有所保证，反之则不然。盗版图书、盗版光碟与正版图书、正版光碟比较，“三俗”产品、粗制滥造产品与优秀读物、精品读物比较，其质量的根本差异不仅在于编辑流程的不规范、缺规范，还在于编辑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意识的淡薄、缺失。编辑规范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虽然不能说按照编辑规范生产出来的编辑产品就一定是高质量的好产品，但至少可以保证它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格产品。第二，编辑规范也是编辑效率的保证。编辑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各个工序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编辑如果在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各个工序都强化规范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整个过程就会高效运转，不但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编辑规范有助于文化传播。编辑规范能够保证编辑工作的有序化、统一性，有了统一的规范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传播，也才能提升编辑产品的整体质量和传播效果。反之，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说：“不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要说规范，比赛的资格恐怕也难以具备。”
蔡克难：所谓规范，原本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编辑规范的确立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
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是思想文化、是意识形态；编辑及以其为核心的出版活动对社会的本质贡献是文化力，是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建设是编辑活动的灵魂所在，思想引领是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而经济运作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一切，都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
本刊记者：过去，编辑规范几乎天天讲、月月讲。现在强调“编辑规范”，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姬建敏：我认为，现在之所以强调编辑规范，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编辑出版界，编辑“失范”或规范“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制转企的实施，出现了一些与编辑规范格格不入的现象。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书号、收取版面费；为了个人私欲，以出书、发文章作为交易；为了争选题，“炒”作者、“炒”名人；为了“跟风赶潮”，不惜“挂羊头卖狗肉”；有的审稿不负责任，任凭一些内容低级粗俗、格调低下的书刊流入市场；有的编校粗枝大叶、随心所欲，把一些加工粗糙、错误百出的出版物推给读者；有的不尊重作者的著作权，随意添加作者名字，任意删削作者作品，不支付或少支付作者稿酬；有的偷工减料删减编辑工作流程，省略有关的环节、工序，篡改规范，游戏文字等。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编辑产品的质量，也扰乱了编辑出版的正常秩序，给社会、读者以及我们的编辑出版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在当今时代，对编辑规范虽然不提倡“天天讲、月月讲”，但从现实需要出发，加强编辑规范建设，提高编辑的规范意识，则显得非常必要和必需。 首先，强调编辑规范，以编辑规范约束编辑行为、指导编辑实践，有利于编辑道德素养的提高、职业操守的培养，进而优化编辑队伍素质，扶正祛邪，使当今编辑出版界的不正之风得以遏制。其次，强调编辑规范，尊重编辑工作规律，严格按章办事，有利于编辑职业素养的提高、产品质量的完善，进而减少“失范”、多出精品，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次，强调编辑规范，注重规范在当今情况下的推陈出新、补充完善，有利于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编辑实践的开拓创新，进而避免“缺失”，保证“大媒体”编辑产品的质量，推进文化传播的速度和编辑出版业的与时俱进。
前一阶段，在出版单位获取利润最大化理念的引领下，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有病不求医”类“医学保健”出版物犹如潮水般涌现，相干或不相干的出版社纷纷出手想从这个市场抢得一杯羹。到如今，这类读物泛滥市场、拥塞书架，为了吸引人，书名早已不再满足于“某某治百病”的承诺，而直接以“某某决定生老病死”之类耸人听闻的题目来恐吓大众，似乎你不读这些东西便休想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放眼看，如今这样的出版活动难道还少吗？可以断言，几乎所有这类让懂行的人惊出一身冷汗的“医学”怪论都是由不懂医学的、非医学专业编辑确定选题、加工出版的；即使是报纸的宣传乃至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报道，也无一是由有医学教育背景的编辑主持的，对此，我们恐怕只能说无知者无畏罢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切？当然是毫无规范、唯利是图且违反科学的出版管理体制。
如今，出版社改制为企业之后，其间的编辑活动目标自然随之改变，编辑参与社会活动的身份不同了，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的出版企业再不能以公益或对整个社会全局的贡献为考核指标：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企业，其间的制度管理势将不能容忍亏损的出现，而作为“首先是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并不能保证项项赚钱；“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出版物，具有其特定的读者对象，许多出版活动，既不能保证其出版物有巨大的发行量、又不能一味抬高定价来谋取利润，而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着眼于整个社会全局计算得失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其“效果”产生滞后且难以考察……政策规定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坦率地说，原有的编辑规范早已是名存实亡、不能实行。
