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唯心论者的中西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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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唯心论简释》,贺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35.00元
  近代中国思潮中有一些人物既尊孔孟朱陆,又接受西方民主科学,他们试图调和复古读经与全盘西化,并渐成一壮大的派系。时下称此派人物为“现代新儒家”,又有人以“保守主义者”冠之,其实他们并不保守,在接受西方思想上不亚于自由主义分子,我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者可能更恰当。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以湖北黄冈熊十力一系蔚为壮观,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一大批弟子。不过,在当世人视熊十力一系为现代新儒家正宗时,却忽略了比熊十力略后的贺麟。
  “我们不需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文化的自身。”贺麟如此说。虽然贺麟先生以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闻名,但很多人尚不知道他在新中国建立前曾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一员健将。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19年考入清华,深受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影响。1926至1930年在美国、德同学习西方哲学,尤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特长。回国后,贺麟任教于北京大学。贺麟的学术思想大约以1949年为界分作两部分,前期以融汇中西哲学,创建新哲学体系为主;后期以译述介绍西方哲学为主。因此,贺麟是集思想家与翻译家为一身的哲人。贺麟的前期著述以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为代表,体现了他会通中西哲学文化的慧识。《近代唯心论简释》初版于1942年,此后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再版。2009年8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了此书。
  
  “理一分殊”的唯心论哲学
  所谓唯心论,是指宋明儒家的心性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性哲学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哲学。贺麟的哲学观建立在熟谙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借用宋儒“理一分殊”之论,哲学是“理一”,中西哲学是“分殊”。
  从不同的“分殊”上看,中西哲学有不同的哲学派别。中国哲学可划分为道家、墨家、儒家等。西方哲学可划分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科学唯物论、艺术唯物论等。贺麟认为,中西哲学虽然各有偏颇,但可以沟通。譬如,以中国哲学的划分法,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布拉德雷、桑提耶纳等人就有道家风味;孔德、马克思、边沁、穆勒等人就有墨家精神;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格林、鲍桑凯等人就有儒家气象。墨家自秦以后一蹶不振,而贺麟认为西洋基督教精神和富于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可以促进墨家一派的复兴。若以西方哲学的划分法,孟子、陆象山、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的代表,孔子、朱子是客观唯心论的代表,荀子、王充是科学唯物论的代表,庄周、杨朱、玄学派是艺术唯物论的代表。
  世人一般称贺麟的哲学为新陆王,是沿著心学的路子而发展的。其实,对于一个现代哲学家而言,不可能拘于门派之争而将其他学派视而不见,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用自己一贯的学说融通各家各派,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贺麟的做法,正是把哲学上其他派别归宗于唯心论,再用唯心论中的心学调和理学,从而统一到“理一”上。
  贺麟以为唯心论“应用人类最高的精神能力以观认世界,规定机械的唯物观与经济的历史观以应有之地位与范围,使勿逾越权限,发挥精神生活的本质、文化活动的根基,批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依据的范畴、原则和前提,调节自然和精神的对立,而得到有机的统一,使物不离心而独立,致无体,心不离物而空寂,致无用,便是理想的观点所取的途径,也即是真正的哲学——不论唯心与否——应有的职务了”。唯心论能够统驭其他各派哲学,而其他各派哲学不能统驭唯心论哲学。因此,唯心论是真正的哲学,最能体现“理一分殊”之“理一”。
  既然“理一”的哲学为“人性的最高表现”,那么何谓“人性的最高表现”?贺麟在评价唐君毅的哲学时,说道:“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而其评价熊十力的哲学时,也提到“作者尝谓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发挥出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不意于熊先生处得一有力之代表”。“心”、“理”、“仁”在儒家传统的悟道者眼中俱是一物,也即是贺麟所谓的“人性的最高表现”。
  
