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与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也恰好是在三十年前，我编辑的《比较文学译文集》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于198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那之前，季羡林先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小组，除季先生之外，有李赋宁、杨周翰、乐黛云和我一共五人，并聘请钱钟书先生担任我们的顾问。那时正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年代，比较文学的复兴正是那时在文学研究或人文研究方面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北大这个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办了一份油印的《通讯》，包括一些讯息，也有短小的文章，寄给全国其他一些大学对此有兴趣的学者们。这在当时，对比较文学的兴起，可以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学界有密切联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好几位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包括当时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任教的欧阳祯教授和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叶维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荷兰乌特列希特（Utrecht）大学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教授等，都到北大或其他大学演讲，对促进国内比较文学的兴起有很大帮助。我1981年在北大西语系获得硕士学位（那时国内尚未设立博士学位），也就以比较文学作为自己后来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中、美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于1982年在北京召开，钱钟书先生要我参加。我为那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英文论文，中文本题为《诗无达诂》，发表在1983年冬季一期的《文艺研究》上。我1983年去美国，198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比较文学教授近十年，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任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至今。所以三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中西比较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主要范围，发表的学术论著也以此为主题。这次谢天振教授一定要我把历年来的论文集为一本，收集在他与陈思和、宋炳辉三位学者共同主编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里，也就让我有机会重新整理这三十年来发表的论著，由此而回顾自己在中西比较研究当中走过的路径。
在国内比较文学开始发展的初期，除译介国外学者的论著之外，八十年代初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当时社科院组织编写一部介绍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参考书，钱钟书先生推荐我撰写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就是北大图书馆也缺少国外新书。恰好我有机会在1982年春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访问一个月，在那里读到不少英、美出版的新书，也购买了许多西方文论的重要著作带回北京。对于后来我撰写有关西方当代文论的文章，这是最好的准备。后来由钱先生介绍，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见面，约我为刚创办不久的《读书》杂志撰稿，于是从1983年4月起至1984年3月止，我在《读书》开了一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的专栏，每月一篇文章，介绍了从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到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即解构、德国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等西方文论的主要派别。这些文章虽然以介绍西方文论为主，但每篇都在结尾专辟一节，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也往往举出中国古典文论中相关或类似的看法与西方文论作比较。后来这些文章集为一本小书，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作为“读书文丛”之一种，由三联书店在1986年出版。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阶段，我继续写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但转以英文为主。1984年春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做一个重要讲座，即Eberhard L. Faber Class of 1915 Memorial Lecture，当时我正在读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即以“道与逻各斯：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为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讲稿后来经过整理，在1985年3月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发表，这也是为我第一部英文书最先奠定的基础。在哈佛读书期间，好几篇上课写的期末论文经过修改，都发表在美国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如为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讲授的圣经与文学批评专题课所写论文，比较《圣经·雅歌》与《诗经·国风》的评注传统和讽寓解释，就发表在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一期。这篇文章为我很多年之后写《讽寓解释》（Allegoresis）一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我为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讲授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写的期末论文，专论王尔德的批评理论，就发表在《德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号上。数年之后，斯坦福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专家伽格尼尔（Regenia Gagnier）教授编辑一部《王尔德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 K. Hall， 1991），收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谓“最具代表性的王尔德批评”（“state-of-the-art Wilde criticism”， 见该书编者序第一页），把我那篇文章也收在文集里。又过了十年，另一位学者梅丽莎·诺克斯（Ｍｅｌｉｓｓａ Ｋｎｏｘ）出版了一部专著《王尔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Oscar Wilde in the 1990s： The Critic as Creator，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1），那本书就以讨论我那篇文章开始。诺克斯指出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88年，而在那之前一年刚好出版了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里程碑式的王尔德传记，她认为“这两者都是最早认真看待王尔德的文学批评并发现其价值的论著”。近年来好几位研究王尔德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还引用或者提到过我那篇论文。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的阐释学》199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此书1997年有韩国延世大学郑晋培教授主持翻译的韩文本，1998年出版了四川大学冯川教授的中译本，此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又重新排印。