任火：当前学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躁，即将学术研究功利化。这直接导致了文本的抄袭、重复。据称，我国95%的论文没有实际价值。从编辑规范的角度来看，这种抄袭、重复，主要表现为文本的结构不符合论文形成的规律。例如，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提出问题、论证问题、解决问题，都应该具有怀疑性、批判性、否定性和肯定性，都应该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论文都缺少这些特性，从而造成了当前学术论文千文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编辑角度讲，就是要坚持编辑规范，从学术论文的本质出发，看其是否提出了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样，才能减少论文的抄袭、重复，才能净化学术环境，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水平，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真实价值。
本刊记者：现在看来，强调“编辑规范”很有必要。我想请教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辈出版家、编辑家们有没有“编辑规范”。像鲁迅、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众多先贤，他们的“规范”表现在哪里？
姬建敏：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一辈出版家、编辑家那里确实有“编辑规范”。尽管那个年代“编辑规范”的概念还不太明晰，但他们具有的“编辑规范”意识，确属编辑规范的范畴。
追溯我国现代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被视为现代出版的开端，之后又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等编辑出版机构相继建立，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鲁迅、茅盾等编辑家、出版家大量涌现，这些先贤不仅创造了近现代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辉煌，也在实践中践行着他们的“编辑规范”理念。这种理念和意识，不仅表现在对编辑出版事业整体发展的规范上，还表现在具体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工作技术层面上。首先，从道德规范层面看，他们从事编辑出版事业时很少考虑一己之利，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重视作者、服务读者，看重出版物的质量；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等，例子数不胜数，这里就不再多说。其次，从法律规范层面看，张元济先生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和严复就出版《社会通诠》签订的、以译书人严复和印书人商务印书馆各为一方的版税合同，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版税合同”，它不仅开创了我国在相应稿费支出的基础上按照出版物版次和发行量大小给予译著者相应版税报酬的先河，还在规范和保护著作者和发行者利益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再次，从工作技术规范层面看，鲁迅先生可谓这方面的典型。鲁迅一生出版发行过很多图书和期刊，他不仅重视书刊出版的质量，还十分重视书刊的插图以及书籍的装订、校对等，对版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三闲书屋出版的《毁灭》《铁流》都印有作者的彩色像和多幅插图；在装订《苏联版画集》和《北平笺谱》时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编辑、校对时，甚至对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等等。
任火：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编辑大师们没有明文规定的所谓“编辑规范”。他们的“编辑规范”表现为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文化自觉，说的是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创造性，说的是他们对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编辑自觉，说的是他们对编辑规律的自觉把握，说的是他们对编辑行为的自我约束。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决定了他们严谨的文化态度和编辑态度，决定了他们不会粗制滥造。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决定了他们能够发现新人新作，决定了他们能够创造精品、推出精品。
本刊记者：各位举的光辉范例，对我们很有启迪，应该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直至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相关部门对编辑出版工作制定了众多政策，制订了众多出版编辑规范。我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媒体”环境的发展，有些政策条款需要修订，有些规范显然不宜使用了。那么，哪些条款需要修订，请各位谈谈。 任火：我们的规范分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性的，如“办法”“规定”；另一类是学术性的，如各种“编排规范”“标准”。我感觉，前一类的问题是过严、过死。例如，对期刊页码的限制、对期数的限制。期刊的性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它是科学文化知识赖以传播的载体。其次，期刊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就是刊名、刊号、年、卷、期、页码等标志符号，它是期刊的检索符号系统。期刊的性质在于传播，期刊的形式在于检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所谓“违规”就是在形式上超出了期刊的检索符号系统。如，本来规定一年出版6期，但却出版了7期，因此，对第7期不予以承认。这实际上是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因为，内容决定形式，这时，内容既是客观存在，那么形式就应自然成为内容的外部表征，也就是说，自动地将这“多”出的一期纳入检索符号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操作也并不困难，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号而已。由于人为设限，使得期刊的“内容”不能被纳入“形式”之中，因而造成“违规”行为，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因此，行政类的规范制订，应当符合科技期刊发展的规律，有利于提高传播的时效性。后一类的问题是过繁、过烦。因此，学术类的规范制订，应当便于作者写作、便于编辑编排，便于读者阅读。
