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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备优良的科技活力和商业文化的国家进行积极的创新对话，以促进中外交流，分享企业创新的经验以及优化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创新区域之一，就需要与国内外的各界精英、世界著名的一流学者和思想者，具备优良的科技活力和商业文化的国家进行积极的创新对话，以促进中外交流，分享企业创新的经验以及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一定要紧随时代潮流，勇于创新和实践，通过科技创新对话，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若想赢得未来，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2017年6月1日，“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中德两国企业、科技、学术界人士500余人参加论坛，中德两国总理出席并作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提及的促进中德两国中小企业合作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理念，引起各国创新领域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因为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都高度依赖具备创新意识的中小企业，一个国家是否有很多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中小企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
但真正的科技创新非常不容易，除了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引、研究的耐心、提出新的观念的勇气和对权威不服输的精神，科技创新在今天也更依赖在广泛领域内开展创新对话与合作。所以我们才看到在2016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形成的《二十国集团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声明》中对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论述。各位部长明确了国家的未来一定要合作，并且围绕创新驱动增长的政策和实践、创新创业、科技创新合作的优先领域和模式、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人才交流等多方面都要开展对话与合作。
从该声明可以看出，会议特别强调了创新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二十国集团科技创新合作与对话的重要作用。因为声明强调，要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找到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就业增长的新引擎，解决经济增长疲软的根本原因；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广泛领域开展创新对话与合作，支持参与国家就最佳实践行为和政策开展对话与合作；发展二十国集团在线交流社区，共享创新政策、措施及其影响的最佳实践；鼓励二十国集团成员促进各国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合力，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包括打造创新生态系统。
今天的中国，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赢得未来，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就必须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因为如果只是一味的复制，当然也能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但却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为了能与各国的精英进行沟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1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向全球71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146名科技外交官。我们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八大创新对话机制（中美、中欧、中德、中法、中以、中巴（西）、中俄以及中国和加拿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计划（中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上合组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
比如中美创新对话（China-U.S Innovation Dialogue），是根据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在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框架下举办的，旨在推进和深化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创新对话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5月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推进和深化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到2016年，中美已经连续举行了七次中美创新对话活动。该活动也一直秉承着政府搭台的理念，旨在讓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代表通过思想碰撞孕育出新的科技合作种子。
中外创新对话次数越来越多
中外创新对话一直秉承着政府搭台的理念，通过这个平台，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代表思想碰撞的火花孕育着新的科技合作种子。中外创新对话也为国家高层会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贡献了积极的成果，助力中外关系的发展。
2017年3月，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比两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高新园区、产业联盟、投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比科技创新对话是由中国科技部和比利时联邦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举办的副部级对话机制。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比利时科技国务秘书祖哈尔·德米尔、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出席对话并致辞。会上，双方共同交流科技创新政策，回顾中比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最佳实践，围绕中比科技人员流动和高新园区合作两大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系列机构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就进一步加强中比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达成共识。
稍早之前的2016年10月，复旦大学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第二届“上海-加州创新对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美两国对创新的展望、加州与上海的创新驱动力、区域创新集群的比较分析、人力资本与创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精准医疗、金融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沟通交流。交流内容涵盖了加州与上海这两个地区，创新驱动力涉及的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诸多方面，包括创新形式的变化、制度设计、政府与业界的关系、法规、金融和商业模式等，人才培养与可持续性，以及银行、风投、个人投资者如何通过资本助力创新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
此外，还有2017年5月15日，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加拿大（安大略）研究与创新合作论坛”在多伦多隆重召开。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炜、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吴远彬、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厅长莫伟力（Reza Moridi）以及中加双方有关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约500人出席。自2012年以来，中国-加拿大（安大略）研究与创新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成为增进相互了解、拓展合作思路、交流合作经验、推动研发及产业化合作的良好平台。2017年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海南等20个省（市）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等180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2017年5月13日，由中国瑞士商会北京主办的第三届2017年度中瑞商业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瑰丽酒店圆满落幕，宣布了中瑞创新对话平台（Sino-Swiss Innovation Dialogue）的搭建。正如中国瑞士商会北京主席Samuel Baumgartner所说：“瑞士经常被认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无可否认地对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反之亦然。所以中国瑞士商会创立一个旨在加强瑞士和中国企业交流的平台，即‘中瑞创新对话’。”