1998年我的第二部英文著作Mighty Opposites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集了涉及中西比较的六篇论文。我在同一年由美国到香港工作，我的老朋友陈万雄博士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在他敦促之下，2000年我在香港出版了《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后来增加了两章，2004年由北京三联用简体字出了第二版。２００５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三部英文著作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此书讨论东西方经典的讽寓解释，这种解释总是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认为还有另一层隐含的意义，往往是宗教或精神的意义，或者道德或政治的意义。我在此书中讨论了讽寓解释的起源、历史和作用，也指出超出字面、甚至不顾原文本来意义而强作解人的危险，如断章取义而转化为文字狱之类的政治解释，同时也探讨了作为讽寓的乌托邦文学。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那是继《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之后我的第三部中文书。同年春天，我应邀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了亚历山大讲座，四次讲稿用中文写出来，题为《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2006年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在一年之后，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1998年到香港工作后，我用中文写作比以前稍多，也结集出版了几本书。除在台北网路与书出版社有《五色韵母》和《灵魂的史诗：失乐园》之外，复旦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又在2011年出版了《一毂集》，后者是“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收集了历年来发表的三十篇论文。2011年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以阐释学与人文研究为题，作了四次演讲，后来增加一章，汇成一本书稿，此书可望明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兴起。比较文学在美国和西方经过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兴起了文学理论热，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有运用这种语言学理论在人类学中取得出色成果的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和民俗的研究，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符号学和叙事学有特别重要的发展，但也有一种抽象的趋势，即为了注重叙述的深层结构而逐渐脱离文本的具体细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文学理论逐渐转为文化批评理论，文学研究也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而以性别、种族和阶级为核心的女权主义、少数族裔理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同性恋研究等等，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脱离开文学和文本而趋于抽象的理论。对传统和经典的批判，尤其是所谓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的倾向，割裂了传统，造成文化的断裂，甚至社会的碎片化。2006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十年报告，就明确指出批评理论脱离文学而造成了比较文学的困境和危机，并且提出如何重新认识“文学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的兴起就是由过度抽象化的文学理论重新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简单否定文学理论在前一阶段的发展，恰恰相反，世界文学正是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对当前世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才真正可能复兴。
虽然歌德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但他在1827年初与爱克曼谈话时，从读一部中国小说的经验说到诗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说，歌德是以超出欧洲之外的广阔视野来看待世界文学的。由于歌德在欧洲文学和文化界的地位和声望，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谈话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影响。然而在西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过去并非真正“世界”的文学，而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学界对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深刻反省和批判，于是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诉求和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歌德提倡的世界文学才真正能得到学界的重视而重新兴起。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当前在美国和欧洲都方兴未艾的世界文学研究，抱有很大的兴趣和参与的热情。目前有来自世界各地区一个十多人的小组，组织编写一部四卷本的《文学的世界史》（Literature：AWorld History），这部书数年之内将由著名的Blackwell出版社出版，我参与其中，并负责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对世界文学的兴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教授也许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他和另外两位学界朋友卡迪尔（Djelal Kadir）和达恩（Theo D’haen）教授合编了《劳特里奇世界文学伴侣》（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今年年初刚刚出版，其中有两章由我撰稿。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说来，比较研究的吸引力就在于能超出单一文学传统的局限，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中丰富多彩的文学，了解人类精神文明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世界文学的兴起就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环境中，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重新去阅读和认识世界各国文学中有价值的作品。
回顾我这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可以说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都在中西比较研究的范围内耕耘。再从所发表文章专著的内容来看，则可以说是在比较广泛的背景上讨论文学和文化的问题，而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文学研究当然不能脱离开作品文字本身，但我从来认为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理解文本，而需要在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更宽阔的背景上来深入探讨，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涉猎越多，越感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也越感到谦卑之重要，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自知之明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不是没有主见，所以在有人故意贬低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流言蜚语所说那么不堪，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把你夸奖得过度，恭维得不合实际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过奖和讚誉所说那么了不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是在学问上对自己永远不满足，知道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这才有长进的可能。就像莎士比亚喜剧里所说：“傻瓜总自以为聪明，聪明人却知道自己是个傻瓜”（“The fool doth think he is wise, but the wise man knows himself a fool．” As You Like It, v.i.31）。