蔡克难：编辑规范的改变已不是具体哪条规定应该改变的问题，而是根本认识需要改变、根本任务需要改变的问题，随着出版改革而来的，应该是强调依法管理的问题。欲规范编辑实践，须首先在理论上澄清是非，阐明为什么本质属于意识形态的出版活动可以当做企业来经营谋利；为什么出版活动需要按照企业来经营；阐明出版“企业”如何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能够生存和发展……坦率地说，符合实际的、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管理规则还没有出现，这是现实，而理论认识的模糊不清是其根本原因。
姬建敏：关于编辑规范的修订是一个关系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大事，究竟哪些规范需要修订，主要取决于编辑实践发展的需要。从当今形势出发，我认为一是补充现有编辑规范的条款没有触及、没有包括的一些项目和环节。比如，编辑策划作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编辑工作范畴中最具挑战性、创造性的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列入“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策划正确比操作正确更重要”的观点虽已被普遍接受，但对这个“龙头老大”的性质、职责以及相应的工作评价、业绩考核等至今还处于“真空地带”，没有具体的章法可依，条款可循。还有网络编辑、新媒体编辑、营销编辑、项目编辑等，对其工作流程、工作制度、技术要求等一系列行为也迫切需要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来“主持正义”，颁布一些新条款来为之负责。二是修改、完善现有编辑规范不合适的条款。比如，数字出版技术条件下期刊编辑的工作流程较纸质媒体时代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学术不端检测环节、数字采编流程和数字优先出版、网络发布等环节，出现了编校一体化、单篇出版等情况，而现有编辑规范中的一些条款，如三审三校制在编校一体化时代显得不尴不尬一样，有些条款落伍了，有些条款被淘汰了，有些条款需要及时更新。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11月10日“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被视为权威媒体认可网络词汇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说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要求与之相联系的编辑规范与时俱进。当然，与时俱进的不仅是语言文字规范，还有参考文献的著录、编排规范，汉字使用、汉语拼音规范，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规范，人名、地名规范等等。
本刊记者：2011年9月，中国编辑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编辑规范与创新”。现在请各位简要谈谈编辑规范为什么要创新。
姬建敏：编辑规范之所以要创新，一是编辑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得到了繁荣发展，编辑实践的发展，使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创新成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前沿，这些创新成果运用到今天的编辑实践中去，就使得传统的编辑规范显得不太全面，不太实用。要使编辑规范跟上编辑实践发展的步伐，编辑规范的创新在所难免。二是时代环境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体制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旧媒体并存，新旧观念碰撞，新旧制度掺杂，新旧传播途径和语言体式交相辉映，这些参差不齐的“流行色”，使编辑规范中一些落后的东西受到冲击，一些条款不得不被时代色素所“漂染”；再加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国外出版单位一些先进的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措施等被引了进来，这些相对先进的“舶来品”，也对传统的编辑规范产生了挑战。如此时代环境的作用，编辑规范的创新也是大势所趋。当然，编辑工作的规律也要求编辑工作的规范必须和编辑实践相一致，这是毫无疑义的。
任火：编辑规范为什么创新？因为形势在变。说形势在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体的形式在变，媒体的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立体化。对这些新型媒体的存在，如何给予承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在变，人们需要轻松的写作、轻松的阅读。因此，我们需要对规范进行创新。
本刊记者：那么创新的原则是什么，怎样创新呢？
蔡克难：关于编辑规范创新的原则，我认为应该是与时俱进。至于怎样创新，一是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编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编辑作为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所有的工作都是编辑做的，所有的规范也都是为编辑制订的。编辑规范作为一种有效约束编辑行为的规范性条例，如何让编辑既受到约束、又自由自在地尽情工作，以人为本是关键。对于当前的编辑规范创新来说，就是每一环节、每一步骤的调整，每一条、每一款的改革，都要以调动编辑的积极性为依据，以发挥编辑的创造力为标杆，只要在尊重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塑造编辑的文化自觉，编辑规范的创新方向就可能是正确的，创新措施就可能是可行的，反之则不然。毕竟人是编辑实践创新的主体，以人为本才是根本。
二是要立足现实，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敢于创新，不要说策划编辑、项目编辑、营销编辑等工作范围不好界定就不去界定，新媒体编辑工作流程、数字出版技术条件下传统媒体编辑工作环节等的界限不好区分就不去区分。编辑规范的创新就是从现实出发，用创新的思维、积极的设计去解决这些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有所不为就是遵循编辑发展的基本规律，遵照编辑工作的基本模式，不可改革的不改，不能删减的不减，切忌断章取义地生搬硬套，切忌急功近利地简单冒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要补充和完善编辑规范中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规定和标准，创造出符合编辑实践需要的新规范去保障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时俱进是编辑规范创新的原则和核心。