2017年6月1日，由中国科技部和德国联邦教研部联合举办的“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在柏林召开。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中德创新合作形成高度共识，取得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战略紧密对接，两国相继发布《中国战略》和《德国战略》，将发挥“创新引擎”作用，在应对全球挑战、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方面，共担责任、共享机遇；二是开创了“2+2”合作模式，两国大学院所和企业结盟，在电动汽车、智能制造、清洁水、半导体照明、清洁能源、未来城市等平台上，面向市场开拓全产业链条合作，切实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体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三是更多青年人依托中德创新合作成就事业，在大学院校和企业开展联合研究和创新实践，不断开创合作新领域、新模式，实现新构想。
中外创新对话有助于互助互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紧随时代潮流，勇于创新和实践。我国依靠重化工和房地产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方式肯定不能依赖房地产，只有依赖科学的创新过程才能为中国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来武认为，创新对话最重要的基础是创新的理论。目前最先进的创新理论是三螺旋理论，即由科学、技术以及市场应用三个螺旋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创新系统。
创新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基于工程学的创新、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基于科学的创新以及效益全能型的创新。目前中国遇到的最大阻碍是其中基于科学的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我们十分缺乏。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复制和移植其他国家的发展理念，但是阻碍基于科学的创新发展的因素如体制性、机制性和对人才管理、知识管理的一系列障碍性因素依然存在。张来武认为三螺旋理论直接导出创新驱动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是六次产业理论，第六产业的经营规律有简单的四点，分别为：系统经营，合作网络，开放创新以及共享经济。从第六产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在系统经营、合作网络、开放创新等方面都面临改革的难题。
来自硅谷的投资界思想家、畅销图书《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更是直接指出，任何国家的任何教育形式都具有抹杀创造力的因素。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承就需要去灌输一致性的思维模式。所以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还要包容他们的特质和个性。依靠灌输模式的教育模式显然已经与当前创新的需要相去甚远，要包容创新者的特质和个性，就一定要通过对话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打通沟通的障碍。
2016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在创新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莫斯科签署。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国务秘书、副部长福米乔夫分别代表双方签字。这标志着中俄创新对话机制正式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年来，俄罗斯的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彭博社2016年公布的“全球最具创新能力国家”报告，俄罗斯得分78.85，位居第12。韩国、德国和瑞典居于领先地位，日本、瑞士、新加坡、芬兰、美国、丹麦和法国进入前十强。俄罗斯超过了奥地利、挪威、比利时、荷兰、加拿大和中国，中国位于第21名。在创新领域，最近几年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俄罗斯也对中国的创新模式越来越感兴趣。比如在去年举办的中俄机电和高科技合作论坛上，中俄两国表示在机械制造、创新产品、新能源、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创新合作潜力，其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郊的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世界创新的高地，在生物医学、IT、动力效能、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电讯等多个领域吸引了微软、IBM、通用电气、思科等著名公司的目光。俄中双方也已经就在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筹备建设一个中国科技园达成了共识。
随着中俄两国在投资、创业、技术转移中的合作越来越频繁，中俄两国基于共同的战略选择签署了该谅解备忘录。根据该谅解备忘录，中俄双方将成立由中国科技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牵头，双方科技园区、技术平台、投资机构等代表参加的中俄创新合作协调委员会，旨在协调、指导中俄双方在创新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双方在创新战略、创新趋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技术转移、大众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对话，支持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孵化器合作，鼓励支持中俄青年人创新创业，加强双方科技创新园区合作，推动建立中俄科技产业园区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更需要科技对话
中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中国进一步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全力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主动。
开展创新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探讨创新的渠道，商业机构、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应该更好地理解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研究和科研项目的路径，以及具体实现的方式，进而来帮助商界领导者思考如何来看待未来科技前沿发展的路径，未来的商业策略也可能因此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发展的角度看，不管是多么杰出的创新天才，多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专家，都需要信息的交流、思想的激荡、知识的互补。早在欧洲近代科学初兴时期，彼此独立的科学家就主动寻求交流的渠道，形成了所谓“无形学院”来为科学家提供相互交流的场所。17～18世纪成立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柏林学院等科学社团，以及《哲学学报》等刊物的创办，正是适应科技对话交流需要的产物。
目前我国正在围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酝酿出台具体行动计划。在2017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科技合作也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內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包括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以及中国将在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等具体合作内容，显示出中国对于中外科技对话合作的期待和信心。
在201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表示，中科院国际化战略下一步计划建立“一带一路”科学家组织联盟。目前，正计划加强和完善联盟，把它注册成国际组织。今年还要开展相应的工作组会议，完善有关章程，已经跟相关的22个国家在商议。2015年中科院在北京牵头主办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会议由12家国立科研机构科学院牵头组织，有22个国立科研机构参与，有4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
目前中科院已经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牵头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中国将与多国合作。据悉，该行动计划的中期目标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并在带动双边多边及区域科技合作中发挥“骨干网”的作用，使中科院在亚太、亚欧、亚非地区“协同创新网络体系”中处于“龙头”和“中心枢纽”的地位。
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我国的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经济带入发展的误区。今天，如果我国再不把握创新、适应创新、推动创新，我国将又一次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所以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进一步拓展国际视野，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聚培育创新人才，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和高新科技产业的高地。