在选择自己的文章编为一集时，我一向主张出书不要有重复的内容，所以我在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几本书，都没有重复的篇章。这次谢天振教授要我收集能代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文字，加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我就颇感为难，因为我已经有好几本中文书出版，要再有一本新著，短时间内实在办不到。但天振兄强调说，这套书检讨中国比较文学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注重有代表性，而不在是否新著。经他一再催促，我也只好勉为其难，选择自己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写成的一些文字，集为一本，其中与已经出版的书难免有重复之处。这一点我必须先向读者诸君交待并致歉，但这本书里毕竟也有几篇是曾在刊物上刊载，但是第一次在此结集发表。如果此书能引起读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兴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国内比较文学开始发展的初期，除译介国外学者的论著之外，八十年代初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当时社科院组织编写一部介绍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参考书，钱钟书先生推荐我撰写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就是北大图书馆也缺少国外新书。恰好我有机会在1982年春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访问一个月，在那里读到不少英、美出版的新书，也购买了许多西方文论的重要著作带回北京。对于后来我撰写有关西方当代文论的文章，这是最好的准备。后来由钱先生介绍，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见面，约我为刚创办不久的《读书》杂志撰稿，于是从1983年4月起至1984年3月止，我在《读书》开了一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的专栏，每月一篇文章，介绍了从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到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即解构、德国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等西方文论的主要派别。这些文章虽然以介绍西方文论为主，但每篇都在结尾专辟一节，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也往往举出中国古典文论中相关或类似的看法与西方文论作比较。后来这些文章集为一本小书，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作为“读书文丛”之一种，由三联书店在1986年出版。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阶段，我继续写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但转以英文为主。1984年春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做一个重要讲座，即Eberhard L. Faber Class of 1915 Memorial Lecture，当时我正在读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即以“道与逻各斯：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为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讲稿后来经过整理，在1985年3月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发表，这也是为我第一部英文书最先奠定的基础。在哈佛读书期间，好几篇上课写的期末论文经过修改，都发表在美国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如为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讲授的圣经与文学批评专题课所写论文，比较《圣经·雅歌》与《诗经·国风》的评注传统和讽寓解释，就发表在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一期。这篇文章为我很多年之后写《讽寓解释》（Allegoresis）一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我为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讲授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写的期末论文，专论王尔德的批评理论，就发表在《德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号上。数年之后，斯坦福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专家伽格尼尔（Regenia Gagnier）教授编辑一部《王尔德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 K. Hall， 1991），收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谓“最具代表性的王尔德批评”（“state-of-the-art Wilde criticism”， 见该书编者序第一页），把我那篇文章也收在文集里。又过了十年，另一位学者梅丽莎·诺克斯（Ｍｅｌｉｓｓａ Ｋｎｏｘ）出版了一部专著《王尔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Oscar Wilde in the 1990s： The Critic as Creator，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1），那本书就以讨论我那篇文章开始。诺克斯指出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88年，而在那之前一年刚好出版了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里程碑式的王尔德传记，她认为“这两者都是最早认真看待王尔德的文学批评并发现其价值的论著”。近年来好几位研究王尔德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还引用或者提到过我那篇论文。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的阐释学》199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此书1997年有韩国延世大学郑晋培教授主持翻译的韩文本，1998年出版了四川大学冯川教授的中译本，此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又重新排印。1998年我的第二部英文著作Mighty Opposites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集了涉及中西比较的六篇论文。我在同一年由美国到香港工作，我的老朋友陈万雄博士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在他敦促之下，2000年我在香港出版了《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后来增加了两章，2004年由北京三联用简体字出了第二版。２００５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三部英文著作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此书讨论东西方经典的讽寓解释，这种解释总是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认为还有另一层隐含的意义，往往是宗教或精神的意义，或者道德或政治的意义。我在此书中讨论了讽寓解释的起源、历史和作用，也指出超出字面、甚至不顾原文本来意义而强作解人的危险，如断章取义而转化为文字狱之类的政治解释，同时也探讨了作为讽寓的乌托邦文学。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那是继《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之后我的第三部中文书。同年春天，我应邀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了亚历山大讲座，四次讲稿用中文写出来，题为《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2006年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在一年之后，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1998年到香港工作后，我用中文写作比以前稍多，也结集出版了几本书。