任火：对行政性规范来说，创新的原则应当是承认现实、承认现状、积极应对、积极引导；对学术性规范来说，创新的原则应当是简捷明了、够用实用、没有歧义、有利无害。怎样创新？就是要找出不符合编辑规律的条款、不符合传播规律的条款，对其进行修正甚至删除。
编后：非常感谢三位。我们知道，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遵守和把握编辑规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正如孟子所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一个有实践经验的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严格遵守规范就能少犯错误。
但是，随着编辑活动的变化、编辑实践的需要、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一些编辑规范是需要修订、完善。然而，我们认为，编辑规范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性。如果朝令夕改，就会在一个时期内让编辑无所适从，因而降低出版物质量。至于尽善尽美、创新的编辑规范，我们殷殷期待着。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出版管理中心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 江苏科技出版社）
本刊记者：编辑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文化传播、文化积累的工作。那么，什么是编辑规范呢？请各位给出恰当的定义，它的作用是什么。
任火：我认为，编辑规范就是编辑工作规律的形式化，是文本形成规律的自然体现。比如，对自然科学论文，要求有引言、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结果讨论、结论、参考文献。这种程式化的规范，所体现的就是科学论文形成的规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修正、拓展和完善，都需要用实验来加以证明。因此，对科学论文所作的规范化要求，是符合科学论文的形成规律的。对社会科学论文也一样。虽然社会科学论文在研究内容与形式上与自然科学不同，但都遵循引论→本论→结论这样的形成规律。根据编辑规范，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而且可以提高文本的传播效率。比如，可以通过审查论文是否具有形式规范，来判断其是否符合学术研究的逻辑，判断其结论的可靠性；通过规范化处理，可以使读者方便地查找文献，提高文献的阅读率。编辑规范具有行业的专指性，所反映的是编辑工作的内在规律，因此不属于道德范畴。否则，编辑规范就会泛化、模糊化，从而失去行业的特殊性和规定性。
姬建敏：编辑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文化传播、文化积累的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优秀与糟粕之分，怎样才能传播和积累先进的、优秀的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把关者的编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出版物的质量首先是内容质量，而内容质量的优劣与处于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有很大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中，编辑的行为范式、编辑的思想方法、编辑的工作作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编辑的选择、策划、加工、推荐，影响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文化积累的质量。因此，为了对编辑的行为、方法、作风等进行约束和指导，在一定时期内，被编辑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同并遵照执行的行为准则，就叫做编辑规范。比如，对编辑主体思想道德产生约束性影响的就是道德规范，对编辑主体的行为、作风具有约束力的就是法律规范，对编辑主体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产生指导性作用的就是工作与技术规范。这些规范，来自编辑实践的积累，出自经验的总结，符合编辑工作的实际，反映了编辑工作客观规律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合理性，但由于编辑实践是发展变化的，编辑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编辑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编辑规范应该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编辑规范的作用，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编辑规范是编辑产品质量的保证。一般来说，编辑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编辑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工序的质量。编辑作为编辑规范的主要执行者，在编辑工作中，如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工序都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严格按章程办事，编辑产品的质量就会有所保证，反之则不然。盗版图书、盗版光碟与正版图书、正版光碟比较，“三俗”产品、粗制滥造产品与优秀读物、精品读物比较，其质量的根本差异不仅在于编辑流程的不规范、缺规范，还在于编辑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意识的淡薄、缺失。编辑规范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虽然不能说按照编辑规范生产出来的编辑产品就一定是高质量的好产品，但至少可以保证它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格产品。第二，编辑规范也是编辑效率的保证。编辑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各个工序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编辑如果在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各个工序都强化规范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整个过程就会高效运转，不但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编辑规范有助于文化传播。编辑规范能够保证编辑工作的有序化、统一性，有了统一的规范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传播，也才能提升编辑产品的整体质量和传播效果。反之，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说：“不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要说规范，比赛的资格恐怕也难以具备。”