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创新区域之一，就需要与国内外的各界精英、世界著名的一流学者和思想者，具备优良的科技活力和商业文化的国家进行积极的创新对话，以促进中外交流，分享企业创新的经验以及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一定要紧随时代潮流，勇于创新和实践，通过科技创新对话，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若想赢得未来，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2017年6月1日，“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中德两国企业、科技、学术界人士500余人参加论坛，中德两国总理出席并作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提及的促进中德两国中小企业合作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理念，引起各国创新领域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因为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都高度依赖具备创新意识的中小企业，一个国家是否有很多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中小企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
但真正的科技创新非常不容易，除了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引、研究的耐心、提出新的观念的勇气和对权威不服输的精神，科技创新在今天也更依赖在广泛领域内开展创新对话与合作。所以我们才看到在2016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形成的《二十国集团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声明》中对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论述。各位部长明确了国家的未来一定要合作，并且围绕创新驱动增长的政策和实践、创新创业、科技创新合作的优先领域和模式、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人才交流等多方面都要开展对话与合作。
从该声明可以看出，会议特别强调了创新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二十国集团科技创新合作与对话的重要作用。因为声明强调，要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找到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就业增长的新引擎，解决经济增长疲软的根本原因；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广泛领域开展创新对话与合作，支持参与国家就最佳实践行为和政策开展对话与合作；发展二十国集团在线交流社区，共享创新政策、措施及其影响的最佳实践；鼓励二十国集团成员促进各国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合力，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包括打造创新生态系统。
今天的中国，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赢得未来，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就必须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因为如果只是一味的复制，当然也能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但却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为了能与各国的精英进行沟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1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向全球71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146名科技外交官。我们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八大创新对话机制（中美、中欧、中德、中法、中以、中巴（西）、中俄以及中国和加拿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计划（中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上合组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
比如中美创新对话（China-U.S Innovation Dialogue），是根据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在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框架下举办的，旨在推进和深化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创新对话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5月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推进和深化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到2016年，中美已经连续举行了七次中美创新对话活动。该活动也一直秉承着政府搭台的理念，旨在讓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代表通过思想碰撞孕育出新的科技合作种子。
中外创新对话次数越来越多
中外创新对话一直秉承着政府搭台的理念，通过这个平台，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代表思想碰撞的火花孕育着新的科技合作种子。中外创新对话也为国家高层会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贡献了积极的成果，助力中外关系的发展。
2017年3月，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比两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高新园区、产业联盟、投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比科技创新对话是由中国科技部和比利时联邦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举办的副部级对话机制。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比利时科技国务秘书祖哈尔·德米尔、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出席对话并致辞。会上，双方共同交流科技创新政策，回顾中比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最佳实践，围绕中比科技人员流动和高新园区合作两大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系列机构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就进一步加强中比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达成共识。
稍早之前的2016年10月，复旦大学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第二届“上海-加州创新对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美两国对创新的展望、加州与上海的创新驱动力、区域创新集群的比较分析、人力资本与创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精准医疗、金融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沟通交流。交流内容涵盖了加州与上海这两个地区，创新驱动力涉及的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诸多方面，包括创新形式的变化、制度设计、政府与业界的关系、法规、金融和商业模式等，人才培养与可持续性，以及银行、风投、个人投资者如何通过资本助力创新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
此外，还有2017年5月15日，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加拿大（安大略）研究与创新合作论坛”在多伦多隆重召开。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炜、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吴远彬、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厅长莫伟力（Reza Moridi）以及中加双方有关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约500人出席。自2012年以来，中国-加拿大（安大略）研究与创新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成为增进相互了解、拓展合作思路、交流合作经验、推动研发及产业化合作的良好平台。2017年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海南等20个省（市）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等180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2017年5月13日，由中国瑞士商会北京主办的第三届2017年度中瑞商业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瑰丽酒店圆满落幕，宣布了中瑞创新对话平台（Sino-Swiss Innovation Dialogue）的搭建。正如中国瑞士商会北京主席Samuel Baumgartner所说：“瑞士经常被认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无可否认地对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反之亦然。所以中国瑞士商会创立一个旨在加强瑞士和中国企业交流的平台，即‘中瑞创新对话’。”
