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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供给侧改革的成效？那就是看转型升级的力度、放管服的效果、要素市场和民生垄断领域的改革进度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现在大家以拥有苹果手机为荣，因为它创造了新需求。微信也一样，谁也无法在几年前就预测到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腾讯创造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需求。新供给是指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新供给本质上是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2016年12月9日，在《证券日报》社主办的以“创新引领增长，改革激活市场”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如果能够规划未来的新供给，我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合理的，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看，有哪种新供给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比如苹果手机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吗？腾讯微信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吗？互联网里面的各种东西是政府规划解决的吗？产业政策为什么有时候不那么好使？就是因为它只是基于现有的供给结构去展望一点点的未来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曾撰文指出，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滕泰表示，如果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就必须适当有所约束。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干预的方向在供给侧，干预的方式是孵化而不是规划。比如说中关村可以模仿美国的硅谷，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名牌高等院校也通过免税或者其它政策制造一个什么小镇来打造中国的硅谷，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要想发挥积极作用，滕泰认为，既不能什么都不管，也不能什么都管，应该在供给侧创造让生产要素从老供给转移到新供给的条件。当所有人都在用苹果或者其它智能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式的功能手机消失了。新供给的产生和扩张必然伴随着老供给的退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去产能、去库存也符合经济学的学术逻辑。但是从市场的自然衍生来看，它有一个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新供给、新动能，再有老供给的退出。如果不是这样的先后次序，至少新供给、新动能的培育和老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应该是同向并肩行使的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意味着经济转型真正发挥了一点成效。如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片面强调去产能、去库存，而对新供给新动能的培育上面力度不够，那结果就加重经济下行的压力。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时要求，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要培育壮大新动能。
对于新的一年供给侧改革究竟如何改，滕泰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应做重心上的微妙调整，要把重点进一步放在培育新供给、新动能这样的政策上，而政府发力点绝不是从需求侧出发规划每个产业政策，而是从投资环境、税收环境、搭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孵化新的产业，打造孵化新产业的好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方式促进结构调整，而不是用计划的方式去调结构。怎么用改革的方式促进结构调整？滕泰指出，要聚焦五大要素市场改革，让要素从老的过剩的产业里面迅速向新的产业转移。比如涉及人口和劳动力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土地成本的土地制度改革、融资难融资贵的金融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创新方面的技术和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这方面，刘世锦也曾指出，供给侧改革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刘世锦强调，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一方面使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出去；另一方面，使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能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依靠改革。”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在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指出，资本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服务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平台。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创、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也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供了契机。
周正庆强调，“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经济，如何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上市公司、投资者、监管者、资本市场服务的提供商（主要是以证券公司为代表），它们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四方关系。“如果怀着发展资本市场的理念，怀着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我们的四方关系进入良性权责分明的阶段，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运行，同时要有创新的思维，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
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兼发行上市部总监魏刚表示，上市公司治理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或者特点包括，企业内部治理的动力不足，外部监管的有效性不足，大股东管理层与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国有企业激励不足和民营企业的约束不足。他认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推进监管转型，强化外部的监管；二是加强制度的供给，强化规则的支持；三是更好地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市场功能。
针对降库存和房地产改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上，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供给）、投融资制度和税制改革。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是宝贵的经验，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要运用本土宝贵的经验，不能光讲国际经验。供给侧改革要因城施策，不能千篇一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引进供给侧竞争，可以促使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有利于减轻居民负担和启动内需，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于如何衡量供给侧改革的成效，滕泰在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指出，那就是看转型升级的力度、放管服的效果、要素市场和民生垄断领域的改革进度。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现在大家以拥有苹果手机为荣，因为它创造了新需求。微信也一样，谁也无法在几年前就预测到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腾讯创造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需求。新供给是指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新供给本质上是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2016年12月9日，在《证券日报》社主办的以“创新引领增长，改革激活市场”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如果能够规划未来的新供给，我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合理的，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看，有哪种新供给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比如苹果手机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吗？腾讯微信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吗？互联网里面的各种东西是政府规划解决的吗？产业政策为什么有时候不那么好使？就是因为它只是基于现有的供给结构去展望一点点的未来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曾撰文指出，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滕泰表示，如果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就必须适当有所约束。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干预的方向在供给侧，干预的方式是孵化而不是规划。比如说中关村可以模仿美国的硅谷，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名牌高等院校也通过免税或者其它政策制造一个什么小镇来打造中国的硅谷，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要想发挥积极作用，滕泰认为，既不能什么都不管，也不能什么都管，应该在供给侧创造让生产要素从老供给转移到新供给的条件。当所有人都在用苹果或者其它智能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式的功能手机消失了。新供给的产生和扩张必然伴随着老供给的退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去产能、去库存也符合经济学的学术逻辑。但是从市场的自然衍生来看，它有一个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新供给、新动能，再有老供给的退出。如果不是这样的先后次序，至少新供给、新动能的培育和老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应该是同向并肩行使的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意味着经济转型真正发挥了一点成效。如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片面强调去产能、去库存，而对新供给新动能的培育上面力度不够，那结果就加重经济下行的压力。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时要求，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要培育壮大新动能。
对于新的一年供给侧改革究竟如何改，滕泰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应做重心上的微妙调整，要把重点进一步放在培育新供给、新动能这样的政策上，而政府发力点绝不是从需求侧出发规划每个产业政策，而是从投资环境、税收环境、搭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孵化新的产业，打造孵化新产业的好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方式促进结构调整，而不是用计划的方式去调结构。怎么用改革的方式促进结构调整？滕泰指出，要聚焦五大要素市场改革，让要素从老的过剩的产业里面迅速向新的产业转移。比如涉及人口和劳动力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土地成本的土地制度改革、融资难融资贵的金融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创新方面的技术和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这方面，刘世锦也曾指出，供给侧改革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刘世锦强调，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一方面使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出去；另一方面，使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能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依靠改革。”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在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指出，资本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服务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平台。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创、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也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供了契机。
周正庆强调，“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经济，如何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上市公司、投资者、监管者、资本市场服务的提供商（主要是以证券公司为代表），它们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四方关系。“如果怀着发展资本市场的理念，怀着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我们的四方关系进入良性权责分明的阶段，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运行，同时要有创新的思维，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
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兼发行上市部总监魏刚表示，上市公司治理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或者特点包括，企业内部治理的动力不足，外部监管的有效性不足，大股东管理层与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国有企业激励不足和民营企业的约束不足。他认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推进监管转型，强化外部的监管；二是加强制度的供给，强化规则的支持；三是更好地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市场功能。
针对降库存和房地产改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上，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供给）、投融资制度和税制改革。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是宝贵的经验，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要运用本土宝贵的经验，不能光讲国际经验。供给侧改革要因城施策，不能千篇一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引进供给侧竞争，可以促使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有利于减轻居民负担和启动内需，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于如何衡量供给侧改革的成效，滕泰在第十二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指出，那就是看转型升级的力度、放管服的效果、要素市场和民生垄断领域的改革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