蔡克难：所谓规范，原本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编辑规范的确立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
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是思想文化、是意识形态；编辑及以其为核心的出版活动对社会的本质贡献是文化力，是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建设是编辑活动的灵魂所在，思想引领是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而经济运作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一切，都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
本刊记者：过去，编辑规范几乎天天讲、月月讲。现在强调“编辑规范”，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姬建敏：我认为，现在之所以强调编辑规范，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编辑出版界，编辑“失范”或规范“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制转企的实施，出现了一些与编辑规范格格不入的现象。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书号、收取版面费；为了个人私欲，以出书、发文章作为交易；为了争选题，“炒”作者、“炒”名人；为了“跟风赶潮”，不惜“挂羊头卖狗肉”；有的审稿不负责任，任凭一些内容低级粗俗、格调低下的书刊流入市场；有的编校粗枝大叶、随心所欲，把一些加工粗糙、错误百出的出版物推给读者；有的不尊重作者的著作权，随意添加作者名字，任意删削作者作品，不支付或少支付作者稿酬；有的偷工减料删减编辑工作流程，省略有关的环节、工序，篡改规范，游戏文字等。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编辑产品的质量，也扰乱了编辑出版的正常秩序，给社会、读者以及我们的编辑出版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在当今时代，对编辑规范虽然不提倡“天天讲、月月讲”，但从现实需要出发，加强编辑规范建设，提高编辑的规范意识，则显得非常必要和必需。 首先，强调编辑规范，以编辑规范约束编辑行为、指导编辑实践，有利于编辑道德素养的提高、职业操守的培养，进而优化编辑队伍素质，扶正祛邪，使当今编辑出版界的不正之风得以遏制。其次，强调编辑规范，尊重编辑工作规律，严格按章办事，有利于编辑职业素养的提高、产品质量的完善，进而减少“失范”、多出精品，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次，强调编辑规范，注重规范在当今情况下的推陈出新、补充完善，有利于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编辑实践的开拓创新，进而避免“缺失”，保证“大媒体”编辑产品的质量，推进文化传播的速度和编辑出版业的与时俱进。
前一阶段，在出版单位获取利润最大化理念的引领下，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有病不求医”类“医学保健”出版物犹如潮水般涌现，相干或不相干的出版社纷纷出手想从这个市场抢得一杯羹。到如今，这类读物泛滥市场、拥塞书架，为了吸引人，书名早已不再满足于“某某治百病”的承诺，而直接以“某某决定生老病死”之类耸人听闻的题目来恐吓大众，似乎你不读这些东西便休想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放眼看，如今这样的出版活动难道还少吗？可以断言，几乎所有这类让懂行的人惊出一身冷汗的“医学”怪论都是由不懂医学的、非医学专业编辑确定选题、加工出版的；即使是报纸的宣传乃至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报道，也无一是由有医学教育背景的编辑主持的，对此，我们恐怕只能说无知者无畏罢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切？当然是毫无规范、唯利是图且违反科学的出版管理体制。
如今，出版社改制为企业之后，其间的编辑活动目标自然随之改变，编辑参与社会活动的身份不同了，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的出版企业再不能以公益或对整个社会全局的贡献为考核指标：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企业，其间的制度管理势将不能容忍亏损的出现，而作为“首先是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并不能保证项项赚钱；“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出版物，具有其特定的读者对象，许多出版活动，既不能保证其出版物有巨大的发行量、又不能一味抬高定价来谋取利润，而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着眼于整个社会全局计算得失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其“效果”产生滞后且难以考察……政策规定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坦率地说，原有的编辑规范早已是名存实亡、不能实行。
任火：当前学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躁，即将学术研究功利化。这直接导致了文本的抄袭、重复。据称，我国95%的论文没有实际价值。从编辑规范的角度来看，这种抄袭、重复，主要表现为文本的结构不符合论文形成的规律。例如，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提出问题、论证问题、解决问题，都应该具有怀疑性、批判性、否定性和肯定性，都应该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论文都缺少这些特性，从而造成了当前学术论文千文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编辑角度讲，就是要坚持编辑规范，从学术论文的本质出发，看其是否提出了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样，才能减少论文的抄袭、重复，才能净化学术环境，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水平，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真实价值。
本刊记者：现在看来，强调“编辑规范”很有必要。我想请教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辈出版家、编辑家们有没有“编辑规范”。像鲁迅、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众多先贤，他们的“规范”表现在哪里？