2017年6月1日，由中国科技部和德国联邦教研部联合举办的“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在柏林召开。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中德创新合作形成高度共识，取得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战略紧密对接，两国相继发布《中国战略》和《德国战略》，将发挥“创新引擎”作用，在应对全球挑战、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方面，共担责任、共享机遇；二是开创了“2+2”合作模式，两国大学院所和企业结盟，在电动汽车、智能制造、清洁水、半导体照明、清洁能源、未来城市等平台上，面向市场开拓全产业链条合作，切实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体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三是更多青年人依托中德创新合作成就事业，在大学院校和企业开展联合研究和创新实践，不断开创合作新领域、新模式，实现新构想。
中外创新对话有助于互助互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紧随时代潮流，勇于创新和实践。我国依靠重化工和房地产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方式肯定不能依赖房地产，只有依赖科学的创新过程才能为中国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来武认为，创新对话最重要的基础是创新的理论。目前最先进的创新理论是三螺旋理论，即由科学、技术以及市场应用三个螺旋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创新系统。
创新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基于工程学的创新、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基于科学的创新以及效益全能型的创新。目前中国遇到的最大阻碍是其中基于科学的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我们十分缺乏。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复制和移植其他国家的发展理念，但是阻碍基于科学的创新发展的因素如体制性、机制性和对人才管理、知识管理的一系列障碍性因素依然存在。张来武认为三螺旋理论直接导出创新驱动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是六次产业理论，第六产业的经营规律有简单的四点，分别为：系统经营，合作网络，开放创新以及共享经济。从第六产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在系统经营、合作网络、开放创新等方面都面临改革的难题。
来自硅谷的投资界思想家、畅销图书《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更是直接指出，任何国家的任何教育形式都具有抹杀创造力的因素。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承就需要去灌输一致性的思维模式。所以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还要包容他们的特质和个性。依靠灌输模式的教育模式显然已经与当前创新的需要相去甚远，要包容创新者的特质和个性，就一定要通过对话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打通沟通的障碍。
2016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在创新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莫斯科签署。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国务秘书、副部长福米乔夫分别代表双方签字。这标志着中俄创新对话机制正式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年来，俄罗斯的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彭博社2016年公布的“全球最具创新能力国家”报告，俄罗斯得分78.85，位居第12。韩国、德国和瑞典居于领先地位，日本、瑞士、新加坡、芬兰、美国、丹麦和法国进入前十强。俄罗斯超过了奥地利、挪威、比利时、荷兰、加拿大和中国，中国位于第21名。在创新领域，最近几年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俄罗斯也对中国的创新模式越来越感兴趣。比如在去年举办的中俄机电和高科技合作论坛上，中俄两国表示在机械制造、创新产品、新能源、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创新合作潜力，其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郊的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世界创新的高地，在生物医学、IT、动力效能、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电讯等多个领域吸引了微软、IBM、通用电气、思科等著名公司的目光。俄中双方也已经就在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筹备建设一个中国科技园达成了共识。
随着中俄两国在投资、创业、技术转移中的合作越来越频繁，中俄两国基于共同的战略选择签署了该谅解备忘录。根据该谅解备忘录，中俄双方将成立由中国科技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牵头，双方科技园区、技术平台、投资机构等代表参加的中俄创新合作协调委员会，旨在协调、指导中俄双方在创新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双方在创新战略、创新趋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技术转移、大众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对话，支持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孵化器合作，鼓励支持中俄青年人创新创业，加强双方科技创新园区合作，推动建立中俄科技产业园区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更需要科技对话
中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中国进一步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全力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主动。
开展创新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探讨创新的渠道，商业机构、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应该更好地理解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研究和科研项目的路径，以及具体实现的方式，进而来帮助商界领导者思考如何来看待未来科技前沿发展的路径，未来的商业策略也可能因此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发展的角度看，不管是多么杰出的创新天才，多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专家，都需要信息的交流、思想的激荡、知识的互补。早在欧洲近代科学初兴时期，彼此独立的科学家就主动寻求交流的渠道，形成了所谓“无形学院”来为科学家提供相互交流的场所。17～18世纪成立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柏林学院等科学社团，以及《哲学学报》等刊物的创办，正是适应科技对话交流需要的产物。
目前我国正在围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酝酿出台具体行动计划。在2017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科技合作也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內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包括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以及中国将在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等具体合作内容，显示出中国对于中外科技对话合作的期待和信心。
在201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表示，中科院国际化战略下一步计划建立“一带一路”科学家组织联盟。目前，正计划加强和完善联盟，把它注册成国际组织。今年还要开展相应的工作组会议，完善有关章程，已经跟相关的22个国家在商议。2015年中科院在北京牵头主办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会议由12家国立科研机构科学院牵头组织，有22个国立科研机构参与，有4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
目前中科院已经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牵头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中国将与多国合作。据悉，该行动计划的中期目标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并在带动双边多边及区域科技合作中发挥“骨干网”的作用，使中科院在亚太、亚欧、亚非地区“协同创新网络体系”中处于“龙头”和“中心枢纽”的地位。
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我国的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经济带入发展的误区。今天，如果我国再不把握创新、适应创新、推动创新，我国将又一次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所以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进一步拓展国际视野，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聚培育创新人才，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和高新科技产业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