除在台北网路与书出版社有《五色韵母》和《灵魂的史诗：失乐园》之外，复旦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又在2011年出版了《一毂集》，后者是“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收集了历年来发表的三十篇论文。2011年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以阐释学与人文研究为题，作了四次演讲，后来增加一章，汇成一本书稿，此书可望明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兴起。比较文学在美国和西方经过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兴起了文学理论热，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有运用这种语言学理论在人类学中取得出色成果的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和民俗的研究，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符号学和叙事学有特别重要的发展，但也有一种抽象的趋势，即为了注重叙述的深层结构而逐渐脱离文本的具体细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文学理论逐渐转为文化批评理论，文学研究也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而以性别、种族和阶级为核心的女权主义、少数族裔理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同性恋研究等等，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脱离开文学和文本而趋于抽象的理论。对传统和经典的批判，尤其是所谓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的倾向，割裂了传统，造成文化的断裂，甚至社会的碎片化。2006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十年报告，就明确指出批评理论脱离文学而造成了比较文学的困境和危机，并且提出如何重新认识“文学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的兴起就是由过度抽象化的文学理论重新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简单否定文学理论在前一阶段的发展，恰恰相反，世界文学正是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对当前世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才真正可能复兴。
虽然歌德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但他在1827年初与爱克曼谈话时，从读一部中国小说的经验说到诗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说，歌德是以超出欧洲之外的广阔视野来看待世界文学的。由于歌德在欧洲文学和文化界的地位和声望，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谈话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影响。然而在西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过去并非真正“世界”的文学，而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学界对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深刻反省和批判，于是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诉求和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歌德提倡的世界文学才真正能得到学界的重视而重新兴起。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当前在美国和欧洲都方兴未艾的世界文学研究，抱有很大的兴趣和参与的热情。目前有来自世界各地区一个十多人的小组，组织编写一部四卷本的《文学的世界史》（Literature：AWorld History），这部书数年之内将由著名的Blackwell出版社出版，我参与其中，并负责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对世界文学的兴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教授也许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他和另外两位学界朋友卡迪尔（Djelal Kadir）和达恩（Theo D’haen）教授合编了《劳特里奇世界文学伴侣》（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今年年初刚刚出版，其中有两章由我撰稿。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说来，比较研究的吸引力就在于能超出单一文学传统的局限，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中丰富多彩的文学，了解人类精神文明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世界文学的兴起就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环境中，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重新去阅读和认识世界各国文学中有价值的作品。
回顾我这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可以说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都在中西比较研究的范围内耕耘。再从所发表文章专著的内容来看，则可以说是在比较广泛的背景上讨论文学和文化的问题，而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文学研究当然不能脱离开作品文字本身，但我从来认为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理解文本，而需要在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更宽阔的背景上来深入探讨，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涉猎越多，越感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也越感到谦卑之重要，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自知之明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不是没有主见，所以在有人故意贬低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流言蜚语所说那么不堪，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把你夸奖得过度，恭维得不合实际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过奖和讚誉所说那么了不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是在学问上对自己永远不满足，知道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这才有长进的可能。就像莎士比亚喜剧里所说：“傻瓜总自以为聪明，聪明人却知道自己是个傻瓜”（“The fool doth think he is wise, but the wise man knows himself a fool．” As You Like It, v.i.31）。
在选择自己的文章编为一集时，我一向主张出书不要有重复的内容，所以我在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几本书，都没有重复的篇章。这次谢天振教授要我收集能代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文字，加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我就颇感为难，因为我已经有好几本中文书出版，要再有一本新著，短时间内实在办不到。但天振兄强调说，这套书检讨中国比较文学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注重有代表性，而不在是否新著。经他一再催促，我也只好勉为其难，选择自己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写成的一些文字，集为一本，其中与已经出版的书难免有重复之处。这一点我必须先向读者诸君交待并致歉，但这本书里毕竟也有几篇是曾在刊物上刊载，但是第一次在此结集发表。如果此书能引起读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兴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