姬建敏：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一辈出版家、编辑家那里确实有“编辑规范”。尽管那个年代“编辑规范”的概念还不太明晰，但他们具有的“编辑规范”意识，确属编辑规范的范畴。
追溯我国现代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被视为现代出版的开端，之后又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等编辑出版机构相继建立，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鲁迅、茅盾等编辑家、出版家大量涌现，这些先贤不仅创造了近现代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辉煌，也在实践中践行着他们的“编辑规范”理念。这种理念和意识，不仅表现在对编辑出版事业整体发展的规范上，还表现在具体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工作技术层面上。首先，从道德规范层面看，他们从事编辑出版事业时很少考虑一己之利，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重视作者、服务读者，看重出版物的质量；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等，例子数不胜数，这里就不再多说。其次，从法律规范层面看，张元济先生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和严复就出版《社会通诠》签订的、以译书人严复和印书人商务印书馆各为一方的版税合同，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版税合同”，它不仅开创了我国在相应稿费支出的基础上按照出版物版次和发行量大小给予译著者相应版税报酬的先河，还在规范和保护著作者和发行者利益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再次，从工作技术规范层面看，鲁迅先生可谓这方面的典型。鲁迅一生出版发行过很多图书和期刊，他不仅重视书刊出版的质量，还十分重视书刊的插图以及书籍的装订、校对等，对版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三闲书屋出版的《毁灭》《铁流》都印有作者的彩色像和多幅插图；在装订《苏联版画集》和《北平笺谱》时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编辑、校对时，甚至对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等等。
任火：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编辑大师们没有明文规定的所谓“编辑规范”。他们的“编辑规范”表现为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文化自觉，说的是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创造性，说的是他们对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编辑自觉，说的是他们对编辑规律的自觉把握，说的是他们对编辑行为的自我约束。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决定了他们严谨的文化态度和编辑态度，决定了他们不会粗制滥造。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和编辑自觉，决定了他们能够发现新人新作，决定了他们能够创造精品、推出精品。
本刊记者：各位举的光辉范例，对我们很有启迪，应该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直至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相关部门对编辑出版工作制定了众多政策，制订了众多出版编辑规范。我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媒体”环境的发展，有些政策条款需要修订，有些规范显然不宜使用了。那么，哪些条款需要修订，请各位谈谈。 任火：我们的规范分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性的，如“办法”“规定”；另一类是学术性的，如各种“编排规范”“标准”。我感觉，前一类的问题是过严、过死。例如，对期刊页码的限制、对期数的限制。期刊的性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它是科学文化知识赖以传播的载体。其次，期刊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就是刊名、刊号、年、卷、期、页码等标志符号，它是期刊的检索符号系统。期刊的性质在于传播，期刊的形式在于检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所谓“违规”就是在形式上超出了期刊的检索符号系统。如，本来规定一年出版6期，但却出版了7期，因此，对第7期不予以承认。这实际上是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因为，内容决定形式，这时，内容既是客观存在，那么形式就应自然成为内容的外部表征，也就是说，自动地将这“多”出的一期纳入检索符号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操作也并不困难，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号而已。由于人为设限，使得期刊的“内容”不能被纳入“形式”之中，因而造成“违规”行为，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因此，行政类的规范制订，应当符合科技期刊发展的规律，有利于提高传播的时效性。后一类的问题是过繁、过烦。因此，学术类的规范制订，应当便于作者写作、便于编辑编排，便于读者阅读。
蔡克难：编辑规范的改变已不是具体哪条规定应该改变的问题，而是根本认识需要改变、根本任务需要改变的问题，随着出版改革而来的，应该是强调依法管理的问题。欲规范编辑实践，须首先在理论上澄清是非，阐明为什么本质属于意识形态的出版活动可以当做企业来经营谋利；为什么出版活动需要按照企业来经营；阐明出版“企业”如何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能够生存和发展……坦率地说，符合实际的、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管理规则还没有出现，这是现实，而理论认识的模糊不清是其根本原因。