  理性的时空表现与历史发展
  贺麟以时空观为切入口,比较中西哲学在理性上的同一性。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贺麟分时空为三种:第一种无定的时空,第二种为有定有限的时空,第三种为无限的时空。无定的时空绵延与扩张,它是感性的直观,表现了具体的事物;有定有限的时空为时间与空间的本义,它是知性的直观,表现了抽象的共相;无限的时空永恒与普遍,它是理性的直观,表现了具体的共相。贺麟认为康德的理性包含了有定有限时空中的纯理和无限时空中的行理,而宋儒的理也有此二重涵义。
  从纯理之理上说,时空是心中之理,规范了自然知识与自然行为。贺麟认为时空是理,具有标准与尺度的意义,而这种标准与尺度并非外在于我,而是来自于心之灵。贺麟心中之理的观念虽然从康德哲学立论,但中国哲学也有桐应的说法。贺麟认为陆象山、陈白沙即持主观时空观的人。在古汉语中,宇指空间,宙指时间。陆象山云:“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陈白沙云:“天地我立,万物我出,宇宙在我”。这些话用康德哲学即可诠释成心中之理,即规范时间空间的准则。
  从行理之理上说,性即是理,既在时空中又超越时空。“盖所谓超时空之真义,不在超绝时空,知行与任何时空不相干,堕入虚无寂灭之域,乃即在于运用理性以把握时空,决定时空,使时空成为表现理性法则之工具也。”时空规范了存在,而理性超越了时空。贺麟指出,超时空的真理即是活的真理,具体的真理,足以感动人的真理,不是物外之理,不是心外之理,不是无价值无意义的抽象之理,而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真理。在中国哲学中,这种行理的超时空境界表现在“心与理一”、“神与道俱”、“与造物者游”、“与无死生者友”、“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体悟中。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普遍的客体精神柏融相摄,才是超时空行理之本义。
  通过上述的对比,贺麟认为中西哲学中的理性精神是一致的,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部哲学的历史即是理性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史如此发展,西洋哲学史也如此发展。
  中国先秦时期,“天生熏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隐含了“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包含“心者理也”的意思。《易经》中的“天”揭示了“天者理也”的内涵。贺麟认为,在先秦典籍中,“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诸观念都隐约地、浑朴地具备了。到了宋儒,更将此哲学识度显明地、系统地加以发挥。希腊早 期的自然哲学家没有发现物之理则,只是以物释物。直至苏格拉底才正式研究物性(physis)与理性(ousia)。物的本质是性,包含“物者理也”、“性者理也”。人的本质是心,隐含“心者理也”。上帝的本质是纯范型,即“天者理也”。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诸观念已隐约地、简赅地具备了。近代哲学中,笛卡儿首次提出物与理、性与理、心与理、天与理的关系的种种问题,虽有启示但没有给出正当答案。而斯宾诺莎则系统地、明白地达到“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见解,但未明确提出“心者理也”的观点。自康德崛起,才有对此正面清晰地哲学阐述。贺麟认为康德与陆象山一样,接受哲学史的教训而集其大成。
  中西哲学固然有“分殊”,但由于“理一”的缘故,可以互通互补。余下的工作,就是中西哲学“分殊”互通互补的具体表现和途径,以及在这样的思考下,开展出一条新的哲学之路。
  
  会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学
  通过中西比较,衡量分殊优劣,贺麟提出了体用绝对观与体用桐对观来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奠定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中,有柏拉图的绝对体用观,以本体现象言体用;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朱熹的絕对体用观,理为体,气为用。贺麟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文化中,仍有一种相对体用观,如亚里士多德的范型(fonn)与材料(matter),具有层级体用的关系;而中国亦有周敦颐的相对体用观,太极为阴阳之体,阴阳为太极之用。当然,绝对体用观与相对体用观并不矛盾,亚里士多德最高的范型就是柏拉图的本体,最低材料就是现象;同样,无极太极皆系指形而上之理言、为体,而阴阳五行万物皆系指形而下之气言、为用。
  以绝对体用观视文化,则文化之体就是理性(或曰太极、心、人类精神之最高表现等),文化之物即是理性之用。如视文化为一大概念,则文化本身又可分体用,如哲学为体,科学为用;宗教为体,道德为用;艺术为体,技术为用;而科学、道德、技术自身又可为体,以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为用。
  在中西文化比较时,绝不能说中国文明有体无用,西方文明有用无体,而应持体用合一的态度,中国有体有用,西方亦有体有用。贺麟表示,现代中国人不应持本位文化的保守态度或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而应对中国固有之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吸收融合。贺麟以佛教进入中国为例,认为佛教没有“佛化”中国哲学,反而产生了“化佛”的宋明儒学。现代的中国不应被动的“西化”,而应主动的“化西”。“化西”之举措为:首先,研究、介绍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其次,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使体用合一发展,平行并进。另外,应以精神或理性为体,古今中外文化为用,中西文化都是发挥自己的精神,要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
  贺麟认为中国文化之体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西方文化之体用以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精神为代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即是用西方文化之体用来充实中国文化之体用。因此,贺麟结合西方文化,为儒学的发展指出了前进方向。
  第一,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贺麟认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可以会合融贯,从而产生具有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使儒家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为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为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
  第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贺麟认为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基督教具有的宗教精神可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竖立精诚信仰、发扬博爱慈悲、服务人类、超脱尘世的精神。基督教精神的体用有助于促成近代西洋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吸收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以补充儒家的礼教。
  第三,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贺麟认为诗歌与音乐为艺术的最高者,能表示本体界的义蕴。传统儒家特别注重诗教、乐教,但由于乐经佚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因此今后新儒家的兴起,须借鉴西洋艺术,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
  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以德国古典哲学与宋明儒学为起点,以“理一分殊”的观点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异同。这赋予了传统哲学以现代性,比同时代拒斥西化、中体西用的保守派,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更为平实可行。贺麟虽然没有与港台新儒家有师承关系,但这种前瞻性的观点为后来的港台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但是,贺麟所推崇的最高范畴之“理性”,这种玄学化的思考方式又是现代性所不容的,而且他对于“纯理”、“行理”的分辨也没有依照康德限定知识论的路径以及物自身不可知的做法,而是以心学的传统,俱为一理之分化,由上而下阐述之。这些不足之处仍然需要后人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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