姬建敏：关于编辑规范的修订是一个关系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大事，究竟哪些规范需要修订，主要取决于编辑实践发展的需要。从当今形势出发，我认为一是补充现有编辑规范的条款没有触及、没有包括的一些项目和环节。比如，编辑策划作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编辑工作范畴中最具挑战性、创造性的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列入“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策划正确比操作正确更重要”的观点虽已被普遍接受，但对这个“龙头老大”的性质、职责以及相应的工作评价、业绩考核等至今还处于“真空地带”，没有具体的章法可依，条款可循。还有网络编辑、新媒体编辑、营销编辑、项目编辑等，对其工作流程、工作制度、技术要求等一系列行为也迫切需要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来“主持正义”，颁布一些新条款来为之负责。二是修改、完善现有编辑规范不合适的条款。比如，数字出版技术条件下期刊编辑的工作流程较纸质媒体时代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学术不端检测环节、数字采编流程和数字优先出版、网络发布等环节，出现了编校一体化、单篇出版等情况，而现有编辑规范中的一些条款，如三审三校制在编校一体化时代显得不尴不尬一样，有些条款落伍了，有些条款被淘汰了，有些条款需要及时更新。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11月10日“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被视为权威媒体认可网络词汇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说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要求与之相联系的编辑规范与时俱进。当然，与时俱进的不仅是语言文字规范，还有参考文献的著录、编排规范，汉字使用、汉语拼音规范，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规范，人名、地名规范等等。
本刊记者：2011年9月，中国编辑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编辑规范与创新”。现在请各位简要谈谈编辑规范为什么要创新。
姬建敏：编辑规范之所以要创新，一是编辑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得到了繁荣发展，编辑实践的发展，使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创新成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前沿，这些创新成果运用到今天的编辑实践中去，就使得传统的编辑规范显得不太全面，不太实用。要使编辑规范跟上编辑实践发展的步伐，编辑规范的创新在所难免。二是时代环境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体制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旧媒体并存，新旧观念碰撞，新旧制度掺杂，新旧传播途径和语言体式交相辉映，这些参差不齐的“流行色”，使编辑规范中一些落后的东西受到冲击，一些条款不得不被时代色素所“漂染”；再加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国外出版单位一些先进的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措施等被引了进来，这些相对先进的“舶来品”，也对传统的编辑规范产生了挑战。如此时代环境的作用，编辑规范的创新也是大势所趋。当然，编辑工作的规律也要求编辑工作的规范必须和编辑实践相一致，这是毫无疑义的。
任火：编辑规范为什么创新？因为形势在变。说形势在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体的形式在变，媒体的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立体化。对这些新型媒体的存在，如何给予承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在变，人们需要轻松的写作、轻松的阅读。因此，我们需要对规范进行创新。
本刊记者：那么创新的原则是什么，怎样创新呢？
蔡克难：关于编辑规范创新的原则，我认为应该是与时俱进。至于怎样创新，一是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编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编辑作为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所有的工作都是编辑做的，所有的规范也都是为编辑制订的。编辑规范作为一种有效约束编辑行为的规范性条例，如何让编辑既受到约束、又自由自在地尽情工作，以人为本是关键。对于当前的编辑规范创新来说，就是每一环节、每一步骤的调整，每一条、每一款的改革，都要以调动编辑的积极性为依据，以发挥编辑的创造力为标杆，只要在尊重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塑造编辑的文化自觉，编辑规范的创新方向就可能是正确的，创新措施就可能是可行的，反之则不然。毕竟人是编辑实践创新的主体，以人为本才是根本。
二是要立足现实，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敢于创新，不要说策划编辑、项目编辑、营销编辑等工作范围不好界定就不去界定，新媒体编辑工作流程、数字出版技术条件下传统媒体编辑工作环节等的界限不好区分就不去区分。编辑规范的创新就是从现实出发，用创新的思维、积极的设计去解决这些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有所不为就是遵循编辑发展的基本规律，遵照编辑工作的基本模式，不可改革的不改，不能删减的不减，切忌断章取义地生搬硬套，切忌急功近利地简单冒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要补充和完善编辑规范中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规定和标准，创造出符合编辑实践需要的新规范去保障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时俱进是编辑规范创新的原则和核心。
任火：对行政性规范来说，创新的原则应当是承认现实、承认现状、积极应对、积极引导；对学术性规范来说，创新的原则应当是简捷明了、够用实用、没有歧义、有利无害。怎样创新？就是要找出不符合编辑规律的条款、不符合传播规律的条款，对其进行修正甚至删除。
编后：非常感谢三位。我们知道，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遵守和把握编辑规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正如孟子所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一个有实践经验的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严格遵守规范就能少犯错误。
但是，随着编辑活动的变化、编辑实践的需要、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一些编辑规范是需要修订、完善。然而，我们认为，编辑规范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性。如果朝令夕改，就会在一个时期内让编辑无所适从，因而降低出版物质量。至于尽善尽美、创新的编辑规范，我们殷殷期待着。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出版管理中心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 江苏科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